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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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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3-28 05:24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孙立平: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


●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我们必须正视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的过程是一个挑战。 
●可以这样说,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 
●在这样的时候,需要做的是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同时,从利益表达者的角度说,提高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和谐社会的基础:利益均衡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去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虽然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得以确立,但为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在人均1000美元这个阶段,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矛盾处理得好,国家就可能较顺利地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反之,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甚至使社会陷入倒退。

       2004年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讨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这场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宣布了利益时代的到来。人们可以看到,这场争论与其说是不同观点和主张的交锋,不如说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对立。人们在这场讨论中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不单纯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怎样才能提供效率,同时也要回答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如何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和谐社会的含义无疑是相当广泛的。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利益均衡的关键:利益协调机制 

    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如何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就现实性而言,这至少涉及如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的转型。在目前我国具体情况下谈利益格局的均衡,谈社会公平,不可避免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建设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也是不可取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应当是重心的多元化。这种重心的多元化突出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业家的作用。而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社会公平决不是也不应该牺牲市场中的效率原则,更不能改变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但同时,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将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二是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据报道,我国2004年财政收入将实现新突破,达到26000亿元。在这种发展的态势下,需要更关注再分配与社会公平问题。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相反,国家征税成本很高,这实际上减少了国家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财力。第二,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还未形成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第三,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1990-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在1990年代末,全国有350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100亿元,失业保险额只有190亿元。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三是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上。资强劳弱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也很明显。劳动者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发表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因此,要建立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劳资关系。

李培林:调整社会结构 构建和谐社会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针对性的构建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和谐。 

   1、构建城乡结构的和谐。首先,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中国的城乡差距还这么大,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现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水平相比,平均相差在20年以上。繁华大都市与西部乡村的差距,更是在50年以上。另外,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农村按国际贫困标准(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目前约折合2.5元人民币),也就是大体相当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低于900元人民币的水平,中国农村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这也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现代化国家的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因此,应实施新世纪的减贫工程,并在"十一五"期间整合农村投入的资源,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2、构建区域结构的和谐。中国的区域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之大,也是一种特殊国情。但问题是目前这种差距的扩大还在继续,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增长水平仍快于欠发达地区。如2004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上半年五省市人均收入为7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区、市)是宁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入为366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应当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在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上的倾斜,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 

    3、构建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贫富差距没有按照库兹涅茨倒U型收入分配曲线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致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有的还比较激烈。这既有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趋势限制了初级劳动工资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现代财富积累速度大大加快和信息技术影响下社会组织中间管理阶层出现新分化的新情况,还有转型期腐败和非法致富对收入分配和民众心态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的调控,理顺工资和收入分配的秩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建设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社会。 

    4、构建就业结构的和谐。我国GDP当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降到14%,按照正常的情况,这时从事养活人口生产的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应相应地降到30-35%,但目前我国这一比重仍高达49%。中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如此众多,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这对中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困难,因此要特别注重城市化的问题和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的问题,争取在未来15年再转移出1亿多农业富余劳动力。另外,中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具有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虽然少儿的抚养比和社会总抚养比在下降,但劳动年龄人口中因失业和待业造成的抚养比在上升。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成长推动力的重要一环。 

    5、构建代际结构的和谐。中国连续30多年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巨大成就,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10年低于替代水平,目前降到1.8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7‰以下。中国总人口2004年突破13亿,年均净增长已经降到800多万人左右,人口总量的峰值的到来,可能比原来多数专家预测的要早、要低。但与一些国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规则不同,中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人口是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所以,要关注社会保障水平刚性增长与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矛盾,建立和完善重节约、广覆盖、有积累、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制。 

    6、构建人的发展和自然的和谐。中国的快速发展受到资源状况、能源供给和环境承受能力的严厉约束。我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人均均资源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水资源是1/4,石油是12%,天然气仅为4%,煤炭是55%。而与此同时,资源利用率很低,浪费比较严重,比如国内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的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的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另外,中国目前污染物排放总量长期居高不下,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一些流域和城市水和大气污染十分严重,部分地区生态破坏的程度还在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中国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它的快速发展需要难以想像的庞大资源和能源供给,中国要保持持续的增长,就必须特别注意人和自然和谐的问题,建立节约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保护好脆弱的生态环境。 

    7、构建价值观的和谐。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情况下,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不同居住地域的人群当中,价值观念出现较大的差异。特别是新一代青年,一是出现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他们对成功者的价值判断呈现不同的理解,更要求自己把握命运,更加认同一些新的社会价值;二是出现新的民族主义取向,他们生活在中国经济社会国际地位快速提高的时代,容易产生迅速改变现实格局的浮躁和激进情绪;三是注重消费的物质主义偏好明显,认为经济地位可以改变一切的看法相当普遍,老一辈的省吃俭用习惯已转变成新一代流行的超前消费;四是出现文化主流的年轻化,从服装时尚到流行歌曲、从电视、互联网到闲暇生活、从企业文化到社会观念,青年一代正在使主流文化出现年轻化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把握价值观念新的变化规则,塑造新的社会价值形态,弥合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异,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在快速变化和转型时期,要注意对民众满意度、信心指数、价值观变化、行为取向的监测和研究。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要特别注意研究民主意识的成长,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提高各种管理的社会技术水平,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 

    8、构建国际交往环境的和谐。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兴起与小国的兴起,其国际影响完全不同。以往的发展经验说明,大国的兴起和更替往往会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并可能引发势力范围争夺的国际冲突。中国在目前快速提高国际经济社会地位的时候,应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的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为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争取较好的国际交往环境。 

罗豪才:建构和谐社会的公法视角


从广泛意义上,公法是调整个人和共同体之间关系的法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一方面要尊重人,这种尊重的重要体现是现代公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推动社会物质和精神进步的根本力量包含在人创造的愿望和能力之中,以公法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个人的尊重,有助于激发个人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要保障社会共同体的稳定有序。共同体的稳定有序和健康发展是个人获得持久自由的前提和条件。个人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要对共同体尽到应尽的义务,并在某些方面做出适当的节制和容忍。这表现为自由与秩序、效率与公平、私益与公益,这几对现代公法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

构筑有益于和谐社会的公法机制,需要对权利主体和公权力主体的双向制约和激励。权利和权力都包含着自我扩张的内在冲动,公法约束,能使权利的行使和权力的运行都在合乎理性和公义的轨道上行进。权利和权力也都有可能因主体的懈怠而沉寂,通过公法对此加以激励,才能使两者都焕发出活力。同时也需要在权利主体和公权力主体之间建立进行沟通、协商和对话的畅通渠道,通过各个社会群体相互之间以及与公权力主体的协商和对话,共同面对和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种问题。在这方面,亟待加强的是社会利益的表现机制和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机制。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使各种民意在经过一定的整合之后理性地传递到政府决策的过程之中。与之相应的,也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制,促进信息在全社会的对称分布。

一个以多元、开放和互动为存在前提,以理性、人本和认同为内核,以合作、互助和自由为目标,和而不同、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理性的和谐社会是《决定》为我们所勾画的蓝图。这样一个和谐社会由执政党所倡导,政府所推动,也需要包括参政党在内的社会各界通力协作、共同努力。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公民个人也在其中负有一份责任,既行使公法确认的权利,也履行对于共同体的义务,自觉培育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美德。

曾伟华 金晟:公平与公正—引领和谐社会构建


   建设和谐社会,我们不应忽略任何一个影响和谐的因素。体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一个关键词:公平 公平理念。从社会学角度理解,和谐首先是公平与公正,包括文化公平、经济公平、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

城乡和谐路漫漫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规避的大问题,直接关涉着社会结构的合理与否和社会生态的平衡程度。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有效破解农民的生存困境,这是建设和谐社会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在2004年11月20日召开的全国农民工公共政策改革与服务创新研讨会上,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万向东教授认为,以户口为核心的隔离鸿沟,把农民当成事实上的二等公民造成了制度上的合法性,进而这种制度合法性被农民无奈接受,又转化为他们心理承受力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工的心理预期。二元体制一方面既使得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二等市民”具有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平等权利的获得丧失了事实上的合法性,而从整体上沦为边缘群体。

二元制结构在农民的物质和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今依然没有改变的苗头,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而新的剪刀差又接踵而至。前不久有消息称,民工荒在扩散、劳动纠纷数量在上升,是各地不争的事实,外来工群体的生活水平和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新“剪刀差” 越拉越大。

    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必须要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整合,逐步改变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协调发展则是必由之路。中央提出“五个统筹”,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因为当前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地缘”分割、“人缘”分化、经济分裂、社会分治的问题相当严重,城乡矛盾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21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转型期内,农民、城市流动人口无疑是一个亟待关注的弱势群体。

区域差别:“楚河汉界”? 

地区经济差别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也是经济面向21世纪的重大问题。目前,东部11省市人均GDP达1600美元,而西部12省区市仅为650美元。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种特殊国情。但问题是目前这种差距的扩大还在继续,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增长水平仍快于欠发达地区。

22岁的华中农业大学2003届本科毕业生徐本禹被评为2004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他用自己的奖学金和靠勤工俭学挣的钱资助贵州儿童并远赴贵州山区大方县支教。大二那年,徐本禹带着5人支教队,走进了贵州山区大方县一个名叫狗吊岩的落后地方。一个又一个的志愿者先后离去。但徐留了下来,每天六节课坚持教着这些闭塞、接受力差的孩子们。

在广袤的中西部农村,我们触目可及的贫瘠与落后,让我们揪心。经济不发展,西部不富足,构建区域结构的和谐从何谈起?专家认为,应当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在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上的倾斜,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

垄断:和谐的杀手

    近年来,与普通行业相比,垄断行业不仅工资水平偏高,而且工资增长过快。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继续呈日益扩大之势。几年间,一些垄断行业造成了万亿元社会福利损失。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显示:2003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14040元。其中,非垄断行业的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为6969元,电力、煤气、水等垄断行业是18752元,而金融业,职工年工资高达22457元,为农林牧渔业的3倍。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在电力、煤气、水行业中,电力工资又高于煤气、水这两个行业。

确实,在关系民生的这些行业里,电信、民航、铁路等垄断行业定价的做法一直为人所诟病:电信资费居高不下,违背了普遍消费的原则;而民航利用政令禁止打折,也是不可取的;铁路利用中国人重视春节的民族习惯,在服务不良的情况下涨价,更是令人难以接受。电力和供水部门在不能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却加重社会成本。除了传统的垄断之外,类似会计师协会等中介组织和非政府机构的垄断,政府部门立法的垄断,政府对产品需求的垄断等新的垄断也露出苗头。

2004年10月,商务部成立了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开展反垄断立法及其相关工作,主要职责是承担有关反垄断的国际交流、反垄断立法以及调查等相关工作。但愿这对于反垄断,是个良好的开始。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只有引入竞争,才能正确抑制垄断行业的利润,让他们不至于占用并耗费国家大量财富,真正实现资源和资金的优化合理配置。不患不均患不公。垄断一日不除,市场一日无公正可言,社会的和谐也无从谈起。

社会阶层分化嬗变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使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中间阶层、企业家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户口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建设进程还不相适应,包括国家社会政策缺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各贫富阶层之间的边界已经形成,具体表现在社会各阶层的居住区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以及统领各阶层的文化也不尽相同。由于生活方式上相差甚远,社会各阶层都开始相对独立地从事社会活动,彼此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而另一方面,社会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提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户籍、就业、人事这三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因此,迫在眉睫的是,利用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调控,理顺工资和收入分配的秩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社会。

就业结构和谐任重道远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处于劳动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有七亿多人。让七亿人有活干,绝非易事,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就业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

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降到14%。按照正常的情况,这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比重应当相应地降到30%~35%,但目前我国这一比重仍高达49%。这给我国实现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困难。另外,我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是呈现出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一环。

另外,追求就业结构的和谐,同时体现在平等就业上。平等的就业权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国家应为所有的公民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对于城市市民,城市流动人口不平等的就业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目前城市流动人口就业问题并没被大多数中国城市政府纳入到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之内。

    不平等就业权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许多中国城市在劳动就业方面仍存在“职业保留”现象——将相对较好的职业留给本地人,外来务工人员被明确地排除在这部分职业的范围之外。如一些城市对招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实行分类控制,分成可以使用、限制使用和禁止使用外来劳动力三大类。其中10多种工种被列为属于禁止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列。这实际上是一种就业歧视制度,使得无城市户口的城市流动人口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地位,被剥夺了许多就业机会。诸如此类的还有身高、疾患等方面的显性或隐形的就业歧视,让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建设和谐社会,还应构建代际结构的和谐,建立和完善重节约、广覆盖、有积累、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制也不可或缺。

陈崎嵘:先进文化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


   1. 发展先进文化,确保和谐社会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和目标模式的科学性。建设什么样的和谐社会、怎样建设和谐社会?这是执政党在确立和谐社会目标、建设和谐社会实践中首先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其一,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际上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不是封建式的“田园牧歌”,也不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更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式的“福利社会”。其二,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社会公平分配的调控机制,社会各阶层人员享有公平公正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和生机,这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制度基础、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和道德基础。其三,和谐是一个社会稳定、成熟的表现,它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理想追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它应当成为人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制度的重要依据,应当成为我们党执政的主要目标和最终旨归。这种认识已经上升为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成为我们党制定社会发展模式的指导方针,这就从制度安排、执政方略和社会成员认同方面使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一种可能。 

    2. 发展先进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和精神资源。首先,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导人们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社会,处理社会问题,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防止思想上的片面性和极端化。其次,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指导发展实践。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经济各部类以及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第三,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发掘新的精神因子,提炼新的思想元素,进而培育新的和谐理念及和谐精神。同时,先进文化本身就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科学成果,同时又丰富了新时期的和谐理念及和谐精神。第四,发展先进文化同样有赖于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如其他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体制机制和成功做法,做到为我所用。 

    3. 发展先进文化,有助于确立以和谐为旨归的道德评判体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非物质、非法律、非制度的因素,如道德的规范、引导、调适、融合、促进作用等十分重要。通过发展先进文化,以和谐社会观为核心,大力宣传并弘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的自然观、竞争观等现代观念,积极汲取优秀传统道德的积极成分,可以使全社会逐步形成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贵的共识,从而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相承接、与和谐社会要求相吻合的道德体系。发展先进文化,有助于全体社会成员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造福人类;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完善社会功能,实现社会公平,保护个人权益;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诚实守信、平等友爱,与人为善、尊重差异。 

    4. 发展先进文化,有助于营造以和谐为基调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氛围。通过多种大众媒体和方式途径,深入宣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以及尊重人格、尊重个体、关爱弱者、伸张正义、维护公平、保持公正等理念和典型;深入宣传社会和谐、民族和谐、城乡和谐、阶层和谐、群际和谐、人际和谐的价值和意义,使尊重、理解、文明成为社会氛围的基调。同时,还可借助文学艺术作品等所特有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功能,作用于人的精神和心理层面,引导人们的精神消费,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促进全体社会成员人格、意志、品格的完善,形成积极、健康、包容、宽容的心态,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心理基础和社会氛围。

唐永进:构建和谐四川的丰富内涵 


构建和谐四川,既是一种治蜀的理想,又是一种治蜀的方略、机制,也是治蜀的结果。构建和谐四川,内涵十分丰富。从总体上审视,和谐四川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四川的这些基本涵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需要在推进四川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

和谐四川,应该是民主法制的社会。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是通过规范化、程序化、公开化的制度设计来整合民意,从而和平、有效地协调利益矛盾,解决利益冲突。在执政兴川的过程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确保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成员都能够依法通过民主选举,实现民主决策,实施民主管理,保证民主监督,这是构建和谐四川的重要的制度保障。依法治省是四川省委、省政府治蜀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中心内容。依法治省要求将法律作为处理党与政府关系,各级党组织与社会治理关系的准则,即将法律作为治理全川的准绳。

和谐四川,应该是公平正义的社会。通俗地讲,公平正义就是公民衡量自己生活的社会是否合理、是否合意的认同程度。社会主义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首先是机会平等,每个公民不管贫富贵贱、能力高低、是男是女,都有平等参与竞争的权利。其次,是结果平等,要让全川人民都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都享受医疗、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不断发展的成果。为此,要特别关注农民、城市贫民、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解决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和谐四川还应该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

和谐四川,应该是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友爱的四川首先体现为全川人民互帮互助,即整个社会中集体和个人、个人与个人相互之间在生产、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都互相帮助。这种互帮互助,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川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其次,体现为全川人民诚实守信。这要求全川人民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忠诚老实、恪守信用。最后,体现为全川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和谐四川必须立足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认同与接纳。这主要依赖于全川每一个人都具有平等之意识,友爱之情感,与人为善之态度,融洽相处之实践。平等友爱是实现人际和谐的一个前提,构建和谐四川关键是要培养和倡导这种与人为善的道德情感和态度。

和谐四川,应该是充满活力的社会。理论和实践表明,和谐四川应该是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区域。在和谐四川里,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一切积极因素得到最广泛最充分的调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得到全面发挥,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得到充分激发;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的活力在政策上、制度上得到保证,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全川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从我省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构建和谐四川的当务之急是要构建企业和广大民众能够自我创业的良好环境。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富民之本,只有很好地解决了我省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业和就业问题,构建和谐四川才有坚实的基础。

和谐四川,应该是安定有序的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要素处于不断的分化和重组之中,社会关系更为复杂和多样化,四川要和谐发展,必须有良好的秩序、完善的管理、健全的机制作保障。为此,首先要提高四川各级党组织整合社会关系的能力,在日常工作中坚持民主协商、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和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其次,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有效发挥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再次,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最后,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和谐四川,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理论和实践表明,人与自然和谐,一是需要调节人口的数量,目前全省总人口8700万人,过度密集,需要严格加以控制;二是要控制人均消耗物质资源的增长,当务之急是增加公共资源利用,构建合理的公共消耗和个体消耗水平及结构。四川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的发展中大省,资源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已是当务之急。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就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全省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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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4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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