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

宋扬

2019-12-02 03:19

上官酒瑞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党的十九大最重大的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最深远的历史贡献,是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全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从理论看,既然该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那它自然内含有相应的方法论。从实际看,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成就,“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1]P8。如此成就与变革,缺乏科学方法论是难以想象的。从走向看,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要更好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实现善治,必须有方法支撑,这也是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方法问题,毛泽东曾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P13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提出了目标任务,也解决“桥或船”的方法问题,蕴含着一系列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这些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价值观、认识论与方法论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和体现,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正确思想和方法的历史传承,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党和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与习近平总书记主政地方的经验积累相关。

这些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可从抽象到具体分为三个层面,即根本方法、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三方面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一、根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是极为艰巨的任务,没有固定模式可照搬,必须随实践发展、时代变迁而接力探索。这正是共产党不断推动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不断发展,集中表现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创立或形成,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遵循了共同的方法论。在本体论上,这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题”[1]P16展开的。虽然它们先后重点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有所不同,但都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谱系。在方法论上,这都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发展、时代特征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里的中国实践、时代特征,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并非超越历史阶段、发展时代;这里的结合、中国化不是简单叠加、照抄照搬,而是辩证统一、有机融合,是将马克思主义“化于”中国实践、“融于”时代变迁,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时空中实现“嫁接”,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过程。两方面结合起来看,党的理论创新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如此,其根本不同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新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这就是: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P18的重大时代课题,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进行了系统性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方法,并充分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3]P278十八届中央政治局有两次集体学习分别聚焦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这不是偶然的,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在日益复杂的世情国情党情条件下治国理政的要求。

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有清晰表述:“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P18-19这里的“三个坚持”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以往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是一脉相承、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它们的“根”和“源”都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当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也呈现了党的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也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特别是,“第三个坚持”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明确了唯物辩证法对深化探索“三大规律”、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方法论意义。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基础,是为根本方法、元方法。

如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共产党历史观和价值观、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充分蕴含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体现在新时代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理论和实践中。如“8个明确”和“14个坚持”作为该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明确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同时认为我国还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等等。这样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二、思维方法: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根本方法,那它只有细化为思维方法,并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方能显示科学方法论的真理性力量。“观念不及格,其他都是垃圾”,这表明科学思维和正确认识的重要性。现实中,解决问题的具体政策策略并不缺乏,缺失的往往是正确的思维、观念和认识;最糟糕的状况是,一些地方将因认识偏差而形成的政策,执行得特别彻底、到位,其后果可想而知。而背后科学思维方法的缺位是问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理政必须有正确方法论,方法正确可事半功倍,否则可能事倍功半。诸如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蕴含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是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的锐利武器。

(一)战略思维: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

就治国理政而言,战略问题至关重要。“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表达了典型的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非常善于把握大局、统揽全局、体现格局,并经常强调要有强大定力。他说:“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4]P10早在浙江主政期间,他在《之江新语》中就提出:“各级党政‘一把手’要站在战略的高度,……要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以‘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和胸襟,始终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局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以世界眼光去认识政治形势,把握经济走势,了解文化态势;……不断提高领导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5]P20这阐释了战略思维的要求,可概括为三方面:时间上要有大视野,空间上要有大格局,行动上要有大定力。

大国治理,政贵有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了典型的战略思维。首先是有大视野。这要求,从长远着眼,善于观察思考,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站在时代前沿认识社会现象,把握总趋势和总方向。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几大战略。尤其是,“四个全面”之所以称为战略布局,正在于其站位高、视野远,聚焦于党和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为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制度和法治基础。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区分为“前半程”与“后半程”的逻辑是一致的。其中,“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6]P7另外,将雄安新区建设定位为“千年大计”;提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既要立足当前、聚焦今后3年,也要放眼未来、着眼今后20年、30年,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打基础、立支柱、定架构;强调各级干部要“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等,都是要求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其次是有大格局。这是要有大胸怀,以大局为重,站在国家、时代和政治全局的高度,思考治国理政问题。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以个人和小团体利益高于地区战略利益,把战略变成实现团体或个人利益的载体,显然是错误的,与战略思维格格不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发展,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P10,体现了大格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彰显大方略。

最后是有大定力。要制定正确战略,更要久久为功、坚持不懈,坚定战略定力,有效执行战略。面对“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历史终结论”等论调,在“中国向何处去”“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大是大非、根本性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能够处变不惊、镇定从容、临危不惧,稳得住心神、站得住脚跟;提出“鞋子论”“不能犯颠覆性错误”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确保国家沿着正确道路向前发展。这源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

(二)历史思维: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

如果说战略思维主要基于现实、着眼未来,是“向前看”,那么历史思维则主要是“向后看”,是为了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关系,是一种揭示事物的历史过程、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的方法。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P585这规定了历史思维对国家治理的意义。要用好历史思维,必须实事求是对待历史,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正确对待历史发展中的失误曲折,落脚点是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开创未来。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宏大历史视野,他很善于以史为师、以史为镜、以史为基,运用历史智慧治国理政,将历史比作“最好的老师”“教科书”“清醒剂”“百科全书”“营养剂”等。早在2011年,他就指出:“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8]针对一些人因不能正确对待历史中出现的失误,将对“文革”的不满转化为对党的攻击谩骂,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声音”,他系统阐释了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最重要的是,十八大以来的国家治理从历史上拓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9]这从中华民族史、近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党史等历史维度,从历史纵深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渊源延伸至5000年中华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自觉、文化自觉。历史无不积淀为文化,文化又无不是历史的。于是,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有了文化自信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要求。另外,他还强调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都内含历史思维,体现了对人民、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担当。

(三)辩证思维: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

坚持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根本。这要求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方面,坚持系统而非孤立地、动态而非静止地、全面而非片面地认识事物,正确分析矛盾,掌握规律,处理好治国理政中的各种重大关系。概而言之,辩证思维就是既要全面协调,“十个手指弹钢琴”,又要抓住重点,牵住“牛鼻子”,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克服工作中的极端化、片面化。面对日益复杂多变、多元多样的国内国际环境,在新时代要治好国、理好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辩证思维是不可想象的。

辩证思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秉持的理论品格,强调要统筹好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协调推进“四个伟大”;通盘考虑“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其中各领域、各环节协调好;合理平衡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度;协同贯彻落实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明确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等。这样坚持全面协调,目的都是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效性治理。他特别提出,领导干部要学好用好辩证法,“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10]P102同时,他还强调:“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11]P195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改革、化解难题、实现治理,既要统揽全局、总体谋划,又要抓住重点、突出重点、扼住关键,在重点领域要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如全面深化改革,提出要更加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加强顶层设计,但又要抓重点,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并要向“顽瘴痼疾”开刀,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强调领域、区域、人口的全覆盖,又明确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依法治国,一方面强调系统部署、整体谋划,另一方面又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抓手,并要求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强调党建新布局,而且提出要将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特别是将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确定为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这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每个“全面”,都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重点的全面,即抓住了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遵循了辩证思维。

(四)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表述的就是底线思维。底线,即事物质变的临界点,不可随意突破。坚守底线思维等同于划出了工作中不可逾越的警戒线,如果越过就会遭致风险。中国社会正处于发展升级与体制变革并存、前现代与后现代问题共生、内部与外部不确定交织的时期。这定然是一个高风险社会,是一个危机多发常发的时期,这就对国家治理的底线思维能力提出了相当要求。具体而言,这要增强危机意识,把问题想得更复杂、挑战看得更严峻;要提高前瞻意识,把工作预案做得更充分、更周详;要掌握主动,做到心中有数、处变不惊,能够有效管控风险,化解难题。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初首次提到底线思维:“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3]P288他特别强调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多次运用“木桶原理”告诫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底线思维,工作中要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要千方百计“托底”“守底”“保底”,要善于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应对任何形式的困难风险,掌握主动、化解矛盾,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实现发展目标。比如,在经济方面,他提出我国13亿人口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要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隐患,尤其是必须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民生方面,指出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做好工作,重点保障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在依法治国方面,强调要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能碰、法律底线不可逾的意识;在生态环境方面,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守生态红线;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指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关键在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底线,守住政治生命线;在外交和国家关系方面,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不放弃正当权益;等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1]27-28这“三大攻坚战”,也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是难点重点、主攻方向。他提出的三个“一以贯之”,就包括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9]这与底线思维相辅相成。

(五)创新思维: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人类社会发展积累的一切文明成果,无不是是创新智慧的结晶、创新思维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说:“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4]P2672014年北京APEC会议上,他又强调,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既然创新这么重要,那就不能因循守旧,要敢于质疑、超越陈规、破除迷信;要克服思维定势,敢为人先,突破对经验、本本、权威的迷信;要摒弃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做法,开创工作新局面。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推进国家治理的各类讲话、报道中,创新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涉及科技、人才、文艺、军事等领域,包括理论、制度、文化、实践等形式。他高度重视创新,提出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12]P11等新观点新论断。特别是,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终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习近平总书记既坚持原则,继承“老祖宗”,又突破常规,讲了很多“新话”,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最主要当数“8个明确”和“14个坚持”。这些富有逻辑关系的新理论新观点新论断,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特征。

创新本就是一种不断探索和试错的过程,许多新发明、新创造、新事物,大都是在经历数次失败基础上才成功的。尤其是,中国的改革创新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难度大、任务重,要将改革进行到底,难免会出现失败、发生失误。这就提出了宽容失败和错误的问题。搞好创新,既要营造良好氛围,更要宽容失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社会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完善好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4]P267当然,这里的“容错”不是容偏、容贪、容罪,不是提倡“乱作为”,而是“容”改革创新中的探索性失误,“容”勇创改革深水区的失误,对那些触犯“道德底线、法律红线、党纪高压线”的错误非但不“容”,还要依法依纪问责。为此,习近平提出“三个区分开来”:“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11]P206这是为给那些敢想敢干、敢于创新的干部解决后顾之忧。

另外,创新需容错,但两者又都要遵法。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看,创新与法治两种思维,在根本上是一致。无论是只“破”不“立”,即只改革无法治,还是只“立”不“破”,即有法治无改革,都治不好国、理不好政。其后果可能有两种情形:或是改革者“违法改革”,或是法律严重过时、制度失效,成为改革发展掣肘。习近平提出,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是正确处理改革和法治作为“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的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关系,体现了创新思维与法治思维的辩证统一。三、工作方法:顶层设计、狠抓落实、问题导向与精准管理无论是宏观哲学层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还是中观思维层面的战略、历史、辩证、底线、创新思维,要真正用于攻坚克难、推动发展、优化治理中,都必须进一步落实、转化为具体工作方法。其实,任何卓有成效的工作,都离不开科学工作方法。尤其是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13]P1440。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思考正确开展工作的方法问题。2006年他就发表文章《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批评了瞎子摸象与纸上谈兵这两种错误工作倾向。[5]P24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根本性成就和变革。这与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分不开。特别是,他还两次作重要批示,要求领导干部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要求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实际上就是对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领导能力和水平的要求。概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的、具有其鲜明个性特色的工作方法,包括顶层设计、狠抓落实、问题导向、精准发力等。它们与根本方法、思维方法,共同构筑起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法论体系。

(一)顶层设计与整体推进

“顶层设计”与“整体推进”,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这取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阶段、国家治理的现实方位。习近平总书记的判断是:“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现在,同过去相比,中国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要把改革推向前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10]P100比较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很长时期内,改革是提倡大胆试、大胆闯,被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质是先易后难、自下而上的改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也进入深水区,既有老问题积累又面临新问题产生,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民需求内容更为广泛多样,层次不断增长提高,这种情况下,如果只通过自下而上的探索性改革,已难以奏效,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同时,经历30多年的改革,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有条件、有能力通过顶层设计推动改革发展。2012年在广东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改革推进到现在,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提出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14]P32抓好顶层设计的工作方法,意味着要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围绕总目标总任务,遵循改革方向和原则,设计推进改革发展的思路与框架;当然,这也要与以往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结合起来。

这里涉及到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两种方法的关系。前者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提出的方法,也被称为一种渐进式改革模式。这是相信实践出真知、出思路,探索可创新、有举措,主张从实际出发,既不裹足不前,也不盲目冒进,在探索中不断推动工作;这显然是从点开始,取得局部成功后向面延伸,并随时间持续、空间拓展,将个别经验上升到普遍经验;这是由基层群众创造、由高层概括、总结并推广的方法。这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适用的,符合中国国情,在当下也没过时。因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本质是在“摸规律”,是探索并把握中国改革发展、治国理政的规律性。与此不同,顶层设计则更多是从宏观着眼,进行整体规划、总体谋划。这种方法,尤其注重相关理论、理念的指导作用,是一个自上而下系统谋划、制定规划、推进决策,并层层贯彻落实的过程;它有方向、有目标,有原则、有遵循,是一个谋划全局、带动长远的战略实施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10]P80可以说,这两种方法都很重要,要结合起来运用,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也要高屋建瓴、宏观把握。

与顶层设计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整体推进的工作方法。如他就深化改革提出,改革是系统工程,要在协同配合中整体推进。如果说顶层设计是一种纵向工作法,那整体推进则主要是从横向考虑的。既然要求整体推进,那就必须跳出局部,立足整体,把握工作方案和节奏、政策和思路;这同时也要求搞清楚整体中局部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在整体协同推进中,与重点突破结合起来,是有重点的整体。这其实也是一种辩证系统思维。之所以强调整体推进的方法,是因为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革命,其中每项改革都不可避免对其它改革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需要其它改革协同配合,否则就难以有效进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中,无不是整体谋划、系统推进,既强调整体又不忽视或否定重点突破,不是无重点、无中心的盲目推进。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等,都属于顶层设计,而这些重大战略的实施又需要整体推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诸如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体国家安全观等,都诠释的是顶层设计与整体推进的方法论。

(二)狠抓落实与钉好“钉子”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是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重要经验;注重落实、强调实干、力戒空谈,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曾指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在新时代,统筹用好顶层设计、整体推进的工作方法,就要求有狠抓落实的态度与方法,否则只能是空话一句。狠抓落实,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种风格、方法。他在2011年“关键在于落实”的讲话中就指明:“如果落实工作抓得不好,再好的方针、政策、措施也会落空,再伟大的目标任务也实现不了。因此,抓落实是领导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党员领导干部世界观正确与否和党性强不强的一个重要标志。”[15]新时代的治国理政中,他反复强调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意义,并认为:“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16]P157在发表讲话、部署工作中,“落实”二字始终是高频词,他抵制弄虚作假、花拳绣腿,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并提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幸福美好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等。这不是偶然的,与改革发展、国家治理所处的阶段、面临的任务密切相关。他讲落实主体与责任,提出领导干部要既做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要脚踏实地、实干苦干,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一把手,要敢于担当、亲力亲为,要狠抓工作,亲自抓、亲自管;讲抓落实的态度作风,提出要有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要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做到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要坚定信心、扑下身子、狠抓落实;讲具体落实,提出要分解任务,一项一项抓,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干,要由近及远、由易到难,以点带线、从线到面,要明确责任,主动作为、合力推进,要明确分工、明晰责任,任务到人、考核到位,要抓住突出短板、薄弱环节,分清轻重缓急,加强政策配套,加强协同攻坚,加强督察落实。

狠抓落实的工作方法,体现在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如习近平总书记讲全面深化改革,指出改革蓝图有了,关键就是把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讲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讲作风建设,要求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要将“三严三实”落实落细落地,多积尺寸之功,经常防微杜渐;讲扶贫工作,要求有雄心壮志、科学态度,领导工作要实,任务责任要实,资金保障要实,督查验收要实;讲干部激励机制,提出要建立激励干部真抓实干的考核评价体系,让那些务实事、求实效的干部能受到鼓励、褒奖、重用,而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跑官要官的干部受到批评、惩处。特别是,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调整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包括其他领导小组或委员会,其职责定位为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另外,中央还出台了《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为推动党的决策落实提供了制度性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还形象地将抓落实的工作方法比作钉钉子。他提出:“抓落实就好比在墙上敲钉子:钉不到点上,钉子要打歪;钉到了点上,只钉一两下,钉子会掉下来;钉个三四下,过不久钉子仍然会松动;只有连钉七八下,这颗钉子才能牢固。”[5]P241这朴素的说法却折射了深刻的道理,是做好工作、干好事业的有效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解决改革发展、治国理政中的矛盾和问题。这要求必须用实劲儿,钉子才能钉得进、钉得牢,切忌等待观望、裹足不前,切实干出成效、抓出实效;这要求找准方向、抓住重点,尤其是在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这要求抓落实不能像“撒胡椒面”,要抓到点子上,盯住重点,以点带面,解决事关全局的突出问题;这要求持之以恒,要“一锤一锤接着敲”,不断钉下去,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做到一张好蓝图一干到底,干出实绩来。这里也渗透着两点论、重点论等方法,充分表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特色。

(三)问题导向与调查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也即通过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总结说:“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17]P67历史地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转型发展取得的非凡成就,正是在解决一个一个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但客观而言,这也是一个老问题不断积累、新问题日益滋生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阶段,也就是从“未发展起来”时期到了“发展起来以后”的时期。如邓小平所说“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更要以问题为导向,带着问题抓改革、搞建设、促发展、推治理。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做研究、定决策、抓落实。治国理政的根本在于,集中解决制度性问题、解决社会矛盾尖锐的问题、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一种工作方法,问题导向要求增强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不回避不掩盖,敢于直面问题;抓住关键、找准症结,科学分析问题;提高本领、问题倒推,正确解决问题。

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中非常注重运用的工作方法。他谋篇布局、推动工作,很多都是从问题着手;他不管是部署工作还是研判形势,无不是直奔主题、力陈问题;他到地方调研考察,更多是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领域,他不回避、不隐瞒,直视问题,这需要勇气,更意味着担当和责任、决心和信心。虽然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但十九大报告依旧明确“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重申“四大危险”“四大考验”,并认识到其长期性和复杂性、尖锐性和严峻性,要求“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1]P60。另外,他还提出作风建设中的“四风”问题,就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突出问题,总结了“七个有之”;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概括了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十个主义”等问题。发现、直面问题是一个方面,更关键的是要正确、有效解决问题。从过去五年全面从严治党看,十八大后出台的“八项规定”,就是为了解决党在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随后,无论是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还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如严明政治纪律、严肃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等,无不是以问题为导向,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六条经验”,即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这展现了清晰的问题意识、问题思维、问题导向、问题倒逼的认识和工作方法,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当然,问题导向又与目标导向结合在一起,如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系,提出构筑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机制等。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治国理政中,用好问题导向的工作方法,其前提是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这要求必须搞好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决策权。研究问题、开展决策、推进工作,异想天开不行、闭门造车也不行,要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全面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18]换个角度看,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这个党的生命线、根本工作路线密切相关,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呈现方式。习近平总书记不断为做好群众工作提要求、明方向、出药方。“要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雪中送炭,纾难解困,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4]P364特别是,适应网络新媒体革新和网络社会发展,随着中国网民规模不断增长,他又提出:“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4]P336另外,科学的调查研究也与民主集中制、基层协商民主、问需问计问政于民等联系在一起,这些也是发现问题、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

要指出的是,调查研究方法应当是正确的、科学的。这要求态度与动机要端正,并要目标明确,制定出详实方案;要深入基层,解剖“麻雀”,“下马看花”,眼镜向下,甘当学生;要点面结合,总结提炼,分析“麻雀”,掌握规律,进行决策,防止经验主义和普遍主义。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就曾提出调研工作要务求“深、实、细、准、效”[5]P1,用这五个字阐释了调查研究的正确方法。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足践。习近平总书记喜欢并善于认真开展调查研究。他多次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当县委书记要跑遍所有村,当市委书记要跑遍所有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跑遍所有县市区。十八大以来,他开展调查研究走得远、看得全、问得细、想得深,正是通过调查研究,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重点规划、重要会议广泛听取了民意、统一了思想。2017年10月25日,在当选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讲话中,他再次提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为正确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贯彻落实也离不开调查研究,并为中央委员会每位同志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要求。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大伙演、领导看”的“走秀式调研”,他批示指出,这些问题,“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拿出过硬措施,扎实整改。只有这样,杜绝“伪调查研究”“走秀式调研”,方能有效用好问题导向的工作方法。

(四)精准发力与精细管理

比较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特性,在于其内含有清单思维、精准发力、精细管理的方法。在学理上,精准发力、精细管理源于“清单革命”。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超越了简单人力所能控制范围,但凡需要人们掌控大量知识和信息的领域都难逃厄运,频频出现各种错误。于是“清单革命”应运而至,提供了一种方法,这并不是简单的大而全的操作手册,而是理性选择后的思维工具与工作方法。

其实,精准发力的工作方法追求精细、精准、具体、准确,它务实、管用,要求对准重点,从细处着手、要害发力,也就是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思维和方法,要求抓改革、促发展要精细谋划、精准发力,这在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诸多方面得到体现。如针对纷繁复杂的改革形势,如何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注意区分改革举措的性质类型,分类施策、精准施策。要明晰解题思路,明确责任主体、明确关键环节、明确时间节点。”[19]他还多次强调,要提高改革的精细化、精准化水平。从一定意义看,这关系着改革的全局、成效。在自贸区试验探索、放管服改革中逐步提出形成了“三张清单”,即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怎么管理,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三张清单三位一体,从限制权力、拓宽创新活力到明确各自主体责任,环环相扣,体现了清晰的改革逻辑和精准化方法。另外,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也有鲜明的清单方法运用。如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六大纪律”,并提出严禁过节送礼、中秋节送月饼等,都是追求工作的精细化、实效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正反两方面为党员领导干部的言行明确边界、划定禁区,其中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就有6处“必须”的指令性要求,有11处“不允许、不得、不能、不准”、3处“坚决反对和防止”、2处“坚决防止和克服”、1处“坚决反对和纠正”等禁止性规定。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仅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隆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20]P85这就是反对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去开展工作,而是从一个一个具体点上发力、着眼解决问题,工作才能精准到位。

管理学上“细节决定成败”的命题与精准发力、精细管理相辅相成。这对政府政策和治理的精细化、精准化提出了要求。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中,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精准扶贫。虽然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中发现以往工作症结是不精准。2013年11月,他在湖南十八洞村考察时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2015年在贵州考察时,他进一步阐释了扶贫攻坚的“六个精准”要求,即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与以往相比,解决贫困问题,“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随着扶贫攻坚的推进,精准扶贫思想内涵越丰富,操作性也越强。另外,超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习近平“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适应城市发展。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6]P136这里提出的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是精准发力、精细治理工作方法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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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2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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