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第二个结合”，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学人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沿着这一指引，深入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宝库，汲取其经济智慧和思辨逻辑，有助于形成一套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相匹配、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与研究范式。
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立场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为核心，旨在通过高度抽象和数理化的方法，将经济学塑造为“自然科学”，实际是构建了一个均质空间中完美运行的乌托邦，并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作辩护。它一方面掩盖了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规律，遮蔽了资本家为追求剩余价值而组织生产的现实；另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视为永恒的完美形式。不可否认，在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在数百年里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然而过度追求资本利润会颠倒人与资本的主客体关系，导致资本无限扩张、贫富两极分化、人文精神缺失等现代化危机。与之有本质区别的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在尊重资本规律的基础上，规范和引导资本发挥积极作用，实现经济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统一。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在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学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汲取了深厚养分。首先，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视民众为国家基石，甚至认为其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从《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到朱熹“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均强调在国家治理中应重视民众的基础性作用。其次，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强调统治者需尊重、爱护、体恤百姓，唯有关爱民众、施惠于民，国家才能持续繁荣。老子“以百姓心为心”、荀子“莫若平政爱民”、唐太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等，都认为国家政策的设计与执行须围绕民生福祉展开。最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强调要重视民众的物质利益和社会保障。《尚书》“政在养民”、《管子》“必先富民”以及孔子“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提出了提升百姓生活水平、加强兜底式保障、追求共同富裕的美好蓝图。当然，传统民本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其本质是为君主统治服务，带有阶级烙印，缺乏稳固的制度保障。在借鉴中，须剔除其阶级属性，并将其植根于健全的法治体系之上，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为人民服务。
突破“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硬核”，将人的自然属性抽离，只保留经济动机，采用个体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利己活动。“经济人”假设简化了社会经济问题，使得经济学能够运用边际分析等工具构建出逻辑严密的分析体系。但该假设忽视了人的道德、情感、文化心理等社会属性对经济决策的影响，不能准确解释真实世界的经济行为。构筑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不能简单照搬“经济人”假设，应在甄别与吸收其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加以突破。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蕴含的辩证法精神，为突破“经济人”假设，塑造中国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提供了思想来源。一是强调利己与利他的辩证统一。“义以生利”“见利思义”等思想包含三重意涵：道义（利他）与私利（利己）相辅相成；当两者冲突时，应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将道义置于优先次序；利他最终有助于实现利己。二是探讨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观点，肯定物质实践对精神文化的决定作用；同时，“克己复礼”“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等理念，亦体现了精神文化对物质实践的价值引领和规范功能。三是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先义而后利”等思想，主张两者相互依存，价值理性提供精神动力，工具理性提供现实支撑。同时也应看到，“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及做法，折射出过度强调价值理性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而商鞅农战等思想及其实践，则反映出过度凸显工具理性容易导致道德问题。
反思西方的资源配置理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对于政府介入市场经济始终持消极或否定态度。例如，认为“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调节经济，政府干预会扰乱市场对资源的最优配置；认为经济主体具备理性预期，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因被预期而无效。回顾世界经济史，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在市场机制、价格调节、产权界定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价值，但其对政府作用的消极立场也导致实践的重大失误。在中国经济学范式创新的过程中，如何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核心内容，既需要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更需要在批判性反思中实现理论创新。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的资源配置理论提供了理念支撑。其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历史镜鉴。《管子》轻重思想强调国家积极有为，通过宏观调控实现富国强兵，同时也集中探讨了货币、商品、价格等内容，体现了对市场机制的重视。司马迁的“善者因之”等观念肯定民众的自利行为，倡导顺应经济规律，同时主张国家打击“奸富”来弥补市场失灵。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智慧中，政府与市场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各有侧重、相互协调的两种资源配置手段。其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更好地认识政府的功能提供了文化视角。“经国济民”“荒政”等思想展现出政府具有整合资源、协调各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常平仓”“平籴”等思想体现出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等政策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理念。“正经界”“坊市”等思想反映出政府在产权界定、市场监管等方面的职能。其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有助于深刻理解市场机制。《易经》“日中为市”对市场的早期形态与功能的记载、宋代“田制不立”催生出多样的民间地权交易思想，反映了市场的自发形成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也倡导在国家治理中引入市场机制以提升效率。如明代的赋役折银，将纳粮当差改为纳银不当差，既减轻了农民负担，也促进了劳动力流动，推动了商业与城市化的发展。
扬弃单一的竞争理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竞争为主线，充分揭示了人类经济行为的竞争性，但对合作的关注不足，认为完全竞争能够自然地引导经济主体有效配置资源、提升经济效率，最终实现整体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最优。然而，真实世界的市场会受到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垄断等诸多因素影响，理想中的完全竞争并不存在。片面地强调竞争，容易引发投机盛行、重复建设、行业内卷等负面现象。正如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理论所揭示的，倘若以竞争思维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导致社会利益最小化的结果。鉴于此，推动中国经济学范式创新，需要扬弃单一的竞争理论，实现合作与竞争的有机结合。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廓清合作与竞争的深层逻辑提供了思想资源。其一，揭示了合作与竞争的辩证关系。“茶马互市”“义仓”等体现的是社会个体为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协作，“逐利”“争利”等反映了因资源稀缺引发的竞争。可见，合作与竞争都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中国古代思想家洞察到合作与竞争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如顾炎武所言“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揭示出在制度约束下有序的竞争可以促进更广泛的分工合作，最终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其二，为理解合作的内涵提供了宝贵智慧。“和而不同”“兼爱”等理念植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并体现在各类经济活动中，对形成中国特色的协调发展理念具有启示价值。“和为贵”“协和万邦”等思想超越了人际关系范畴，蕴含着尊重差异、合作共赢的和合智慧，有助于跨越零和博弈思维范式，对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大有裨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借鉴。其三，有助于理解竞争的内涵。比如，“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表明我们要正视现实世界的竞争和斗争，事先做好相应准备。“与时逐”“积著之理”等治生理念，更体现了把握时机、遵循商业规律的竞争策略。
凸显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归咎于市场缺位和产权不清晰所造成的负外部性问题，表现为环境公共物品被过度消耗而形成的“公地悲剧”，认为只要采取庇古税、明晰产权等手段，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使相关责任主体承担相应代价，便可解决环境恶化难题。尽管其理论逻辑和解决方案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将环境要素商品化、将生态问题简化为资源配置效率问题，无法从根本上破解复杂的生态困境。实际上，在资本的“增殖原则”与“效用原则”下，生产的无限扩大与自然的有限资源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经济领域正确处理生态环境问题，需要从中国传统思想中萃取精华，以整体思维看待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中国传统思想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一是展现出整体思维方式，以辩证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观念强调了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强调两者是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天人之分”“天人交相胜”等思想，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二是强调顺应自然规律，并通过制度规范约束社会行为。“道法自然”“天行有常”反映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倡导尊重与善待自然。古代思想家们主张通过制度安排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管子》提出“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明确提出尊重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时机，并通过法令对破坏生态者处以重罚。三是倡导勤俭节约，激发个人的环保意识。老子提出“知足之足，常足矣”，强调知足常乐；墨子主张“去无用之费”，认为节俭是实现天下大利之道；孟子则强调“养心莫善于寡欲”，主张通过提升个人修养来减少对物质的过度索取。这些思想通过塑造良好的个人品格，培养简约适度的生活理念，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作者：段博 程霖，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