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克思坚定反对任何脱离现实的抽象理论体系构建，但他对政治现实的哲学批判和革命斗争从来都是并驾齐驱的，并认为哲学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现实进行坚定斗争的精神武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视域中的哲学形态也是一种“政治哲学”，关键是要准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政治哲学”所要扮演的理论角色与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对政治现实的科学批判
尽管马克思斥责过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者对政治现实所进行的思辨式批判及其虚妄性，并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他从未全盘否定“批判的武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反而将哲学批判视为改造和变革现实的理论工具。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而形成了对“政治哲学”的独特认知。在他看来，黑格尔将政治国家视为“地上的神物”，把政治关系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这种脱离现实基础的政治哲学，最终沦为为现存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后来，马克思在回顾这一经历时更加深刻地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这一论断奠定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现实根基，使其与传统思辨的政治哲学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对政治哲学的重视，体现在将其视为向“低于历史水平”的政治制度进行开火的批判武器，并且认为“对德国政治现实的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的斗争，而过去的回音依然压抑着这些国家”。在他看来，即使是完成了“政治解放”的现代政治国家，也仍存在隐蔽的缺陷——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公共利益的异化、个体权利的虚化等——这些都是现代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而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穿透政治现实的表象，抵达市民社会的深层次危机，阐明现代政治的问题根源与解决路径。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和德意志国家哲学而确立了从市民社会出发的批判分析路径，“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这种对政治现实进行斗争的政治哲学，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批判性，更具有实践上的革命性，成为无产阶级认识自身历史使命的理论自觉和精神武器。
“政治哲学”介入的必要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哲学”的必要性源于“政治解放的限度”，而“政治解放的限度”是现代性政治征候的本质所在，其根源则在于现代市民社会的危机。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成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独立领域。这一分离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其打破了封建等级对人的束缚，确立了“人作为市民，就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的主体性地位。
然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分离也催生了深刻的内在危机，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催生的全面异化——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而人的本质更被异化为追逐私利的“市民”，从而引发现代性政治征候。一是政治国家的异化。政治国家本应是公共精神的体现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但实际上“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这是因为在市民社会的逐利逻辑支配下，政治国家沦为维护市民私利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利的工具。二是“人权”和“公民权”的对立。现代市民社会所崇尚的“（自由）人权”，本质上是建立于私人逐利之上的自由权利，而私人的逐利自由造成了社会撕裂的危机。“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与参加公共政治生活和属于政治自由范畴的“公民权”截然不同乃至对立。于是，现代市民社会的逐利逻辑侵蚀了公共精神，使政治国家和政治生活沦为虚化的存在。“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正是这些现代性政治征候使“政治哲学”的介入成为必要，“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这宣告“政治哲学”必须承担特殊的理论任务——为祛除现代性政治征候进而破解市民社会危机提供批判性的思考进路。
实现“政治哲学”自身的“消灭”
马克思主张，“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作为精神武器，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批判政治和改造社会的理论指导。在马克思看来，批判政治的哲学就是“政治哲学”，但“政治哲学”不应满足于对政治现实的批判，还应进一步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揭示现代性政治征候的总根源，如此才能阐明无产阶级作为“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和“具有普遍性质的因而是解放全人类的力量”的历史地位。“政治哲学”务必使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蒙蔽，意识到自身的苦难并非绝对命运，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从而确立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目标。没有“政治哲学”这一精神武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只能是盲目的，无法形成改造旧世界的自觉力量。相应于“政治哲学”作为精神武器，无产阶级则为物质武器，其将“政治哲学”的理论原则转化为现实的革命行动。换言之，“政治哲学”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革命性，能够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进而消灭私有制这一市民社会危机的根源。当私有制被消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便随之消解，“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现代性政治征候也将随之得到根本祛除。此时，作为揭示危机、指引变革的“政治哲学”便失去了其存在的现实基础——不再需要为破解现代市民社会危机和祛除现代性政治征候提供理论批判——这意味着“政治解放的限度”得到克服，并将迎来更为彻底的“人类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然而，这种“消灭”不是“政治哲学”的消亡，而是其历史使命的完成，也是其作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的最高价值之实现。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哲学”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现实进行坚决斗争的精神武器，但马克思致力于实现“人类解放”的崇高信念又必须始终将批判视域对准现代市民社会。于是，“政治解放的限度”使“政治哲学”的介入成为必然和必要，但“政治哲学”并没有因此而成为马克思的“第一哲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政治哲学”而仅有“社会哲学”。如上所述，“政治哲学”致力于对“政治解放的限度”之克服以及对“人类解放”的实现，必将使其自身失去存在的现实基础而走向“消灭”。走向“消灭”的“政治哲学”绝不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终结，而是其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之最高价值的实现，也是其荣耀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