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命题。当前，学术界对“第二个结合”的道理和学理做了全面深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学术界对“第二个结合”的哲理阐释方面还比较薄弱，因此本文尝试从哲理层面对“第二个结合”的生成机理、价值意蕴和实践要求进行深入探究，旨在揭示“第二个结合”的必然性、必要性和现实性，以深化学术界对“第二个结合”的研究。
一、“第二个结合”的生成机理
探讨“第二个结合”的生成机理，不能简单地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层面考察，而应当深入到本体论层面进行深度探究。因为只有从本体论切入，才能揭示出“第二个结合”生成的必然性。不同哲学的本体论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注重在打破旧世界的过程中建设新世界，实现了哲学发展史的本体论革命。只有立足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才能深刻揭示“第二个结合”的生成机理。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马克思主义元素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揭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两者之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根据唯物辩证法，普遍性依托特殊性得以彰显，特殊性中蕴含着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不会孤立存在，必须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性表现出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是纯粹的特殊性存在，其中蕴含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元素，这些元素构成“第二个结合”的文化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元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为：一是世界观元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世界是由“五行”构成的，同时主张“气”是世界的本源，蕴含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元素。二是辩证法元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朴素的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军事辩证法思想，蕴含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要素。三是认识论元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知行合一，突出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意义，具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意蕴。四是历史观元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民本思想，揭示了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价值，蕴含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元素。五是价值观元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群体价值，认为个人在群体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价值本位论有同构之妙，蕴含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元素。六是自然观元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两个和解”具有一致性，蕴含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元素。七是社会理想观。儒家提出的“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理想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蕴含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观的元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因而两者的结合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映射。当社会存在状况基本相同时，在不同民族国家产生的社会意识难免存在通约性，这决定了它们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尤其是世界历史形成以来，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相互之间的交融更加广泛和深入。马克思主义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就是近代以来东西文化交流和交融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开放性的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马克思主义是在汲取人类文明所有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中也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十八世纪以前东学西渐的语境中，中华传统文化大量传播到西方，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发展，其优秀成分融入马克思主义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渊源之一部分。比如，中国哲学影响了黑格尔哲学，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其“《精神现象学》和《大学》之道完全吻合”。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因此中国哲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间接来源。中国古代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传播到欧洲后，为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所借鉴，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间接来源。另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历史观、价值观、道德观、政治观、经济观等思想也传入欧洲，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以来欧洲文明的发展，也间接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有大量论述。马克思最早关注中国是在1842年1至2月，当时他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时提到：“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提供这种报刊的范本。”同年4月，《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马克思谈及孔子与“中国人的直线——八卦”，反映出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认真研究了古代中国的重大发明创造，并对其传入欧洲的时间与途径进行考察，认为这些发明创造推动了近代欧洲文明的发展进程。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强调：“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是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据有关专家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中，直接提及中国的地方有800多处，其中仅《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有90多处。比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首次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概念，其主要分析对象就是古代中国。1894年11月10日，恩格斯在给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信中立足世界历史，对东方中国革命的后果进行了深刻分析。这些资料都充分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也从侧面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关联。
（三）“第一个结合”内含“第二个结合”内容
1938 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里的中国实际不仅包括当时中国的实际，也包括历史中国的实际，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际。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可见，毛泽东提出“第一个结合”时就内含“第二个结合”内容。1943年5月26日，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里把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并提，充分说明“两个结合”是内在结合的。作为一个实践命题，“第二个结合”贯通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作为一个理论命题，它贯通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在其著作中大量使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述。根据专家考证，有的是将前人之言加以改变而成，有的是将前人言语中的个别字加以改变，或前后调换而就，有的由简化前人言语而来，有的则是自创。比如，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用来表达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对“小康社会”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用来表达我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江泽民把“与时偕行”化为“与时俱进”，用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胡锦涛在“大同”和“小康”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用来表达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巧妙运用众多典故，借以阐释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可见，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第二个结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推进“第二个结合”。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既坚持了我们党高度重视“第二个结合”的原则，又根据新时代实践的需要发展了这一原则，因此“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结果。
二、“第二个结合”的价值意蕴
探讨“第二个结合”的价值意蕴，不能简单地从其价值是什么切入，而应当深入到价值论层面进行深度探究。从价值论看“第二个结合”的价值意蕴，旨在回答“第二个结合”何以必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的“深刻总结”“深刻把握”和三个“新高度”，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丰富价值，政治指向明确，文化关照强烈，发展意蕴厚重。
（一）政治价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构成的总体性范畴，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离不开“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这个论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把“两个结合”上升到规律的高度，在深层次上表明“第二个结合”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该命题的政治价值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实现途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道路作为历史的选择，是各种动力构成的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凝聚着深厚历史积淀的论断启示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内涵，掌握开辟这条道路的方法，明晰它与其他社会道路的差异，以及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根源，离不开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从古老文明中汲取养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探索前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行稳致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取得新胜利。可见，“第二个结合”是理解中国道路的“金钥匙”，也是坚持中国道路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是为了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是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求我们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而且要求我们要完整地、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魂脉，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已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脉。倘若没有历经五千多年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会丧失必要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不是偶然的，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结果。因此，只要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必定能够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二）文化价值：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指文化的自立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巩固文化主体性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建设问题，而是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实践活动、制度体系和国际环境。在新时代，文化主体性主要呈现为：以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作为主体力量，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价值根基，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为实践基础。凡此种种，都离不开“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对于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文化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立场。自立性是文化主体性的基石，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立场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克服无数艰难困苦一路走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中华文化具有连续性和创新性等突出特性，从而决定了“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第二个结合”强调坚守根脉，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内在依据，为中华民族缔造辉煌历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回顾过往并审视当下，不难发现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不仅要始终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立场，更要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持续凝聚和强化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才能在时代浪潮中稳固扎根、蓬勃发展。
二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觉。自觉性是文化主体性的关键，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关键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性。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第二个结合”强调魂脉和根脉的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中推进实践创新，这为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我们要在实践创新中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全面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觉。首先，要反对“中”教条，明确中华民族文化优势和不足，奠定文化自觉的基础。其次，要反对“马”教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文化自觉的方向。最后，要反对“洋”教条，推进西方优秀文化的本土化，开拓文化自觉的视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最集中的体现，我们要对这一思想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在其指导下实现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觉。
三是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创新。文化主体性的核心是创新性，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关键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毛泽东早就强调，“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个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创新的规律，即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个论断深入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的内在规律，即文化创新与道路创新、理论创新以及制度创新协同发展规律。“第二个结合”的过程，就是在尊重这些文化规律基础上的创新过程，为巩固中华民族主体性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开辟了中华民族主体性建设的新境界。
（三）发展价值：推进中华文明现代转型
“第二个结合”是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根本方法，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第二个结合”的奋斗目标，两者之间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目的决定手段，手段服务于目的。不理解“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发展价值，就不能理解其思想解放的真实意蕴。“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发展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确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二个结合”的魂脉，指明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展开，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的真理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即：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就会丧失根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就会迷失方向。在“第二个结合”的进程中，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实现了历史传承和现实发展的有机统一。根据“第二个结合”，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过程中，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用以指导中华民族文明现代转型，确保转型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二是坚定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立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第二个结合”的根脉，明确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基本立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转型，必须坚守中华文明立场。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大家庭中的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文明，在古代社会发展中具有辉煌的历史，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而突出的贡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灾难和屈辱，中华文明发展陷入了曲折发展期。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迅速激发了中华文明中蕴含的优秀基因。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凤凰涅槃般的重生，进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独特的文明形态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具有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和民族特色。根据“第二个结合”，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必须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不断夯实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文明根基，才能开辟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光明前景。
三是开拓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视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作为“第二个结合”魂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而是开放发展的理论。作为“第二个结合”根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是孤立的文化，而是具有包容性的文化。虽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文化土壤，但是它们都具有开放包容的内在品格，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第二个结合”必然具有开放包容性，即能够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根据“第二个结合”的内在精神，中华文明只有在与全球文明广泛对话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实现自我突破与升华，持续走向繁荣昌盛，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实际上，面对外来文明，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海纳百川的胸怀，主动挖掘和吸收其中的优秀元素，为自己注入新的活力，使自己更加丰富多彩，“第二个结合”使这种传统更加发扬光大，打开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开拓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更为宽阔的创新视野。
三、“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要求
探究“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要求，不能简单地从实践路径方面考察，而应当深入到实践论层面进行深度探究。因为只有从实践论切入，才能真正揭示出“第二个结合”的现实性。实践论就是关于实践的总体观点和看法。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不同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实践论，主张改造世界是其理论品格。正如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实践论看“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要求，旨在揭示“第二个结合”的现实性，这是“第二个结合”研究的目的和归宿。
（一）实践范式：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化中国和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有机统一，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空间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时代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化时代和用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有机统一，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间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密不可分，两者共同构成推进“第二个结合”理应遵循的实践范式。这一实践范式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其目的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文化根基。“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现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文化层面的重要体现，是当下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紧迫任务。在这一使命中，继续推动文化繁荣是前提基础，为实现文化使命提供必要的文化条件。文化强国建设是关键环节，为实现文化使命指明了奋斗目标。实现上述文化使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作为实践范式，就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使其焕发蓬勃生机并融入时代脉搏，化为当今中国人的重要遵循，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奠定文化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要提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力量；要进一步推进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的改革，着重加强对青年一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以造就大批知识渊博、学贯古今的时代新人，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必要的人才保障；要弘扬改革创新精神，继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基石，营造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彰显实现新时代文化使命的世界意义。
（二）实践目标：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
一定的文化形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形态基础上，同时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政治经济形态基础上，同时对中国式现代化政治经济形态具有反作用。中国式文化新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足鼎立”格局中形成的，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本质规定的文化形态。作为正在成长中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实践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论断昭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的创造机理。马克思主义作为引领我们前行的思想旗帜，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的创造起着决定性作用，关乎着这一文化新形态的兴衰成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的文化根基，为其创造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在“第二个结合”中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继续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之中，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和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成为具有现代品格的文明；让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化学反应，不断开辟发展的新境界。为此，首先要精准把握时代特征。当下，人类历史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此语境中我们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大势，才能开辟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的新局面。其次，要站稳人民立场。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积极吸收人民群众的经验智慧，才能不断夯实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的群众基础。最后，坚持实践标准。要注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把人民文化权益的实现作为根本检验标准，全面提升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新形态的实效性。
（三）实践指向：回答当今时代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第二个结合”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现实实践的任务，更是面向未来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推进“第二个结合”，要直面当今时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挑战和难题，造福中国人民，造福世界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各个领域的任务都异常艰巨，比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治文明发展，精神世界构建，社会生活和谐，美丽中国建设，党的自我革命，围绕这些问题和挑战推进“第二个结合”，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有效的行动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观，强调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深刻启迪；“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历史观，传递着追求公平正义与人类共同福祉的崇高理想，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历史基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观，激励人们不断进取和包容宽厚，塑造着当代人的精神品格；“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价值观，彰显以民为本的理念，是我国民生建设的重要遵循；“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政治观，突出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为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思想支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实践观，推动社会不断创新发展，契合时代发展的潮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确保决策与行动符合实际，是各项事业成功的基石；“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风险观，提醒人们保持忧患意识，增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通过“第二个结合”开发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能够为解决当代中国发展提供思想理念和价值支撑。中华文明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理应为当今世界的发展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局部战争不断、生态环境恶化等世界难题日益突出，围绕这些全球性问题推进“第二个结合”，才能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实践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第二个结合”不可能自发产生，必须在主体推进才能进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党的领导是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时代，我们党着眼于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视角，从中华文明和全球文明的内在关联出发，审视和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命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古今中西”对立的历史性课题。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推进“第二个结合”，才能紧密围绕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实现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第二个结合”是个未竟的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钻研当代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剖析“第二个结合”的现实发展状况，科学预测全球文明格局的演变趋势，全面探究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在上述方面作出创造性贡献，开辟“第二个结合”的新境界，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五）实践方法：坚持“守正”和“创新”的有机统一
坚持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命题，同样要坚持“守正”和“创新”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推进“第二个结合”中的“守正”，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权，坚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不动摇，不能背离思想、迷失方向、放弃领导权、抛弃历史传统。在推进“第二个结合”中的“创新”，就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提升中华民族人民的创造创新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激活各类文化要素的动能，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避免文化生命体发展的停滞。坚持“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就是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层次地展现出“第二个结合”的方法逻辑。
综上所述，“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标识性命题，具有独特的生成机理、价值蕴含和实践逻辑。在“第二个结合”过程中，不仅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筑牢了历史文化根基。新时代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科学社会主义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充分激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极大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充分证明了“第二个结合”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最大法宝。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进一步推进“第二个结合”，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如期实现，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独特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作者简介：苏星鸿，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陈瑞霞，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