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新闻学 理论研究

中国古代的媒人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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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文

2010-09-29 09:23


    在中国传统婚姻中,从提亲起,到订婚、促成结婚都少不了媒人的参与,只有通过“媒妁之言”,男女双方才能共结连理、谐秦晋之好,婚姻才能合乎礼教和道德。“天上乌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双”的民谚就反映了媒人在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中所扮演着的重要角色。
   
    一、古代媒人的由来
   
    媒人起源于何时?史料并无明确记载。揆之情理,我们认为,媒人应当是人类婚姻由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演变后的产物。在群婚制时代,男女的结合是自由的,多个男女间进行性行为被认为是正常而合乎情理的事情,此时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正如《列子·汤问篇》所言:“男女杂游,不媒不聘。”但到了父系氏族社会以后,男子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生产劳动中居主导地位,从妻居发展为从夫居。为了确保财产和地位能够让自己的亲生子女所继承,人们对于谁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变得越来越关心,对于原始杂交群婚的状况就再也不允许存在下去了。男性为了确保后代在血缘上的纯洁,就必须做出种种规定以禁止婚前女子的性行为,未婚女姓被剥夺了与外界男性交往的自由,这时婚姻中联络男女双方的中介———媒人就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媒人“大都是本氏族中享有威信的长者,有资格代表本氏族。他们为青年男女的婚姻奔走,一般以补偿女方为原则,出面协调两家关系,解除分歧,统一意见。在双方缔结婚姻中,充当的是成人之美的通好使者的社会角色,因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信赖。”
   
    夏商之世的媒人并不称做“媒”或“妁”,而是以“使”为媒。在出土于殷墟的甲骨文中,即发现多有使者议婚的卜辞,如:“己口卜,使人妇伯。”“来妇使。”前者大致说男方使者往女方,与其家族之长伯议娶女事;后者则为女方使者来说合嫁女。在古代文献中,最早记载媒人的作品是《诗经》。《诗经·齐风·南山》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诗经·豳风·伐柯》说:“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这说明早在周代,媒人就已成为婚姻的要件了。后来,便称媒人为“伐柯”或“伐柯人”,称做媒为“执柯”。如吴自牧《梦梁录·嫁娶》:“其伐柯人两家通报,择日过帖。”“周代上层社会的婚姻大多由父母之命来实现,婚姻的男女主角几乎没有选择的权力。这一观念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民间,民间的道德意识、婚姻观念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因此,在婚姻形式上,民间实行的不只是一种以男女相悦为基础的自主婚姻,以一夫一妻制为标志的聘娶婚姻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聘娶婚姻,既是上层社会政治联姻的结果,也是规范下层社会婚嫁的需要,因而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
   
    自周代以后,通过媒人缔结婚姻已逐渐成为一种风俗,明媒正娶已为广大民众所认可。没有“媒妁之言”的婚姻会遭到讥讽和时俗的指责。《管子·形势解》说:“求夫家而不用媒,则丑耻而人不信也。”《孟子·滕文公》云:“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父母国人皆贱之。”史书无媒而遭讥耻的例子很多。如鲁桓公无媒而娶于齐,季姬无媒自嫁于郐子,遭经传讥耻;太史氏女自嫁于齐王子法章,虽贵为王后,其父仍深恶痛绝。这些例子都说明媒人有不可缺少的作用。
   
    随着华夏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对于媒人的称谓也逐渐多起来。据《晋书索忱传》记载:孝廉令狐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在冰湖之上,竟同冰下的人说话,不觉赫然惊醒。有占卜人解释这个梦说:“你能站在冰上和冰下的人说话,这象征着你在调和阴阳,调和阴阳就是做媒介,你将会给别人做媒。但这媒很不容易做,要用你的热情把冰融化了,男女双方才能成婚。”于是“冰人”做媒一事便不胫而走。此后,“冰人”便成了“媒人”的别称,给人做媒也叫“作冰”。这在白话小说中也多有反映,像《今古奇观》第41卷,“这做媒乃是冰人撮合,一大好事。除非他女儿不要嫁人便罢休,不然,少不得男媒女妁。”
   
    然而,民间对于媒人的称呼更多的却是“月下老人”或“月老”。据唐李复言《续玄怪录·定婚店》记载:唐代有一个叫韦固的人,一次旅行住店,遇到一位老人在月光下翻检书信。他见老人身边一个麻袋里装有许多红绳,便问要这么多红绳有什么用?老人说:“这是用来系夫妻之脚的。不管亲仇、贫富、远近,只要系上一根红线,便会结成夫妻。”以后人们便用“月老”代称“媒人”,并把做媒称作“牵红线”。
   
    元代杂剧《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婢女红娘,天真爽朗、聪慧勇敢,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胆略,几经周折,终于促成了崔莺莺和张君瑞的婚姻。该剧为历代戏剧家所青睐,久演不衰,至今仍有些唱段广泛流传。其原因虽然很多,但与观众普遍喜欢红娘这个人物不无关系,以至于“红娘”就成为被人们广泛认可的媒人之代称。
   
    明清时期又有“媒婆”一词,亦用以指称媒人。但因为媒婆能说会道,其话往往名不副实,所以,“媒婆”一词略带贬义。
   
    二、古代媒人的种类
   
    中国古代的媒人有官媒和私媒之分。官媒是代表政府行男女婚姻之事的机构,即官方的婚姻介绍所。官方的媒人,古代称作媒官、媒氏等,从国家领取一定的俸禄,执行公务。官媒制度早在周代就已出现。据《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禁迁葬者嫁殇者。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刑者,归之于土。”从上述可知媒氏的具体职责有:一是记录新生婴儿的出生年月和姓名;二是通令成年男女要按时结婚,不可逾期;三是每年二月农忙之前,督促青年适龄男女及时结婚,在这个时候,婚礼不齐备的也可以结婚;四是监督婚礼中的财务开支;五是主管婚姻诉讼案,惩罚那些违法者。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官媒制度的最早和最完备的记载。《管子·入国篇》中这样描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官媒:“凡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此之谓合独。”可见当时的官媒,除了为年轻人安排嫁娶外,还要帮助鳏夫寡妇重新组织家庭,并整合他们的财产。自秦至清,官媒的权力仍然很大。
   
    西周、春秋时期政府之所以重视婚姻中媒人的作用,并为此而设置专门的机构掌管其事,是因为时人在两性关系上有放荡不羁的现象,《左传》中即有数十起关于“淫乱”的记载,代表自由婚恋观念的“奔”的行为还时有发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了进一步规范两性及婚姻关系以防止淫乱的发生,于是,媒人便被赋予了代表官方意志、执行婚姻制度的角色价值。
   
    官媒发展到宋代,有了等级的划分,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其媒人有数等,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说官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背子,或只系裙手,把青凉伞,皆两人同行”。这种等级不仅反映在说媒的对象上,还反映在穿着服饰、人数等方面。有专门的服务对象,并以特有的服饰作等级之标志,这是媒人高度职业化的最明显特征。据《宋史》记载:“应婚嫁者委主婚宗室,择三代有任州县官或殿直以上者,列姓名、家世、州里、岁数奏上,宗正司验实召保,付内侍省宣系,听期而行。嫁女则令其婿召保”。这里的保,就是媒保,即专门为宗室婚姻服务的宫廷职业官媒。宋代媒人高度职业化与其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有关。宋代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市民阶层浓厚的金钱意识渗透到了包括婚姻嫁娶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缔结婚姻更加注重对方的财产。对此司马光在《书议》卷三《婚仪》中就曾指出:“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婚姻论财的习尚,使男女双方两家对财礼和嫁妆的多少更加关注。而最终要使两家达成协议,就需媒人从中斡旋说合,这就使媒人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突出,成为其走向高度职业化的一个催化剂。
   
    到了元明清时期,官媒则是指在衙门中登记认可的媒婆,其身份同衙役一样,主要是管女犯人的婚配;或者是婚姻发生纠纷,在堂上发落婚配,找官媒解决等等。元《典章》中载:“媒妁由地方长老,保送信实妇人,充官为籍。”在《金瓶梅》第90回中,叙来旺拐盗孙雪娥,事发被捉进官府,结案时吴月娘不肯将她领回,便由“知县拘将官媒人来,当官辨卖”。陈顾远在《中国婚姻史》中亦言:“清各地方官遇发堂择配之妇女,交充官役之妇人执行,称曰官媒;同时各地方官鉴于管辖区内制贫女婢女,婚嫁为难。由官代为媒妁,杀礼以成其婚,亦曰官媒。”〔5〕官媒除了完成官府交代的婚配事务外,同时还为本地私人的婚嫁做婚姻中介。如元代关汉卿杂剧《玉镜台》中,一官媒婆说:“自家是个官媒,温学士着我去老夫人家说知,选吉日良辰,娶小姐过门。”这是温峤利用官媒为自己择妻。再如《金瓶梅》第91回,李知县的儿子李衙内想娶孟玉楼为妻,于是便使官媒陶妈妈到西门庆家说亲。其时的官媒主要职责是说合婚姻,此外,还负责看管、解送女犯人等事。如《清会典·事例》852条载:“斩绞监候妇女,秋审解勘经过地方,俱派拨官媒伴送。”私媒是为民间婚姻缔结服务的人员,其不在政府登记造册,不领取国家的俸禄。私媒的起源比官媒早,早在父系氏族时代就存在。
   
    私媒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说媒为生的职业媒人。其说合婚姻之目的,主要是为了谋取一定的财物,是属于“又吃又喝又拿”的那种私煤。如在《警世通言》第13卷《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中当大孙“押司娘和迎儿在家作地,只见两个妇女,吃的面红颊赤,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的把着两朵通草花掀开布帘入来到:‘这里便是’。押司娘打一看时,却是两个媒人,无非是姓张姓李。”媒人吃的“面红颊赤”,可见是刚从某家吃酒回来,另外两位媒婆手里还提着东西,显然也是有求于她们的人家所送。这段文字所描述的两个媒婆应该是专职媒婆,她们既吃且拿,收入颇丰。
   
    另一类是拥有其他糊口的职业,兼为他人说媒,另挣一些说媒礼金的非职业媒人。这类人在明清的小说中很常见。如《醒世恒言》第14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王婆,就是这种类型的媒婆。书中这样介绍她:“(王婆)唤做王百会与人收生,做针线,做媒人,又会与人看脉。”王婆既替人接生又帮别人做针线,同时还会治病,这样,她就有很多机会接近各家的女眷,接生这一职业也使她知道各家小孩的生辰,也便于她做媒,王婆是私媒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对于此类媒人所得说媒礼金之数,《金瓶梅》中多有描述。如第91回,陶妈妈与薛嫂说成孟玉楼的婚事后,李衙内“分付左右:‘每人且赏与他一两银子,做脚步钱。’”及孟玉楼过门后,“李衙内将薛嫂儿、陶妈妈叫到跟前,每人五两银子,一段花红利市,打发出门。”做一次媒人便可至少挣得一两银子在当时也算是上好的买卖。
   
    在非职业媒人中,除了收取一定数量礼金的兼职媒人外,还有一些完全是为了成人之美而不记报酬的临时媒人。此类人员品类复杂,包括上至帝王,下到山野草民的各色人等都可能充当。帝王为媒人。如“绍兴间,黄公度榜第三人陈修”,由于解试中赋对得好,“高宗亲书此联于幅纸,粘之殿壁。及唱名”,又闻陈修七十三岁尚未婚娶,所以“乃诏出内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资奁甚厚”。官吏为媒人。如“杜祁公少时客济源,有县令者能相人,厚遇之”,在祁公的妻子死后,县令便为其临时作媒,“相里女子当作国夫人矣”。亲友为媒人。如苏东坡就曾亲自做媒,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好朋友词人秦观。老师为媒人。古代老师做媒的事较为普遍,“老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脾气最为了解,做起媒来更有的放矢,而深得学生信赖,成功率较高。”
   
    三、古代媒人的作用
   
    《说文解字》曰:“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这就是说,媒人是谋合两个不同姓氏家庭联姻的中介人.在封建时代子女被看作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处于父母的绝对统治之下,婚姻是关系到家族的大事,即所谓“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只有征得父母应允的婚姻才能在家族中享有合法的权益。而最能体现“父母之命”的则是“媒妁之言”。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形态使人们的劳动、教育、娱乐都局限在家庭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因此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联系,哪家有嫁女娶媳的需要,外人无从知晓,这就须有人为有这方面要求的人家从中斡旋。在这种背景下,以促成姻缘为职责的媒人便拥有了较为广阔的市场。他(她)们的接触面广,消息灵通,对各家各户情况大多了如指掌,既能基本准确地向双方父母反映对方的情况,又尽可能地抑恶扬善,使双方充分认识对方的长处。从采纳、问名、纳吉、纳征到请期、婚礼,几乎婚姻的全部过程,都是媒人在穿梭于两家之中,起着牵线联系的作用。再加上他们都有伶牙俐齿,巧舌如簧,能说会道的本领,做起媒来自然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在先秦的史书及典籍中,就有大量关于媒人作用的记载:“男女无媒不交。”“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这就是说媒人是沟通男女双方的唯一媒介,无媒不婚已成为流行于人们行为礼仪的社会共识。由媒人牵线,可以起到防淫乱之目的。《白虎通·嫁娶》:“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佚也。”正因为媒人是正式婚姻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因此在汉代如果婚姻触犯了刑律,媒人是要受牵连的。《二年律令·亡律》有这样的简文:“娶人妻及亡人以为妻,及为亡人妻,娶及所取娶,为媒者,知其情,皆黥以为城旦舂。其真罪重,以匿罪人律论。弗知者不。”娶别人的妻子,或娶逃亡女子为妻子,或者嫁给逃亡的人为妻,娶者、嫁者、媒人,都要受到处罚,黥为城旦舂。到了唐代,更将媒妁之言移入了法律条文,媒人之作用得到了法制的认可。《唐律·疏议》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未成者,各减已成五等,媒人各减首罪二等。”不仅明确规定了嫁娶用媒是婚姻成立的必备条件,而且还就媒人在婚姻成立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自唐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婚姻必用媒人载入律法,并对媒人的行为加以规范。目的是要媒人严格依法从事婚姻中介活动,不得滥用权利,违法中介,破坏社会秩序,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尤其是元代,除规定婚礼中必须有媒人外,还规定民间的婚姻必须订立婚书。如媒人违反条例,将受到处罚。“诸男女婚姻,媒氏违例,多索聘财及多取媒利者,谕众决遣。”媒人犯了法,官府就把他交给公众审判裁决了。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媒人在男女婚配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她)们以其合乎伦理道德的身份为男女双方牵线搭桥,为人们的婚姻幸福日夜奔波、风雨兼程,“磨烂了嘴、跑断了腿”,在促成姻缘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须指出的是:古代的媒人多由妇女充当,这从媒人通常被称作“媒媪”、“媒妪”、“媒妇”、“媒婆”中可以看出。在男尊女卑、夫权至上的时代,一些妇女敢于冲破世俗的藩篱,勇于挑战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以为人间男女的婚配穿针引线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成为了婚姻缔结中必不可少的角色。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对现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社会职业都是具有一定的影响。
   
    但不可否认,在两千年来封建礼教的束缚下,缔结婚姻强调的是“父母之命”,媒人代表的是男女双方父母的要求,而抹杀了男女当事人的意愿,这就严重地限制了男女的恋爱自由和对自己幸福的选择。这种婚姻缔结程序中的“媒妁之言”,虽然是符合封建礼法、维护了封建秩序,但实质上已成为封建包办婚姻的帮凶。古代不少媒人说媒之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报酬,说媒是其谋生的重要手段,这又决定了其形象的反面意义。这些媒人为完成婚姻交易挣到谢媒礼,并不讲职业道德,往往对双方连哄带骗,想方设法促成其事。《战国策·燕策》载:“周地贱媒,为其两誉也,之男家曰其女美,之女家曰其男美。”宋代袁采《世范·睦亲》亦曰:“古人谓周人恶媒,以其言语反覆,绐女家则曰男富,绐男家则曰女美;近世尤甚。绐女家则曰男家不求备礼,且助出嫁之资;绐男家则厚许其所迁之贿,且虚指数目。若轻信其言成婚,则责恨见欺,夫妻反目至于仳离者有之。”《金瓶梅》第二回对王婆的说媒本领有如下描述:“开言欺陆贾,出口胜随何。只凭说六国唇枪,全仗话三齐舌剑。只鸾孤凤,霎时间交仗成双;寡妇鳏男,一席话搬唆成对。解使三重门内女,遮么九极殿中仙。玉黄殿上侍香金童,把臂拖来;王母宫中传言玉女,拦腰抱住。略施奸计,使阿罗汉抱住比丘尼;才用机关,交李天王搂定鬼子母。甜言说诱,男如封涉也生心;软语调和,女似麻姑也乱性。藏头漏尾,撺掇淑女害相思;送寒偷暖,调弄嫦娥偷汉子。”可以说,有多少桩畸形的、不幸的婚姻,就是由她们极不负责的嘴皮说合的;她们不知摧折了多少有情人的爱情之花,造就了多少婚姻错误。如《警世通言》卷16中的糟老头子张员外,已年过六旬了,却想娶个人材出众、门当户对、有十万贯房奁的少妻,这不是白日做梦吗?可张媒、李媒为贪他几贯谢媒钱,却昧着良心把他的年纪瞒去了二十岁,竟帮他圆成了这场春梦。只可怜那个娇嫩艳冶的小夫人,一看见员外的皓白须眉,便不由得扑簌簌落下泪来,但生米已煮成熟饭,再悔恨又有什么用呢?再如《古今小说》记载:张古老年已80岁,却要娶年仅18岁的文女为妻,于是叫来张媒、李媒两个媒婆,每人先给3两银子,并且答应事成之后再给5两银子。这两个媒婆明知这样的婚事不合适,但为了银子真的去说媒了,最后竟凭着连蒙带骗成就了这门亲事。在我国古代,类似这样的私媒不在少数,他们不是为了玉成男女之间的美满姻缘,而是在中间充当了“恶媒人”的角色。更有甚者,一些媒人经常帮助有夫之妇与有妇之夫私通,制造祸端。如《金瓶梅》中的王婆,诱使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从中敛钱。她们的行为不但有违封建社会的礼法准则,而且违反了为人处世的一般道德观念,被人们所厌恶。
   
    媒人在我国源远流长,它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制度走向了文明和进步,为男女双方实现“明媒正娶”、合乎礼法地举办婚礼之目的,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又要看到它在婚姻制度中暴露出来的历史局限性。
   
    媒人作为中国婚俗文化的特殊产物,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媒人至今依然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由于当前社会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奏加快,竞争日趋激烈,压力大、没有时间去谈朋友,是不少青年人所具有的一种心理体验。通过自由恋爱的形式去解决个人问题,只有少数人能做到,而大部分人则须通过媒人的牵线搭桥来寻找生活的伴侣。充当媒人角色的有父母、亲戚、朋友、同事,以及各种各样的婚姻介绍所。第一所由国家出面建立的婚姻介绍机构于1986年成立于广州。至今,在中国注册的婚姻介绍机构已经超过2万家。应当承认目前大多数婚姻介绍所所登记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他们为青年男女的交往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但也有一些婚姻介绍所为获取利益除公开刊登虚假广告外,还找来各种婚托,欺骗征婚或应征婚人。使征婚人不但受到欺骗,还受经济损失,其手段比古代的一些媒人恶劣和更具有社会危害性。为解决“婚恋困难户”某些媒体娱乐节目也大肆炒作,玫瑰之约、非常男女等节目实际上在起着着媒人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信息传播手段的不断改善,互联网约会使得异性交友变得更加时尚、便捷,网上的婚姻介绍所即“网上媒人”也应运而生。总之,当今社会中活跃的媒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组织,在职能和目的上,与古代的媒人没有什么两样,都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起到了稳定社会和家庭的作用。所不同的是,当今的媒人仅仅是联系男女双方的红线,是现代自由恋爱的助手,婚姻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婚姻当事人的手里。
   
    郝建平 历史学博士,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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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4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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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合螺旋”:媒体分阶段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