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新闻学 理论研究

西方书籍史理论与21世纪以来中国的书籍史研究

赵庆秋

2018-09-28 03:05

张炜
《晋阳学刊》

 

  内容提要:西方书籍史的经典著述在最近十数年间被中国学术界广泛译介,引起了中国书籍史研究者对自身书籍传统研究方式的反思。很多书籍史研究者积极将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应用于自身的研究之中,极大地拓宽了中国的书籍史研究视野,加快了书籍史与社会文化史相融合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此类研究也存在论述中国书籍史问题时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概念等弊端,造成西方理论与中国史实相脱节的局面。而要实现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在全面理解西方书籍史理论形成的社会语境与学术背景,以及深入挖掘中国书籍史研究资料和史实的基础上,提炼出真正具有中国书籍史发展特点的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建构出解决和阐明问题的概念、方法。

    词:西方书籍史 书籍史研究的本土化 问题意识

  作者简介:张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西方书籍史。

 

  一、引言

 

书籍史(book history)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突破传统文献樊篱的基础上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统合关于书籍的各种研究——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的全面的历史[1]6。该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学术界,到20世纪8090年代渐趋成熟和完善,已成为西方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书籍史研究所采用的一些新颖的理论方法对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显著影响。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中国学者在从事与书籍史相关的研究时,都或隐或显地开始运用西方书籍史的研究方法,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研究主题和论述体系。这构成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一种颇为典型的由接受西方理论方法而使研究范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虽然有学者已经关注到了此种学术现象,并进行了初步的归纳总结[2],但是现有的成果一来对此现象的形成过程还没有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二来对隐含其中的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本土化问题还没有触及,而且最近几年学术界的最新动向亦足资予以新的检视。因此,本文拟详细勾勒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影响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书籍史研究的全过程,适切评价此过程的学术意义,并尝试对其中蕴含的书籍史研究本土化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推动学术界有关中国学术研究本土化的讨论。

 

  二、西方书籍史经典著述的引介及对中国学者的启示

 

  在中国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学者关注到了欧美学术界有关书籍史研究的动向[3],到90年代又有彭俊玲[4]、夏李南和张明辉[5]、项翔[6]等多位学者先后撰文予以介绍。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孙卫国《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7]、王余光、许欢《西方阅读史研究述评与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进展》[8]、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9]、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10]、张炜《印刷媒介史研究新趋势:新材料、新视角、新观点》[11]、洪庆明《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12]等文章的发表,学术界开始愈趋关注西方书籍史研究的动向及其特点。而台湾学术界也因潘光哲等学者的大力引介①,对此学术动向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以上述论著为先导,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与出版界联手推动了相关经典著作的译介工作,进一步扩大了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在中文学术界的影响力。这些译著既涵盖了西方书籍史研究从初兴、发展到最新进展等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的著述,如费夫贺、马尔坦的《印刷书的诞生》[13],罗杰·夏蒂埃的《书籍的秩序》[14]和《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15],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16]《拉莫莱特之吻》[17]《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18]以及《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19],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20],安·布莱尔的《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21];也包括了研究西欧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书籍史(包括古代和近代)的重要著述,如戴维·斯科特·卡斯顿的《莎士比亚与书》[22],周绍明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23]和芮哲非的《古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24];而且亦对书籍史研究中不同分支领域(如阅读史)的成果有所涉猎,如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25]、史蒂文·罗杰·费希尔的《阅读的历史》[26];不仅有对书籍史学术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也有对书籍与某一社会文化面相的关系的探讨,如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合著的《书史导论》[27]和弗雷德里克·巴比耶的《书籍的历史》[28],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尼克·贾丁主编的《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29];同时也不乏对一些西方传播学理论著作,特别是对西方书籍史研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学派(如媒介环境学派)的经典著述的关注,譬如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30]、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31]等。应该说上述这些代表性译著为中国学术界呈现出了一幅较为全面、大致准确的西方书籍史的研究图景。

 

  除了译著之外,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通力合作,举办了数次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国际学术会议。其中,笔者认为重要的有如下几次:()200510月,由法国远东学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汇聚了来自中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多位书籍史研究者,他们分别从印刷术的传播、书籍贸易、书籍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等多种角度,展现了这一主题的多样性[32]()20097月,由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主办的“印刷与市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从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视角出发,由“版刻与印数、销售市场、成本价格、从业群体”等论题入手,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印刷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33]()201010月在日本关西大学召开的主题为“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16世纪以后的东亚”的国际研讨会,重点讨论印刷出版事业在西学东渐这一知识大移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相关个案②。这些会议的论题大都受到西方书籍史研究旨趣的影响,而中国学者广泛参与其间,在交流中大大强化了对这一理论方法的体认。

 

  随着中国学者对书籍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逐渐有了具体而深入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一些多年从事中国书籍史相关研究的学者开始对传统治史方法进行反思,并力图从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中萃取出可资借鉴的学术养分。

 

  首先,有学者指出,西方书籍史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他们在研究中大量引入了“人”的因素。以《书史导论》这样一部比较典型地反映西方书籍史构架体系的论著为例,在其仅仅7章的篇幅中,关于“人”的论述就占了整整3章。从作者、出版商到读者,人的因素几乎贯穿了该书对书籍生产和传播过程研究的始终。而该书的最后一句话更是精辟地指出了书籍史的社会意义:“研究书籍史,就是研究我们的人性,研究支撑整个社会的知识搜集与传播的社会交流过程。”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构建起来的书籍史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学者看来“真是别开生面”[34]

 

  其次,不少学者注意到,西方书籍史研究者着力通过书籍来观察社会整体的历史,不仅研究书籍的印刷、出版、流传,而且研究书籍的阅读与收藏,并以政治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路径,去揭示历史深层的一面。这一方式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而使研究者不再仅仅满足于对书籍本身内容和形制的研究,克服了原有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的局限。譬如,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对西方书籍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视角,综合考察书籍的媒介特征及其文化价值,来探讨中国印刷书籍对知识结构和文化模式的影响[35]

 

  再者,如果说上述第二点是通过扩展研究视野增强了该项研究的共时性特性的话,那么借鉴西方书籍史研究方法亦可从新的角度凸显出传统历时性研究中蕴含的以史为鉴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我们要了解电子媒介、网络媒介所带来的变化,就需要以印刷媒介作为对比。只有与非印刷书籍比较,才能显现出原有书籍与印刷术结合后所产生的变化。而像《书籍的历史》等著述就采用了这种比较的方法,该书认为古腾堡改革只有与冲击了1314世纪以来的手抄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相比较才能被后人所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书籍史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充分借鉴[36]

 

此外,很多学者也对传统的文献学、印刷史、出版史著述中长期存在的模式化和均值化的平面写作风格提出批评,希望借鉴西方书籍史研究者讲究叙事性的优长,注重对文献的综合分析利用,力图将计量和深描等多种方法融入到自身的叙事体系中[37]

 

 三、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的运用

 

  总体而言,西方书籍史的理论方法对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冲击在于其颇具社会整体性的研究视角及融合经济学、传播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早在新世纪伊始,缪咏禾的《明代出版史稿》就曾专辟一章,从政治、社会思潮和世俗生活的角度,简要论述了明代出版与社会的关系[38]424-469。王建的《明代出版思想史》则分别阐述了明代科举、实学思潮、史学发展等社会因素与出版的有机联系[39]27-75。在近代史领域,台湾学者苏精在《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的一个章节中,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描绘了印刷出版在阿美士德号事件中的角色[40]113-130。邹振环关于西学书籍在近代中国被翻译出版的系列研究[41],遵循了作者提出的从译家、译著、译局等具体个案入手,研究某一时期翻译出版与文化的复杂关系,梳理和整合中国近代翻译出版的流变脉络,并进而提出翻译史上相关问题的思考的研究方法[42]-Ⅸ。这些著述已经显现出欲将书籍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相联系的研究取向,但论著中并没有明显征引西方书籍史的相关著述,暂可被视为是具有一定自发性的研究。

 

  而真正在研究中明确提及西方书籍史的成果最先出现在中国世界史学者的论著中。这些学者利用自身研究领域的有利条件,最先将欧美书籍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资料与方法引入中文学术界。如项翔在《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着重梳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印刷书籍的发展及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并系统引用了费夫贺、马尔坦、爱森斯坦、夏蒂埃、达恩顿等西方主流学者的著述。张炜将论题缩小到印刷书籍与1516世纪英格兰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上,在资料上引用了欧美学术界新近出版的权威著述,如多卷本《剑桥不列颠书籍史》[43]等,并运用传播偏向论等媒介环境学派理论,对印刷媒介的社会影响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③。而多年专攻外国出版史的于文在其专著《出版商的诞生:不确定性与18世纪英国图书生产》中明确指出,该书在分析出版业所处的基本产业环境——即社会图书传播中的互动关系时,采用了美国罗伯特·达恩顿教授的书籍史“传播循环模式”,并借助该模式分析了图书传播中作者、读者的构成、写作、阅读动机以及图书内容在时代性上的变化等及其对出版业的商业模式产生的影响[44]29

 

  受欧美中国书籍史研究者的影响,以及前期研究成果相对丰厚、研究资料相对易得等因素的推动,中国学术界对西方书籍史研究方法的运用较多体现在对明清以来中国书籍发展演进的研究中。在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过去以抄书为主的图书生产模式,大大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也为出版的商业化奠定了技术基础。至明中后期,商业出版更是空前发达,书坊成为最主要的出版力量。张献忠关于明代商业出版的研究,借鉴了传播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对商业出版在明代社会和文化变迁中的作用予以探讨,明确提出明代商业出版打破了两千多年来精英文化独断的局面,实现了传统的主流文化、启蒙思潮和大众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格局的观点[45]。此外,涉及明代商业出版的著作还有程国赋的《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和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前者考察了通俗小说读物作为商品生产、流通的全过程,探讨了坊刻小说兴盛的原因、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详细阐述了明代书坊与小说之间的密切关系;后者则运用传播生态学理论探讨了明代传播生态背景下建阳书坊盛衰演变过程和原因,分析了建阳书坊传播外生态、传播内生态、传播新生态、产业生态的变化,指出建阳书坊盛衰演变是由传播生态作用造成的。

 

  时至清代,“西学东渐”对晚清中国的影响既深且广,但其历史图景却难说清晰。章清认为,对于晚清书籍的考察,除需考虑版本的情况外,还有必要基于本土的知识生产以及新型传播媒介的涌现加以审视。作者认为这也是“新文化史”开展书籍史与阅读史研究最关切的问题。他以《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为例,指出书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阅读,往往与当时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在晚清即是科举改制的影响,而作为新兴媒介的报章也对当时多样化的“知识复制”形态产生了影响[46]。另外,有不少学者紧抓近代以来西学书籍的中译出版与传播现象,如张登德的《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最初视角:〈富国策〉的译刊与传播》(黄山书社2009年版)便旨在研究《富国策》的出版、发行、版本、译者情况,挖掘时人对《富国策》的阅读感受,进而分析时人对经济学观念的看法和使用[47]。而肖超的《翻译出版与学术传播: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同样运用、借鉴了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有关思路,将“副文本”和“共同体”等其他学科理论运用到研究之中,同时借鉴了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著作出版年份、作者国别等方面对地理学译著进行计量分析,阐释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评价了地理学译著的影响力[48]Ⅱ。在当时大量被翻译出版的书籍中,以“日用百科全书”名目出版的书籍也是中西知识交汇与普及的一种样本。于翠玲在研究此问题时提到,其研究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分析民国初期日用百科全书的知识资源、其所建构的国民日用知识体系的特征及其史料价值,并通过从类书到日用百科全书的演变过程,探寻中国与日本之间“知识环流”的痕迹[49]205

 

  张仲民有关晚清民众阅读史的研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运用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开展研究的一个典型例证。他在《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中指出,在研究方法上,他主要吸收中国书籍史研究及西方阅读史研究中的一些方法,借鉴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典范,特别是从文化的意义上着眼,并结合西方心态史的做法,分析晚清“卫生书籍”对于不同读者的文化意义及被读者如何表达,还考察了由此呈现出来的社会影响与集体心态的变化[50]84-85。他尤其提到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关于近代早期欧洲大众文化的研究,认为从16世纪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出现的“大众文化的政治化”现象在晚清时代的中国也同样出现过,所以欧美学者对此种现象的关注值得我们在研究晚清书籍史、阅读史时借鉴[50]290-291。在其新近出版的《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一书中,他在关注清末民初中国的阅读文化建构及与之相关的“接受政治”问题时,特别侧重读者的反应,并且利用相应的史料进行社会史层面的解释,具体展现出了其间的复杂和纠结[51]Ⅱ。

 

  如果说海外中国书籍史研究者大多将“书”预设为印本,着重关注晚明和近代阶段书籍发展历程的话[52],那么,新世纪以来很多中国学者在开展明代以前书籍史研究时,同样积极运用了西方书籍史的理论方法,体现了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的求新与开放气象。耿相新在《中国简帛书籍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中就明确指出:“我所理解的书籍史,它的研究对象及范围应当是用不同文字复制于不同载体上的供阅读、传播之用的信息、知识、思想文本的——也就是关于书的——全部活动。”基于以上对中国书籍史概念的把握,他在书中系统揭示了书籍本身的内在形式与外在表现方式、作者群体与读者群体、书籍的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等贯穿于书籍史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并以此形成了全书的框架[53]。陈静对比了中国现有的抄本研究成果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认为研究书籍首先应该考察其传播特征,而从传播的角度研究书籍史,有三个问题十分重要,即书籍生产、书籍流通和传播效果[54]

 

  在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领域,将富有动感的传播观念贯穿研究始终而集大成者,首推曹之的《中国古代图书史》。作者认为,图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环紧接一环的锁链式运动过程,而每个环节的发展又与社会生态文化密切相关。古代图书发展的历史就是从图书编撰出发,经由图书出版、图书传播、图书收藏、图书阅读、图书变异、图书整理,进入新一轮的图书编撰[55]5。而该书的谋篇布局,也基本是按照上述门类分而叙之的,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关于中国古代图书传播的动态图景。与该书同一年出版的《金代图书出版研究》,也力图打破传统出版史研究的园囿,不仅比之前的研究更加关注金代图书的流通与收藏等问题,而且从金代图书出版的视角,探讨了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之一的金政权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作者指出,金代统治者对汉文书籍的搜求与刻印,表面上来看是中原汉文化对金朝统治者的吸引,是金统治者加强统治的需要,但实质上金统治者对图书出版的认识与态度,更深层面体现的是作为统治民族的女真族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56]2。这就使得金代图书出版问题的研究,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也暗合了西方书籍史研究的一大旨趣,即由书籍这一点触及更加宏大的整体性历史问题。另外,探讨书籍与明代之前文学发展演变关系的作品也屡出新意,如台湾学者张高评致力于从印刷传媒的视角检视雕版印刷对“诗分唐宋”的影响,并指出,印刷传媒之效应是促成“宋代近世”、“唐宋变革”之关键因素[57]19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一些著述除了在视角和方法方面采用了西方书籍史的研究路径外,还借用了与西方书籍史研究相关的概念、理论,以对相关史实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阐释,从而加深了此种理论方法在中国学术土壤中的厚植程度。譬如,张高评在《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中,为了说明宋型文化不同于唐型文化之关键在印刷传媒的影响,便运用了“异场域碰撞”形成“美第奇效应”之概念,旨在强调不同文类、殊异学科间之会通整合有赖于雕版印刷流行促成的知识传播的快速与多元[57]568。张献忠在《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一书的落脚点,即第七章《明代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及社会变迁》中,引入了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概念,以阐明明代商业出版的重要社会功用[45]。又如,肖超在其著作中引入“副文本”概念,深入挖掘了地理学译著的“出版说明”、“内容提要”、“序言”、“译后记”等副文本信息,对地理学译著的政治色彩、译著所反映的社会形势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同时,他还利用社会学中的“共同体”理论,对体制化和非体制化的地理学共同体做了解释,论述了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与地理学共同体形成之间的关系[48]208-217

 

 四、中国的书籍史研究需要探索本土化之路

 

  如果我们承认所谓“书籍史”研究是一个源自欧美学术界的舶来品,那么新世纪以来中国书籍史研究大致走过了从撰文引介该学术动向,翻译出版代表性学术著作,借鉴其视角与方法展开相关领域的研究,运用相关概念、理论对特定历史时期书籍史实进行分析阐释的过程,最终将西方理论概念引入到中国史学研究的场域之中。这一吸收、接受与运用的过程,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看到了原先未能注意到的很多学术问题,突破了传统文献学、目录学、印刷出版史的研究领域和著述体系,加快了书籍史与社会文化史相互融合的趋势,这有助于从新的角度对一些重要史学问题做出解释。可以说,书籍史研究已然成为当今中国史学实践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④。

 

  我们在肯定这种学术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中包含的缺陷与不足,最主要者就是书籍史研究在借重西方理论方法而开拓了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后,多数研究成果还不具备十足的原创性。实际上,此当是无法提出真正具有本土特色的学术问题使然。笔者认为这是新世纪中国的书籍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台湾传播学者关绍箕在20世纪90年代有感于当时传播理论研究西化严重的倾向,曾与部分学者发起了“传播研究的中国化”运动,并具体表述了“传播研究中国化”的三个研究方向:“第一个方向,运用西方现代传播理论及其方法,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传播活动。第二个方向,运用西方现代传播理论及其方法,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传播问题。第三个方向,传播理论中国化,包括:(1)整理并分析中国古代的传播思想,(2)建构概念清晰、体系井然的中国传播理论,(3)西方传播理论在中国社会的验证或适用性”[49]65

 

  若以上述方向来看,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目前,中国的书籍史研究已开始了第一和第二方向的探索,亦即,中国研究者已经基本跨过了对西方书籍史研究信息进行介绍和经典文本的引介阶段,进入了西方理论与中国史实相结合的阶段。将外来的理论直接应用在本土社会,是理论方法本土化的必经阶段,也是初级阶段[58]。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首先,我们所借鉴的西方诸种理论方法,各自有其形成的社会语境和谱系渊源。而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其一般都包含有独特的问题意识[52]。所以,我们若对其相关背景所知有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做辨析地将其运用在中国书籍史实中,就很容易发生误用或错用,出现生搬硬套某些理论、概念的现象,从而造成理论与史实相脱节的局面。而由此得出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也会造成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的误解和曲解。其次,我们对于书籍史的研究对象——即特定历史时期的书籍——的客观属性还认识得不够完整准确。中国书籍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具有诸多复杂性和独特性。我们的很多研究只满足于对既有资料的反复运用,而没有下大力气开拓第一手资料,并结合中国文化特性做符合中国书籍特点的研究,这样就失去了深入了解中国书籍史发展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并提出真问题的机会。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目前的研究条件下,中国的书籍史研究者确实需要尝试向上述第三个方向进发,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本土化特点的书籍史研究之路。这里所强调的“本土化特点”,并不是排斥一切西方理论方法,关起门来搞研究,而是要立足于中国书籍发展的具体史实,在与西方理论方法的对话中,做出真正具有独创性而又能为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成果。

 

笔者认为,要实现上述目标,就须将问题意识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而所谓“问题”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就书籍史研究而言,它需要中国世界史研究者与中国史研究者的通力协作。具体来说,世界史研究者在引介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时,不能仅满足于对其著述内容原封不动的搬运和就事论事的描述,而是要深入到著述的背后,从社会语境和学术谱系的角度,深入挖掘某些理论方法的特性,并要在西方学术史的脉络中对其学术价值和局限进行较为准确的定位。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西方理论方法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后的准确性,一方面或可从西方学术界自身的研究历程中寻找出我们所需要的问题意识。与此同时,中国史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从搜集原始文献资料着手,挖掘蕴含其中的历史复杂性与独特性,找准具有中国特质的研究问题,并在与西方理论方法的对话中总结提炼出符合中国书籍与社会实际演变情形的概念,在此基础上逐步树立起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从而将中国的书籍史研究推向一个真正具有理论原创性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为潘光哲:《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新史学》2005年第9期,第137170页。关于台湾学术界在21世纪以来的相关学术动向,参见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2页。

  ②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馆编:《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16世纪以后的东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该系列学术会议还曾于2008年在复旦大学和2009年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

  ③张炜:《印刷媒介与1516世纪英国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9年。在此基础上相继发表《语言、印刷媒介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8288页;《新文化史视阈中的印刷术——以彼得·伯克相关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03108页;《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改革者与传播媒介》,《世界历史》2015年第5期,第108119页;《印刷书与英格兰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陈恒、洪庆明主编:《世界历史评论》2016年第1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161页,等。

  ④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从事与书籍史相关研究的学者都认同这一路径。如有学者就对在“文化视野”下的出版史研究提出异议,仍然坚持专业出版史或行业史的视角,认为出版史研究应紧紧围绕“出版物的印刷、发行”这一主题而展开。参见胡国祥:《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很多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依然将目光聚焦在传统的印刷出版史领域,并做出了富有创见的研究,如辛德勇的《中国印刷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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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8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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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