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新闻学 理论研究

中国传记文学新发展

赵庆秋

2020-02-10 05:22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李朝全
人民日报海外版

传记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其历史悠久,不少人认为《史记》是最早的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传记文学经过长期发展,在今天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可入传的除名家大家、时代英模外,更多普通人成为传主,让传记文体走下神坛;另一方面,没有生命的大江大河、工程项目、城市小镇也成为传记文学书写的对象。

 

先进人物、普通人成为传主

传记发展到了现当代,早已突破以往“生者不立传”“死者才入志”的传统,出现了很多为尚健在者立传修谱的作品,包括自传、自叙传、自述等,如《王蒙自述》、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各地在修方志、族谱时,也将健在的相关名人收录其中。

传记文学从主要为伟人、名人或作出卓越贡献、杰出成就的人物立传,发展到今天为英雄模范、楷模人物、时代新人等作传,为影视明星、企业家立传,尤其是为普通人、平凡人、寻常百姓立传。普通人开始拥有进入文学人物画廊的机会。

以往,立传被认为是一桩庄严慎重的事,它与作史、树碑(包括死后立墓志铭、纪念碑、塑像等)一样神圣,是并非凡人均可“享受”的一种文化“待遇”。而到了今天,人们对于立传作史已然没有了那种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即的心理,更多是抱着一种实用、入世、济国齐家的心理。于是,姓氏家族修谱时开始为本家族的名人或有点影响和成就的人立传。在出版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为企业或企业家立传的作品。这固然有经济利益驱动的因素,但也与人们看待传记的眼光发生改变有关。

时代新人囊括了全国评选出的各类“最美人物”、“中国好人”、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以及各行各业、各地评选表彰的各类先进典型、优秀人物等。譬如何建明的《山神》写带领乡亲20多年修通“天渠”的黄大发老人,张子影的《洪学智》写我军现代后勤工作奠基人,陈霁的《雀儿山高度》写川藏线上的邮车司机其美多吉,李春雷写廖俊波的《县委书记》,王宏甲的《中国天眼——南仁东传》,陈启文的《袁隆平的世界》,一直到徐风写紫砂壶工艺大师蒋蓉的《花非花》,党益民写战友守墓人陈俊贵的《守望天山》,这些传记既有为各路英杰作传,也有为原本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平凡人树碑立传的作品。

因此,传记文学内涵和外延的扩展成为一个鲜明特征,可以立传的人物对象越来越宽泛,内容上越来越深入。

在这中间,作家传记大量涌现甚至被不断重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譬如,关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有不止一部传记,特别是路遥的传记差不多已有10部。但凡获得国家级文学奖项或有全国性声誉的作家,往往都有传记。这或许是因为作家的生平经历及创作道路,对其他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具有启示与感召意义,同时又具有文学史价值。

从写作手法上看,传评结合,夹叙夹议,注重传记的学术性和研究性也成为传记文学一个发展新趋向。作家评传、艺术家评传,往往夹叙夹议,带有对传主人生历程和学术业绩的评价。这样的传记不仅是一种记录、记述和历史还原,还是对传主的一种研究评析,有可能对推动社会科学和文学发展产生作用。

 

为江河湖海、大国重器立传

以往的传记,立传对象几乎都是人。如今,传记文学已从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为城市立传,为江河湖海洋立传,为大桥道路、沙漠绿洲立传,为一切自然有机体、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展历程,有自身来龙去脉、前世今生的事物立传。

这些年出现了许多为一座城市立传的作品。譬如何建明《我的天堂》描写苏州改革开放历史,聂还贵《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为大同千年历史作传,李朝全《最好的时代》为浙江长兴40年改革开放历史作传。白描的《天下第一渠》尤为奇特,是为一条人工运河郑国渠立传,讲述郑国渠2000多年演变史。还有郭保林的《大江魂》试图为长江立传,陈启文的《大河上下》、张中海的《黄河传》为黄河作传,张加强的《太湖传》为太湖作传。还有曾平标描写港珠澳大桥前世今生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是为一项具体工程立传。徐剑的《大国重器》则是为中国火箭军作传。这些新传记,作传对象几乎都不是人物和生命体,而是工程、城市、部队、江河湖海渠等“泛生命体”。在作家眼中,这些事物似乎都变成了有生命的物体和存在,他们通过细致深入地梳理具体事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力求进行详尽准确的考据考证,以此还原历史。这些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史志、史传、文献和学术价值。

传记文学在写作手法上也在努力出新出奇。譬如在叙事人称上,有的尝试运用第二人称,蒋巍的《牛玉儒定律》,唐明华为横店影视城创始人徐文荣立传的《中国好莱坞》,都采用了第二人称,很好地拉近了读者与主人公的距离,给人以亲切如朋友促膝谈心式的带入感。还有王旭烽的《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采用与亡灵对话的叙事方式,方敏《熊猫史诗》对动物进行拟人化、人格化叙事。

有些传记作者更注重以亲历者和见证者身份,来写人物生平。比如像新近出版的航宇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就是以一个亲历者、见证者的身份生动讲述路遥在人世间最后一年的生存状况和经历。

 

坚定史家立场求真求是

敬畏感、庄严感的淡化乃至丧失,导致人们对待立传的态度和价值取向有了微妙但却明显的变化,那就是“隐恶”甚至于“虚美”。按说,传记属于历史书写,秉持史家春秋笔法,“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全面真实是基本要求。但今天传记的繁荣或某种程度上的泛滥,导致了人们有意甚至刻意讳言传主之“恶”,回避其不光彩的往事、不愿公开的隐私。尤其是在为生者立传时,这种价值取向更为突出和普遍。今天我们读到的生者传记,几乎很少写到人物的缺点、不足、遗憾。有的传记甚至为了拔高人物,还存在一些人为编造美化、“涂脂抹粉”的成分。传记文学的这一发展趋向,尤其值得作家们引以为戒、高度警惕和自觉防范。作为史志的传记,应求真务实、正本清源,努力挖掘探究和还原历史真相,而不应一味曲意逢迎,甚至为五斗米折腰,为稻粱谋而牺牲品格操守。

另一种趋向同样值得警惕,那就是片面解读或一味“曲解”历史、“歪解”历史,把那些历史上早有定论的人物拿出来炒冷饭,打着“重写历史”的旗号为某些历史人物翻案,有意回避或者淡化其在历史上的负面形象。这种趋向,可能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也可能是哗众取宠故作惊人语。

传记文学的发展,需要作家们在守正基础上创新,而不能一味为了出新出奇而片面剪裁历史、打扮历史,断章取义或以偏概全地对待人物及其历史。作家应该回到史家立场上来,以今日之眼观昨日之事,以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和刻画自己笔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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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10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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