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以海洋文化为主的西方国家以殖民扩张的方式迅猛发展，主导世界的历史进程。黑格尔由此分析世界发展变化趋势，提出人类文明的三种形态，并对西方海洋文明大加赞美。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出：海洋浩渺无限、茫茫无定，而“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而他同时也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与海洋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因此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在黑格尔这一论断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便据此认为中国与海洋并无联系，是完完全全的陆地国家，只有适应陆地的农耕文化。然而，这样的观点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
事实上，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约3.2万公里的漫长海岸线，由北到南分别有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分布着6500多个岛屿，海域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江汉朝宗于海”（《尚书·禹贡》），我国绝大多数江河水流也都东流入海，将内陆与海洋连接起来。在辽阔的海域范围内，我国先民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沿着河流向海洋探索，而沿海地区的先民们则也早早开始了对海洋的开发，他们捕鱼、造舟、拾贝装饰，造就了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海洋文化。及至三代，古人对海洋的探索更加频繁，《尚书》中的“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就说明了这一点。而随着航海技术的提升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古人探索开发海洋的能力逐渐加强，与海洋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就为海洋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于是古人便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海洋的印记。
“海洋文学”概念的建构
海洋文学是伴随着人们对海洋的探索与开发而兴起的，王庆云教授提出，海洋文学以文字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对海洋的理解、感情，是“中华民族的海洋生活史、情感史和审美史的形象展示和艺术记录”（《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历史发展的轨迹》）。不过，“海洋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支撑相对薄弱，就连 “海洋文学”的概念尚且没有一个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界定。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发展视野投向了海洋。无论是海洋地理勘测，还是海洋资源开发，抑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当今世界各种海洋活动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海洋文化研究专家曲金良教授在其《海洋文化概论》一书中就提出，人类社会进步的希望和未来文明的出路都将越来越寄托于海洋，当前国际社会普遍非常重视海洋科技、海洋产业的发展。海洋事业的发展与海洋文化息息相关，海洋文化这一深层人文意识观念、社会组织制度和民众生活方式等系统牢牢支撑着海洋事业的发展。因此，重视海洋文化建设和发展乃是大势所趋。研究中国海洋文学对深化和丰富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推动中国海洋文化形象输出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当下“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等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发展潜力”（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应当受到学界关注。
从先秦至明清的几千年间，国人从未在探索海洋的历史进程中停下脚步，留下了大量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诸如《山海经》、班彪的《览海赋》、曹操的《观沧海》、李商隐的《海客》、苏轼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吴承恩的《西游记》、李汝珍的《镜花缘》等。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民族心态及情感，极富历史研究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中国海洋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尽管柳无忌于1943年就已经提出“海洋文学”一词，但其正式成为一个文学概念则可追溯到1975年台湾学者朱学恕发表在《大海洋》诗刊的《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一文。文章指出，海洋文学是一种人们用来抒发对海洋的热爱之情、弘扬海洋精神的文学形式，其中应包含“外在的海洋”（即自然海洋）和“内在的海洋”（即精神海洋）两个表现范畴，概括起来也就是他所说的“多彩的人生，情感的海洋；内在的视听，思想的海洋；灵智的觉醒，禅理的海洋；真实的水性，体验的海洋”。这一认识可视作关于海洋文学最早的美学定义，为“海洋文学”概念建构作出了贡献。自此，“海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研究推进
对于当下海洋文学研究的现状，总的来看，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格局似乎尚未形成，对海洋文学的研究存在重现当代而轻古代、重西方而轻本土的态势，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研究较为缺乏。目前，主要有王家斌的《海狼的呼唤——中国海洋文学巡礼》、曲金良的《海洋文化概论》、沈农夫的《变化中的海洋文学》等成果对“海洋文学”的概念、本质等问题进行探讨。尽管这些探讨在推动海洋文学的类型化研究上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对于实质性的文学研究影响有限，且由于没有能够形成统一认识而在一定程度上延滞了“海洋文学”类型研究的进度。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跳出 “概念”讨论的圈子而对古代海洋文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这又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
从宏观方面来讲，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梳理整个古代海洋文学的发展轨迹、总体特征、演进线索，或总结某一时代海洋文学的发展状况及审美特征等，属于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史的勾勒性考察。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史进行梳理勾勒的目的在于对海洋文学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但是，目前存在的明显不足在于大部分研究仅停留在简单的史实勾勒与陈述上，多为描述性质的研究（descriptive study），其研究结果往往只是对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海洋文学题材、内容、分布特征等方面的描述，而对现象之外“为什么如此”，以及其所隐含意义的理论性阐释、作品“文学性”等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并非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史。
从微观方面来讲，研究的焦点则主要集中在对某一时期某一文体的海洋文学研究上。这又以古代海洋小说为重点及热点，对于诗、词、赋、曲等文体的海洋文学研究则相对不足，且多宏观概括性描述，微观深挖与分析相当缺乏。这些研究大多具有“科普”式的特点，也即张平所说的“将海洋文学视为经济、政治、文化载体进行一般性介绍者居多……而海洋审美的独立性多有缺失”（《从边缘到活力——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的拓新之路》），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问题上还未成系统，亟须改进与拓展。
整体而言，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尤其明清以前的海洋诗词研究相当匮乏。这一方面是由于学界对此关注不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古代海洋文学文献的整理呈现出碎片化的面貌，使学者因文献零散而力不从心、难以展开持续深入的研究有关。有鉴于此，已有学者对相关文献进行爬梳整理，如李越编著的《中国古代海洋诗歌选》、倪浓水编著的《中国古代海洋小说选》、徐波编著的《中国古代海洋散文选》等。这些选集尽管在文献整理方面有较大贡献，但由于规模小，尚无法反映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全貌并适应相关内容的深入研究，有待学人进一步充实。
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重新审视和发掘可为提升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一定的审美心理支撑。如何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推进古代海洋文学研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以富有中国传统审美价值与史学意义的古代海洋文学为切口，回顾当时海洋活动与海上事业的盛况、滨海风情、海洋心态，以及表达民族情感与精神的海洋史等，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古人对海洋的理解与感情，对华夏民族“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和审美共感”（徐恒醇《生态美学》）有更深的认识与体会。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大力推进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学及美学意义与价值。（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