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社会学 理论研究

西部农村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的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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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文

2010-04-14 09:30


    一、研究背景
   
    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森林资源也是农村社区重要的生计资产,是农村扶贫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山区居民来说,农户生计对当地森林资源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农户所支配的土地、林地等数量的多少常常成为农户财富和地位的象征[1],同时也影响着农户对这些资源的利用和管理上的投入。山区农村社区森林资源的禀赋情况,决定着社区居民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和生计策略选择。[2]许多经验表明,要使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没有居住在森林内或附近的社区居民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
   
    社区参与式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诞生于发展援助组织2世纪60年代非洲森林管理创新实践中,之后广泛用于扶贫、农业、林业、城市环保、教育、卫生自然资源管理等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农村发展中“基层参与”概念的重新认识,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management,缩写为CBNRM)作为实现农村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的方式和分析路径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实践。本文在论述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的基础理论、概念、进行研究综述等的基础上,以陕西周至县为例,实证分析农民参与式森林资源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概述
   
    1.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
   
    基于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BNRM)的理念,学者们把社区参与式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森林资源管理中,并且涌现出许多新名词,如参与式林业(Participatoryforestry)、参与式森林管理(Participatory forestmanagement)。农场林业(Farm forestry)、农用林业(Agro forestry)[3]、乡村林业和村社林业、社区林业(Community forestry)、社会林业(Social forestry)、森林合作管理( joint forestmanagement)。以上关于森林资源参与式管理的表述虽然名称不同,侧重各异,但其实质却是一致的,即将参与式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森林资源管理中来。森林资源管理的主体是乡村社区群众,将森林的管理看作是乡村社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社区群众必须积极参与森林经营活动并受益;应当认识到社区和群众在森林管理技术和制度上具备丰富的知识,应当发挥这些知识的潜力,增强他们在森林管理中的主人翁精神;进行林地、林木的权属、税费、利益分配等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以密切森林经营和社区群众的利益关系,使他们感到林业既是他们的工作,又是他们本身的利益所在。
   
    总之,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强调参与的重要性,突出社区的地位,以保护森林资源和分享利益。[4]
   
    我国过去虽然没有“社会林业”等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的提法,但是在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方面仍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5]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调整,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以我国特有的方式和内涵不断成熟和完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河南省西峡县的农民规划员制度,将农民参与农村发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搭建了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桥梁。[6]在我国,系统采用社区参与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的实践首先开始于云南和四川省。[7]1990年,在福特基金会和亚太地区社区林业培训中心的帮助下,结合我国长江防护林工程实施、林地林木权属改革和林业政策调整,开展了社区群众参与防护林经营、森林保护和发展以及反贫困等方面的研究、试验和推广,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合当地实际的参与式林业培训、规划设计和实施方法。[8]1993开始实施的中德合作造林项目也系统地采用了参与式方法,并在1998年以后形成了一套科学、实用的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制度。世界银行支持的贫困地区林业发展项目也采纳了参与式方法,初步总结出一套在一定区域开展参与式林业项目的程序、管理模式、评价验收的方法。[9]
   
    2.与传统森林资源管理的差异
   
    强调社区农户自主参与的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在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管理目标上都和自上而下的传统林业有显著的不同,如表1所示。
   
   

表1 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与传统森林资源管理的差异


   
      三、本文研究模型的构建与模型结果
   
    1.研究模型
   
    根据行为学中的“感知-态度-行为”理论,重点围绕“为什么参与,能否参与和参与什么”等问题,同时结合对农户的实际访谈,本文初步尝试构建了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中农户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该模型体现了一种因果关系,主要由6个变量组成,即农民的参与感知、当地民主情况、地方认同、参与态度、参与能力和参与行为,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如图1所示,并提出5个研究假设:
   
    假设H1:农民参与的感知对参与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H2:农民所在社区的民主情况对参与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H3:农民对所在社区的地方认同感对参与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H4:农民的参与态度对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H5:农民的自身能力对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指标体系的建立及问卷的形成
   
   

图1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


   
   
    目前国内对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中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较多侧重于定性研究,定量指标评价体系研究相对较少,并没有成熟的量表可供参考。因此基于以往的文献,通过作者2007年7月-2008年2月在陕西省周至县进行的两次调查,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指标。考虑到调查对象的适用性和便利性,在各指标的设计上尽量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农民的参与感知情况调查了5个问题(X1-X5),即被调查者对所承包的土地或林地水土流失情况的感知、对林地肥力情况变化的感知、对本村周围森林覆盖率变化情况的感知、对本地区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实施天然林工程对家庭生产和经营活动产生限制的感知、对林业部门应该给予本村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经营权程度的感知。民主情况调查了4个问题(X6-X9),即被调查者对本村村规民约的了解情况、以往给村干部或村委会提出有关村里的公共事务或村发展建议等的情况、以往参加村集体事务的情况、村里遇到重大事件需要决策时村干部与村民们商量的情况四个问题。
   
    根据Buckner(1988)社区凝聚力测度指标,地方认同情况调查了6个问题(X9-X15),即被调查者对居住在本村的喜爱程度、去邻居家串门的频率、认为与村民搞好关系的重要性、思想观念方面上与村民的差异程度、需要帮助时村民会来帮忙的可能性、未来几年还住本村的可能性。个人能力调查了4个问题(X16-X19),即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生涯经历、亲戚中有无村干部。参与态度调查了7个问题(Y1-Y7),即被调查者承包集体林的态度、发展林业经营的意愿、无偿参加森林管护的态度、参与和开展环保宣传的态度、主动举报偷盗林木行为的态度、参与相关培训的态度、参与村集体合作组织的态度。
   
    参与行为调查了5个问题(Y8-Y12),即被调查者是否和本村村民一起共同参与过集体林的管护活动、是否对周围的人宣传过有关森林资源管护或者环保方面的知识、是否参加过森林资源管护或者环保方面的相关培训、是否参与过林业部门或其他组织所举办的森林资源管理方面的座谈会、是否给村上提过森林资源管护或者环保方面的建议。本文选取陕西省周至县山区的农村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农户生计与环境课题组2008年4月在周至县山区的抽样调查数据。本次的问卷调查采取多级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周至县山区的4个乡镇(厚畛子、板房子、王家河以及陈河乡)的20个行政村的农户进行了整群抽样,共回收问卷1074份。
   
    3.修改的模型与最佳模型结果
   
    通过AMOS7. 0分析软件得到的模型的初始拟合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因此,笔者对模型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修改模型一般参考AMOS软件所输出的模型修正指数。参数的修正指数(MI)是指模型中某个受限制的参数(通常是固定为0的参数),若允许AMOS7. 0软件对其进行自由估计(即增加相关因子间的关系或路径),模型会因此而改善、整个模型的卡方减少的数值。根据修正指数,笔者对模型的参数修正指数进行了分析,在所有参数的修正指数中,民主情况到参与态度的修正指数(MI=33. 378)较大,并且从初始模型路径图中也可以发现民主情况对参与态度的影响效应并不大(0. 19),因此可以考虑将民主情况到参与态度之间的路径删除,更改为民主情况直接到参与行为。
   
    此外,结合笔者实地调研的访谈发现,在一些民主程度较高的农村社区,农民与社区领导的关系融洽,农民乐意并且能够与社区领导进行有效沟通,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参与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参数的修正指数和实地访谈,将民主情况和参与行为之间改为自由估计,从而产生修正后的模型M1。通过AMOS7. 0的输出结果发现,模型拟合优度有了明显改善,拟合优度的提高说明修正之后的模型M1是可取的,在经过对初始模型的修正之后,本研究得到了较好的模型M1,见图2。修正后的模型拟合的主要指标如下,卡方检验(X2/df)、拟合优度指数(GFI)、近似误差的均方根(RMSEA)、非规范拟合指数(NNFI)和比较拟合指数(CFI)分别为2、0. 89、0. 067、0. 94和0. 92,均达到了显著或基本显著,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图2 修正模型的路径图


   
    4.模型结论的分析
   
    根据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有如下结论:
   
    (1)假设H1验证。从模型验证结果可知,农户对未来参与结果的感知对其参与态度有着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非常显著(t=4. 034),农户对未来参与结果的感知与参与态度之间的路径系数y为0. 55。
   
    (2)假设H2验证。民主情况对参与态度也有正向的影响,但影响效应不显著。
   
    (3)假设H3的验证。地方认同感是农民参与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民的地方认同感对其参与态度有着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两者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 51(t=4. 333)。
   
    (4)假设H4的验证。农民的参与态度对参与行为有着较为显著的正向,路径系数为0. 73(t=5. 327)。
   
    (5)假设H5的验证。个人能力对参与行为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两者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 42(t=3. 271)。
   
    此外,由于增加了一条从民主情况到参与行为之间的路径,二者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 53(t=3. 351),说明民主情况对参与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提高西部农村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的建议
   
    本研究认为,促进当地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需要提高当地农户参与森林资源管理的程度。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本研究认为需要从提高当地社区的民主程度、提高地方认同感以及农民的参与能力这三个方面入手,具体建议如下:
   
    1.对社区赋权
   
    农村社区对自身的资源、人口、经济及文化传统情况最为了解,因此也最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社区特点的森林资源管理方案和规则。社区应该不仅仅参与管理规则的执行,更要参与到管理规则的制定,这样才能保证管理规则能够将社区的利益考虑在内。政府要将尽可能多的权力(比如决策权、管理执行权、收益权等)转移给当地社区。就目前来看,山区森林资源管理的权力基本集中在县级政府和相关林业部门手中,乡镇政府乃至农村社区在森林资源管理方面基本上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力。所谓赋权,就是要县级政府及相关林业部门将手中的权力确确实实的下放到农村社区手中。比如,在一定范围内赋予社区对森林资源、林地和林木的决策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
   
    2.建立沟通的平台和渠道
   
    在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中,保障各方面的信息流畅非常关键。因此,必须建立起当地农户与各级政府及社区组织之间的沟通平台和渠道。首先,沟通的平台和渠道可以由政府出面牵头组织,在各级政府及社区内设立专门的办公室,由专人负责相关事宜;其次,沟通的平台和渠道也可以由社区成员自发组织,通过这个组织将当地农户团结起来。合理的运用这种正式或者非正式渠道,实现定期或不定期的沟通,谋求和谐发展。
   
    3.加强能力建设
   
    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强调社区成员的参与,因此当地社区成员能力的培养在森林资源的长期管理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能力建设不但指农户管理技能(比如技术)等的不断提高,也包括要使每个农户不断加深对自身权利、义务及责任的了解,这不仅可以调动社区成员参与森林资源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可以使社区成员对管理体制提出更多的建议。
   
    首先,当地社区可以定期组织一些专题讲座或者座谈会,邀请农户参加,给农户讲述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并向他们传授社区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中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其次,在一个社区可以重点培养几个综合素质较高的社区精英,然后再通过他们建立起一个互通知识和技能的社区宣传网络,以便更好的提升当地农户的个人能力。
   
    此外,相关部门应扩大宣传提高农民对于政府相关政策的了解等。总之,森林资源管理必须与农村社区的发展紧密联系,促使社区积极参与森林经营管理活动并从中受益。
   
    *本论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脆弱性视角下西部农户生计模式及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批准号: 70773094)、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和世界基金会(WWF)“人口动态性、农户生计选择和环境”项目(19626340)、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项目(编号: IRT0855)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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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4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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