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社会学 理论研究

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演进及评述(上)

.

沈华

2011-11-01 09:58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的主流观点是将对外直接投资视为由于利率差异导致的国际资本流动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1960年,海默(Stephen Herbert Hymer)的博士论文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被公认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起点,首次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此后,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迅速发展,成果丰富,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分支。虽然目前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的西方理论进行了一些引进和介绍,但普遍存在两个倾向,即要么只是针对某一流派深入介绍,视野相对狭窄;要么只是将各种观点简单罗列,完全不考虑观点之间的理论渊源和继承发展关系,甚至不考虑这个观点本身的影响力,缺乏从整体上对该研究领域的归纳和总结。事实上,理论观点的发展和演化也是有其自身内在逻辑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尝试将目前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影响较大、引用率较高的观点,运用自组织演化路径的方法论将其演化路径进行归纳和评价,勾勒出各类学说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为我国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 按照渐进的演化路径演进的理论流派
   
    在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中,按照渐进的演化路径演进的理论流派通常创立较早,而且创立者能够一直致力于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因此,这些理论的发展脉络清晰,能够针对批评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观点,使其更符合经济现实。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现将这些理论归纳为如下几个流派:
   
    (一)国际生产折中论
   
    1. 理论渊源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开展的初期,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
    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打破了传统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的束缚,试图解释为什么跨国公司不采用出口或特许授权的方式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服务,而是采用新建或并购当地企业的方式,即力图回答企业为什么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个核心问题。而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在这个阶段也有长足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兴起,为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而对于国际生产折中论来说,其直接理论渊源则是企业优势论和内部化理论。
   
    海默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创立的企业优势论,认为企业之所以直接在海外投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不完全市场的条件下更有利于避免竞争;二是保证获取本企业拥有的优势所带来的回报。因为某些产业存在进入壁垒,而这些壁垒带来的超额利润超过了跨国经营的成本,所以跨国公司依靠产品、知识、技术和规模经济等特有优势,在不完全竞争的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超额利润[1]。该理论率先将不完全市场条件作为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假设,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束缚,成为了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起点,可以说现存相关理论都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物还有Kindleberger和Caves等。
   
    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and Casson)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创立的内部化理论将对外直接投资视为企业将国际贸易内部化的直接结果。跨国公司被视为市场的替代,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协调代理人的成本最小,能使生产商获得最大的利润,因此才会产生对外直接投资[2](P45—69)。该理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企业理论中完全信息和不存在外部性的假设,而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作为替代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代表人物还有Williamson、Hennart、Teece、Anderson和Gatignon等。
   
    2. 演进过程
   
    20世纪70年代,邓宁(Dunning)将企业优势论和内部化理论结合起来,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所有
    权、区位和内部化共同决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即OLI范式。其中,O指所有权优势,L指区位优势,而I指内部化优势[3]。然后,以OLI范式为起点,该理论分别延伸到宏观和微观两个领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
   
    第一条路径,在微观领域,邓宁将OLI范式进行完善定型,认为跨国公司采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行生产取决于三个因素:(1)拥有超过当地竞争对手的净竞争优势;(2)何种程度上利用这些优势内化市场能获得最大收益和资产增值;(3)何种区位企业会跨境进行这些增值活动[4](P112—124)。随后,针对其他学者对其范式只能解释静态问题的批评,邓宁吸收了维农(Vernon)的产品生产周期论中的部分观点,将OLI范式动态化,认为企业t期的OLI配置和外部变量都会影响t+1期的投资,而t0期的OLI配置取决于企业打算在t1期维护的OLI配置[5](P71—85)。接着,针对20世纪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新兴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跨国的非股权联营,跨国并购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等,邓宁首先提出创造性资产的概念来重新界定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6],然后邓宁等还将外国证券投资也纳入折中范式的解释范围,认为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是互补的关系[7],最后邓宁在维持基本假设的前提下,重构了OLI范式的变量体系,并不断引入新的影响因素如电子商务、因特网以及关系资产等[8]。
   
    第二条路径,邓宁将OLI范式应用于宏观领域,提出了投资发展路径论,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对外净直接投资高度相关,将一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轨迹划分为几个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该国的OLI配置在每个阶段会相应发生改变,从而影响投资的数量和方式[9]。在经过大量的实证检验以后,邓宁等结合贸易发展路径(TDP)理论,充实了投资发展路径论,认为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会造成一国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增加,且与该国国民生产总值显著相关[10]。
   
    随着全球经济变得更加不确定、不稳定和复杂,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竞争者进入世界经济舞台,邓宁开始吸收诺思(North)的观点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充实其国际生产折中论[11]。Cantwell、Dun-ning和Lundan在吸收了演化经济学中诺思和纳尔逊(Nelson)的最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结合宏观层面制度变迁和企业层面跨国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适应力和创造力的综合框架[12]。OLI范式开始出现两条发展路径合流的趋势。
   
    3. 评价
   
    首先,由于邓宁本人一直致力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因此国际生产折中论是目前该领域最完整的理论框架,能够涵盖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相关问题,从而形成一个自洽的逻辑体系。这既是该理论最突出的优点,但同时也是最严重的一个缺陷,即为了能够在一个范式里解释多种情况,引入的变量越来越多,导致该理论在预测方面缺乏实用性。
   
    其次,邓宁自己也承认折中范式缺乏处理动态问题的能力,需要引入新的变量作为衔接不同时点的中间变量。虽然后来对折中范式的修正注意了这个问题,但也只是在宏观领域得到了处理,而在行业或微观层面则显得仍有不足。
   
    最后,折中范式的微观部分是基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发展而来的,而宏观部分则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发展而来的,这种实践基础的背离必然会影响理论本身的逻辑结构,使同一框架存在不协调感。因为多数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是发达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这种投资关系对投资国和东道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显然这是目前折中范式所无法涵盖的。而在微观领域,折中范式的扩展能力则明显比较强,能够解释大部分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二)乌普萨拉模型(The Uppsala Model)
   
    1. 理论渊源
   
    乌普萨拉模型(又称斯堪的纳维亚模型)的理论基础是理查德•M•西尔特(Richard M.Cyert)和詹姆斯•G•马奇(James G.March)提出的企业行为理论。企业行为理论将组织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企业行为模型”,认为组织也能像人类一样通过学习而成长[13](P201—214)。
   
    2. 演进过程
   
    Johanson和Vahlne在分析瑞典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基础上,认为国际化是一个企业系列递进决策的结果,并将模型的重点放在企业通过逐步收购、整合和利用国外市场和知识,从而逐步加深在国外市场参与的行为模式上。该模型还率先提出了“心理距离”的概念,即阻碍市场信息流动的因素的总和,比如在语言、教育、商业惯例、文化和工业发展上的差异,认为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会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14]。因此,从这两个观点出发,该理论分别从内外两条路线发展。
   
    第一条路线关注企业的战略和决策,Root将该模型发展为阶段模型,认为随着市场知识的积累,企业会经历从无国际化活动、依靠代理商出口、建立销售子公司出口到最后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四个阶段的国际化过程[15](P83—99)。针对认为乌普萨拉模型过于肯定,且实证检验证明企业国际化常常是跨越式的发展与模型描述并不相符的批评,Johanson和Vahlne完善了乌普萨拉模型,在阶段模型的基础上,补充了三种例外:一是具备充分知识资源的企业可以采取更大的国际化步骤;二是当市场稳定和均衡时,相关市场知识可以从其他路径获得而不是完全依靠经验;三是一个公司从相似市场上获得的经验能够推广到任何特定市场上,这构成了目前公认的乌普萨拉国际化模型[16]。
   
    第二条路线关注“心理距离”即文化等环境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影响,Kogut和Singh认为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距离越大,企业就越有可能会选择合资或新建投资而不是收购[17]。Barkema、Bell和Pennings则补充了组织学习可以克服文化障碍的观点[18]。
   
    3. 评价
   
    首先,乌普萨拉模型侧重微观研究,倾向于管理学的研究方式,关心企业的国际化战略,能够为企业的实际运作提供可行的建议,相对其他学说而言操作性较强是其突出的优点,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解释范围过窄,不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问题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的缺点。
   
    其次,“心理距离”概念的界定过于主观,虽然不同的学者提出各种量化的指标体系来试图将其客观化,但是没有一种得到普遍的认可。
   
    (三)知识资本模型(The Knowledge-Capital Model)
   
    1. 理论渊源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兴起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新贸易理论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致力于研究国际贸易问题,认为政府可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使本国受益,但其仍然采取一般均衡分析的研究方式。这些研究观点和方法推动了知识资本模型(又称KK理论)的产生。另外,知识资本模型的直接理论渊源还是邓宁的OLI范式。
   
    2. 演进过程
   
    赫尔普曼(Helpman)和玛库森(Markusen)在接受了OLI范式中关于所有权和区位优势的观点后,对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采用了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假设存在可以和生产分离的总部层面的活动,如技术研发。赫尔普曼提出纵向FDI模型,又称效率寻求型FDI,认为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会带来相对要素报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动机是为了充分利用国际间的要素禀赋差异[19]。玛库森提出横向FDI的理论模型,又称市场寻求型FDI,认为总部的活动是一种非竞争性投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动机是为了在更多的市场上利用这种技术效率从而增加收益[20]。
   
    玛库森提出了完整的知识资本的概念,界定了知识资本的三个特性即分割性、技术劳动密集性和联合性[21]。随后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 Carr、Markusen和Maskus力图将纵向和横向对外直接投资整合到一个模型中,假定存在两种同质产品(X和Y)、两个国家(h和f)和两种不能在国际间流动的生产要素———一般劳动力(L)和技术劳动力(K)。产品Y是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竞争性行业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进行生产;产品X是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服从古诺模型的行业采用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进行生产。均衡状态下存在三类六种企业:H型即横向型跨国公司,总部在投资国,投资国和东道国都有工厂,以总部所在地分为Hh和Hf两种;D型即国内一体化企业,总部和生产工厂都在本国,可以出口或不出口,以所在地可分为Dh和Df两种; V型即纵向型跨国公司,总部和单个工厂分别在两国,以总部所在地分为Vh和Vf两种[22]。
   
    3. 评价
   
    首先,知识资本模型将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又重新拉回了国际贸易理论的范畴。主要研究者都将知识资本模型看做是新贸易理论在跨国公司层面的应用,这容易造成思维的局限性。
   
    其次,知识资本模型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解释得到了实证的支持,但是该理论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同时一直局限于微观领域,适用范围较窄。
   
    作者简介:朱巧玲(1962—),女,湖南邵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莉军(1977—),女,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

2018-07-14 10:34
5963
关于二十年来生育观念研究的文献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