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社会学 理论研究

“一带一路”:从利益失衡到均衡

沈华

2018-09-13 08:33

薛宝贵 何炼成
《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带来了开放红利,如参与国际分工,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使我国享受了巨大的开放红利。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利益失衡,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三个层面。基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失衡带来的挑战,习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实现利益均衡,这是我国深化经济全球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举措。“一带一路”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国际延伸,是中国发展理念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一、相关研究回顾

   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后,国内涌现出大量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献,可以归纳为四类。一是关于“一带一路”与国外相关战略的比较研究。徐绍华等(2016)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与联合国的“丝绸之路复兴计划”、美国的“丝路计划”以及印度的“北南走廊”计划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具有包容性[1]。卢山冰等(2015)把“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从基本概念、时代背景以及本质差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产生更重大的影响[2]。二是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作用的研究。王跃生、吕磊(2015)认为,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而“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引擎[3]。卢峰(2015)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把互利共赢与互联互通结合起来,把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结合起来,把国内发展与经济外交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产物,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4]。王永中(2016)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以资本输出带动设备、服务、技术等相关产品输出,可以优化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促进我国开放型经济的转型[5]。安树伟(2015)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使我国形成东西两翼带动中部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6]。三是关于金融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胡海峰、武鹏(2015)认为,亚投行从金融支撑、融资链完善等方面与“一带一路”形成战略互动关系,对“一带一路”提供金融助力,扩大“一带一路”的中国效应[7]。杨丽花(2015)从博弈论视角分析了丝路基金吸引投资者参与PPP项目的作用机制,认为丝路基金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促进投资者参与“一带一路”项目[8]。张丽平、蓝庆新(2016)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是互联互通体系建设,基础设施的顺畅联通需要通过资本运作利用好区内区外两种资金,实现互利共赢[9]。四是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防控。于津平、顾威(2016)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会面临一系列风险,如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较大,基础设施回报率难以保证,贸易保护主义以及脆弱的金融体系等[10]。方旖旎(2016)对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进行了风险评估,认为经济风险是存在的,需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抵御风险的制度保障[11]。贾根良(2016)研究发现,我国“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阿喀琉斯之踵是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的贸易模式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这种贸易模式与人民币发行机制制约了“一带一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作用[12]。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文献鲜有从利益分配视角研究“一带一路”,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能得到全球各国的积极响应,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建设使各参与方均能从中获利,实现了利益均衡,不同于旧的经济全球化。

   二、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开放红利

   金碚(2016)把经济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为经济全球化1.0时代,20世纪中期到当前为经济全球化2.0时代,从当前开始的“一带一路”标志着进入经济全球化3.0时代[13]。笔者沿用这种划分方法,认为在经济全球化1.0时代,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由殖民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殖民地国家成为殖民国家的原料来源地与商品、资本输出地,这种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赤裸裸的不平等。在这一阶段,我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没能享受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没能实现工业化,经济亦然落后。在经济全球化2.0时代,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产业链高端,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价值产业链的低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融入了经济全球化,尽管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但是我国享受了一系列经济全球化红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各国根据自身要素禀赋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融入国家分工,进行国际贸易,可以实现双赢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我国的货物出口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22734.7亿美元,增长约232倍,出口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且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2015年末累计达到3.33万亿美元。二是大力引进我国相对稀缺的资本与技术要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两种要素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这两种要素相对稀缺。为了吸引外资与技术,外资企业获得了税收优惠等一系列超国民待遇,我国吸引的外商投资由1985年的47.6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262.67亿美元,增长约25倍。三是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把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身专注发展以品牌管理、金融业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处于全球价值产业链的顶端。我国抓住这一机遇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加入WTO后成为“世界工厂”,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当前,我国的煤炭、钢铁、水泥、电力等代表性工业产品的产能全球第一,以高速公路、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全球领先,装备制造业也较为领先。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甚至出现工业产能过剩。四是中美经济实现融合发展。2015年,中美贸易总额约为557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当年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为20.8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和日本,我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净额为80.3亿美元,可见,中美经济融合度较高,甚至被称为“Chimerica”。

   三、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失衡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促进了全球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利益失衡,各国之间存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三个层面。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失衡

   根据中心—外围理论,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产业链的高端,主要生产附加值高的工业品,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价值产业链的低端,主要生产初级产品,这种国际分工造成发展中国家出现低端锁定效应,工业化进程滞后,导致经济发展的南北差距。拉丁美洲国家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农、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供应地,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并且这种经济依赖关系具有路径依赖效应,长期难以突破。中东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油供给地,产业结构单一;虽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家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积累了大量石油财富,但是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性极大。非洲国家则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投资成本较高,长期被发达国家忽视,享受到的全球化福利甚微。

   由于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仍是西方发达国家,导致在国际金融市场同样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失衡。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具有绝对的投票权,使其制定的金融政策无疑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拉美国家为了摆脱低端锁定效应,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而发展替代产业需要国际融资,在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下,偏向发达国家的债务安排使拉美国家陷入了债务危机。世界银行贷款的主要目标是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促进私营经济发展,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附加了非经济因素,导致世界银行贷款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分配严重不均。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理应把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并提高中国在IMF的投票权,但是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层层阻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与游戏规则制定权亟须得到提升。

   (二)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失衡

   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失衡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得以体现,这次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国利用储备货币发行权,实行数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使美国较快地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而美国的次贷危机波及整个欧洲国家,德、英、法等经济强国依靠自身经济实力较快得以恢复,而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意大利以及爱尔兰所谓“欧猪五国”却陷入了持续危机。这是因为欧元区的成立使其成员国放弃了运用宽松货币政策摆脱危机的政策工具,只能通过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并向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以及IMF“三驾马车”贷款求助来摆脱危机。而主导三驾马车的德、英、法等经济强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为条件进行救助,较少考虑紧缩性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民生福利受损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持续性增长,双方的利益博弈使得有些国家至今尚未完全摆脱危机。

   这种利益失衡在英国脱欧事件中也得以体现,欧盟是欧洲各国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但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存在利益博弈,如英国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未加入欧元区以保证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未加入“申根协定”以保证本国公民的就业机会,却可以享受欧盟统一市场带来的经济福利,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利益失衡。随着欧债危机的发生,英国享有的欧盟经济福利减少,并且要承担救助“欧洲五国”的责任;北非、中东大量难民涌入欧洲,英国又要承担分散难民的责任。面对福利减少而责任增加的处境,英国通过全民公投选择脱离欧盟,这无疑给欧洲经济一体化以重创。

   (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失衡

   各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使各国经济发展存在差距,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类:一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收入差距较大,难以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向高等收入国家转变。二是,价值链低端锁定国家,如中亚、北非等发展国家,这些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较低,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资本短缺,工业化滞后,无法通过自身资源禀赋实现经济起飞。三是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入21世纪以来这些国家经济获得快速增长,尤以中国、印度为代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成为全球经济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加入G20与发达国家共同治理全球经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

   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较低,虽然在非洲有非盟,在东南亚有东盟,在中亚有欧亚经济联盟,在拉丁美洲有南方共同市场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但各发展中国家经济融合仍欠缺,在资源共享、要素流动、模式互鉴、协作互惠等方面仍有巨大空间。发展中国家具有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中国具有资本与技术优势,俄罗斯、巴西、中亚各国以及非洲国家具有资源优势,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尼日利亚等国具有劳动要素优势,如果各国之间实现资源共享与要素流动可以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以基础设施投资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在模式互鉴中实现共同发展。当前发展中国家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协作组织只有“金砖国家组织”,须吸收更多发展中国家,扩大其影响力,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协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四、以利益均衡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建设

   (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条件

   1.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

   我国政府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施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刺激计划,虽然避免了我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但其后数年形成了严重的过剩产能,国内需求无法消化这些过剩产能,使其成为阻碍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对我国过剩的钢铁、水泥、装备制造等基础设施相关产能形成潜在需求,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互补性使其可以通过产能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2.外汇储备新的投资去向

   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政府通过外汇占款对外汇储备进行管制,贾根良(2016)称其为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认为这种外汇管理方式会形成美元本位制,使外资企业不受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并丧失巨额铸币税等问题[12]。笔者认为外汇占款还可能导致流动性过剩,对我国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一部分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其收益率相对较低,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巨大,这为我国外汇储备提供了新的高收益的投资选择。

   3.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的新蓝海

   2008年金融危机使我国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出口下滑严重,我国开始考虑对外贸易的多元化,以降低外贸风险,保持对外贸易的稳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与我国贸易互补性强,贸易潜力巨大,为我国对外贸易多元化提供了条件。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了制造业回归的政策,这一政策无疑会减少美国对我国产品的进口,因而我国对外贸易多元化更有必要性。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保护本国企业,对外资企业的限制性措施增强,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需要,对外资企业的保护主义措施较少。因此,我国的对外投资有必要更多地投向这些沿线国家,实现对外投资的多元化。

   4.中美经贸模式难以为继

   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为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储蓄,美国负责借贷。这种经贸模式虽然为双方都带来了福利,但是其弊端不断显现:针对美国市场的中低端制造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模式不利于我国消费需求增长,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向增进居民福利的消费驱动型转变;美国也从金融危机中看到增加储蓄、发展制造业的重要性,提出了适度增加储蓄,重振制造业的政策。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须打破现有中美经贸模式,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开拓新的市场,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提供了新的选择。

   (二)“一带一路”的利益均衡

   有别于经济全球化2.0时代各参与主体利益失衡的特征,以“一带一路”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3.0时代各参与主体是平等的,实现了利益均衡,如图1所示。

   1.“一带一路”的中国福利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带来一系列福利。首先,中国参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带动其基础设施相关产品的出口,化解过剩产能,有利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要点是“三去一降一补”,而去产能是一项重要内容,化解过剩产能可以盘活我国经济,为下一步补短板,促进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保证。其次,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可以实现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多元化,降低对外贸易与投资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额大幅下滑就有警示作用。再次,我国外汇储备流向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产业,提高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我国外汇储备长期以来大量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率较低,并且随着美元贬值伴有缩水风险,而外汇储备流向实体经济,不仅可以提高收益率,而且可以带来促进我国相关产品出口等溢出效应。最后,“一带一路”可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与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国际贷款可以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与投资的人民币结算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成立以服务发展中国家为目标,有利于提高国际金融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参与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构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2.“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福利

   “一带一路”建设也为沿线国家带来一系列福利。首先,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得以完善,加快了其工业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2.0时代,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价值产业链的低端,为发达国家提供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工业化进程滞后。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等特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甚少,以致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面临巨大缺口。基础设施投资是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的基础工程,加速完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可以推进其工业化进程。其次,为沿线国家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与技术转让。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可以为其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就业岗位的增加既可以增加民生福利,又可以刺激当地消费,还可以使其学习中国的先进技术。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技术溢出,可以使其摆脱价值产业链的低端锁定效应,升级产业结构,加速工业化进程。再次,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国际贷款不附加任何非经济条件,使金融资源配置更有效率。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会附加一定的非经济条件,使得国际金融资源在发展中国家配置效率较低并且分配不均。中国成立的亚投行与丝路基金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融资,不附加任何非经济条件,通过对项目本身的成本收益分析与风险评估发放贷款,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发展中国家可以平等享有融资机会。

   (三)“一带一路”的本质特征

   1.各参与主体之间实现了利益均衡

   在经济全球化2.0时代,各参与主体利益是失衡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价值产业链的低端,处于附属与被支配的地位,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利益受损方的地位,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化进程滞缓。而在以“一带一路”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3.0时代,发展中国家不再处于外围的从属地位,而是平等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享有经济全球化的众多福利,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技术不断进步,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等,各参与国实现了包容性增长。正是由于“一带一路”使沿线国家普遍受惠,实现了利益均衡,才得到沿线国家积极响应,并且各发达国家也积极加入亚投行,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实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各个层面的利益均衡。

   2.各参与主体之间实现了要素自由流动

   在经济全球化2.0时代,生产要素流动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之下进行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原材料等资源要素向发达国家流动,附加值低,而从发达国家进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这种价格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受损。二是资本与技术要素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很少流向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缺少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与技术要素,工业化进程严重滞后。三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主要拥有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优势,互补性较差,使得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要素流动较少。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经过近40年的发展积累,资本与技术要素相对过剩,资本与技术可以流向要素短缺的沿线发展中国家,加速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3.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逐渐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来,G20的成立就是标志,而“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加深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程度。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一带一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现了战略对接,如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的“互联互通规划”、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土耳其的“中间走廊”以及越南的“两廊一圈”等战略都实现了对接[14],使得各发展中国家可以协调政策,实现共同发展。亚投行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垄断,使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是使沿线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协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力量。

   五、“一带一路”是发展新理念的国际延伸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贯穿于“一带一路”建设之中,因而“一带一路”是发展新理念的国际延伸。

   首先,创新理念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之中。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2.0时代的利益失衡进一步显现,国际上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声音,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抬头,而体现利益均衡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是一种创新,促使生产要素在沿线国家自由流动,实现产能合作。以完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为目标的亚投行的建立也是一种创新,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垄断,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属于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增量改革,这种增量改革具有中国原创性的特征,是中国对于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贡献。

   其次,协调理念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之中。“一带一路”协调了各方利益:一是协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中国相对过剩的资本与技术要素与沿线国家的相对过剩的资源、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互利共赢。二是协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通过亚投行吸引发达国家参与到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来,使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贷款不再附加非经济条件,合理配置国际金融资源,提高配置效率。三是协调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一带一路”倡议对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开放的,把陷入债务危机的欧洲五国、意欲脱欧的英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都包容其中,各发达国家均可享有“一带一路”建设的溢出福利效应。

   再次,绿色理念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之中。中国在进行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注重生态保护,保护当地居民的生态福利。这是由于中国在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无意识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深刻体会到生态环境破坏对民众福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对外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中国把自身的经验教训传授给沿线发展中国家,并且切实行动保护当地生态环境,避免沿线国家重走弯路,增进其生态福利。中国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产能与技术转移,并非转移淘汰的落后产能与技术,而是环境友好型的产能与技术,有利于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推进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另外,开放理念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之中。一直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起主导作用,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我国对外开放呈现全方位开放的格局。渝新欧铁路等货运专线的开通,以及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均使我国的西部地区由对外开放的后方变为前沿,使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深化。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在发达国家,随着与发达国家贸易与投资的开放红利的逐渐减弱,通过“一带一路”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与投资将为我国带来新的潜力更大的开放红利。

   最后,共享理念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之中。在经济全球化2.0时代各参与主体之间是利益失衡的,因而导致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活动,而在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3.0时代,各参与主体之间是利益均衡的,各方均能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分享福利,因此全球各国积极参与,甚至起初拒绝参与该战略的美国与日本也看到其溢出福利,表现出参与意愿。融合了共享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利益均衡为出发点,以实现共同发展为目标,将开启经济全球化新的时代,增加全球经济福利,实现全球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六、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2.0时代,我国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与先进技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并且形成了互利的中美贸易模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并且享受到了开放福利。但是,现有的经济全球化存在利益失衡,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三个层面,这种利益失衡的经济全球化不可持续,导致国际上出现了以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为特点的反全球化运动。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这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均带来福利,以实现利益均衡、要素自由流动以及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本质特征,标志着经济全球化3.0时代的到来。“一带一路”建设是发展新理念的国际延伸,使沿线国家可以分享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增加全球经济福利。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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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薛宝贵,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何炼成,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薛宝贵,男,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何炼成,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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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的金融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