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社会学 理论研究

“精准扶贫”的精髓是“多维扶贫”和彻底脱贫

——建议尽快明确公布中国的“多维扶贫”标准和思路

沈华

2018-09-17 08:11

陈宗胜 杨思飞 张伟
《全球化》2018年第2期

改革开放后我国推行的扶贫解困战略,特别是精准扶贫的工作举措,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和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是现代“多维扶贫”理论的成功实践。扶贫目标中包含收入和生活质量多维目标;扶贫方法中包含提高收入、均衡教育、住房供给、产业调整等多种渠道;扶贫主体包括财政、民政、卫生等多个政府相关部门;扶贫结果体现在总体生活质量改进的多个侧面。可以说,在国际学术界研究新的多维贫困理论和方法时,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通过精准扶贫战略,已在实践中从事着“多维扶贫”的崭新事业。尽快确定并公布我国的多维贫困标准,有利于宣传扶贫“中国故事”,也可能使脱贫“中国方案”成为他国之鉴,并为研究多维贫困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提供丰富多样的实践经验。

   一、从收入贫困标准到多维贫困测度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大体上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综合性扶贫、脱贫攻坚及目前推行的“精准扶贫”五个主要阶段。从1978年到2016年,我国已有7亿多农民摆脱贫困,贫困发生率从高达97.5%迅速下降至4.5%。①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我们从经济上创造“中国增长奇迹”的同时,在反贫困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减贫奇迹”!

   总结我国的反贫困实践和经验,不难发现,我国的反贫困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最根本的一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保证下,我们虽然公布和宣传的是传统单一的收入贫困标准,但实际工作中却实实在在做的都是现代意义“多维扶贫”举措。换言之,当最近若干年国际上把“多维贫困”作为测度和评判贫困的现代新标准时,我国虽然没有明确公布这样的标准,并且反复宣传和申明是按中国现行收入标准消除贫困,但我国政府多年来实际做的正是与“多维贫困”理论相通的现代多维扶贫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在带领全国人民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的过程中,对消除贫困给予高度重视和加倍努力,坚决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应当说,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进入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的新阶段,其中就包含丰富的“多维贫困”思想和“多维扶贫”举措。目前党和政府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扑下身子、撸起袖子,投身到从多方面多途径进行脱贫攻坚即“多维扶贫”事业上,一定能够顺利完成精准扶贫的目标。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实践着的多维扶贫事业已经取得了骄人成就,是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

   传统上,国际组织乃至世界各国都使用单一收入维度或消费指标来测量贫困,将维持生存所需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折算为货币表示贫困线,用来确定贫困程度和扶贫对象。我国以往及目前公布的标准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然而,人们在实践中发现,收入或消费不足只能反映贫困的一个方面,而且是贫困结果的一个侧面。贫困作为一个长期社会“癌症”,其产生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如果只按单一标准衡量是不全面的;如果只从单一渠道着手扶贫,也很难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同时也很难保证扶贫成效的可持续性。

   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如果过多地关注收入贫困,测算满足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需要,那么就只抓住了“贫困”的一个方面,即“贫”的方面,而没有真正捕获到“困”的原因,从而往往使公共政策偏离真正持久改善人们生活质量这一根本目的。原因是贫困不仅仅是单一维度的收入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能力获得教育、卫生、饮水等基本服务,是一种多维度被剥夺现象,即“多维贫困”。②

   多维贫困理论提出之后,在全球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都产生广泛影响,不少学者探索将多维贫困理论应用于实际,首要问题就是对多维贫困测量方法的研究。较为典型的是阿尔基尔(Alkire)和福斯特(Foster)于2007年提出的A-F法。③相应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④中公布了用A-F法测算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该指数容纳了包括教育、卫生和生活水平等多个维度并细分为十多个子指标,并借此对人类多维贫困指数进行测算,这意味着A-F法成为国际上研究多维贫困的主要方法。

   此后,我国一些学者积极引入多维贫困研究方法,国内对多维贫困的研究迅速丰富起来,并重点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减贫扶困实践展开了科学扎实的研究。学者们采用类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计并推荐的多维贫困指标,贴近我国现实地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的扶贫工作实际上遵循了“多维贫困”的思路,包含了丰富的多维扶贫理念和思想。

   二、我国精准扶贫解困工作中包含的多维扶贫举措

   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公布和宣传的精准扶贫标准还是单一收入标准。然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及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旨,要求我国的扶贫工作必须是全体人民的永久彻底脱贫,至少是脱离绝对贫困。为此就不能仅着眼于单纯的收入角度,而必须是遵循扶贫工作的客观规律,从多方面多渠道即多维度地进行扶贫解困。因此,多年来我国政府在实际工作中干的、做的都是现代标准的“多维扶贫”,而绝不仅仅限于单纯的收入标准。

   (一)我国的减贫工作目标一直是包括收入在内的多维扶贫目标

   1986年,我国首次专门设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标志着扶贫工作作为全国整体工作的启动。此协调办事机构的职能包括从增加收入、改进教育水平、提升卫生条件、增加财政收入等多个角度推进减贫。1994年国务院公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⑤要求集中针对当时全国农村存在的8000万贫困人口,动员全国的人、物、财力及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时间基本达到温饱标准;同时要求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改变教育、文化、卫生的落后状况。2001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要求继续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改善生态环境并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落后状况,强调深入综合开发脱贫。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规定其目标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⑥并将扶贫类别划分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等多维一体,打出一套多维组合拳。2014年1月中央办公厅根据习近平同志近些年在湖南湘西和贵州省考察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的“精准扶贫”思想,制定了精准扶贫顶层工作模式,其中包括了从多个角度找准致贫原因、贫困表现及贫困结果,明确包含了真正“精准扶贫”所要求的“多维贫困”思想和多维扶贫举措。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并提出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工作要求,将解决多维贫困制度化、规范化。

   (二)我国扶贫工作中实现精准识别依据的是包括收入在内的多维标准

   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我国转变扶贫开发方式,从前期贫困率较高时的“大水漫灌”型扶贫政策,转变为现时期的“精准滴灌”式。其中精准识别、建档立卡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基础;通过准确识别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才能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靶向治疗”。因此,必然要求建立反映贫困的多维识别机制,包括多维贫困标准以及多维贫困维度的分解。关于多维贫困识别标准,不仅包括识别贫困家庭户,也可以识别非贫困家庭户,以便于建立贫困户乃至贫困县的退出机制;关于多维贫困的分解方法,则可以更为精确地帮助确定贫困户和贫困村的“穷根”,真正弄清贫困的原因,以便于有针对性永久拔除“穷根”而脱贫。很明显,这都是多维贫困治理的具体有效实践。

   依据多维识别的理念和标准,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专门印发了《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指标体系》及通知,开展“以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动态管理,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的扶贫开发统一多维信息系统。对贫困村的识别基本是按单一收入标准,即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0%、没有集体经济收入、贫困发生率高于全省贫困发生率1倍以上;⑦但对贫困户的识别则是按收入为主的多维标准,即贫困户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水平,综合考虑达不到“两不愁、三保障”的程度,而具体的多维标准则包括六大类39个指标,涉及贫困户家庭成员、收支、住房、生产、生活条件以及参与产业组织情况等,既测算农户收入、支出、债务、资产、务工所得等流量,也考察农户家庭面貌、生活质量、子女读书、成员健康,以及家电、农机、交通工具、水电路等生产生活设施,农田、山林、种养等发展基础等情况。这是相当丰富的多维识别标准和复杂的确定机制。

   各省地在实际工作中还探索了克服单一收入标准不准确的难点,创造了符合本地特点的多维识别方法。如贵州的“四看法”:一看粮二看房,三看劳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无读书郎;广西的五步法:“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河南的“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六定”六步工作法等。还有的省地采用多维“负面清单”之一票否决标准,即凡是家庭成员中有财政供养人员、自费出国人员、担任村干部、得到工程拆迁补偿、工商注册企业法人或股东的,或在城镇拥有门市房、商品房、轿车、高档消费品,或者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打牌赌博、吸食毒品等且屡教不改的,都不得作为扶贫对象。总之,在一年多时间里,全国组织80万人进村入户,识别12.8万个贫困村、2948万贫困户、8962万贫困人口,建起全国统一的多维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又经2015年、2016年两年,全国动员近200万人开展多维识别建档立卡“回头看”,补录贫困人口807万人,剔除识别不准的929万人,识别精准度进一步提高,基本摸清我国贫困人口分布及脱贫需求等信息。

   (三)我国扶贫工作是多部门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配合的多维扶贫

   多维贫困理论本身就要求社会各个部门的共同参与和彼此协调。比如解决教育维度的贫困问题需要教育部门的参与,而健康维度问题需要卫生部门的参与,融资缺乏维度的问题需要金融部门的参与,生活质量标准问题需要电力、水务、民政、工商、文化以及能源部门等更多相关部门参与。而集中力量、齐心协力办大事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举全国之力应对贫困,就必然是党政各有关部门在大范围、多层次的深入协作、广泛而有机地相互配合。我国早在1986年设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时,就将其内部机构设置为一个包括农业、教育、卫生、交通、水利、住建、能源、财政等多个不同政府部门的协调办事机构。直到2015年在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导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共包括49个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群团组织等等。习近平同志要求,要进一步完善中央统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行政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业、科研院校、军队和武警部队定点扶贫的社会扶贫工作机制,做到全国上下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这些都体现了典型的“多维扶贫”思想和思路。

   (四)我国的扶贫工作方法是多渠道多侧面的多维法

   我国的扶贫工作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维度的收入增加法。近些年在“精准扶贫”的精神和理念的指导下,更加衍生出大量积极有效的扶贫措施和方法。国务院要求各地要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积极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要真正落实这“五个一批”的扶贫工程,在具体的多维度精准扶贫实践中,必须分别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及“如何退”的问题。即必须从多维的角度出发,在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具体就是要实现“六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要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可见,如果仅就单一收入维度着眼,是不可能完成上述任务的。

   多维扶贫方法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确定扶贫范围。在200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总结了前期扶贫的经验和作法,有针对性调整了扶贫范围和对象,在保持前期的贫困县指标总数不变(592个)⑧并全部调至中西部地区的同时,实际上按多维贫困的思路细化确认了15万个贫困村,将先前以县为开发对象逐渐下转为以村为扶贫单位,专门出台了“整村推进”的扶贫政策,使一部分不在贫困县的贫困村贫困人口纳入开发扶贫范围。在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要求健全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做好建档立卡工作,并且实行动态管理,将扶贫范围在前期重点县和贫困村的基础上,划分了六盘山片区、秦巴山片区、武陵山片区、乌蒙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680个片区县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统筹资源给予重点扶持。通过2014年全国组织80多万人进村入户调研,摸清状况,建立全国统一的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着力解决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扶持谁的问题。

   (五)用多维贫困标准衡量我国的扶贫工作已经取得很好效果

   总而言之,按照过去我们侧重的收入标准,我国多年来各个时期持续推进的扶贫减困工作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1994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就取得很好的实际效果。该项计划确定的扶贫目标是经过7年努力,农村贫困人口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纯收入达到500元以上,从而解决温饱问题。执行的结果是到2000年时我国已基本解决全民温饱问题,扶贫成效显著。再如2011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到目前为止也落实的较为理想。据统计,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每年2300元贫困线衡量,我国农村2015年年底的5575万贫困人口,到2016年年末减少为4335万人,一年间脱贫1240万人。

   然而,按多维贫困标准测度会如何呢?国际上有学者提出多维贫困理论之后,我国一些学者及时引入多维贫困思想,并对我国的减贫扶困实践展开了丰富翔实的研究,并采用类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计并推荐的多维贫困指标,对我国扶贫现实进行了实证测算。结果发现,即使按多维贫困标准测度,我国的扶贫工作成就也是令世人瞩目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从1991年的52.17%下降到2011年的7.02%,下降了4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2.26个百分点。⑨与前述的收入贫困测度情况相比,1991-2011年我国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均大于按收入贫困标准测度的发生率。在1991年我国农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比收入贫困发生率高7.89个百分点,而2011年则比收入贫困发生率低5.28个百分点。⑩由此可见,近20年来我国真正在做着多维扶贫事业,多维视角下的减贫效果明显好于单一收入视角下的减贫效果。这再次证明,我国虽然只是宣布了收入减贫的现行标准和措施,但实际上,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我国的扶贫工作实质上必定要遵循多维扶贫的道路,否则不可能取得如此明显的效果。

   综上所述,在国际学术界把多维贫困作为测度和评判贫困状况的现代新标准时,我国虽然公布并坚持了传统的消除贫困收入标准,然而在举国推动的扶贫实际工作中,中国党和政府早已在实践着多维扶贫的崭新事业,并取得骄人的成就,为研究多维贫困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实践经验。

   三、采用多维贫困标准有利于更加精准扶贫

   在逐渐接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阶段,伴随着我国脱贫攻坚进程的深入,贫困人口越来越少,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减贫难度越来越大,从而社会对贫困现象的精准识别,以及精确帮扶与精确管理的方法,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这都表明了在我国的扶贫实践中,在保持收入贫困标准的同时,产生了制定、公布并应用多维贫困理论、方法和举措的极大需求。

   (一)我国的扶贫理论研究内涵,有利于引进多维贫困理论和思想

   有学者指出,中文“贫困”一词的内涵丰富程度远比英文“Poverty”一词要广泛。中文“贫困”是“贫”和“困”的组合词,包含了双重的内涵,而英文“Poverty”多指收入领域的贫困。在经济不发达阶段,“贫困”现象多突出其“贫”的一面,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之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但是伴随我国经济上升到中等收入阶段,我国农村贫困现象中就会更多地突出“困”的因素,例如我国正在经历的医疗保障之困、环境污染之困、教育失衡之困等等。可以说,中文“贫困”一词既包含了一维的收入或消费贫困,也包含了多维贫困的理念。正是基于这一文化背景,我国在制定扶贫开发政策和具体操作的时候,往往不局限于只提升贫困人口的收入。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扶贫理论也需要明确引入多维贫困的思想和方法。

   (二)多维贫困方法有利于校正单一收入贫困标准的不足

   关于这两种思路的比较研究表明,如果单纯采取关于贫困现象的收入或消费测度法,不能保证精准测度贫困状况,从而也很难达到精准扶贫的要求。比如对于同一组人口进行关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程度的比较研究发现,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重合度为30.62%,或者说如果只按单一收入贫困概念衡量可能要遗漏69.38%的多维贫困户。(11)换言之,如果将此比较结果推及我们国家当前的扶贫工作中来,则有可能把近70%的多维贫困标准户不作为扶贫对象。可见,我们的精准扶贫工作实践,要求我国应当采用多维贫困的思想和理论指导。因为,唯有多维贫困方法才能真正弄清楚贫困人口的真实数量。

   (三)采用多维贫困方法来测度我们已经确定的收入贫困家庭,则测度的贫困结果变动可能与单一收入标准有差异,从而更易于发现存在的问题

   比如上文已经说明,1991-2011年期间我国农村贫困家庭户的收入贫困有很大改进,扶贫工作取得较大成效。但是如果用多维贫困方法计算这些贫困家庭所遭受的平均剥夺维度数量,发现这些贫困家庭户的平均剥夺维度数量只有轻微下降,从1991年的4.3个仅下降到2011年的3.8个。(12)反映出这期间农村贫困家庭所遭受的贫困程度虽然按单一收入标准有大的降低,但按多维标准则下降不够明显,贫困程度仍然较深,从而政府绝不能轻易放松工作,而仍应予以高度关注。

   (四)采用多维贫困方法可以对致贫维度进行分解,有利于明确各个维度对贫困家庭户贫困程度的致贫贡献率及精准扶贫

   按照精准扶贫理论和方法,要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把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找对“穷根”,从而才能明确靶向,做到扶真贫、真扶贫,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而多维贫困方法中的贫困维度分解方法正好有利于通过分解找到“穷根”。一些研究介绍说,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如果以k代表贫困维度,则通常以k≥1/3来定义多维贫困。比如研究采用教育、健康、资产和生活标准四个维度,且k取值为3,即当某个家庭户有三个维度被剥夺时,则该家庭即被识别为贫困家庭户。一些学者计算发现,我国2009年多维贫困指数为0.034。其中,生活标准维度中卫生设施指标对多维贫困贡献程度最大,为24.0%;健康维度中的医疗保险指标的贡献程度次之,为17.3%;生活标准维度中耐用消费品的贡献程度为12.4%,而现代燃料指标的贡献程度为12.3%;教育维度中成年人受教育年限的贡献程度为7.8%。(13)如此等等,可见通过多维贫困指数的多维度分解,可明确扶贫靶向,进而易于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的精准扶贫。

   四、简单结论与建议

   总而言之,从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标志着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新事物、接受新规律、实践新思路的广阔胸襟。为此,为了更好地实践精准扶贫精神和思想,增加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建议我国应尽快将多维扶贫理论明确应用于实践,尽快研究并明确、公开宣布多维贫困标准和办法,将已经采取的多维扶贫手段制度化、政策化、公开化。当然,多维贫困标准的应用和深入研究依赖于丰富的精准扶贫实践,也需要具备大容量、长时序、多维度的数据库。因此,国家统计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统计计划,建立权威的数据库,发布专门的统计数据,以供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应用。

   第一,继续执行收入贫困标准的同时制定并公布多维贫困理论和标准,在我国的扶贫实践中对贯彻“精准扶贫”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采用多维贫困指数可能弥补以往收入贫困测量对福祉衡量的不足,其维度分解也有助于确定反贫困公共政策干预的优先级和优先顺序,从而为我国反贫困战略和政策提供明确的指向。

   第二,多维贫困理论实际上在我国已有多年的尝试性实践,丰富了多维减贫目标,增强了扶贫开发精准度。例如,上文已经说明卫生设施指标对农村家庭贫困户贫困程度的贡献最大,这意味着需要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实施“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干净卫生厕所的意义重大。但从现有扶贫文件中看,卫生厕所并没有成为国家减贫的目标和重点。

   第三,收入贫困理论和多维贫困理论可以相互印证、相得益彰。通过建立包括收入和非收入多个维度及指标的综合贫困指数,纳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综合考量,可以增强精准扶贫政策的科学性,弥补收入贫困程度测度的偏颇,更好地反映贫困的全面性和复杂性,帮助扶贫责任部门更有效率地实践精准扶贫,为贫困户建档立卡和科学客观评价,从而在收入、教育、健康、资产和生活质量等诸多方面得到真正改善,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

   第四,尽快确定并公布多维贫困标准,会非常有利于我们向全球宣传我国扶贫的“中国故事”,即我们早已实践着的多维扶贫事业并取得了骄人成就。我们拥有研究多维贫困理论最肥沃的土壤。这不仅有利于形成我国关于发展经济学反贫困理论研究的话语权,而且可以使扶贫的“中国方案”成为他国之借鉴。

   注释:

   ①资料来源: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5》和《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贫困线按政府官方公布。

   ②多维贫困也是经济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概念。在经济发展之初通常将贫困涵义规定在收入方面的贫困,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往往同时或者更加关注非收入性因素,如健康、教育、精神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成为大众诉求和经济热点。也即是说,从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反映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多样性。

   ③A-F方法是多种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中最为成熟且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是当前研究多维贫困问题的主流方法。按此方法,多维贫困指数MPI的构造包括贫困的识别与加总。与其他方法不同的是,该方法的贫困识别是双临界值,包括剥夺临界值和贫困临界值,因此该方法在某些文章里也被称为双临界值方法。概括来说,A-F法主要包括维度指标的选取、维度指标的福利取值、某一维度各个指标的剥夺临界设置与剥夺判断、贫困临界值的确定、每个维度的贫困识别、各个维度贫困加总的权重设置、多个维度的贫困加总、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等多个步骤。

   ④参见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0,http://www.undp.org。

   ⑤本文涉及的国务院文件参见国务院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xxgkzl.htm。

   ⑥即通常所简称的“两不愁、三保障”,是国家确定“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目标。见国务院扶贫办网站公布的扶贫规划文件,http://www.gov.cn/zhengce/xxgkzl.htm。

   ⑦为保证贫困村的识别公开公正,识别程序上按“村申请、乡镇审核、县审定”,以及“乡镇审核后公示,县审定后公告”的要求进行;为保证贫困户的识别公开公正,识别程序上按“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公告、逐级审核”及“村里民主评议后公示,乡镇审核后公示,县里复审后公告”的要求进行。

   ⑧秦夕雅:《四十年减贫扶贫路》,《第一财经日报》2017年2月16日,第A09版。

   ⑨张全红:《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1991-2011》,《财经研究》2015年第6期。

   ⑩同上。

   (11)冯贺霞、王小林、夏庆杰:《中国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系》,《劳动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

   (12)数据来源同上。

   (13)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4页。

原文参考文献:

[1]陈宗胜:《公有经济中减低贫困的理论与实践》,《南开经济研究》1993年第6期。

        [2]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3]陈宗胜等:《发展经济学——从贫困迈向富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陈宗胜:《收入差别、贫困及失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陈宗胜、周云波:《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7]陈宗胜、任重、周云波:《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本质和特征研究——基于改革开放30年的路径演化分析》,《财经研究》2009年第5期。

[8]邹薇、方迎风:《关于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6期。

[9]张全红:《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1991-2011》,《财经研究》2015年第4期。

[10]陈宗胜、文雯:《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减贫效应》,《产业经济评论》2015年9期。

[11]王小林:《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12]Alkire S.and Foster J.,"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s",OPHI,Working Paper 7,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University of Oxford,2007.

[13]Alkire S,Foster J.,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1,95(7-8):476-487.

[14]Chen Zongsheng,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d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ystem Reforms in China,Nova Science Publishers,Inc.New York,USA.,2004.


作者简介:陈宗胜,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特色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天津市政协常委;杨思飞,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伟,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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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集体经济之危与化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