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社会学 理论研究

不完全逆群体性:“空巢青年”的社会关联

沈华

2018-11-27 08:27

李容芳
《当代青年研究》2018年第1期

信息化加速了人口流动、社会分化与社会变迁,使得社会个体拥有了更多个体化选择空间,个体行为逆群体可能性提高。社会多元化意味着社会成员更尊重与包容他人生活多样化。当独居成为具有文化特质的社会现象,触动了人类社会的群体性和组织性,掀起社会热议。当下被广泛提及与关注的“空巢青年”,作为新独居现象,其逆群体性表象背后有着深层次原因。“空巢青年”所引起的热议,网络媒介和学术界试图对该现象的成因、现状和发展背后社会关联探讨,以揭示隐于社会制度与规则层面背后的行动表征。“空巢青年”现象是当下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的现实呈现和问题折射。

   一、“空巢青年”问题提出的社会背景

   不完全逆群体性假设的提出完全基于当下空巢青年的社会事实,“空巢青年”已成为取代“单身青年”“独居青年”等特定称谓的热门词汇,[1]属单身群体的特殊称谓,并未直接表明“空巢青年”已形成特定的阶层,但通过称谓可区分具有某些同质性的类群信息。“空巢青年”用仿词构词法,即在改变现有词“空巢老人”的同位语素,生成新词。[2]“空巢”所指既是一种地理空间,更是社会空间。不可否认,“群体性行动”或“结群而居”是人类社会最常见的行为模式,也是人类交往与互动的前提和结果,具有自发性和普遍性。[3]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都曾断言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凭合作实现目标。基于合作与互补的初衷,人类历史是一部个体、族群、国家不断结群行动的历史。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变迁、社会结构与社会话语三个层面而言,“群体性”社会互动方式、手段、过程发生巨变。[4]学界普遍认同当代中国经历了三次单身高潮,[5]单身语境延伸是对该群体社会关联环境变迁的反馈。“空巢青年”作为特定场域与空间下发生的社会现象,社会关联实践形态促成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群体。[6]社会变迁与新媒体普及使人们对社会关联中的家庭婚育预期背离了主流伦理,城市居民初婚年龄超出了24岁至30岁“结婚适龄期”。[7]换言之,单身青年群体形成是在社会化过程对价值标准调整与对社会规则遵从的过程。个体化造就了“空巢青年”的自主性,表面上以居住空间为判定标准的行动逻辑,本质上是社会空间压缩与经济学意义的理性选择。当“空间压缩”成为主调,所有社会行动被时间密织,个体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路径趋于多样化。当“空巢青年”群体被“贴标签”或“污名化”,意味着特定社会阶层集体意识的情感区隔与规则遵从被一定程度地接受和关注。[8]

   2016年以来,“空巢青年”作为“北漂”“蚁族”“剩女”“光棍”等称谓的进化版成为社会热点和社会学学术新增长点,学者们无论对微观层面的行为学特征研究、社会学群体特征研究,还是对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流动研究,都试图对“空巢青年”的发生机制和生存图景进行详细深描。已有“空巢青年”研究既嵌入了国内与国际双重生境,又有乐观与悲观二分心态。国际图景的“空巢青年”研究以美国社会学家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的《单身社会》和日本NHK特别节目出版《无缘社会》最受关注。国内学者们对“独居或空巢并非社会问题,而是大势所趋”[9]和“有缘的现代社会走向个体化无缘社会”[10]的论断进行对照性论述。2017年8月,笔者以“空巢青年”作关键词对知网的文献进行检索,获得上百条文献信息,除2017年10余条社会学学术文献外,其余多为2016年至2017年报纸文献。各主流报纸将“空巢青年”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报道也并非全为悲观,国内主流媒体《人民日报》认为“空巢青年”是个“伪命题”。[11]《工人日报》呼吁不要对“空巢青年”贴标签,避免刻意放大群体性伤痛。[12]《中国青年报》将“空巢青年”界定为“中国梦”的践行者,肯定该群体从家庭关系、乡土关系的脱离是找寻一个“更好自我”的个体化需求。[13]对“空巢青年”社会学研究,有从社会心理学和网络集群行为视角,将“空巢心态”与“集群行为”进行关联性研究,[14]其余研究大多局限于空间对比、成因分析与困境表述。综上所述,有关“空巢青年”研究多以直观报道和情感抒发为支撑,较少从其生成背景、交往规则和社会关联等多角度综合分析。以往“空巢青年”研究话语导向制造一种错觉:“空巢青年”属于脱离社会群体的“过度单身”与独居。同时也歪曲了一个基本事实:“空巢青年”是社会个体化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建构中的重要群体。现有“空巢青年”社会学理论研究基础尚弱,虽有家庭结构理论和社会化基础分析,有时空社会学空间转向解读,但未能厘清前置性社会制度和规则的作用、群体或个体社会行动的规则遵从、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结构三者之间关系如何。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已有“结构—行为”研究的反思,弥合“空巢青年”被误读的群体性与个体性之间原有的自洽性。通过对如下问题作答,解答至今学界为何未能对当下“空巢青年”社会关联相关问题做出阐释:“空巢青年”群体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空巢青年”的日常生活行动逻辑是什么?“空巢青年”如何建构其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之间如何关联?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故本文论证多向度张力的“空巢青年”逆群体性核心如何形成困扰。当传统规则的核心整合力衰微,“空巢青年”如何将行动合法性诉求纳入“抽象社会”规则遵从的工具化轨道。“空巢青年”作为基于规则遵从的秩序建构与社会整合方式,如何使得个体化背景下理性社会发展的自决得以可能。本文从个体化和群体性角度,试图建构“空巢青年”“规则—行动—秩序”的解释框架,以对“空巢青年”社会关联程度与变迁进行研究,将“空巢青年”个体行为与社会行动置于社会空间内进行考察。

   二、规则的遵从:从群体性到逆群体性的社会关联进路

   社会关联作为宏观理论从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而来,后来中国学者将其扩展到村庄关联、个体关联等微观领域。贺雪峰的村落关联与村落秩序间关系研究对后来学者研究具有指导意义。[15]刘拥华认为:社会关联是个体与社会产生联系的形式,社会关联构成人个体化与社会化的基础。[16]群居作为自然关联,是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普遍行为,集自然压力、社会环境、诱发因素等多种致因。[17]现代社会关联方式多元化,个体与群体间互动与关联方式变化被视作不同规则约束下形成的新混合互动模式,通过规则遵从与策略调整形成新的秩序。[18]历时性与俱时性的双视角下,“空巢青年”现象无疑是现代社会走向个体化的后果之一。

   (一)个体化的不完全逆群体性:自由身份与规则寻求

   “不完全逆群体性”是对个体化程度的界定,也是对个体行动社会性本质的认同。本文在群体行为、意识与交往行为划分基础上,重点讨论“空巢青年”集体意识的“逆群体性”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本文“不完全逆群体性”的提出是基于实践中社会化、社会互动与交往,对“空巢青年”社会联结的定性,社会行动不是,也不能是完全背离社会互动的个体行为。“不完全逆群体”行为基于现有“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良性关联与互动,虽不是传统的高密度群体性行为,也区分那些“反体制、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的个体行为。[19]古典社会学的感知背景切入了“社会学想象力”,民族国家成为社会研究的着力点。[20]古典社会学对社会个体群体性属性设定依据国家是社会规则的生产者、监控者,社会个体为规则的被动接受和遵从者。后现代转向的社会学将社会阶层分化、人口流动等因素作为考量要素,哈贝马斯认为“国家—社会”关系中,非国家与非经济组织构成市民社会的核心机制。[21]邓正来对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将自由独立的个体作为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赋予了个体化研究新的分析框架。[22]社会学研究将内群体和外群体认同的共属性视为个体规则遵从的基础,当个体从外在评价体系与自我感知两个部分确定自己与某个群体共属,基于自身立场对该群体规则的判断、理解与遵从是个体逆群体行为取向的前置基础。

   “上帝已死”诊断是西方语境对个体日常生活神圣价值困顿的反思,也是对自由生活理念的认同寻求。[23]人类早期由严密与封闭的集体组织构成,如氏族、村落等个体行为同质性较强的初级群体,初级群体对个体的庇护控制与个体对群体的依赖正相关,可见,个体对自由较低意愿与对群体规则的无条件遵从是早期社会群体性组织的特征。换言之,群体性对“在场性”“参与性”的需求意味着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更多以“我们”的视角进行社会行动,个体认同感的获得与其规则遵从达成内在情感与外在影响的一致。当“我们”视角逐渐转为“我”的个体中心,个体对自由的寻求成为个体化的动因。

   “空巢青年”作为社会事实群体存在意味着该称谓所指的独特属性。“空巢青年”诞生在高度个体化背景下,年轻人主动抽身于传统的初级群体,对工作、闲暇、社交的自愿选择,以逃开高成本的群体交往,隐匿于交往方式转变之后是青年集体意识在新时期的一次转变。社会发展伴随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的初期群体式微,职业分化、工业化、城市化为个体获得更多发展空间的同时,迫使其以个体化保持更高程度个体自由,以适应劳动力自由流动。社会转型背景下,自媒体的普及加深了个体化程度。“空巢青年”特性对照组是传统居家青年的群体性。逆群体的表象并没有获得社会认同,相反总被新旧媒体污名化与戏谑。社会个体的行动逻辑发端于认知体系、行为实践多元化,超越了元群体性的人性本质与自然给定。总之,个体化加深过程既是文明演进,也是使社会个体回避群体性本能,选择逆群体性社会行为。

   (二)规则的遵从:社区衰落与个体社会关联

   “规则—行动”框架实则体现了规则遵从中行动主体的理性选择,基于利益立场的态度。行动个体对规则不同理解形成规则遵从的伦理基础。规则遵从分两部分:一是规则的形成与调整,通过规则建构、选择与指令下达等完成社会关联的第一步;二是个体对社会规则的遵从,遵从过程包括个体的规则理解、情境分析、工具选择等行为技能综合运用过程。[24]非正式规则对照组为正式规则,此非极度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社会环境下依赖于人的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规范。一般而言,正式规则之于“单位社区”的作用,尤其当“单位社区”被视为城市社会最重要的治理单位进行研究时,对中国城市转型发展意义非凡。芦恒认为:“单位社区”作为特殊的社会安排与社会结构,成为社会行动主体与社会治理对象,依附于单位的正式规则遵从更体现出“集体主义”的群体性。社会个体生命历程“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离不开单位体系,形成以业缘为基础的“归属感”。[25]“单位人”背景下,紧密社会交往方式不具备“空巢青年”产生的土壤。杜春兰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住宅货币化的商住小区对“单位社区”的替代被视为城市社区衰落的重要标志,“单位办社会”的终结是“单位—社区”核心功能、组织体系、权力结构等正式规则向“家庭/个体—社区”空间结构、交往方式、社区认同等非正式规则的过渡。[26]以上研究更多从社区治理困境,来讨论单位社会正式规则隐退下作为抽象社区“抗逆力”的非正式规则,这与20多年的中国社会治理研究进路同步。本文研究“社区衰落”不仅指涉业缘共同体对正式规则、集体行动规则的“集体记忆”,也对无主体抽象社区的非正式规则约制力下“空巢青年”的“个体—家庭—社区/社会”多级互动模式进行解读。[27]具体而言,本文侧重社区衰落语境下,个体化的“空巢青年”社会关联。

   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态势为“空巢青年”提供相对自由与平等的选择机会,当“互联网+”“共享”“众筹”等新经济方式为个体化注入更多催化剂,非正式规则遵从的作用愈加明显。一方面,伴随体制松绑,“空巢青年”对所属正式群体依赖逐渐减弱,当传统交往路径过于繁芜,正式规则缺位或式微,则可通过非正式规则遵从和非直接交往,由“第三方”满足“空巢青年”生存大部分所求。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对“空巢青年”个性与行为多样性的包容,使得他们将更多精力用于个人发展空间拓展与社会资本寻求,而这些恰恰是结构性正式规则不能完全提供的。以上两方面社会行为倾向背后的悖论是:个体化所致逆群体性与社会交往空间生产内卷化之间如何平衡?即群体性的衰落是否意味着规则无法再对个体行为约制?对社会群体生活方式变革表象背后“社会关联”和“规则的生产”的研究补充了对“空巢青年”的结构性研究。“空巢青年”的经济关联更多需要间接互动,组织关联则是其非正式规则生产的重要路径。“社会断裂”是“空巢青年”原子化、世俗化的消极偏向与态度完成对规则遵从。总之“空巢青年”的社会关联是对城市空间内群体意识、资源分配状态的反映。

   三、理性选择与社会秩序:个体化悖论下的逆群体性

   作为社会主体的青年“空巢”现象,体现了特定群体建立在社会价值认知基础之上的理性选择。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转换、体制机制转轨、格局利益调整、价值观念转变等现实问题,“空巢青年”在社会行动过程中通过对规则与制度的理性遵从,实现对社会结构的建构、解构、重构。维克多•J•范伯格认为,社会规则和社会制度一般可以互换,但制度强调规则的交互连接和相互稳定的构型。[28]社会规则生产的最终目的或后果都会达成对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的解读。[29]贝克认为,个体化的后果是辩证的,一方面个体获得自由,另一方面又因自由而孤独,反被自由所累。[30]就此意义而言,将贝克的个体化理论嵌套“空巢青年”实际情况毫无违和感。“空巢青年”生产与生活的个体化以“为自己而活”为生活逻辑起点,以独居或单身为表象,一番看似自由的新景象。在李友梅、贺雪峰、阎云翔等人研究引发了对个体化悖论的基础上,熊万胜等人认为,个体化基础是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回归,加之集权行政体系的持续作用。[31]“空巢青年”个体化最为紧迫的社会学命题是如何化解个体化所致的悖论,悖论的当下内涵是个体自由获得与自主性丧失之间的问题:单身的理想选择与孤寂的自主性缺失。

   (一)社会活力:个体化加深与主体性丧失悖论的关键内涵

   复杂境遇下对“空巢青年”的研究,集中体现了现代性与信息化挤压下对个体社会交往方式与社会活力关系的重新考量。[32]社会活力是对社会状态向度的一种表征和描述,若社会发展呈现良性增长,则判定为社会活力充沛。[33]人类社会的动态关联主要以社会交往方式作为联结,达成共同利益。按传统逻辑,“空巢青年”的社会交往被间接化必然导致社会活力的递减。第一,生活世界的交往多以群体性互动为本质,以通过直接对象的存在性交往,通过交往规则规定,获得个体与社会活力。当“空巢青年”的社会交往对象逐渐被异化或非虚拟化,作为社会活力来源的社会交往主体性逐渐丧失。第二,从本质而言,市场经济境遇下,适合交往实践体现出对创新意识的需求,个体交往方式的改变已经影响社会运行。碎片化、闲散化的“空巢青年”交往方式对原有结构性的交往活动是一种无声消解。否定以上两点的关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表明个体化的加深与主体性的丧失并未颠覆交往与社会活动间逻辑一致性,换言之,新的交往方式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空巢青年”的社会交往对市场规则的遵从依旧按照“优胜劣汰”的竞争逻辑。面对日益丰富的社会资源,“空巢青年”的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价值实现渠道多样化,所以竞争与合作、冲突与维模、分化与维系等成为多种互动的“动态模式”。

   主流媒体话语中,“空巢青年”的族群特征一般被概括为受教育程度高(高学历)、工作体面(高技能)、远离家乡(高自由)的20岁至35岁之间的青年群体。作为“80后”“90后”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社会群体,成为“空巢青年”既是一种个体主动选择,也是被动社会推力所致。主动选择被归纳为:较强的独立、自尊自强意识、较强单身的意愿等转型期的价值观变迁,城乡二元制背景下对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与社会规则的满意,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期待等。被动因素则是:就业、住房、择偶等社会压力,社会流动加快与社会阶层相对固化。无论出自主观或客观,“空巢青年”作为社会互动中最有活力的群体,对传统家庭生活方式的背离是不完全的逆群体性,不再完全接受社会规则的规训,而是对规则的有限遵从。总之,“空巢青年”群体的产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家庭、工作等作为一种特定社会制度安排对个体生命历程进行约制,总有“越轨行为”僭越主流社会交往模式,直观反映时空变化对社会交往模式的冲击和影响。空间社会学认为,不能将“空巢青年”限定在特定空间内,置于历史长河中,不同国度、不同时期都有与“空巢青年”相似的社会阶层或群体。但从社会变迁与改革视角来解读,随着技术革命的加深,空间碎片化与再生产使个体的社会关联逐渐松散是当代“空巢青年”形成的必然性。[34]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将人口流动、婚育状态与“空巢青年”日常相关联,发现向上流动的迫切愿望与其交往实践中的“弱嵌入”之间的矛盾是个体自由与主体性缺失的例证。[35]

   (二)抽象社会秩序建构:个体行动生成与社会结构整合

   上文回答了个体化如何推动“空巢青年”社会交往主体间性的互动方式,可他们的互动对社会秩序又会产生什么影响?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抽象社会秩序建构问题。古典社会学试图解决社会结构性整合问题,哈贝马斯与后结构主义的对话,对生活世界交往理性寄予重望。[36]技术理性社会系统生成被学界视为“抽象社会”形成的标志,其本质为社会秩序建构方式。学者们关注“抽象社会”秩序以形式化展示“集体能力公共性”的同时,也对个体行动的合理性危机进行现代叙事反思。个体行动与社会秩序间整合“规则—行动—秩序”过程无法摆脱群体能动性与目的性。当正式规则对群体性设定的真实逻辑超越了个体理解框架和价值取向,非正式规则就能凸显基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丰富的个体创造性。[37]原本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城乡二元体系政策性的对人口流动限制,以“独生子女”为普遍要求的城乡计划生育的人口生产控制都曾是举国纵深推进的规则体系。如今,社会技术化时代的“空巢青年”现象是个体与社会对规则体系主体中心理性的有限遵从。一方面,技术性非正式规则缺乏强约制力,另一方面,“空巢青年”的理性决策嵌入到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与整合体系。抽象现象与行动个体间的互动使得“空巢青年”无意识地颠覆了传统互动,同时完成了规则的再生产,“空巢青年”据于自身的需求对社会结构进行适应和调整。[38]正如卢曼所言,现代社会的再现不止于社会互动层面。[39]我们讨论的抽象社会秩序是通过个体与社会的互构得以完成。互构的核心是“空巢青年”在抽象社会中通过多元化价值抽象,建构了群体性张力,故本文研究之始的“不完全逆群体性”是其社会关联的制衡过程,其间不免背离、失序与重构。社会秩序建构不只为方法,也是历史经验的一个部分,“空巢青年”的行动逻辑是微观的,其行动本身表现的张力关系一方面是规则的约束,另一方面通过对规则的策略性遵从从而确证个体行动的意义。

   至此,基于上文抽象社会秩序建构的论述,“规则—行动—秩序”框架看似完整,但当前将“空巢青年”作为社会问题来研讨,是对社会群体与社会秩序建构的前景的不明确。抽象社会的个体化强调对现代性的体验,“空巢青年”的交往方式中更依赖技术手段与符号系统,抽象的时空距离被不断压缩。传统社会规则的具体性被“抽象社会”规则的普遍性所取代,个体认知系统的获得途径多元化与生活世界的重建所致工具理性强势嵌入。

   四、关于“空巢青年”逆群体行为的讨论

   “空巢青年”的逆群体行为是基于个体化心态下的多元化社会交往理性选择,但宏观而言,“空巢”是青年人社会群体性交往的某种特殊方式,故被推定为“不完全”的逆群体。将“空巢青年”现象分析置于历史逻辑辩证中,对不完全逆群体性反思有助于厘清个体与抽象社会的关联方式,帮助探寻普通社会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城市化背景下,社会行动多元化加深和个体化持续成为“空巢青年”形成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结构变革从分化到整合的整体“有机团结”是一种新的社会空间。看似矛盾的逆群体性与社会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得以自洽。由此判定,社会变迁中“空巢青年”是历史的产物,在当下社会现实交往中,一方面对原有社会结构和组织的解体,逆群体性“空巢青年”被贴上“凄凉感”标签;另一方面,新的社会结构与组织未能完全形成,规则遵从成为不完全逆群体“空巢青年”个体化的基础原则。对“空巢青年”不完全逆群体行为的研究,是社会资本充裕社会中用“规则—行动—秩序”的解释框架,对制度、个体价值与社会关联尝试新分析路径,审视当下社会变迁中社会行动的新逻辑起点与变迁理路。

   眼下任何理论对“空巢青年”的研究,都无法完全解决看似理性模型框架与群体行动实践中边界非制度化、模糊、不可评估之间不相符难题,具体为:第一,规则遵从不能满足所有“空巢青年”个体性的行动期待。若在个体化不断加深语境下建构多元社会秩序,即使有了统一规则,在“空巢青年”与社会互动博弈过程,失范和目标偏离不可避免。第二,抽象社会中非正式规则的有限理性导致“空巢青年”行动具有一定抽象性,并不是完全理性所能及。[40]总之,规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空巢青年”群体通过规则遵从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与重构。本研究中,更多将“空巢青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与文化现象,关注背后社会化、个体化、制度化作为规则对群体社会行动的支配。不同于“空巢青年”概念被媒介意义取向偏向悲怆式的评论,理论研究则更为谨慎与适度表达。青年群体是社会动力的主源,本研究聚焦“空巢青年”对生活世界里生活方式多元不确定结构的解构与建构,使得探寻其社会关联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虽从社会规则生产层面来探讨社会秩序建构有别于用社会行动来分析社会秩序建构,本文“规则—行动—秩序”分析框架的理论逻辑考量了“空巢青年”的界定、社会背景、社会关联、行动逻辑、行动秩序与结构等,以厘清一种陷入“空巢”新兴生活方式背后的理论逻辑。本分析框架的验证不能逃开“转型时期社会太复杂”的经典社会背景预设,但具体适用中可选择个案,或进行新领域扩展;虽本分析框架的解释力和适用性能从规则遵从与个体化视角对“空巢青年”总体状况做出分析,但难以涵盖所有独居个体特性,为今后的解释力验证留下更多空间。


作者简介: 李容芳,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


]]>

2018-11-27 04:28
104
新自由主义辨析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