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社会学 理论研究

项目农业、乡土知识与乡村振兴

沈华

2020-05-12 09:33

刘  波
《求索》2020年第3期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逐步展开,国家涉农资金投入不断增加,项目农业已成为基层推进农村经济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农业项目下乡,包含了涉农资金下乡与项目制两方面。项目农业资金下乡,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知识溢出和社会组织效应,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不过,亦有学者强调项目制对大户有利,而对小农不利,应该鼓励小农经营。总的来说,项目农业的经营效率仍亟待提高。究其缘由,有研究者认为是农民在项目农业中遵循“生计”逻辑,而政府遵循“政绩”逻辑,二者并未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还有研究者认为,项目农业导致基层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甚至导致地方治理碎片化、以基层政府为中心的“分利秩序”。如何增强项目农业的公共品效应,更高效地推动乡村振兴,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问题,聚焦于资本、政府、小农等要素,以及资源整合与注意力竞争,自有其道理,而从项目农业所在地的乡土文化入手,考察两者契合度对项目成败和乡村振兴的影响,目前仍是一个较少受关注但值得尝试的视角。本文将结合笔者在滇西南古镇调查所得材料(调查时间为2018年5—10月和2019年7—10月,文中地名为化名),从乡土文化角度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古镇有8个行政村,其中3个傈僳族村位于山区,5个汉族村位于坝区(小平原)并种植烤烟。烤烟最初于2008年被当地农科站作为救灾项目进行推广,至今已种植10余年。烤烟的种植主要由镇烟草收购站(当地人称“烟站”)规划,并交由镇烟草办公室(当地人称“烟办”)将种植任务规划下发至各村,各村村委组织烟农申报种植面积,完成种植任务规划。2018年,全镇的种植面积为2400亩左右,其中箐村718亩、兴村619. 5亩、上村520. 5亩、金村512亩。古镇烤烟种植大体上经历了3个阶段:前期是“压着种”(2008—2010年);中期是“抢着种”(2011—2014年);近期则是“大户主导”阶段(2015年至今)。在笔者的主要田野调查点即上村,大户种植的面积多在20亩及以上(当地人均耕地面积为1. 2亩),需要租赁非烟农的田地。2019年,上村的种植面积为530亩,种植户数为25户,其中10个大户种了450亩,占全村种植面积的85%。烤烟种植生产的劳动投入则主要依赖家庭劳动和短期雇佣劳动的结合。烤烟种植的收入成为了当地烟农在雨季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也成为了许多农户打小工的主要渠道。

   二、烟草种植的乡土知识分类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反复告诫人们,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理解地方文化,才能正确地解释地方文化。这种依附于地方的文化,被称之为“地方性知识”。而在乡村社会中,地方性知识常与现代都市文化又有很大区别,因此也可据此特点称之为“乡土知识”。古镇烟农在落实烤烟种植的项目农业过程中,基于自然生态环境与烟草的生物属性所形成的认知、种植实践技能,以及基于烟叶生产形成的社会规范等乡土知识,对项目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生态环境与烟草生物属性认知

基于特定生态环境而产生的乡土知识,对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可持续性发展,有重大价值。在古镇,基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所形成的关于烟草种植的乡土知识,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气候因素对烟草种植的限定。古镇受来自印度洋水汽影响较大,加上海拔较高,气候上具有明显的温带特征。其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可达到零下7度左右,全年分为干湿两季,5—10月为雨季,11月至次年4月为干季。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烟草种植的时间安排在4—9月。其中,雨水最多、气温最高的6—8月特别适合烟叶的生长,因而成为烟叶种植的关键时期。烟叶生产的整体时间安排,必须配合雨季到来和结束的节律。从技术上说,为应对雨季环境,烟农发展出了一套与之配套的种植技能,即高垄深沟的种植技术安排。其烟垄通常高达半米左右,同时还得确保排水通畅,定时排涝。面对采摘季节多雨的天气,烟农形成了一种“雨水天采的烟比晴天采的烟更好烤”的认知,并在采摘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烟叶处理办法。在晴天采摘烟叶,烟农会在运输的过程中在烟叶表面洒上一层水。当被问及为何如此时,烟农总是回答:“太阳晒过的烟叶容易烤坏,不洒点水,烟叶上的油都出来了,容易沾手。”然而,笔者在其他雨水较少地区调研时,发现烟农并无此观念,相反会认为晴天不会被雨淋,更适合采摘烟叶。

其次,土壤因素对烟草的影响的认知。在古镇,古镇河从坝区中部自南向北穿过,两岸土壤的性质也有些差异。烟农认为,坝区西岸田地是泥田,以黄土为主,黄土与沙土相比,保肥的效果好,所以烟叶黄得慢,河东边的沙田保肥的效果不好,烟叶容易脱肥、黄得快。东边几个寨子的烟烘烤得早,西边晚一个星期左右。另外,土壤的差异也导致后期管理有些差异。东岸沙田的烟树在后期容易脱肥,烟农需及时补充肥料,但西岸则较少出现这种情况。

再次,对烟草生物属性的认知。烟草是一种随着项目农业才新进入古镇的作物。随着种植年份增长,本地烟农才慢慢形成对烟草的特定认知。在古镇,对烟叶认知是否“专业”,主要体现在分辨“烟匹”所处部位。通常烟农会将一棵烟株上的烟叶分为上、中、下三个部位,对各个部位烟叶的生物特性形成了一套表述方式。从烟叶的形状上来说,“上部叶拉长槽,中部叶不拉槽,下部叶团团圆”。对潜在生长态势,也形成了一些顺口溜:“大筋粗显色棕黄,叶面拉手是顶叶;大筋微露色金桔,全身一致正当中;大筋弯弯小筋平,尖厚基薄下二棚”。另外,对烘烤之后烟叶的颜色和含水量,也形成了特定的称呼方式。质量高、颜色好的称“黄生生”,刚出窑含水量低的为“脆生生”,含水量适度的是“软和和”,水分超限的则是“湿答答”。

(二)烟草种植过程中的实践性技能

项目农业与小农日常经营不同之处在于,一般是规模大,质量要求整齐。与之配套的劳动技能,也就要求比较标准化。Stanley Aronowitz和William DiFazio曾认为,传统技能是一种人的固定资

产,只能通过学徒的方式方可获得,而标准生产则呈现一种去技能化的倾向。Somers Margaret则

直接将特定技能视为一种“技能财富”,艾约博进一步指出技能财富是从事共同生计的人共享资源使用的实践方式。古镇烟农通过多年的种植实践,也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共享的种植技能。在这个意义上,烟草种植技能就是他们的技能财富。

烟草种植技能主要包括操作技术与工具,以及种植实践中的问题应对策略两个方面。烟草种植的操作技术,是在外聘专家传授和本地人实践中成型的。烟叶生产过程中的技能则又可以分解成诸多小类,如犁田耙土、垒墒捞沟、盖膜、移栽、浇提苗水、揭膜培土、打脚叶、封顶打岔、采摘与烘烤、分级、砍烟树等。技能水平高低,尤其体现在生产工具的使用和制作上。

例如,古镇烟农原本用来扎烟的工具是烟竿,近几年开始用烟夹做烘烤工具。有烟农告知笔者:“现在扎烟松活多了,那个时候我们种烟……经常扎到(凌晨)两三点。早上五点钟我又起来去出窑。现在扎烟用烟夹快多了,一个人一天扎的(烟叶)至少是以前的两倍。”据介绍,烟夹最开始流行于附近某县。因扎烟的效率高、程序简单、烘烤效果好等,古镇农民开始租用,后转为自制。技术输入对烟农来说,不仅降低了劳动强度,更是一种新的生计途径。

发明新工具,展示了烟农的能动性。在古镇,烟苗移栽一周后需浇两三次水,以往用的工具是家用塑料水瓢,使用起来不便。2015年,某户烟农出于减低成本考虑,使用可乐瓶和竹子制作了一批水瓢,水瓢盛水刚好是浇一棵烟所需水量。此后,这种几乎无成本的水瓢迅速取代了家用水瓢。当问及自制浇水瓢动机,该烟农说:“那年我刚开始种烟,种了20多亩,浇提苗水的时候,因为请了人(做活),要用到的瓢就多了。家里没有那么多。去买呢,又不松活(不宽裕)。家里堆积的可乐瓶多得很,就想着用可乐瓶串一根竹子试一下。没想到还挺好用的。”当然,可乐瓶成为最终选择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村寨中流行打牌输家喝可乐的娱乐风气。

烟草种植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问题,烟农为此发展出了一套处理问题的策略。为了减少虫害,烟农会在烟田周边栽种几棵向日葵。向日葵的生长速度快,长得比烟树高,开花时间早。烟田周围种些向日葵,能够将烟田中的害虫吸引至向日葵上,以减少烟树上的害虫。防涝也是烟草种植中需要面对的紧要问题。烟农为减少烟田出现水泡、水淹的可能性,在租赁田地时会选择地势较高、落差大、易于排水的田块。为提高雨季田间过水效率,烟农在6—8月间会经常巡查烟田排水沟通畅情况。

面对烟叶生产中的各种社会因素限制,烟农亦发展出了相应的应对方法。烟叶采摘之时劳动力需求大,是个较难解决的问题。若全部采用雇工的方式,无疑会提高成本,而仅依靠家庭劳动力,则又劳动力不够。为解决这一难题,古镇烟农发展出了一套家庭间相互配合的换工机制。通常,三五户为一个换工核心组,各家在采烟的季节轮流采烟,三五天为一轮,不断循环,直到核心组内各家的烟叶全部采完。核心组内家庭间,由于种植面积和家庭劳动力数量有差异,会出现换工有多有少的情况,多余部分以雇工市价结算。两种机制叠加,劳动力少的烟农解决了采烟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劳动力多的家庭则得到了充分的劳动机会,无需到处讨价还价揽活干。

(三)基于烟叶生产形成的社会规范

经过10来年烟叶种植,古镇烟农形成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社会规范,如约定俗成的习惯、人际交往方式、计量方法等。在笔者重点调研的上村,各自然村寨中田地出租首先得满足本寨人的需求,此外才会考虑出租给其他村寨的人。本寨人的租金也相对外寨人略低。一位烟农对笔者说:

“在自己寨子里租(田),400元一亩的租金。这两年我在金村(邻村)租了些田,他们就收我600一亩,而且还是按照土地确权的面积收。还是自己寨子好,租金低,按照老面积算。”田租一般是在烟农卖完烟之后付清,烟农砍完烟树之后,土地便默认归还予出租方。此外,烟树砍完之后,习惯上由出租方将其搬运出田间,承租的烟农并不负责搬运烟树。此事在不少村寨中惹出一些抱怨,但是人们依旧遵循此法。某出租者曾说:“租田给他们最怕的就是搬烟树了。喊他们(烟农)搬呢,又不好意思,人家会说闲话。自己去搬呢,又不松活(轻松)。但是也没有办法,收了人家的租金,还是得自己搬才行。”这种与烟草种植相关的习惯,直接塑造了烟农乃至非烟农之间的关系模式。

在人际关系上,烟农间基本遵循着互惠关系,在换工方面尤其如此。烟农之间借用生产工具,交换劳动,也是常态。当然,换工若不对等,多出来的工期并非不计算工钱,但相对工钱而言,换工的劳动安排更为重要。烟农之间清楚地知道,换工是降低生产成本的有效途径。

在烟草种植过程中,古镇烟农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规范,并在自身的实践中遵循和利用着这些习惯、方法。例如,关于种植面积的计量方法,古镇烟农就采用了两套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按照传统上计算水稻种植面积所采用的“箩”“帮”“町”三级计量,1“箩”为2.5亩,1“帮”为0.5亩,1“町”为1“帮”的三分之一。此计量法的起源,按照其生产实践的逻辑,1“箩”是指一箩筐谷种能够种植的水田面积;第二种方法,是按照种植烤烟的株数来计算面积,以每亩1000棵为标准换算面积。

前一种计量方法是基于本地人传统水稻种植经验所形成,现在新的作物种植上偶尔也有所沿用。后一种计量方法,则完全是新作物进入当地后,在种植实践中新形成的。但是,后一种计量方法已不只是为烟农所用,已被官方统计所接纳。笔者在查阅古镇烟办的统计资料时发现,官方通常先统计烟草种植株数,再换算成具体的亩数。

   三、乡土知识的社会生成逻辑

   古镇烟草种植中所蕴含的乡土知识,与其实践行动、经验归纳、地方情境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基于实践的行动逻辑

对文化的分析只有在对地方性知识的理性认知基础上才能完成,地方性知识的价值源自于其实践性。地方性知识的这种实践性,源自于其生成过程是某种实践行动的事实。从地方性知识的生成过程来看,它是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的,如果没有实践的过程,也就不会有知识本身的生产。简而言之,地方性知识与实践相连,而实践又是与所涉事物相连的,否则实践和地方性知识便不存在。由此,当我们追踪“乡土知识”的生成规律时,也离不开它所涉物的行动实践,如烟草及其种植实践。

从古镇烟农的认知来看,有关烟草的乡土知识生成,离不开种植实践行动。烟农对烟叶的认识,来自于烟叶种植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烟农不仅要处理烟叶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关系,还要学习外来的烟叶知识,以及处理与之相关的现代科学知识。同样在此过程中,由于存在租赁行为,才产生了与之相应的租地、还田的习俗。由于有了种植行为,才会形成烟农对烟草这种新作物生长属性的认识。如果没有将烟草作为救灾项目推广的行动,古镇农民也就不会有机会种植烤烟。如果没有种植烤烟的实践,烟农就不可能在十多年内形成与烤烟相关的乡土知识。离开种植实践,烟农话语中亦不会产生与烟叶相关的顺口溜、专用词汇等,更不会有整套简单、实用的操作技术产生。

(二)基于经验的归纳逻辑

实践是认识世界的基础,实践建构了经验。经验的形成,依赖于行动者与行动对象之间的互动式实践。乡土知识生成,也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知识生产过程。烟农通过具体的种植实践,将他们对烟草的认识、认知,加工成当地关于烟草的知识体系。同时,乡土知识的经验性生产,还是一种特殊的有效经验积累。这种高度依赖于地方的有效经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从理论上曾加以论证。费孝通曾用它来描述昆明郊区农民应对幼儿生假牙的办法:当地年长的妇女听闻幼儿啼哭声,即知道应是生假牙,并知晓如何处置,但若说科学道理是说不上来的,只注重它有效。费孝通认为:“像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换句话说,乡土知识的价值只有在其所依附的地方,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来。这种只问“有效”而不必问“理由”的做法,其实是对有效经验的归纳,是一种生成乡土知识的基本逻辑。有效经验积累,是社会行动者在不断经验实践中,累积起来的具有一定效力的经验。在实践的过程中,无效的经验在尝试失败之后被行动者所弃用,而行之有效的经验则被反复操演,并在操演中被固定下来,

成为乡土知识。如在古镇,烟农使用农药,多是基于经验性惯例。当被问到为何使用某一种农药时,烟农的回答常常是:“我去年就是用的这个,某某人跟我说他用着好。”而如果被问为何这些农药有效,烟农会很诧异有这样的问题,常会“敷衍”道:“不知道这个咋个起作用,只知道它有作用,去年就是这么用的。”烟农不会也不愿去了解化学农药,为何能够起到杀虫除病的作用,而是根据其使用效果来判断“好坏”。但是,这其实也是一种对科学知识的经验性改造过程。若是效果好,此后遇到相同的虫害、病害时,便继续使用这种农药;若没有效果或者效果不好,则这种农药会被烟农迅速弃用。烟农的这种行动规则,是对有效经验的归纳与重复。相反,若是在经验上无效的知识,即便在外力作用下,也难以在烟农的经验世界扎根。烟站的专家曾教烟农使用抑制烟树上腋芽生长的“遮芽苏”(学名仲丁宁),烟农发现它能够有效防止烟岔而迅速予以了采用。专家还曾教烟农在烟草生长后期使用硫酸二氢钾增肥、提质,但是效果不明显。烟站虽长期推广这一方法,却很少被烟农采用。由此看来,烟农明显使用了基于有效经验的归纳逻辑,并形成乡土知识。

(三)基于地方的情境逻辑

乡土知识是与特定的族群、地域、自然环境、文化背景等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这样的情境约束,乡土知识便成了一种异域的,或者说无用的、无效的知识。在“情境逻辑”中去分析与研究当地人对其环境与社区的理解,可以找到一条既能发展地方经济,又能维持生态平衡的和谐发展路径,乡土知识的生产,亦遵循一种基于地方的情境逻辑。脱离这种情境的范畴,乡土知识便不可能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从古镇烟草种植中蕴含的乡土知识来看,这类知识的形成,有赖于当地特殊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离开这种情境,许多关于烟草种植的技能、工具或者社会规范,就不一定如其所是。浇水瓢发明,与当地人打牌喜饮可乐的习惯联系在一起。烤烟种植的时间节律,则与当地特殊的气候环境直接相关。当地高海拔、干湿分明的特点,使得该地适合种植夏烟,而与古镇隔山相望的另一个乡镇则因其热带气候,适合种植冬烟。古镇烟农描述烟叶的话语,更能生动地体现情境的限定作用。“脆生生”的说法,常出现在烟农将烘烤好的烟叶出窑之时,是他们向别人说明自家的烟叶不够好的一种谦词。“黄生生”则多是烟农夸赞别人家烟叶时,所使用的词语。这种语言表达所依附的情境,是其能够准确表达言语者意思的前提。离开这样的表达情境,同样的词语表达的意思也就不一样。

在古镇附近一个以银杏闻名的乡镇,“黄生生”常被用来形容秋天的银杏叶。所以,情境不仅规定了乡土知识的适应范围,而且也是乡土知识产生地方性的源泉。

从古镇烟农乡土知识生产的经验来看,以上三种逻辑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基于实践的行动逻辑是它形成的基石,基于经验的归纳逻辑是它形成的方法,情境逻辑则是它得以具有地方性的前提。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将乡土知识运用于乡村发展,也理应遵循这三种逻辑,方可能发挥其独特作用。

   四、结论

   对于古镇烟农而言,烟草原本是一种陌生、异域、远方的作物,被以农业项目的形式引入后,几年内便成为了当地人农耕生活中最为日常、重要的事物。这不仅是当地人接纳烟草种植项目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农业项目与乡土知识结合、互动和再生产过程。从乡土知识的视角出发,考察农业项目下乡的过程,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些与既有研究对项目农业要么只注重其资本效率,要么怀疑其对小农的带动作用的相关判断而有所不同的发现。首先,在项目农业下乡何以可能的问题上,实事求是地审视地方性情境,可能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其次,在项目农业下乡得以成功的人力资本保障方面,烟农群体技能财富的生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在项目农业的持续动力方面,乡土知识是关键。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涉农资金以农业项目的形式下乡。而从本文的研究看,项目农业的成败与它和乡土知识的结合是否顺利,有密切的关系。从乡土知识的角度看,项目的设立,首先要重视地方情境中的限定条件。同时,项目农业还要能培育农民掌握一种技能财富,或者与其已有技能相匹配。当地农民已有的乡土知识融入到项目当中去,同时项目又使之产生了与之相配套的新乡土知识后,农业项目即已获得持续动力,不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项目”。相反,项目农业可能侵蚀乡土知识,或者农民的生产技能跟不上时,则可能出现不可预期的后果。由此,在项目农业确立之前的可能性论证中,除了经济成本、自然条件考虑之外,社会文化基础调查若能被当

作必须环节,将有利于项目农业与乡土知识顺利对接,而在较大程度上避免项目农业侵蚀乡土知识,导致项目失败或其他不良社会后果。


作者简介:刘波,男,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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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