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社会学 理论研究

国学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沈华

2020-07-27 09:21

邓锡斌
《国际公关》2020年第8期

近些年来,国学热的局面越来越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大力的提倡国学,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学本身就具有深深的魅力。对于企业来说仅仅依靠国外的管理经验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企业还是要扎根中国适合中国的风土人情,这样国学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就能够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一、将国学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的原因

中华文明历经了五千年而不衰,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奇迹。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的文化沉淀出了惊人的智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无数学派展开了思想上的碰撞,并且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近代以来,我们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怀疑。也正为如此,现代企业管理一般运用的都是西方的管理经验,多年下来有的企业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而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重视我们传统文化的倡议,希望我们重拾文化自信。国学与企业管理并非完全不相关,其中很多理论都能够对企业管理起到指导作用,让企业能够结合民族特色,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国学的具体运用

(一)儒家的中庸、仁义、修身思想的运用

儒家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思想的主流,它是由春秋时期的孔子所创立的。当时的社会礼崩乐坏,周王室的权利一天

不如一天,各地诸侯都自立为王。孔子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以仁义为主的儒家思想。在《论语》中关于仁义的论述有很多,但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曾子把孔子的仁义思想用忠恕之道来概括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谓的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即为恕,这两点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旧具有深刻的知道意义。

古代儒家的忠,是要求对君主忠心不二,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忠就是要对于顾客忠,对国家和社会忠。现代企业想要有长远的发展就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那么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就要做到诚信经营。儒家的忠到在企业管理中就可以被大战为忠诚于为大众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孔子又曾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这句活仍旧适用。企业管理用时刻心系企业员工的利益,所有的领导阶层要把员工的诉求摆在前列,只有充分的理解员工的诉求,才能让员工对企业产生依赖感和信任感[1],这样随着员工对企业归属感的增强,员工会越来越在意企业的发展愿意以自身的行动推动企业的进步,而不仅仅只是迫于生活的需要才来公司上班。儒家的忠恕之道一方面能够督促企业保证自己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又能够推动企业的内部和谐,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企业的质量就会有一个大的飞跃。儒家的发展是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的,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子思的中庸之道被推上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庸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大体上来说大家都比较认同庸是用的意思,中是不偏不倚的意思,也就是所中庸这个范畴强调了适度的概念[2]。企业在管理的时候也一定要秉持着这个概念,要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在制度的制定上要保持一定的弹性,既要维护公司的合法利益,还要给公司留有退后的余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企业竞争上,在企业竞争时也不要一味地关注眼前的利益而与其他企业进行争执,要在竞争中留下合作的余地,保证公司的长远利益。

儒家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重视修身的作用,在儒家看来修身实际上是一个由小而大的过程,《大学》提出了修齐治平的目标,也就是说儒家认为个人的修身不仅仅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更是要将修身的氛围推广到整个社会,形成完成的修身体系,最终做到以自身感化万民的程度,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也是这样的。作为企业的管理层一定要首先能够管理好自己才能够用管理好企业,管理层在企业中的位置就如同“君”,做为管理层要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的行为,当然修身的思想放在企业内部,并不仅仅之提升道德修养,还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大大提高,才能够让企业的员工产生信任感和尊重感,也就是说只有领导层自身的品质过硬才能让手下的员工效仿,推动整个公司人员素质能力的提升,从而才能形成良好的企业氛围。而对于整个企业的发展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一家企业严格要求自己,会带动相关企业也开始严格要求自身,从而形成良好的行业氛围,推动整个相关行业的发展,形成儒家所说的“平天下”的良好态势。

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主要能够提升企业的内部和谐度,儒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每个人都是处于社会中的人,是要与他人发生联系的。企业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企业中的所有人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他们都需要与他人合作来共同推动企业的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也是一样,每个企业都不是单独存在的,整个行业的发展需要相关企业一起来推动。

(二)道家的无为无不为与上善若水思想的运用

很多人都认为道家的思想强调无为,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事实上道家所强调的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态度。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指的是对于事情的发展不要过多的进行干预,要在遵循事情本来的发展规律之上进行观察和适当的引导。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处理不当而导致矛盾升级的状况,这个时候就要采取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对于一些员工内部非原则性的矛盾公司不要过分的干预要让员工自己私下解决,这样有利于提升员工的内部和谐与员工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领导层无为而治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给予员工一些工作自由的权利,更有利于员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和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

老子的思想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尚柔,《道德经》中说到“上善若水”,因为水最柔弱但是涵养一切其他生物。在公司管理中也可以运用这个思想。公司管理实际上并不需要太过强硬,我们常说强极则辱,过刚易折,企业管理可以采取怀柔政策[3],对员工的进行情感的引导与文化的熏陶,比简单的运用规则强制的要求员工的行为更容易被接受。运用道家思想对于企业管理来说主要就在于能够让企业形成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所有的企业员工都是企业的一份子,他们不仅仅是工作人员需要听从上级的安排,他们还是独立的个体,有着自我的独特性,道家的无为而治能够给员工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减少员工的压迫感,从而让员工在工作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舒适。

(三)法家的重视奖惩的运用

法家的思想非常的重视礼法,在法家看来礼法是约束人们行为的最佳规范。企业的运行虽然需要给员工创造一个轻

松自由的环境,但是这种轻松自由还是需要建立在规范制度之上的。一个企业要有详细的规章制度来确保企业能够正常的运行。企业的规章制度需要涵盖对员工的日常行为的规范,尤其在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上要守住底线[4]。当然,法家并不仅仅强调对不守法制人的惩罚,也认为要建立相应的奖励制度,用来推进人们的积极性。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也要注意奖惩并用的方法,在严格的规章制度在背后要建立起相应的奖励制度,这样不仅仅是强制的规范了员工的行为,还能够对于行为优秀的员工进行表彰,强化优秀行为,最终形成人人主动遵守规范,主动创造价值的局面。

法家思想被司马谈评价为严而少恩的同时又能够正君臣上下之分。对于企业来说运用法家的思想能够让员工对公司

产生一种力量上的认同感,作为员工需要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听从企业及上级领导的合理安排,这样才能够保证公司上下有一个合理的秩序,才能够维持公司日常的运行,否则所有人都可以对公司的决策置之不理,公司就没有办法执行任务。

三、儒法道三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上的融合

儒法道三家的思想各有各的特点,也各有各的缺点。儒家过于求中,难以尽其事;法家过于严苛,难以维护人心;道家过于自由,难以形成规矩。所以这三家在封建社会时期往往都是相伴出现的,以儒家为明面上的统治思想,辅之以道家的休养生息和法家的恩施并重,这样我们的封建社会才能持续两千多年。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更是如此,要将三者结合起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儒家讲求中庸之道,凡事都要留一线,容易造成做事不尽其力而以中庸为借口;道家讲究无为,容易造成在企业管理中出现相互推卸责任局面的出现;法家中刑罚,容易造成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对立,不易形成良好的内部环境。但是如果将三者结合起来,一方面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来规范行为,一方面对于非原则性问题不多加干涉,另一方面在对员工和竞争对手的态度上多一些仁慈,这样更有利于在维护企业运行的基础上,推动企业内部关系的和谐,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四、国学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的意义

国学传承了了千余年的时间,一定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运用国学来对现代的企业进行管理,一方面更加的符合中国的风土人情,可以提高大家的舒适度,提高企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适应了和生存能力,从而进一步形成企业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的辨识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国学的活力,我们在近代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于是开始探索如何才能走向强大,有人认为是我们的文化过于腐朽落后才造成了我们的失败,于是传统文化遭到了唾弃。但近些年中国及中国企业的发展向我们证明了我们的传统国学仍旧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能够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并推动现代文化向着更好方向发展。

五、结语

我们的国学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它适合于我们的风土人情能推动企业的发展,上文中儒法道

的思想对于企业管理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当然我们的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儒法道三家,兵家的权谋思想可以在企业竞争是给企业提供思路;阴阳家的守衡思想可以让企业注重发展的平衡性;墨家的兼爱非攻可以让企业形成和谐的相处氛围等等。总之,合理地利用国学思想能够让企业的发展更加顺风水水,同时还能够发扬中华文化,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林如婷.试论国学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000(024).

[2]孙淑艳 . 国学思想精髓及其对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启示[J].中外企业家,2016,000(006).

[3]杨李.《道德经》中的管理智慧探析[D].西南大学.

[4]王运启.国学中的"管理给养"[J].企业家信息,2015.

作者简介:邓锡斌(1979-),男,广东四会人,博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化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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