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社会学 理论研究

用辩证法眼光看经济思想的发展

沈华

2020-09-02 10:00

桂起权 曹青春
《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 5期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在哲学上历来以英美分析哲学为背景 (尤以科学哲学为主导),欧陆思辨哲学 (尤其是辩证法的思维模式)被边缘化。马克·布劳格 (MarkBlaug)说过,所谓经济学方法论,无非是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不过,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它可以简要地概括为 “让黑格尔开始讲英语”的现象。我们注意到,在分析哲学语境下,开始出现了一些从辩证法的视角解读经济学思想发展的论文和专著,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本文选取肯纳斯特 (SGKenarst)的 《辩证法与经济思想的发展》①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因为它极具代表性并且富有启发性。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论立场、不同的视角,来理解经济学思想史。经济科学应当以动态变化的方式关注自身。只要经济形势发生变化,那么经济理论就需要适应变化的新情势。经济学家不仅受当前经验证据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他们所沿袭的历史思想的影响。因此,研究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将会有助于加深理解经济思想的当前形式。经济思想史家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探究经济理论是如何发展的以及为什么发展?也就是要探究经济理论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在逻辑。毫无疑问,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方法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思想史,否则就像面对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事实,会感觉到一头雾水,无所适从。关于经济学思想史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关系,它就像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一样。正如拉卡托斯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正因为如此,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不仅关注经济现象的产生、变化、以及经济结构等,而且特别重视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他在 《经济分析史》中,语出惊人,甚至把经济学史看成 “纯逻辑本身的实验室”。认为“它从具体事物中展示逻辑,从行动中展示逻辑,并展示与想象和目的密切结合的逻辑”。②这一论断提醒我们,应当从逻辑的观点关注经济学思想史。

就本文所关心的问题而言,我们来看看,肯纳斯特是采用什么样的逻辑和方法论,来解读经济学思想史的呢?回答是:他采用两种辩证法,第一种是 “分析辩证法”,另一种是思辨的 “黑格尔辩证法”。他把这两种辩证法用于对经济学理论的解读,做出对比,并且涉及相关的争论。有的学者强调外部社会背景对经济理论的影响,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经济学家内在的经济理念(由经验事实所支撑)的作用。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前者命名为 “外在主义”,而把后者命名为 “内在主义”。经济学家罗金 (LeoRogin,1893-1947),从社会秩序背景出发研究经济思想,形成了一个按照 “价值和效用”解释经济理论、根据社会问题评价经济理论的标准,策略因素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履行具体政策。但他的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并不能解释社会事件影响经济思想的动态发展。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理论家马克·布劳格则认为,经济思想作为经济知识与边际效用的融合体得以发展。由经验事实所支撑的相应经济理念内在的发展势头,才是决定性因素,促进并且实现经济思想的发展。这种强调 “发展的动力在于内部”的方法,与辩证法关系紧密。肯纳斯特认为,经济思想并不是单独由经济科学内部动力或外部影响,而是由二者的相互作用而发展的。因此,要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其发展。我们可以将它概括为 “外在主义” 与“内在主义”的结合。

劳伦斯·纳贝尔 (LawrenceNabers)也是上述观点的支持者,他结合了对经济理论发展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这两方面的考虑,发展了一套居于外在主义与内在主义中间地带的方法,也与辩证法有紧密联系。他指出彼此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是:第一,从个体心理 (即心理发生/精神发生)的角度:关注经济学家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第二,从逻辑的角度 (即内史视角):分析经济理论的起源和后续发展;第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 (即外史视角):强调经济理论与社会环境中相关因素的历史发展。纳贝尔以曼海姆的社会学方法作为主要技术解读经济思想的发展。与之不同的是,其他人则更多是借助于托马斯·库恩 (TKuhn)的 “科学革命论”来理解经济思想的发展,尤其是解读经济学革命,认为经济学思想史,也就是经济学理论的平稳发展与经济学革命相互交替的历史过程。在我国学术界,库恩的 “科学革命论”几近于达到众所周知的程度。有趣的是,肯纳斯特把库恩的思想方法,概括为 “分析辩证法”。这又是为什么?

接着谈一谈库恩的理论,如何被看作 “分析辩证法”。

在库恩学术思想的头上冠以 “分析”二字,没人会感到奇怪。库恩处身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之中,在那里,分析性思维处于主导地位,因此 20世纪被称为 “分析的时代”。库恩原是物理学博士,从事固体物理学研究,后来转向物理学史,乃至科学哲学,他因 “科学革命论”一举成名,成为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人们好奇的是,他的理论与辩证法之间有什么关系?

其中又含有多少辩证法思想的影子?

库恩根据科学思想史的分析,把在过去的科学成就基础上所建立的,称之为 “常规科学”(例如牛顿力学),常规科学是进一步科学实践的基础,它的特点表现为一系列解决疑难的活动,常规科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 (相当于 “硬核”)是无可置疑和不可动摇的 (如牛顿三大定律),但可以在极为广泛的应用中不断得到修正和扩展。库恩的 “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可接受的模式,包括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及其背后的本体论预设等等。范式的转变 (例如量子论、相对论的诞生)不是由常规科学的一般进程实现,不是渐进地缓缓推进,而是通过反常事实积累多了形成科学危机,乃至最后爆发科学革命,这个过程是非连续和非累积式地完成的。因此,一场科学危机和科学革命,使得旧范式变得与新范式互不相容,不能共存,出现所谓的 “不可通约性”。例如关于时间、空间究竟是相对还是绝对的,能量究竟是连续还是不连续的,就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所有这些,全都符合分析性思维的思想模式。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回答,之所以把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归结为 “分析辩证法”的范畴,理由何在?主要是需要说明库恩理论与辩证法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其中究竟含有多少辩证法思想的成分?

我们的回答是,在库恩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关于科学自身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孕育着科学革命,常规科学与非常规科学的互相交替,渐进式的积累与突变式的革命的互相交替,显然包含辩证法的要素。尤其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规律,以及否定之否定 (发展的螺旋形式)的辩证规律,在科学发展中以自己特有的形态得到充分展现。在科学演进的常规时期收敛性思维占主导地位,而在科学演进的非常时期即科学革命时期,则理所当然地需要发散性思维对科学的开拓创新起主导作用。在库恩的 《必要的张力》(论文集)里,辩证法思想则表现得特别鲜明:库恩明确表示,在继承传统与革新传统之间,在 “收敛性思维”与 “发散性思维”之间,应当保持 “必要的张力”。因为无论把科学传统的连续性、继承性绝对化,或是把科学传统的中断、革命性加以夸大,都有违客观事实。 “真理不在任何一个极端之上,而在两个极端之间”。这句辩证法的名言,在 “必要的张力”中得到了浓缩的表达和概括。因此,库恩的思想在后文中被称为 “分析辩证法”就不无道理。

从实际的经济学思想史看,在不排斥现有经济范式的情况下,革命、不均匀增长或非一致增长也能带来了经济思想的发展。经济学中旧范式和新范式能够持续共存。例如,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因素与现代经济学的因素可以一起发挥作用。因此,许多人认为,库恩把科学革命前后的不连续性强调过火了,用他的科学革命论来解释经济思想的发展,不能令人满意。在我们看来,问题在于,革命并非意味着推翻和否定一切。革命与继承并非简单地相互排斥、非此即彼,而是在两者之间确实需要保持 “必要的张力”。那样的话, “矛盾”是可以调解的。然而,不赞成科学革命说法的经济学家仍然感到有话可说。科斯 (AWCoats)认为,由市场机制决定的经济均衡理论,本来就可以 “一竿子到底”,这一单一范式决定着整个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意即:根本不需要经受什么经济学革命。戈登 (DFGordon)也认为,只有经济学中出现重要的、不成功的反例而非革命时,经济思想的发展才成为可能。意即:常规科学自身的发展有能力消解异常或反例,这无非是一项解决疑难的活动,未必需要什么经济学革命。实际情况是:自 18世纪以来,基础性的、最大化经济模式并没有被取代,主流经济学家的基本观点也保持不变。如果把经济思想的均衡定义为,由于缺乏冲突或者一旦获得维持均衡而又缺乏反对力量的情形,那么科斯和戈登的判断就是正确的,而库恩的范式转换方法或 “分析辩证法”则不那么显而易见。

当然,并不否认会有需要科学革命论的时候。如果经济均衡只是不均衡的一种特殊状况:发生冲突或者产生反对力量的趋势更为强大,这时候就要承认 “范式转换”,承认变化的过程,采用分析辩证法来解释发展过程。

另一种观点是,认为黑格尔正 -反 -合的思辨辩证法,比库恩的 “分析辩证法”对经济学更适用。

库恩认为,不同范式具有 “不可通约性”,几种范式不能共存,需要爆发危机或科学革命才能产生新的理论。然而,经济学家马丁·布朗芬布伦纳 (MartinBronfenbrenner)③却对将库恩的范式应用于经济理论持保留态度。他主张,更应当采用 “黑格尔辩证法的正题 -反题 -合题”思想解释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且对此做了认真细致的研究。他指出了经济学思想史上三个主要的经济革命:斯密革命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凯恩斯革命 (宏观经济革命),虽然在修正意义上说,也可算是符合库恩的分析,不过与库恩方法相比,用黑格尔辩证法解释以上三个主要革命会更好。布朗芬布伦纳 采用黑格尔的三元素 (Triad:正题 -反题-合题 )描述经济思想发展的不连续性。经济思想的革命性发展是一个持续过程,在此期间,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思想相互影响。经济学家既受到当前的经验证据,又受到他们所沿承的历史遗产的影响,应当把经验证据和历史遗产结合起来,这样,辩证法作为辅助框架,既可用于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又可辩护当代的经济理论。

用黑格尔辩证法解读经济思想的发展。这种观点引起不少学者的共鸣。

辩证法解释变化动态,在这点上常常与黑格尔思想相联系。黑格尔想把古希腊 (如苏格拉底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加以精炼,恢复其影响与作用,从而发展出一种能够解释观念变化的哲学,它从正题 -反题 -合题引申出来。客观上也能观察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按照马库斯 (Marcuse)的观点,辩证法本质上是动态变化,注重理解发展的过程。潜在性与现实性之间的不同,是辩证过程的起点。这个不同产生矛盾、对立或者反题,其结果是由内部潜在性,由否定引发的变化发展的过程。

一个具体的辩证过程会有终极因 (end),黑格尔和马克思的 “人的精神解放”作为终极目标,就属于这种情况。经济学中,辩证过程的终极因应当是一个价值问题。不管是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还是当代的宏观 -微观经济学、以及福利经济学等各种理论,总是要走向一个特定的终极形式或最终环节 (ends)。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化标准也都重视福利与幸福。

肯尼斯· 鲍尔丁 (KennethBoulding)④在 《经济学分析》中,将黑格尔辩证法分析经济体自身的发展与系统化。他更强调 “冲突与斗争”,认为辩证法包括 “那些把冲突作为发展基本过程的意识,又把意识放在冲突、斗争和革命的更为本质的层面上”。鲍尔丁企图超越 “分析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但他的 “对经验的学习过程”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实质性区别。

笔者曾经在 《古典经济学纲领与经济学革命的来龙去脉》 (2004)⑤一文中,用库恩 “科学革命论”、拉卡托斯 “纲领方法论”,结合黑格尔 “正 -反 -合”的模式,对经济学思想史做辩证分析,许多观点与肯纳斯特以及布朗芬布伦纳的观点,居然不谋而合。

按照笔者的观点,经济学史上最重要并且最有代表性的几个 “科学革命”或 “范式转换”,都可以用黑格尔的 “正 -反 -合”的辩证法,加以恰当地概括或研究: (1)以重商主义纲领为正题,则斯密革命为其反题,而穆勒综合则为两者的合题; (2)以劳动价值论纲领为正题,则边际革命为其反题,而马歇尔综合则为两者的合题; (3)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正题,则凯恩斯革命为其反题,而新古典综合则为两者的合题。

第一个 “正 -反 -合”的回合:作为 “正题”的重商主义纲领,其最大特点是把财富等同于金银,认为财富来源于外贸顺差。因此,它强调国家应该干预国民经济。作为 “反题”的是斯密革命。亚当·斯密在对重商主义纲领中 “国家干预”观点的批判性研究中,提出劳动价值论和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 “看不见的手”,发展成古典经济学的一种 “范式”,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最后由穆勒完成两者的综合。第二个 “正 -反 -合”的回合:在经济学史上有关价值理论,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竞争的 “范式”或研究纲领,即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论。作为 “正题”的是劳动价值论,它偏重于研究客观上劳动的消耗,偏重于供给分析,形成了以生产成本为核心的供给理论。作为 “反题”, “边际革命”提出效用价值论,偏重于主观效用评价的考虑,偏重于需求分析,形成了以效用分析为中心的需求理论。作为 “合题”,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使得供给与需求、卖方与买方、客观与主观等两种力量获得均衡,把原来完全对立的看待世界的基本立足点、思考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合理地统一起来。第三个 “正 -反 -合”的回合:作为 “正题”是新古典经济学,考虑的重点在于微观经济学,它的核心假说是由 “理性经济人”所引出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即 “看不见的手”。作为 “反题”的凯恩斯革命,创建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用总量分析替代个量分析,政府干预替代放任自流,“看得见的手”一时压倒了 “看不见的手”,凯恩斯范式取代了斯密范式。反题与正题看似水火不容,然而萨缪尔森巧妙地将 “杀手”变成 “恩人”,化敌为友,最终完成了此两者的 “辩证的综合”。笔者所做的工作,与肯纳斯特对库恩的 “范式”分析以及黑格尔辩证法的 “正 -反 -合”模式分析,极为相似。唯一的区别仅在于,我们是强调库恩 “范式”与拉卡托斯 “纲领方法论”分析的一体化,但没有将库恩的思想与 “分析辩证法”联系起来。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解读,肯纳斯特他们如何将黑格尔的辩证法 (从正题 -反题 -合题三个层面),应用于经济学的分析。

黑格尔三段论式的第一步,就是正题/存在。对比而言,黑格尔辩证法中的 “正题”概念,它与库恩 “分析辩证法”中的 “范式”(特别是 “常规科学”)概念相对应。 “反题”则相当于“范式转换”。

随着研究者的意图和研究目标的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 “正题”。一般地说,经济思想史中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那些基本的经济理论及其次级理论,都代表了经济学中的正题。任何一个正题或者理论都可能是错误的或是不完善的,它们要么被过度解释为普遍性的,要么是被过度使用。这样就不能实现一个理论的所有可能性,加之缺乏内在必要性,它们会走向另一个状态。于是乎,正题通过 “自否定”会变成反题。在这里,肯纳斯特说出了其中的奥秘。

不同的正题,需要假设不同的形式、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强调不同事实集合,这都取决于研究者的意图。比如,重商主义把财富等同于金银,重视外贸顺差,他们一旦实现了原始积累,强化了国家经济,就不想改变相关的条件以及要求。重商主义压制了市场的自由竞争,其后果是激起了强烈的反对。亚当·斯密就把重商主义视为一个内部存有谬误的有局限性的体系,他强调自由竞争、福利和农业劳动的价值。亚当·斯密等人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促使反对的思想会在经典经济学体系中达到顶点,这时就会产生一个更高形式的经济组织。

正 -反 -合的第二步,反题。通常作为最直观的理解,把反题视为完全与正题相反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正题通过 “自否定”得到反题,又通过 “自否定”,向更新的形式转变。

为了接受 “反题”这一概念,需要把反题作为反对已有理论 (正题)的不完全性或不正确性的某种反应对待,而不是直接否定掉了事。用斯蒂格勒 (Stigler)的话说则是: “一个新的观念不会以其成熟的科学形式出现。它包含逻辑谬误或者逻辑错误;其所依赖的证据是不完全的或者非决定性的;它的适用范围在某些方面被夸大,在某些方面则是被忽略。”⑥这就是 “自否定”的内在根据。

通常,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存在空隙,那恰恰是易于产生冲突和争论之地。对已有理论(正题)设定限制条件是很自然的事。依据此种限制,就能理解黑格尔的 “否定”概念。理解了经济学,就能理解经济学设定限制的必要性。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限制一定数量的变元,则会更清楚地显示所研究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强化经济学分析的威力。对于 “否定”,例如设定限度或者 “反题”,还不能把它考虑为与正题截然相反的对立面,因为它仍然包含着正题中某些积极的因素。

“反题”在经济学分析中,可以证明自身也是正常发展的一个环节。需要考虑的是:争论和应对反应的作用、不完全性和检测理论,以及通过反思、调节、完善和改进理论的过程,这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对照库恩的分析,与 “反题”相当的是,难以消解的 “反例”和危机的出现,成为科学革命的前奏,它同样表明辩证过程中不连贯的一方面。反题呈现了中断和不连续的一个视角,非常接近于库恩的分析方法。但是长远看来,辩证过程本质上是连续的。经济学理论中存在很多矛盾,存在着相互竞争的理论和假说,它们是可以被察觉、接受挑战、修改或取代。库恩 “分析辩证法”的范式转换,就相当于黑格尔辩证法中对正题取否定或“反题”的操作。比如,历史学派和古典经济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派之间的方法论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史学派的特点是,竭力批评古典经济学派的抽象演绎法的抽象性和片面性。当历史学派把实证归纳方法应用在经济学中时,就否定经济学规律的普遍有效性,至多只肯承认其相对性和局域性。另外,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是针对葛德温 (WGodwin) 《政治正义论》这个正题的一个回应,是作为法国大革命及其激进思潮的 “解毒剂”而问世的。还有,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就动态与静态,以及供大于求的矛盾之争,是进一步对不完善理论的一个应对,他们也有意将此种争论带入现实的考虑。

布朗芬布伦纳在分析把严格辩证过程运用于经济学思想的时候,处理了几个反题。一个“反题”是,他根据对立面,发现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策略。另一个 “反题”则是由边际效用理论来表征。这就涉及 “价值与分配”问题,劳动价值论同新古典主义边际效用理论之争。当把古典劳动价值论作为起点,将它视为正题,并且试图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体系时,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不一致性,可应用性等方面的缺陷就会显露出来,这些缺陷也就构成其自身否定的因素,最终在价值与分配问题上,作为 “反题”,新古典主义的边际效用理论就确立起来。然而,

“正题”和 “反题”,各有自身的缺点,劳动价值论强调供应而忽视需求,而关于资本和效益的边际效用理论则会为古典政治经济理论带来很多难题。由于后者本身是立足于简化假设的,比如以资本和劳动的同质性假设、线性的和同质的生产功能等为基础的假设,它同现实很不一致,因此遭受批评。于是,新一轮的 “否定”和 “反题”就出现了。例如,通过斯拉法 (PSraffa)的努力,特别是经过他对技术概念的转换,将其作为 “反题”,重新证明了关于价值与分配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而让边际效用理论失效。斯拉法的工作,作为 “否定之否定”,实际上已经在新的基础上证明了劳动价值论在逻辑上更为一致,也较其他价值论更为可取。整个地说,采取新古典主义与李嘉图—马克思传统立场,较好地可以解决价值和分配问题。可以期待一个新的正题/合题能融合并消解全部争论。

我们已经看到,“反题”之后,最终进入到正 -反 -合的第三步:合题,它是扬弃并且保留正题和反题不同优点的一个阶段,表征了二者的统一性。合题不仅包含正题和反题的对立面,而且也隐藏了和谐与统一性。它既是一个解构的过程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总之是一个 “生成”(becoming)的过程。合题自身具有的矛盾引发整个过程从头开始。黑格尔的辩证过程是一个累积式的长过程,但不是必然统一形式,因此正题是分层级的。合题不能返回到旧的正题,整体过程是 “循环式”的。依我们看,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 “螺旋式的上升”。

我们已经表明,辩证法可以用于经济的分析,只要经济学是动态变化的,那么辩证法就能促进理解现在/过去的经济理论。辩证法不能用于证明和预测某种理论。如果有人尝试这样做,那就是辩证法的误用。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辩证法作为参考框架和探求方法,分析经济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当代的发展状况。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用辩证法看待理论与社会进步。

① S.G.Kenarst,DialecticsandEvolutionofEconomic

Thought.HistoryofPoliticalEconomy,Durham:DukeU.

niversityPress,1973,(5)2,pp。399-419

② [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 19页。

③马丁·布朗芬布伦纳 (MartinBronfenbrenner,1914-1997),从教于杜克大学,主要关注总量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发表了与此相关的 250篇论文并且出版 5本书。

④鲍尔丁 (KennethBoulding),1910年出生,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他的 《经济学分析》一书(1941年出版)。

⑤桂起权: 《古典经济学纲领与经济学革命的来龙去脉———用经济学方法论做辩证分析》,武汉:《经济评

论》,2004年,第 4期,第 47~50页。

⑥GeorgeJ.Stigler.TheNatureandRoleofOriginalityin

ScientificProgress.Economica.22.1955:301.


作者简介:桂起权,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 生 导 师。武 汉 大 学  430072;曹 青 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系讲师。上海 20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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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2 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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