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下文简称为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了对现代产业体系认识和理解的重大创新。其中,我们不仅要看到从三次产业划分到生产要素投入的角度转变;而且要深入一个层次,看到其中理论思维逻辑的转变,即突破传统产业结构理论逻辑,更加重视以产业体系、生产要素、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等为标志的系统思想。[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坚持系统观念、促进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发展。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现代产业体系以来,对其理解是在发展中不断深化的。如,早期侧重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产业生产状态,后来强调产业的产出指标,再后来侧重三次产业构成等。相应地,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付出了很多努力,产业和产业体系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着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支撑作用仍然不强、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仍存不足、人力资源保障实体经济不到位、军民融合发展关键性改革尚未突破等一系列问题。[2]立足系统科学的视角审视,对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规律,仍然存在不少认识和实践的不足。比如,缺乏系统整体性思维,偏重三次产业划分的简单分解式思维,导致偏离系统总体目标导向,带来实体经济发展不充分甚至空心化趋势,削弱其作为现代产业体系核心的根本地位;忽视系统非线性演变趋势,简单线性化看待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平衡问题和要素贡献,产业体系反馈结构和协同机制建设滞后,带来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供求结构性矛盾;对系统突变性演进规律认识不到位,发挥科技创新等高端要素支撑性引领性作用不够,没能有效打破产业体系长期渐变式演进模式;[3]对系统主体性和内环境作用认识不足,忽视个人、企业、组织等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作用,开发与激活不够,形成产业体系发展中的人才和创新创造活力瓶颈;缺乏系统稳定性和复杂性思维,对产业体系发展中的复杂性和风险性认识不足,致使有的产业无序生长或频繁爆雷等问题,运用系统科学手段预测和管控风险能力欠缺。
传统的产业理论,无论是古典的、凯恩斯主义的还是新古典的、供给学派的等,都是用简化论、还原论研究产业经济现象和行为,更多停留于数量比例、静态平衡、线性渐变等确定性思维模式,过低地估计了产业体系的非线性和复杂性,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产业体系客观上具有的多层次结构、要素协同、整体涌现、主体能动性、自组织、不确定性等系统思维,致使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产生一系列理论困惑和实践难题。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有产业无体系、有链条不畅通、有要素不协同”。[4]
以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科学,在整体观和联系观中强调非平衡、非线性、突变性、复杂性等问题,运用综合集成方法研究的新思路,弥补了传统科学思维方式的空白。[5]现代产业体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要充分尊重其复杂系统的五个基本特性:一是系统的首要特性非加和性即整体涌现性;二是非加和性的原因即非线性;三是临界点处的系统动态演变特性即突变性;四是开发系统潜能的内在依据即主体能动性;五是不该简化掉的系统本源上的复杂性。因此,要强调产业整体最优的观点、认识产业演变背后的非线性作用、利用好产业发展至关键节点的突变性演进、激发产业体系发展中的内在动力、注重产业间部门间的平衡发展、产业体系的动态最优、与环境的和谐适应等。[6]
二、理解协同发展产业体系建设中的整体涌现性
系统科学理论认为,整体性是系统最本质属性。整体性来自整合,即系统元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组成有一定功能的有机统一体的过程。整体性预示着系统演化中的涌现性,即系统整体具有而部分不具有的属性、特征、行为、功能等特性,即系统质或整体质。整体性和涌现性根源于系统元素之间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和整合效应。整体涌现性,表明系统层次之间满足“非加和定律”,从而叠加原理失效。①系统整体质一般不能通过部分质的简单叠加而成。
高度开放的产业体系内部以及与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导致由生产要素到企业、由企业到具体产业、由具体产业再组成整个产业体系的逐级整合过程中,每提升一个层次就涌现出新的特性。比如,单个微观企业不具有产业结构特征,单一产业也不具有国民生产总值等宏观经济特征。产业体系总是既表现企业层面和具体产业层面的部分质,同时也表现着不同于企业和产业层面的属于产业体系整体层面的新的整体质。这就意味着,产业体系整体不再等于其组分的总和,高层次的特性不能由低层次的特性简单加总得出,层次之间不满足叠加原理。因此,不能用还原论观点、采取机械分解再还原的简单求和方法简化处理和研究产业体系的结构、状态、属性等整体质,不宜以各组分独立状态时的规律和性质解释产业体系的行为、功能、运行演变等整体规律和性质,而须从整体视角出发,研究产业体系内部非线性相互作用基础上整合产生的有机统一、协同效应、组织效应等各种复杂演变行为和整体涌现特性与效果。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要走出简单分解、局部还原思维模式,充分尊重产业发展的集群化、融合化、生态化趋势,重视产业大类和细分类别的相互联系,更加强调整体涌现性、组合协同效应、对复杂环境的开放性、共同演化互动融合等系统思维,充分发挥信息的整合力和组织力功能,重视层次跃迁中大量新质产生的复杂现象和规律。系统的组分协同产生正涌现效应,组分相互摩擦、掣肘等产生负涌现效应。[7]产业体系是完整的有机统一整体,实现总体目标必须以协同发展作为核心内容,推动高端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着力解决产业要素资源条块分割、流动不畅问题,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不合理问题等,增强产业体系的综合集成性和有机协同性。
三、重视协同发展产业体系建设中的非线性特性
线性关系通常指系统的输入线性叠加时,输出也相应线性叠加,即某部分的变化引起其余部分的变化是线性的。非线性关系与之相对,指系统内部各组元之间的影响不是线性的,存在相干效应,输入与输出不满足叠加原理。非线性系统就是内部各组元之间主要表现为非线性关系的系统。[8]线性系统的演化方向是唯一的,而非线性方程的定态解不再具有唯一性,从而非线性系统的演化可以存在多个不同的终态。非线性系统在非线性动力学相互作用下产生自组织行为、出现耗散结构,导致系统分岔、突变并从一个稳态跃迁到另一个稳态,甚至产生混沌。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由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相互关系复杂、有多层次结构的子系统或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各种生产要素、无数的企业和纷繁的具体产业部门与行业、复杂的层级结构和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相同层次和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和组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产业体系与外部环境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高度统一,这些作用和影响不是单方面单方向静态的,而是双向互动、正负反馈的动力学机制,产业体系的一部分或整体必然具有非线性特征,即相互之间的影响不是线性的,其中某部分线性叠加的变化,引起的其余部分的变化不是线性叠加的,不满足叠加原理。产业体系内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生产要素间、子系统间、各组分之间、各层次之间、跨子系统跨层次之间,以及产业体系与环境之间在自学习、自适应、自组织、各种因果互动正负反馈、时间延迟等复杂作用下,产生的双向无休止的交互影响、互相缠绕等复杂关系。
由于非线性关系的作用,产业体系往往表现出反直观的动态特性,甚至千姿百态的令人惊异的复杂性。比如,有些高科技新兴产业的异军突起、科技创新型企业不同成长阶段不成比例的投入产出、股票市场的长时间振荡、市场动力机制的完全失灵、部分产业政策效应的严重滞后、金融危机的突然暴发等。非线性关系是导致创新的重要因素,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客观上具有创新、发展和升级换代的可能性。特别是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由于存在多稳态,可以通过创新、变革等创造微扰,调节优化非线性作用关系,准备突变演进的条件。在政策控制参量达到某临界值时,辨明涨落属性,抓住有利时机,因势利导,引导涨落放大为巨涨落,触发产业体系离开原稳态而失稳,在非线性作用下分岔、突变,促使其向新的更高层级的稳态演进。
传统的还原论科学采用线性化加微扰方法,实质是把非线性当作线性来对待,不能有效处理本质非线性问题。[9]对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结构、相互作用关系、功能和演变方向、过程的理性认识,应该突破单向因果关系逻辑,更加重视互动反馈作用机制,从传统的简单线性推演逻辑,到更加关注复杂的非线性动力学关系,实现从线性量变叠加原理、简单数量求和方法,到质变非加和原理、处理复杂非线性关系的定性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升级。
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实践中,要突破传统线性思维模式,充分认识产业体系的非线性特性,改善产业体系内外部的非线性关联,实施科学有效的系统管理。要改变产业部门间相互联系、依托的基础因素和类型,建构产业体系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方式,加强产业部门间的相互连通渠道和要素资源通道建设;进行产业体系基本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丰富产业体系结构层次,打破本位主义等条块分割格局,减少相互摩擦、干扰、不协调等不必要内耗,强化总体目标一致下的有序合作竞争;适当加强产业体系内外部非对称、非均衡相互作用动力学关系,鼓励协作创新、激发创造活力、促进信息通畅反馈灵敏,形成非线性项比较饱和的动力格局。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演变空间往往不同吸引子并存,有多种可能的发展前途的选择,尤其是改变发展方向即实现不同吸引域间的转换,需要克服横亘其间的势垒,意味着采取重要而剧烈的变革。[10]
四、促进协同发展产业体系建设中的突变性演进
系统演化主要表现为渐变和突变两种基本形式。渐变是光滑的、连续的量变过程。突变是从一种状态突然跃迁到根本不同的状态的不连续变化的质变过程,是系统由稳态经过不稳态向新稳态跃迁、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阶段性转折。原则上,可以通过对非线性系统演变条件的控制,使其或者通过渐变或者通过突变②的方式,由一种稳态到另一种新稳态演化。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一方面,产业体系中存在许多以渐变方式演进的部分,如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制度等各种要素资源,可以通过连续积累,带动产业体系持续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产业体系演变过程可以存在多个稳态,并且非线性系统对于控制参量有敏感的临界依赖。③当表征外界条件的控制参量变化到某个临界值时,可能导致产业体系出现失稳、分岔,并通过涨落发生突变性演进。当控制参量继续连续改变到另一个临界值时,产业体系会再次经历失稳、分岔而突变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新稳态。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的以非线性方式突变演进的机会,如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科技突破,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调整,核心科技人才的引进,管理理念和技术的重大变革,重要制度机制创新等,都可以实现产业体系的突破性演进,形成优化升级的阶段性突变,实现产业体系的创新引领型发展。
产业体系的演进模式,往往是常态化渐变式演进为主,突变式演进与其交替作用的过程。在相空间,除了结构不稳定的少数临界点处可能产生突变,其余几乎处处稳定主要表现为渐变。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突变性演进,是在各种要素资源的持续积累到某临界点,或者是产业体系的有关控制参量变化到某临界值,通过产业体系内部非线性复杂作用和序参量协同作用,失稳产生分岔、突变,实现整体飞跃和演进。产业体系的突变性演进往往起始于技术创新,结果将迎来结构与功能提升的新机遇,比如5G通讯技术、新冠疫苗研制等都需要突破性创新驱动,当然也要防止暴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等不利性突变。
对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目标尤其是阶段性目标的设定,要充分认识非线性系统存在多稳态的特征,突破唯一最优静态均衡的传统线性思维局限,实现在多个不同质的稳态中一步步阶段性地动态优化。对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演变的路径和方式,要通过状态变量的线性数量渐变为突变积累前提和基础,当控制参量连续变化到达某个临界区域时,产业体系的状态函数出现多个极值,产业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大量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丰富的动力学现象,要及时有效推动产业体系实现从一个稳态向更高水平层次和功能的新稳态转型演进的阶段性升级。
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和管理,要综合运用渐变和突变的各自特点和优势,合理采用临界战略、层级战略等,及时有效调控产业体系演变的过程和方式。[11]应既重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量与质的积累,又主动引入创新科技、智慧金融、优秀人才等先进要素,培育科技自主创新,激发制度与管理创新,并促其成长为突变进程中的序参量甚至是主序参量,实现依靠创新引领型演进模式。对产业体系因多个吸引子并存和相互竞争导致的多种可能演变前途,以及对产业体系演变中的逐级分岔过程中突变方向的选择,应通过改善要素资源禀赋的初始条件、诱导破缺选择等,促成和推进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向着期望的趋势和方向演进。[12]
五、发挥协同发展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主体能动性
从系统整体看,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动态演变具有自组织功能,通过自适应、自修复、自学习、自成长,其组分、规模、结构、功能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朝着有利于自身稳定存在和发展进化的方向自我调整,在自主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过程中,产业体系越来越趋向于结构复杂和功能完善,通过自适应和自组织,经历一系列过程而向更高级、更优化、更有序的状态演进。但是,产业体系的自组织演变具有一定盲目性,需要通过自觉的组织管理,引导其向期望的方向发展演进。
从系统组成元素看,传统机械论观点认为,部分是完全被动地服从整体指挥的机器零部件,没有自身的动力、行为规则、目的和利益。现代系统科学强调系统元素是有自身活力的主体,有自身运动变化规律,有自身的目的、利益和价值取向,而这往往正是整体演化的根本动力和基础机制。[13]经济系统中的主体,一般指能独立制定目标、自由采取行动、自担行为后果的具有复杂性、开放性、层次性、成长性、非平衡性、非线性等特点的有机体,可以是个人、家庭、企业、产业、机构、政府等各种层次和组织水平上的经济实体,因而,整个产业体系充满着各种目标函数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多样性、复杂性。[14]作为由大量的人以及人的组合群体参与的管理系统,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演变的动力之一来自“适应性智能体”的企业主体、其他产业组织包括人在内的系统组分因素的积极性、能动性的激活和开发。④
从系统的内环境看,如果系统基本单元在正常执行目标任务之外,还产生超目标的贡献或违背目标的干扰,这些贡献和干扰的来源便是系统的内环境因素。内环境意味着系统基本单元内元素的最大特征是具有“能动”性,即元素个体受到自激或它激所产生的“能动”作用,这是超越了系统对该元素原定基本功能要求的一种机制,正所谓“涌现的机理:来自内环境”。[15]由于作为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基本组分的人以及企业、组织、部门等人的群体,不仅具有被动的适应性,更具有积极主动的能动性和丰富创造性,使得内环境更重要、更深邃,复杂性和能动性更加突显。随着系统层次的增减,内环境范畴也相应减和增。对于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来说,如果视每个具体的产业为产业体系的基本单元,则产业中的企业成为其内环境;视企业为产业体系的基本单元,则企业的内设部门、企业组织中的人便成为其内环境。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整体的演变是由其内部各层次子系统及其内环境的基本运动和环境作用共同决定的。
对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各层次子系统和元素等组分的性质特征,要突破无机无生命、机械被动、刚性质点假设,更加注重主体性、有机性、能动性、自适应、自组织、自学习以及自觉的目的性、方向性。对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演变现象和规律的研究,要充分关注系统底层基本单元和元素的主体能动性,在传统产业理论基础上充分运用系统科学理论成果。
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和管理,要最大限度开发要素和环境超越系统功能的十分重要丰富的“能动性”资源和价值,充分用好内环境开发策略。充分激发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开发人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等先进要素,大力培育和弘扬现代企业家精神,加大生产要素重组力度,大规模培育世界级先进企业,保护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积极培育发展战略先导产业等。
六、把握协同发展产业体系建设中的本质复杂性
复杂性是系统科学研究的核心,指开放的复杂系统由于子系统数量和种类多、层级结构多、不确定因素多,导致在演化过程中和环境交互作用,呈现出的复杂动态行为和整体涌现性,是非线性相互作用和自组织的产物。
科学作为系统正在经历从简单性向复杂性的革命性转变。经典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是简化原则,即把复杂性转化还原为简单性处理,其最终目的在于消除复杂性。复杂性科学是保留复杂性的根源和本质的同时简化掉掩盖复杂性的表面现象,其根本目的在于把握复杂性。[16]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包含的子系统或要素资源类多量大,结构层次丰富,相互非线性作用复杂,组分中包含着大量具有自适应、自学习、自组织能力的企业、部门,更包含有丰富创造能力的各层次人才和劳动者,同时是具有代谢功能的动态开放系统,与周围环境进行大量动态交换,具有典型的复杂开放巨系统特征。在演变过程中,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呈现出多层次、非平衡、多样性、动态性、开放性、不确定性、突变性、涌现性等复杂的动力学动态行为特性。
根据巴克和圣塔菲研究所的理论,开放的复杂动力系统最终一般演化至混沌边缘,即自组织临界状态,此时,小事件能引起遍及整体的连锁反应。⑤产业体系有向着自组织临界状态自发演变趋势,一个小小的状态微扰,都可能导致整体的宏观涨落和突变,出现新的危险或机遇。如果产业体系内部子系统之间存在良好的协同效应,能够帮助整个系统有效趋利避害。至于产业体系演变出现复杂的混沌现象面临危机冲击,则可借助相关领域技术手段,将其轨道驱至安全稳定的目标状态。[17]
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认为,系统的复杂性来自其主要元素“适应性智能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中的适应性。复杂性科学研究的焦点,不是客体或环境的复杂性,而是主体自身的复杂性。人是构成产业体系的基本组分,具有复杂的自我适应、自我学习、应变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复杂结构,是具有丰富创造性的最智慧的系统主体,其自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人的思维能力使得产业经济活动具有了自觉的明确的目的性,思维的主观性、目的的多元性、可变性也导致产业经济活动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的行为既受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生理需要等基础影响,又具有个性多样性、行为易变性、相互作用关系和对外界反应模式的多样性。企业、单位、组织在性质、规模、目标等方面也存在相当的差异性。以人为基本组分导致了产业体系内部异质性显著、结构层次丰富复杂、过程的强烈动态性、发展演变的多阶段性、行为的高度不确定性、非线性相互关系极其丰富、与环境的关系特别复杂,加之产业体系具有复杂的环境超系统,使得整个产业体系充满各种目标函数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多样性、复杂性。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和管理具有复杂性,表现为管理组织系统多单元、多因素、多层级、多功能、多目标及其相互作用和管理结构的复杂性;管理客体运行中的复杂性;管理主体心理及行为的复杂性;管理过程的非平衡、非线性、信息非对称、非确定性与混沌复杂性;管理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自组织和自适应过程中的复杂性;不同管理理念组合选择中的复杂性;管理理性与人的感性相互作用影响中的复杂性等。[18]
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要遵循复杂性科学的基本规律和实践要求。要基于产业体系复杂的多层次结构,充分发挥1加1大于2的组合效应;在产业体系多样化的演变方式中,持续发挥渐变的基础积累作用和突变的关键转折作用;在政府他组织和市场自组织有机衔接中,实现产业体系管理的阶段性目标;基于产业体系所处的特殊复杂状态,实现对自组织临界性和混沌演化的有效控制。比如,通过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科学预见和事前调节产业资源动态配置过程中的问题,克服市场力量的盲目性,尤其是积极规避市场运行至临界点处的风险和危机;在复杂的国际产业体系调整变动中,前瞻性预见金融经济危机的累积进程和临界特征,及时趋利避害,确保国家金融经济安全;通过战略性政策措施,非常规性地突破新兴产业发展中的“瓶颈制约”、抓住关键时机实现重要领域的“弯道超车”;针对我国产业发展内外环境和条件特别是中美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要进一步放松产业体系发展环境相对稳定的一般假设条件,在更加复杂开放的环境中谋求动态平衡和稳定发展。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正经历深刻调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面临许多全新的课题,基于系统科学视角研究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现代产业体系是个特殊复杂的巨系统,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强化系统观念,积极有效运用系统科学的创新成果。首先是树立系统整体观,科学认识系统的整体涌现性,坚持产业体系发展中的总目标导向;然后在联系中认识广泛存在的非线性,把握产业体系发展中的拐点、振荡、瓶颈等现象和规律;在动态中利用存在多种可能前途的突变性,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因势利导产业体系的发展方向;在认识人是产业体系基本组分和充分尊重人的自觉能动性中,激发个人、企业、组织、部门等的无穷创新创造潜能;在科学认识现代产业体系的本源上的复杂性中,运用综合集成方法,适应更加复杂开放的产业体系发展分析框架和决策模式,推动各类要素资源高效服务于实体经济,实现供需关系新的动态平衡。
注释:
①设f(x)表示对x施行操作f,若,其中a、b为常数,则称f为线性的,满足加和定律和叠加原理。若式子中的等号不成立,则称f为非线性的,满足非加和定律,叠加原理失效。
②连续性的渐变既可以在线性系统也可以在非线性系统中存在;非线性突变只能发生在非线性系统中。
③描述非线性系统的非线性方程,当系统处于稳态时,系统的状态函数只有唯一的值;当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时,系统参数在某个范围内变化,状态函数出现多个极值。从数学角度看,突变过程是系统状态参数及其函数值的变化过程。
④按照圣塔菲研究所的系统分类,产业体系属于复杂适应性系统,由基本组分人以及企业、单位、部门等被称为“适应性智能体”的个体构成。适应性智能体在与环境及其他个体的交互作用中,具有能动地“学习”即“积累经验”从而改变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的能力。
⑤混沌边缘,是系统通过大量组分间的竞争与合作等相互作用,自适应和自组织地演化到达的一种状态。它处于有序的周期区和混沌区之间的一个极窄的区,此区正好位于有序和混沌之间的或临界点上。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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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郝全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经济学教研部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089;郭凯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