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是近20年来经济学和社会学互动发展的重要成果,目前,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甚至政治学界、管理学界,开始大量使用这一概念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美国布朗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迈克尔·伍考克等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和政策构架》一文中指出,在社会资本身上,人们“又一次找到了一种存在于公开的和建设性的争论中的共同语言,一种在过去的150年中受到狭隘的学科主义严重压制的语言。”甚至可以说,社会资本的概念催生了一门新学科———新经济社会学。笔者力图从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的视角考察社会资本概念的产生,认识社会资本的社会学含义,进而提出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命题,以期引起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深入探讨。
一、社会资本概念的产生:资本概念“社会化”的结果
什么是资本?亚当·斯密认为,一个国家中人们的所有获得和各种有用的活动都是资本的一部分。资本的本质属性在于它可投资得到回报,能增加价值,是一种生产性资源。考察资本概念的发展历程,经济学的资本研究重心经历了专注于物质资本的“惟物质阶段”和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并重的“人本化阶段”,目前正出现资本概念的“社会化”趋势,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并重。
物质资本是指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生产性资源。长期以来,物质资本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托马斯·曼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基本观点是,金银形态的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增加财富的办法是扩大出口,限制进口。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仍然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资本积累率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这一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G=s/C,其中资本—产出比C(代表投资效率)被假定为不变,储蓄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因此储蓄率s就成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罗斯托的经济发展理论从经济史的角度描述经济发展的阶段、条件、机制、政策等,认为资本积累率达到10%以上是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并认为这是适用一切国家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普遍规律。刘易斯也认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提高。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认为物质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的“惟(物质)资本论”颇为盛行。
伴随着物质资本决定论的形成,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有部分经济学家将视野从物质扩展到人的因素,认为物质资本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的能够创造价值的技能和知识,是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在19世纪末期20年代初期,这个概念偶然出现在经济刊物的封面上。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舒尔茨)和贝克等经济学家系统研究了人力资本,认为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标志着资本研究进入“人本化阶段”。古典经济学家虽然将劳动作为与物质资本、土地并列的生产要素之一,但由于劳动与土地是假定为不变的因素,劳动力是同质的,至多劳动供给随人口增长而增加,因此物质资本是决定因素,所以舒尔茨指出:“劳动观念在古典阶段就不正确,而现在,错误更加明显。”“改变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美国经济学家法布里坎和丹尼森对美国、英国、西北欧九国的余值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与国民资源增长率之差)进行了系统的经验研究,证明了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高。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能增进劳动者价值的资本,是劳动者掌握的知识、技能和其他一些对公司和雇主在生产和交换中有用的才能。身体资本与人力资本最大的不同在于,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能增值的价值,是嵌入在劳动者自身之中的。人力资本增加了劳动价值,价值的一部分通过工人的谈判就变成了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工人获得的节余部分可用于储蓄和投资,这样劳动者可能成为资本家。
人力资本的概念使“资本”与“人”发生了结合,资本概念获得了转折性的变化,强调了劳动者的作用,其观点得到经济学家的普遍赞同。这是对主流经济学的重大修正。循着“资本”与“人”相结合的思路继续前进,有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实现受致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社会因素的影响,于是他们将“人”扩展至“社会”,资本研究进入“社会化”阶段,并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全新概念。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经济是社会的一部分,经济受到“制度”这一十分重要的因素的影响,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就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这又强化了资本研究的“社会化”趋势。当然,社会资本的思想根源由来已久,但经济学对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是随着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而受到重视的,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是经济学家洛瑞,他批评新古典主义理论在对待种族间收入不平等时过于个体主义,认为只要采取政策反对雇主的种族偏好和强化机会平等,种族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就会降低。但洛瑞认为,只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种族间的收入不平等永远不会消失,原因之一是黑人缺乏社会资本,缺少教育和工作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开始出现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文献中,如世界银行在1995年将社会资本纳入财富指标体系,在1997年《拓展财富衡量》的报告中专辟“社会资本:失落之链”一章,并专设研究社会资本的机构。
二、社会资本的社会学命题:嵌入社会网络的资源
社会资本的概念虽然由经济学家提出,但真正进行系统论述的则是社会学家(包括经济社会学家布迪、科尔曼、普特曼、格兰诺维特、罗纳德·博特、林南等。
1.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资本工具论。第一位比较系统地研究社会资本的是法国学者布迪厄,他提出了三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分析了这三种资本的相互转化。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种集合体表现为人际关系网。个人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载体(社会关系网)中获取群体拥有的资源,通过社会资本,行动者能够涉取经济资源,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与制度化的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因此,社会资本是获取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工具。社会资本不是预定的,而是投资策略的产物。为了把自我的、私有的特殊利益转化为超功利的、集体的、公共的、合法的利益,必然进行社会资本投资,消耗经济资本。
2 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功能论。詹姆斯·科尔曼是研究社会资本影响最大的美国学者,被认为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他和普特曼在《人力资本创建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1988)一文中,提出在解释人的行为时,除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外,还必须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引入经济学的研究技巧研究了社会资本的形成。按照社会资本的功能,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可代替的。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一是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转让性,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很难成功地转让给另一个人;二是对于收益者来说,它不是一种私人财产,而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只有关系网络的所有参与者共同行动才能表现出来,这是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有待偿还的义务关系(如欠人情)的存在也是一种资源,人们需要时可以使用它。从而解释了社会资本依据理性行为形成的原因———创造社会资本是理性的和有利可图的,收益在未来,无异于在银行开一个户头存一笔钱以备将来使用。在集体内部,命令式规范是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本,它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利益,依集体利益行事,并得到社会的支持而强化。科尔曼认为,影响社会资本形成和存亡的有四个因素:(1)关系网络的封闭性,保证信任、规范、权威、制裁的维持。(2)组织和个人的稳定,“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失殆尽”,“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3)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即要他们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利益”,如宗教等集体意识,但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资本的形成起消极作用。(4)官方支持下的富裕或需要的满足,降低社会资本的价值,并使其无法更新。因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的人越多,创造的社会资本数量才越多。
3.罗伯特·普特曼的社会资本社区论。普特曼的《让民主政治运作起来》(1993年)和在《美国民主》杂志连续发表的《孤独的投球手: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1995年),引来如潮的争论,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广为传播。普特曼认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社会资本诞生并且体现于民众交往网络之中。由于长期以来民众对本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社会资本逐渐演进成一种能够使人们互相信赖并恩恩相报的经济资源,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合作。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的强弱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普特曼的社会资本存量就是一个社区中人们参加社团活动的水平,测量的标准包括阅报、参与志愿者活动及对政治权威的信任表达等,实际上是一个市镇甚至整个国家的“公民精神”的水平。他关于美国社会资本在1960—1990年急剧下降的结论,遭致了多方批评,认为其测量指标忽略了其他类型的公民行动及跨阶级和组织的动力影响。
4.罗纳德·博特的“结构洞”社会资本论。该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带来接近资源与控制资源的结构,并把个人的得失定义为总体社会网络结构的函数。“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他们获得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在三人组合中两两建立起联系的闭合网络中,任何信息和资源都有可能以最短的路程直接流向网络中的任何一点上。闭合系统扩大了系统的互动,从而产生规范、规则和法律条款系统,体验信任的膨胀或紧缩。如果切断了这个三角系统中一方的联系,与其他两方都有联系的一方在竞争的条件下就拥有特殊优势。由于他处于两个未联结点的中间位置,即博特称的结构洞,所以他对系统中的所有资源都拥有直接的享用机会,而其他两方都必须通过他才能享用这些资源,这样在他的社会资本中就获取了更大的回报。以此类推,在更大的网络中,结构洞的存在使居于中心位置的人拥有更多的网络资源。
从上述内容可见,社会资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的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阐述。笔者将他们的基本观点总结为:(1)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的资源,资源包括能力、知识、阶级、财产、种族、声望、性别等内容。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社会网络的规模、直线或三角的几何形态、相互关系的强弱和稳定程度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着社会资本的大小和存亡。其中信任是最重要的因素,信任产生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强化信任。(2)社会资本具有网络性、公共性、不可让渡性,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通过几个或更多人的共同行为而存在,表现为规范、权威、责任、合作等非物质形式。(3)社会资本是获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可缺少的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4)社会资本存在微观、中观、宏观的分析层次。微观考虑的是个体通过他所嵌入的网络来调配资源的潜在能力,关注的重点是个体的结果(如科尔曼)。中观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模型,关注社会资本的结构化及其配置后果(如博特)。宏观关注的是社会资本嵌入到更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规范中(如普特曼)。
三、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命题:嵌入制度结构中的生产性资本
在认识社会资本的一般理论和分析其社会学命题的基础上,我们看到,社会资本具有资本的本质属性,即投资生产性,表现为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效率。社会资本与正式的、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相联系,也与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相联系。制度创造了一定的社会网络,制度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制度是一系列对人的行为施加约束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如诺斯所言,“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他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在制度结构中,人、企业、国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对个人、企业、政府而言,均存在通过信任、合作的方式可能利用的资源,这些资源就是社会资本,因此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可以说,社会资本是嵌入制度结构中的生产性资源。
社会资本是“个人”与“制度”的连接纽带。由于社会资本存在微观、中观、宏观的分析层次,其分析方法将个人与组织(如企业)、政府相联系而形成一个分析整体。社会资本始终存在于制度之中并关注行为主体的结果,因此社会资本能成为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间媒体———存在于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因为个人不仅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还有寻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这两个需要也被人称为是利益最大的理性和行动的逻辑理性。这两个需要始终处于钟摆式的运动中,因此,制度的设计应该回应这种钟摆运动。但是制度的僵化和滞后往往造成个人需求无法从制度中得到即时的满足,在这个制度断档时段上,中间层的作用就明显起来,能够提供个人与制度的缓冲,并对制度的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彼得·埃文斯从发展经济学的意义上指出:通过将社会网络、规范称为社会资本,“普特南等当代理论家把基本关系具体化为具有潜在价值的经济资产”,作为推动市场交易制度的社会资本,在发展理论中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
在中国,社会资本有生存发展的肥沃土壤。中国人重视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的发展和利用,实际上就是对制度结构中社会资本的投资和生产。这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经济学家樊纲在《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一文中认为,制度,不论是正式的制度还是非正式的制度,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这种传统有利于在某些情况下节省短期的交易成本,但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形成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不利于实现现代社会化生产与市场关系所需要的经济体制。许多成功的华人经济仍然是以中小型的家庭企业为主,难以形成大型的“经理资本主义”企业。而华人经济成功的地方(如“东亚模式”或“海外华人经济”),迄今为止一定程度上都得益于某种外在制度起到了“理性化制度约束”的稳定作用,从而弥补了华人文化的缺陷。樊纲从而断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中华文化的优势的发挥,一定将得益于“对外开放”和遵守“国际通用的规则”,更将取决于自己逐步走上制度理性化的道路。一般人们所言的“拉关系”、“走后门”,甚至利用其社会关系搞腐败等都是消极的社会资本(也称负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大行其道极不利于理性制度的形成,如何将消极的社会资本转化为积极的社会资本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国外许多学者高度重视社会资本的经济学意义。迈克尔·伍考克说,当各方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把其特有的技能和财力结合起来时,就能得到更多的报酬,能提高生产率。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认为,在新经济中,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一个关键因子。“社会资本表示的是在一个组织网络能够进行团结协作、相互促进生产收益的情况下形成的资本。它是公司建立有效合作关系、联邦政府将某些科技职责下放各州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一项更具合作性和积极性的联邦政策。”弗兰西斯·福山认为,经济学家除了应该考虑传统的资本和资源之外,也需要考虑相对的社会资本实力:社会团体中人们之间的彼此信任,蕴涵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大而且更明显的价值;高信任度的社会,组织创新的可能性更大。福山在其专门论述信任的著作中写道:“社会中存在高度信任感,能够促进大规模企业的产生,如果大科层能够透过现代化信息技术,使小一点的公司慢慢转型并加入他们的网络,这时候拥有高度信任感就如虎添翼了。”
总之,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从产生之日就注定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血缘”关系,社会学家关于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为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在制度经济学复兴的背景下,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经济学者的研究将丰富社会资本理论,经济学与社会学关于社会资本的对话,为整合经济学、社会学提供了可能。但要真正实现这种可能性,还有待深入研究,主要的问题有:(1)如何将经济学、社会学方法的结合起来研究社会资本理论;(2)社会资本的统一定义;(3)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制度之间的静态、动态的关系及运行模式;(4)如何引导积极的社会资本实现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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