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历史包含无数个体经历，但本身却是不以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化协作的演化过程。作为一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证学科，历史学要求历史观、方法论和价值判断体系的辩证统一。因此，实证与理论并重是历史研究得以开展的应有之义。实证与理论互相支撑，构成历史研究工作的道之两端，二者缺一不可。
实证研究主张以史料考证为核心，为认识人类历史提供史实依据。中国学术史具有“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唯物论传统，这是中华文明认识世界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之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经世致用、明体适用的角度强调实证，明清之际开辟了重实际、重实证的学风。例如，清初学者李颙把儒者之学界定为“明体适用之学”，提出“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在西方学界，实证主义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认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审慎缜密的考察，以实证的、真实的事实为依据，找出其发展规律，就是实证精神；实证是观念和客体的统一，以便“适当解释整个人类历史”。可见，中西学人对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具有基本的共识，即实证研究是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有效途径。
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专业化进展，实证研究出现了碎片化倾向，漠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把对历史的客观性研究简单等同于文献分析及史料考据，割裂具体实证研究与历史规律研究的辩证统一关系，把微观经验事例与宏观发展过程片面对立。漠视史学理论的现象在西方学界的社会史、文化史、全球史中都有反映。随着实证研究的日益细碎，2006年创刊的《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提倡要克服史学的碎片化，以展现更完整的历史知识图景。2016年德国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甚至明确提出，全球史在本质上是一项理论性的事业，不能满足于单纯的描述。总的来看，21世纪以来，西方全球史的研究重点仍主要集中在具体案例分析上，对人类横向交往现象挖掘甚多，但对历史理论的发展贡献不大。
实证研究碎片化和忽视理论研究的问题在中国史学界也有反映。早在1934年，历史学家贺昌群就已注意到，“在一门学问或一个问题中只见零篇断目如三五小星在夜天闪烁”，而“整个学术的内容，步调太不整齐，缺少连锁性。很难寻出一贯的文化线索”的现象，并主张历史学“为古今合一之学”。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1987年的著作《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2008年推出了中文版。多斯用“碎片化的历史学”这个判断描述“研究对象的支离破碎”和“历史被解构为局部性实践，并放弃了任何总体目标”的现象。此后，实证研究碎片化和理论研究被漠视的问题在中国学界得到较多讨论。论者往往认同具体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同时提倡要重视重大历史事件和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例如，历史学家章开沅提出，历史研究要“重视细节研究，同时拒绝‘碎片化’”；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主张，就是其中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人类社会演化至今，全球人口已经超过80亿。即使凭借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穷尽所有史料。因此，历史研究需要清晰的理论分析，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开拓正确的道路。实际上，历史从来不是僵死现象的堆积，而是人类的能动发展过程。历史事实的大量个体经验差异性和复杂性，恰恰是理解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规律性的现实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人“天生是社会动物”，社会化协作具有“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统一性和规律性，来源于人自身存在的客观性，来源于以无数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化协作形成的人类整体发展。历史研究的核心功能，是用“历史的分析”，“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阐明“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从而揭示人类社会形态即人类整体的发展面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稿中，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可见，实证与理论并重，是历史科学的内在必然要求。
历史研究的知识生产，是一切社会科学知识生成的基础。历史研究者既不能先验地以论带史，也不能单纯地缝合文献，而是应当从目前加速演化的全球实践出发，特别是从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展出发，以扎实的实证研究贯通过去和现在，以科学的理论分析提升解释过去、把握现在和未来的能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历史学的实证与理论研究均大有用途，都应服务于深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时代使命。
作者：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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