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古代文学的关系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胡可先、李浩等先生的墓志研究，将出土文献与古代文学的关系研究推向学术前沿。墓志之外，尚有不少出土文献值得关注。举例来说，巴蜀地区保存了大量的摩崖石刻文献，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然而，受材料和观念的局限，大多数文献未被纳入古代文学的视野加以考察。有鉴于此，在全面系统搜集、整理、分析巴蜀摩崖石刻文献之后，笔者对这批摩崖石刻文献的文学属性进行了评估，认为应该将其纳入传统文学研究的范畴。
巴蜀摩崖石刻文献的辑录与整理
巴蜀摩崖石刻文献的辑录与整理，古已有之。宋王象之《舆地碑目记》即著录有巴蜀摩崖石刻文献，如都江堰玉女洞《隋薛道衡磨崖碑》、广元千佛崖《利州北佛龛前重题》、巴中南龛《唐古佛龛石刻》（即《严武奏表碑》）和重庆合川濮岩寺《濮崖铭》等，有的原石至今尚存。到清代，访碑之风盛行，李调元、刘喜海、缪荃孙等都曾寻访、著录过巴蜀摩崖石刻文献。李调元从王象之所撰碑目中辑出《蜀碑记》，又自撰《蜀碑记补》。刘喜海《金石苑》是首部对巴蜀金石文献进行全文录文的著作，全文抄录摩崖石刻文献甚多。缪荃孙所编《金石分地编目》中有两卷著录自汉至元的巴蜀石刻，包含多处的摩崖石刻文献，如广元千佛崖、皇泽寺、鹤鸣山，巴中南龛、西龛，资中重龙山，夹江千佛岩，重庆大足宝顶山、北山、石篆山等。上述石刻，今天都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对巴蜀摩崖石刻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有重要成果，如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龙显昭等先生所做的辑录，巴蜀地区的考古报告、调查简报等也收录了相当数量的摩崖石刻文献。
但是，由于巴蜀摩崖石刻文献分布零散，获取难度大，研究基础薄弱，汇编整理仍显不足，系统、完整的巴蜀摩崖石刻文献体系尚未形成。根据课题组前期整理情况来看，目前巴蜀嘉陵江、岷江、涪江流域的摩崖石刻文献共1385篇，早至南齐，晚至清末，涉及诗词、记、赞、颂、铭、序跋、赋以及造像记、发愿文、题名题记等文体。这一批摩崖石刻文献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大致可总结为三类：补文献之缺，补文体之缺，补文学史之缺。
新文献：巴蜀摩崖石刻文献的文献学价值
巴蜀摩崖石刻文献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不见于传世文献，可资考订校勘、辑佚补缺。陈尚君先生编《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即从考古资料中辑补唐代石刻文献若干。曾枣庄、刘琳先生编《全宋文》，也从地方石刻文献中搜集大量文章。新发现的大量巴蜀摩崖石刻文献，可补诗文总集、文人别集以及方志金石之缺。例如，在目前发现的1385篇巴蜀摩崖石刻文献中，未见于历代诗文总集的约558篇。嘉陵江流域的唐宋摩崖石刻文献约为232篇，其中不见于《全唐诗》《全唐文》《全宋文》《全宋诗》等传世诗文集的就有175篇，占75%以上。又如南充营山太蓬山所见雍沿《蓬山十三咏》，不仅能补诗集之缺，对历代县志也有重要的校勘价值。从摩崖石刻来看，雍沿的这组诗总共有十三首，外加一篇诗序。同治《营山县志》仅收四首，《全宋诗》从之。万历《营山县志》虽收录了完整的十三首诗及诗序，然与石刻原文有许多出入。一方面，异文频出。如诗前序文有“得一十三题，各赋二韵”之句，县志“二韵”作“二咏”，令人不解。《蓬山十三咏》除第一首《大蓬山景福寺》外，皆是“二韵”，即绝句。又如《透明崖》诗中“胜绝定应天下少”一句，县志作“绝胜定应天下少”。《灵羊洞》诗“洞户险无人迹到”一句，县志作“洞口险无人迹到”等。此外，县志中的诗题也有残缺，如《陈才人宋充媛降香碑》仅题作《降香碑》。另一方面，诗歌编次不同。如《安禄山弥勒像龛》一诗，在摩崖石刻中排在第八首，而在县志中位列最后。若非摩崖石刻文献尚存，我们恐怕难以发现传世文献之误。
新文体：巴蜀摩崖石刻文献的文体学意义
巴蜀摩崖石刻文献中含有大量游记、诗词等，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可补文体之缺、题材之缺。初步整理出的1385篇巴蜀摩崖石刻文献，主要包含记940篇，赞13篇，颂2篇，铭18篇，序跋13篇，诗词240篇等。这些文体，有的具有独特的“民间特色”和文体意义。举例来说，广元阳岳寺摩崖造像2号龛和3号龛之间的碑文——唐代天宝时期的《阿弥陀佛龛赞（并序）》不见于《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等文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现存的九篇唐人《阿弥陀佛赞》明显不同，疑为民间赞文的“固定格式”。又如，绵阳佛祖寺供养人龛的造像铭文《河东蒲公写真记》，刻于中晚唐时期，或为现存唯一的石刻写真记。据《金石录》《宝刻类编》及《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唐代写真记刻石仅有懿宗咸通元年《司空扶风公写真记》一篇，刻于成都；后蜀时期另有写真记刻石一篇，同样刻于成都。二者并非摩崖石刻，且皆已不存。据嘉庆《四川通志》及清姚莹《康輶纪行》，李德裕曾重绘草堂寺益州五长史像，撰有《五长史写真记》一篇，但不知是否刻石。中晚唐至五代，蜀地人物写真与写真记刻石似乎形成了别处没有的风气，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除了常规文体以外，题记题名数量很多，同样具有重要的文体价值。“蚕丛鸟道，唐宋题名如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络绎不绝。”（叶昌炽《语石》卷二），“其叙事欲简而赡，其秉笔欲健而严”（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并且“创赞序诗词之异制”（陆和九《中国金石学》）。
新视野：文学视域中的巴蜀摩崖石刻文献
巴蜀地域文化繁荣，北宋杨延龄曾说：“蜀人好文，虽市井胥吏辈，往往能为文章。”（《杨公笔录》）散落在巴蜀各地的摩崖石刻文献，保存了大量“市井胥吏辈”留下的文字，创作群体包括文人、僧道及平民百姓。这批文献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边界，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令人深思。巴蜀摩崖石刻文献与其他文学文献的差异何在？巴蜀摩崖石刻文献的文学属性与文学意义何在？民间新文献的发现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何意义、影响和启发？
要探讨这些问题，应从石刻文学、民间文学的视角观照巴蜀摩崖石刻文献。从石刻文学来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刻石之文，盖亦有风气焉。”（叶昌炽《语石》卷二）巴蜀与湖湘、岭南等地的摩崖石刻文学文献，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各自的特色。从民间文学来说，巴蜀民间文献与敦煌文献等民间文献又有密切的关联。自1900年敦煌遗书现世以来，敦煌俗文献以独有的形式和内容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将巴蜀摩崖石刻文献与敦煌民间文献结合起来考察，可发现诸多连接点和共同点。从宗教文学来说，巴蜀摩崖石刻文献与巴蜀地区的宗教艺术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与中原有别的巴蜀文化、儒释道交融的蜀学赋予了巴蜀摩崖石刻文献区域化、宗派化的特征。巴蜀摩崖石刻文献是巴蜀佛教文学文献、道教文学文献的重要内容，可补传统文学史之缺，补当下学界正在编撰的“宗教文学史”之缺。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探索与思考，学界立足“大文学”研究的语境，试图建构“敦煌文学”“石刻文学”“宗教文学”等体系，扩大文学研究的边界，将文学研究推向多元化时代。美国理论家卡勒在《理论中的文学》中说：“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是在论争应当如何研究文学。”敦煌遗书面世时，其中具有较强文学性的文献引起了全世界学人的高度关注。在研究、阐释这一批文献时，学者不断扩大“文学”的疆界，试图将这一部分原本不能作为“文学”的文献纳入研究范畴之中。面对不断增加的文献冲击，学界试图解构旧有的文学史，建构新的“文学”范畴和文学史系统。如何在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的视野中更好地解读巴蜀摩崖石刻文献的文学价值，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