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多功能建筑，古代书院是教学空间、学术空间、藏书空间、刻书空间、祭祀空间。此外，书院也是文学空间，它和市井、村庄、寺庙、官署、幕府、棘闱、旅途等场所，共同组成了文学世界的多样图景。
作为文学空间的书院，其空间概念自然以书院建筑为核心，同时又不囿于建筑本身。例如，清末王闿运赴江西讲学，衡阳船山书院诸生李金戣、张登寿从行，旅途中，先生为两位弟子讲《诗经》；杭州诂经精舍停办两年后，俞樾作《诂经精舍歌》《与客谈诂经精舍旧事》等诗；袁嘉谷在日本与昆明经正书院同学聚会，作《经正书院旧友游日本国者十数人，同饮照相，补作同门录，题后二首》诗。这些活动发生在书院之外，但在文脉上仍从属于船山、诂经、经正书院。也就是说，书院的文学空间可以随着师生的活动而充分延展。从文学空间的范围来说，由小到大，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景观和地域。
书院文学与景观空间
书院景观不仅指外部空间的选址，也包括内部空间的营造。
早期书院多依傍名山而建。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南麓，岳麓书院在湘江西岸岳麓山下，嵩阳书院背靠嵩山峻极峰，石鼓书院坐落在衡阳石鼓山上。书院选址依傍名山胜迹，既受古代士人读书山林风气的影响，也与重视风水的堪舆观念有关。最重要的是，山林远离喧嚣，利于静心读书。南宋朱熹在呈报朝廷的《白鹿洞牒》中说，白鹿洞“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明代胡俨《重建白鹿洞书院记》亦云：“五老峰之下，山川环合，林谷幽邃，远人事而绝尘氛，足以怡情适兴，养性读书。”山林是潜心问学的佳境。
书院依傍山林，最宜吟咏和书写，诗赋之作由是而富。朱熹建武夷精舍于隐屏峰下，陆游《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诗云：“先生结屋绿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张栻主持城南书院，有《城南杂咏二十首》。朱熹次其韵，作《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并跋张诗云：“久闻敬夫城南景物之胜，常恨未得往游其间。今读是诗，便觉风篁水月，去人不远。”朱、张城南唱和之作，风格相近，明何乔新谓“其词浑厚和平，有盛唐风致”。淳熙间，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作《白鹿洞赋》；嘉定间，张琚、罗思、姚鹿卿等人在流芳桥旁会讲洞学毕，相与歌文公之赋；淳祐间，方岳作《白鹿洞后赋》；明嘉靖间，张纯跋《白鹿洞赋》，杨侃刻于石屏。一篇书院赋，流播数百年，完成了经典化。
书院繁荣和普及以后，不可能都依傍名山，但选址仍以城市周边的风景胜地为首要考虑。这样既便于师生的日常往来，又可延续书院的山林传统，对于激发写作才思也多有好处。杭州崇文书院在西湖之滨，《敬修堂词赋课钞》是清道光间崇文诸生的诗赋集，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序称“多士肄业其中者，吸湖光，饮山渌，于举业外率工诗古文词”。湖光山渌利于诗词歌赋，这好理解，古来诗人得江山之助者甚多。值得注意的是，它可能还利于举业文章。《崇文书院课艺九集》是光绪间崇文诸生的八股文集，浙江巡抚叶赫崧骏序云：“崇文依山面湖，举凡风云变幻，林木幽奇，四时皆有其佳致。诸生游息其中，得乾坤之清气，发为宇宙之至文，不貌袭先正，而先正之口讲指画，如入其室而承其謦欬。”这里所谓“至文”，指的就是八股文。
学术文章也可得江山之助。学海堂位于广州越秀山麓，是清代汉学书院的代表。《学海堂集》是诸生的学术作品集，阮元序云：“珠江狮海，云涛飞泛于其前；三城万井，烟霭开阖于其下。茂林暑昃，先来天际之凉；高阑夕风，已生海上之月。”诸生在此山堂，观览潮汐，“登高者赋其所能，观澜者得其为术，息焉游焉，不亦传之久而行之远欤”。
书院建设重外部选址，更重内部景观的营造。岳麓书院内原有纪念“朱张会讲”的“饮马池”，清乾隆间在池上建有草亭，嘉庆间重修，改名“风雩亭”，其得名来自《论语》中的“吾与点也”。“曾点气象”也成为书院的普遍追求，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着意于建造池亭园圃，以便诸生登眺游息。
风雩亭周围种有柳树，“柳塘烟晓”即为岳麓书院八景之一。院生俞超有《岳麓八景》诗，将八景融入一首七律：“晓烟低护柳塘宽，桃坞霞烘一色丹。路绕桐阴芳径别，香生荷岸晚风抟。泉鸣涧并青山曲，鱼戏人从碧沼观。小坐花墩斜月照，冬林翠绕竹千竿。”不少书院都有类似的系列景观。而更多的书院未必有“八景”“十景”之名，但林泉之胜几乎是“标配”。哪怕是地处阛阓的书院，本身往往也是园林胜迹、微型山水，师生可于其中俯仰天地、感怀古今。
即使是主张专心读书、无需游息的人士，也无法完全拒绝园林的吸引力。清代朱一深创建新淦凝秀书院，他拟定的《凝秀书院条约》有“谨出入”一则，称“昔董仲舒下帷发愤，三年不窥园圃；管宁足不下楼，坐穿一榻，其专心致志为何如”，故而“诸生既入门墙，自宜键户攻苦，谢绝闻见，道德诗书，此中自有真乐，又奚佚游为也”。认为书中自有真乐，不必把时间用在游览上。可接下来又说，“余于书院内构一楼，诸生诵读之暇，或恣观眺以陶适其性情，发其奇气，较之阛阓杂沓，不犹愈乎”。这座楼即静远楼，朱氏后来写了《静远楼八景诗》，序云：“楼名静远，地颇清佳，水送绿于棂间；携将风月，山横青于几上……署为八景，盖选胜而尤奇；吟得数章，终图形而弗肖尔。”八景者，“秀岭晴岚”“玉溪环带”“银冈烟雨”“枫冈瀑布”“南浦溪声”“东山松韵”“虹堤夜月”“天柱积雪”。
清代武昌江汉书院山长王心敬曾谈及书院的空间设计：“凡门前内甬道两旁、堂前堂后，必广树松柏杉槐；于其空闲，又必种植诸竹。凡池皆种莲植芡。一则培植树木，使成蔚葱之观，以增书院气象，二则春夏藉竹树之阴，三则诵读之余，可玩物适情，以助清逸潇洒之性耳。”在他所言书院景观的三点意义（审美、遮阴、怡情）之外，还有两点可以补充。
其一，书院内部的微型山水，也有启迪文思之用。王同为《紫阳书院课艺九集》作序，称院中“螺泉，涓洁涟漪，可以状文思之泉涌也”，“春草池，微波潆洄，可以畅文机之生趣也”，“垂钓矶、笔架峰，奇石林立，可以状文气之突兀也”云云。这是微缩版的“江山之助”。
其二，对于文学教学而言，师生参与园艺之事，与写作之间具有某种象征性的联系。薛时雨主讲江宁尊经书院，乌龙潭因久未清理，茭葑纵横。于是率诸生清淤，又在潭西种植梅竹松柏。薛氏为《尊经书院五集课艺》作序，简述此事并告诸生：“今夫蹄涔之水，不足以资灌溉也，必去其障，通其流，然后原泉混混，渣滓去而清光来，文之洁净犹是也；今夫濯濯之山，不足以快登眺也，必葱茏而绿缛，幽秀而深邃，然后明靓淡冶之态，顷刻万变，文之藻采犹是也。”潭水经疏浚而清洁，山林经培植而多姿，人参与景观之美的形成；文之洁净和藻采也如此，离不开人的劳动付出。由此，诸生可因山林之乐，而知文章之阃奥。
书院文学与地域空间
即便是建于喧嚣市井的书院，也自有其优势。清代杭州紫阳书院无山水之胜，前来肄业考课者却很多，主要原因在于地缘便利。许景澄为《紫阳书院课艺五编》所作题识就提到，“院舍咫尺廛市，绾轂所凑，肄业之彦，便于居处，视他院为尤盛”。这一点，王同在《紫阳书院课艺九集》序中阐述得更为详细，“杭州书院有三，曰敷文，曰崇文，曰紫阳”，“敷文占南山之巅，崇文居西湖之湄，而紫阳则城中而近市，无湖山之美也”，“然（紫阳）城中近市，负笈者便之，故肄业者多。而人才蔚起，弦诵之士，较敷文、崇文为尤盛”。
有意思的是，同城的多所书院，因为位置不同，文风也可能存在差异。浙江巡抚梅启照序《敷文书院课艺二集》即阐述了这一情况，所谓“肄业于敷文者，其文多深秀峻拔”，而“崇文临烟波之浩渺，览花柳之绚闹，故其文华美典则”，至于紫阳，“得一丘一壑之胜，山泉云脚，时注于庭，故文辄悠然意远”。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当今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在“空间范域”的层级分布方面，南方、北方，关中、江南，或者浙东、浙西，苏州、扬州，这类宏观的范域受到较多关注。梅启照的论述发掘了同城不同地段书院的文风差异，由此可知清人对于“托地”与“文风”之关系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微观的境地。
从更广的空间范围来讲，书院普及以后，山川的意义实际上受到弱化，书院的层次、功能、辐射力成为书院地缘文化中的主要因素。宋以后地域文学的建构，书院是重要参与者。如白鹿洞书院之于江右文学、岳麓书院之于湖湘文学、学海堂之于岭南文学、关中书院之于关中文学，又如安庆敬敷书院、桐城桐乡书院、保定莲池书院与桐城文派，以及甬上证人书院与浙东文派等等，皆是书院与地域文学互动的显例。
参与地域文学的建构，首先在于书院推尊乡贤，以示文脉传承。许宗彦给杭州《诂经精舍文集》作序，称道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学者，以及朱彝尊、姜宸英、查慎行等诗家古文家，都是浙江一省之名家；朱珔序苏州《正谊书院小课》，列举苏城惠氏、昆山顾炎武、吴江朱鹤龄、常熟严虞惇等，皆为苏州一府之鸿儒。这些属于晚近乡贤。而阮元序广州《学海堂集》，称“岭南学术，首开两汉。著作始于孝元，治经肇于黄、董”；王祖源序成都《尊经书院初集》，谓“蜀学之兴，肇端文翁”，则不囿于本朝名流，直上溯汉唐。如此这般，一路演绎，建构起一地绵延不绝的文脉。推举乡贤，无论是本朝的还是古代的，对于书院诸生而言，都有一种亲近感与激励作用。
参与地域文学的建构，其次在于师生在书院教学中通过品评前贤，书写地方文学史。武昌《经心书院续集》收录朱楙春所撰《叙楚国先贤》，该文以主客问答的形式，追述楚地卓有成就的先贤，其中词章之学包括屈原、宋玉、黄香、刘珍等。又有雷以震所撰《拟辑〈湖北诗征〉序例》，称屈原为“万世祖师”，而后依次论述宋玉、景差、庾信、杜甫、孟浩然、潘大临、三袁、钟惺等人，可谓“湖北诗史”。黄州经古书院的《黄州课士录》中有《论黄州诗绝句》134首，涉及宋至清代的90多位黄州诗人，包括宋潘大临等四人、明董朴等四十三人、清顾景星等近四十人，可作“黄州诗史”来读。山长拟定、生徒写作这类题目，不仅可以拓展对地方文学的认知，而且有助于培植赓续文化命脉的使命感。
参与地域文学的建构，还在于在书院教学中将地方风物融入考课题目，借以培植乡邦情怀。这里的地方风物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如广州《学海堂集》中的《和方孚若〈南海百咏〉》《春日访南园故址》《拟元人〈十台〉诗咏粤东十台》《岭南荔枝词》，上海《云间书院古学课艺》中的《顾亭湖怀古》《拟建陈夏二公祠碑文》《三高祠铭》，宁波《浙东课士录》中的《四明山赋》《月湖赋》《招宝山望海赋》《拟遗爱祠碑记》《拟后乐园记》《海曙楼赋》，成都《尊经书院初集》中的《成都览古诗》《拟请祀峨眉山神奏》《巫山神女祠碑铭》等。武昌《经心书院续集》中有一篇《湖北舆图山川颂》，作者陈则汪赞美湖北山川“宿应翼轸，富甲东南”“险可御强，泽及无涘”，这种生于斯土的自豪感具有普遍性。
作为地域文学的一个空间，书院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即使遭受灾乱，只要根基还在，就能恢复元气、赓续文脉的精神。历史上，书院曾多次遭遇灾乱。例如元末战乱，白鹿洞、岳麓等著名书院皆遭倾覆；明末禁毁令下，天下书院横罹灭顶之灾。尽管如此，时间或长或短，书院终能恢复元气，重整旗鼓。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中关键一点在于文化根基未断。清咸丰间东南地区迭遭兵燹，书院毁损极为严重。同治以后渐次兴复，书院重现当年“喁喁向学”之貌。薛时雨掌教江宁尊经书院，感慨“曾未五年，而金陵文物，称重东南”。常州知府谭钧培为《毗陵书院课艺》作序，称“其才情横溢、见地开拓者，颇不乏人，于是知前人之流风余韵为未泯也”。所谓“前人之流风余韵”，主要说的是书院所建构的地域文化命脉。
从景观空间到地域空间，书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由此凸显。具体而言，文学史上受到关注的，多为处于“完成时”的作家作品，而书院则是作家成长“进行时”的空间。无论是景观空间与写作思维，抑或是地域空间与乡邦情怀，都与书院的教学功能密切相关。山长示范和指导文学，诸生学习和体验文学，书院是一个可亲、可感、可触、可悟的文学教学空间。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