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研究

巴蜀文化对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浸润(下)

胡小文

2019-05-24 02:38

毛晓红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任何一个诗人的文学创作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并与之产生各种碰撞和融合。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李白自由独立意识、飘逸浪漫的文风深受由巫祝文化和道教文化所构成的巴蜀文化的影响,在巴蜀生活的这二十五年,巴蜀文化给李白诗歌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首先,巴蜀宗教影响给李白的诗歌创作插上了想像的翅膀。巴蜀地区具有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鬼气浓重,同时也深受儒家文化的修身入仕思想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巴蜀文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标新立异、无所顾忌、敢想敢为、敢说敢干的审美进取精神。李白出生成长于四川,在李白二十五岁前,一直没有离开过巴蜀。巴蜀文化中有着巫祝文化,也因远离传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所以有着原始的野性和独立意识。这里盛传神话传说,因此这里的文化艺术都具有夸张的特性,比如同样生长于此的司马相如、扬雄等汉代的辞赋家,在他们的文章中,就有着明显的夸张、壮丽之风。儒家思想在巴蜀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巴蜀虽然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道教文化影响的成分更多一些。道教创立在巴蜀,所以巴蜀的道教文化很兴盛,这也是李白在很早就能接触到道教并深受其影响的根本原因。同为宗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和身为“舶来品”的佛教在思想观念上有很大差别:儒家重实有,道家贵虚涵;儒家尚人工,道家崇自然;儒家主阳刚,道家主阴柔;儒家注重美和艺术的外在功利,道家突出美和艺术的独立;在真、善、美的关系中,儒家强调的是美对善(礼)的关系,道家强调的是美对真(自然)的关系。以“道法自然”为核心的道家美学思想的最根本特征,是崇尚自然天籁。道家追求“道法自然”,而要得自然之性,悟自然之法,就得贴近自然,热爱自然,然后诗人把这种美学思想和情感寄托在所写之景中。景为自然之景,情是真挚之情,展现的是它们的自然本性,这便是真美、纯美。道教文化倡导自由奔放的心灵以及崇尚自然追求和谐之美的观点,给李白的生活和创作以巨大冲击,而美好的神仙境界传说典故则赋予了他创作的不尽源泉。不仅在思想上影响李白,而且熏陶了李白,使他从中寻找灵感进行创作。

李白自幼生活在道教的发源地——巴蜀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就是在巴蜀创立五斗米教并在蜀汉传道30余年。李白的家乡四川绵阳江油西南40里的紫云山就是一个著名的道教胜地,李白从小就接受正统的道教教育,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云:“五岁诵六甲”中的“六甲”就是道教术语,这“六甲”是指:“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它既是道教专有的术数技艺,又是道教修炼的符箓功法,初、盛唐时,特别盛行。在《神仙传·左慈》中:“左慈学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可证;《道藏》中也有《上清琼宫灵飞六甲左右上符》,此书是神仙方术之书。李白常与道教人士交往,其《感兴八首》(之五)亦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吟松风,泛瑟窥海日。西山玉童子,使我炼金骨。”李白喜欢接受新奇事物,所以非常博学,在从小熟读了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外,接触了道教,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四川历年漫游的过程中,他去过很多道观,也认识了许多的道士并谈论道经,从而对道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多年不进城市。东岩子是一位具有仙风道骨的术士,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做了动物饲养员。在戴天山、大匡山隐居读书时,李白创作了《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一诗,诗中写因往访道士不遇的愁怅心情,“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隐居期间,李白还与江油当地的著名道士雍尊大师进行交流,他在《寻雍尊师隐居》一诗中这样描写道:“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拔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足见李白对道教的一往情深。李白在诗里这样描写青莲家乡的仙山美景:“石蹬层层上太华,白云深处有人家。道童对月闲吹笛,仙子乘云远驾车。怪石堆山如坐虎,老藤缠树似腾蛇。曾闻玉井今何在,会见蓬莱十丈花。”(《登太华观》)元丹丘是李白二十岁左右在蜀中认识的道友,李白甚是欣羡元丹丘的神仙生活,他特作《元丹丘歌》一诗:“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 二十岁以后,李白开始热衷登峨眉山等名山,求仙访道,登上峨眉山时,面对擦脸而过的烟雾,他想起了仙人“骑羊子”:“傥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登峨眉山》)而从其二十五岁,他更是历访名山,拜道观。李白诗歌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和他所接受的道教文化有着莫大的关系。正如其诗云“五花马,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正是一种道家精神,“道法自然”,不欲强求。道教信仰与李白飘逸放旷的性格密切相关,他追求神仙世界,实际上是为了追求更寥廓、更自由的精神世界。从诗中可以看出,他熟知很多上古的神话传说,而道教中所创造出的仙境、仙女及诸神都成了他诗中的元素,老、庄道教所倡导的自由精神,使他脱离世俗传统的束缚,思维活跃,宗教的热情同时又激发了李白诗歌创作的激情;美丽的神话传说,道教中所描绘的仙境,他的心灵在无边际的想像世界里遨游,使得他的诗文神采飘逸、浪漫绮丽。

第二,巴山蜀水养育熏陶了李白“飘逸”、“浪漫”的诗情画意。巍峨的高山,浩荡的流水,高树葱郁,猿鸣凄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给予人们驰骋飘逸的想象。巴蜀几乎具备了所有产生神秘奇幻想象的条件,在这里的神话故事中诞生了无数高人一筹的神人。《山海经》以奇诡、怪诞、夸张的笔调、淋漓尽致的展开想象和幻想,表现了巴蜀先民渴望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焦灼。《华阳国志》则从蜀王谱系的角度,描述了从蚕丛称王,历经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代换史及其主要事迹,其中辅以“蚕丛目纵”、“鱼凫仙道”、“杜宇化鸟”、“朱利出井”等神话内容,表现了巴蜀先民对历史的一种勇敢浪漫的原始思维和直觉把握。而“五丁开山”、“廪君化虎”、“鱼盐神女”、“巫山神女”等传说则充盈了巴蜀先民浪漫奇幻,瑰丽飘逸的图腾崇拜。这些都是一种神奇浪漫的地域思想形成的土壤。中国本土神明谱系中的两大最具智慧和浪漫主义想象的主神都源自于巴蜀。主宰文运、功名利禄的文曲星是蜀中梓潼人;英武而“纵目”的二郎神杨戬是岷山人。这些都流露出蜀人的英雄性格和英雄崇拜意识。这既是上古巴蜀先民在漫长的生命进化史中人生体味的积淀,也是他们适应自然,为生存而改造、创造自然的生存体现。那些大胆的想象和充满智慧以及理想的构思都是巴蜀先民浪漫情怀的体现。悠久的历史文化、四塞险固的地理形势、富庶的社会经济、浓郁的地域风情,构成了巴蜀地域社会的独特地理空间,也营造了唐代诗人“在水一方”的感觉印象,因而描绘巴蜀险峻秀美、人文景观的诗作占居主流。如李白对巴蜀的地域评价甚高:“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华阳春树似新丰,行入新都若旧宫。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阳红。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古巴蜀的神话与传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道难》)以及仙源故乡、洞天福地、千年古刹等都在滋润着巴蜀的人们,而浓郁的巴蜀风情融合楚文化更显瑰丽色彩和奇幻想象。生于斯长于斯的巴蜀人具有独特的思维模式,即球形发散性思维,在表现手法上极具浪漫色彩,风格独特。其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仙化思维,与中原文化重“礼”、楚文化重“巫”相区别,蜀文化重“仙”,巴文化则重“鬼”,巴蜀自古就有五代蜀王仙化的传说以及“西蜀崇鸟”的民间信仰等。仙化思维使巴蜀文化表现出极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善于夸张、虚构和想象。巴蜀优越休闲的物质文化环境使本土作家想象丰富,极富浪漫情怀,使巴蜀的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光彩。正是在这种自古巴蜀时期就已形成的浪漫文化传统影响下,司马相如才开创了汉大赋这种文体,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佳作,气势恢宏,铺张华丽,极富想象力和浪漫主义色彩,令汉武帝飘然欲仙,演绎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浪漫爱情的千古绝唱,彰显了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诗仙李白自小受巴蜀文化的浸润,其球形发散性思维与仙化思维的传统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便是想象奇特,妙喻连篇,形象生动,穷情尽变,他更是继承了这种浪漫主义精神,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等等。评论李白的诗,最长用的词是:浪漫、豪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是李白的豪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 (《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李白的浪漫;“长江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行路难》)是李白的豪放;“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是李白的浪漫。李白的豪放是因为心胸宽广,充满豪气,而他的浪漫则是他对自由、对理想的追求与渴望。李白为了表达这种强烈感受,在创作上选择了易于表达自我主观色彩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从民歌、民间故事中汲取了大量的素材,形成了独特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从李白现存诗歌看,他最擅长、贡献也最大的是七言歌行(多数是乐府诗),他的许多代表作几乎都是用这种形式创作的。因为歌行的篇幅大,容量也大,句式长短错落,形式自由灵活,又可换韵,便于表达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塑造雄伟壮阔的艺术形象,像《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浪漫主义的名作,确实是非行歌而不能容纳。

第三,巴蜀“豪放”风气统摄着李白诗歌创作的基本艺术趋向。生活在儒家文化边缘地区的巴蜀人是自由放任的,自由放任和自足自信促使人们选择了“豪放”的文学。巴蜀作家多有激情澎湃、出语宏阔之作。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的“汉赋”,铺张扬厉,以大为美;苏洵、苏轼的散文开阖抑扬、纵横恣肆、豪情奔放,波澜壮阔,诗歌作品中的“豪放”之声更是时有所闻;其他诸如苏舜钦、李调元的诗歌作品也自有一种雄健豪迈的风格。对豪放的追求显然已成了巴蜀文人的一大传统。尤其是到了唐代,帝国的强盛,帝王的提倡,作为文化的代表,诗歌迈入了全盛时期。诗风的多样化,可谓目不暇接。其中,豪放的诗风,迅速崛起,同大唐气象互为摩荡,构成一道奇异的人文景观,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盛唐时期,李白的横空出世,他那“谪仙人”般天生超迈不羁的品格,铸就了他特有的诗风——激昂、飘逸、壮阔、浪漫,若强以一词加以概括,便可曰“豪放”!豪放,几乎成为李白诗歌中无时无刻不在的标签。正是李白天才型的禀赋和才调,才将诗的艺术境界推向了一个令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豪放,也因而从此成为诗风的重要一格,为后世众多人所激赏、所崇尚、所仿效发扬。事实上,宋代的豪放词,不过是豪放诗风在新体裁上的继续漫延而已。北宋大文豪苏轼高赞“古来惟有谪仙词”,在自己的作品中往往喜欢化用李白诗句便是明证。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强调李白诗歌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前人评李白思想及创作,多用一个“奇”字,如“以奇文取称”(元稹)、“才大语终奇”(钱起)、“才矣奇矣”(白居易),这类评价语很多。其他如贺知章所说“谪仙”、杜甫所谓“佯狂”以至诸如令力士脱靴和骑鲸飞升之说,虽不言奇,但“奇”寓于中。杜甫很敬佩李白,在《春日忆李白》写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突出的是李白在诗中所表现的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这种个性,有些用“豪放飘逸”“豪爽感激”“豪迈俊逸”来概括,虽说法有所不同,但都突出一个“豪”字。

巴蜀特定的地域文化对生活在其中的李白在观念形态、思维方式、性格和气质等方面以深深的影响,反映在诗歌中就是歌咏巴山蜀水、抒发对家乡的热爱,在抒发感情时也往往放浪不羁、不拘一格。联系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等等诗歌,熔铸了诗人翻腾不息的诗情,气势雄浑而豪迈,感情高昂而浓挚,给人以“挟海上风涛之气的感觉”;《蜀道难》之诗喷薄而出,排山倒海,借助神话传说驰骋想象,大胆夸张,突出描写蜀道的高与险,把丰富的想象和奇特的夸张结合起来,着力渲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诗歌因之获得一种难以抵御的力量和直冲霄汉的豪气。可以看出他的诗往往透过“豪”的表面寓于“悲”的实质,在悲感至极就以豪语出之,这正是李白个性的基本特征。李白瑰丽飘逸的思想,至情至性的品格,在所有异彩纷呈的作品之中,却都流淌着一股豪放的底蕴。李白是豪放风格之集大成者,情感激荡,格调昂扬,想象奇特,夸张出格,是李白豪放诗风的特点。“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气势浩荡,一泻千里;“草绿霜已白,日西月复东。”(《古风》)描绘光阴流逝之快,人事变迁之速,一气呵成,天衣无缝;“燕山雪花大如席”(《北风行》)“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秋浦歌》)夸张虽不合理却合情。从艺术成就上来讲,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并至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第四,巴蜀文化的多元交融造就了李白诗歌的恢宏气象。盛唐文人在文学中表现出的开阔的眼界,自由活跃的思想,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激奋昂扬的气概;它展现了强大民族鼎盛时代的整体精神风貌。作为这一时期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他的诗歌强烈而鲜明地表现出这种盛唐气象。李白如此热忱地追求理想除了是他积极人生态度的延续之外,同时也是来自于这个时代精神的激励与鼓舞,给李白的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他的诗歌意境和情趣。具有盛唐气象的诗人,往往是富有魅力的人物,在盛唐诗人群体中李白的魅力更是无人可以匹敌,他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当时的读者。他的魅力首先源自于巴蜀源远流长、兼容并蓄、生动活泼、风味无穷的文化沃土对他完美独立的人格、纯正的品质和傲岸的精神的滋养和哺育。盛世文化的繁荣乃是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而李白一生又和盛唐时代相始终,恰恰处在这两种交流的高潮中,再加上他本人特殊的教养和经历,终于使他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高峰。盛唐时代经济繁荣的景象,是李白构思壮美形象的直接推动力。李白诗中所表现的浩瀚气魄和雄伟的景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的国力。唐代从开国至“安史之乱”前,国家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已达到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种空前盛世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时代优越感,怀着繁荣时代强盛民族的优越感、自信心和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远大的政治抱负,盛唐诗人的诗歌明显的体现出积极向上、昂扬奋进和出仕报国的情怀,这种情怀空前绝后的强烈,成为盛唐诗歌与其他时期诗歌的最大不同,其成就明显的高于其他任何时代,在这种氛围下诗歌所呈现的境界、意念也突出的高于其他时期,诗人禁不住内心的激动而放声歌唱,赞美这个时代,并决心献身这个时代。如李白的《古诗五十九》(其四十六):“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像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 应该说,巴蜀文化兼具南北文化的特征。古代巴蜀作家富浪漫气质,接近南方文化的代表——楚;文学风格上偏向崇高,又接近北方文化的代表——秦。这其实是与巴蜀地理环境兼具南北特征相一致的。巴蜀先民总是以开放的姿态不断迎接与整合外来的人群与文化,经过消化选择,融入巴蜀原有的本土文化内容,再加以发展提高,以至历史上巴蜀文化几度站到了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唐代巴蜀地区的诗歌创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对整个唐代诗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现象。巴蜀地区古属西南夷,山多水多,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远离王权的生存状态,都有利于张扬个性。俗语说:“山高皇帝远”,表现的就是不愿做顺民的叛逆性格。巴蜀人的叛逆性格使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他们特异独行,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自汉代以来,巴蜀士人的奇特异行一直震惊着世人。然而在巴蜀地区,地域上的封闭与文化上的开放却自由并存。巴蜀文化海纳百川,诸子百家的思想在这里都能找到它生存的土壤。“青城天下幽,峨眉天下秀”,青城山是道教的圣地,峨眉山是佛教的圣地,传统的儒家与道家、佛家等结合起来,杂糅在一起。正是由于巴蜀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使得巴蜀文化具有文化的多元特色。巴蜀文化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巴蜀地区的各族先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封闭型的地理条件进行顽强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可以视为巴蜀本地的先民以开放的姿态不断迎接与融合外来人群与外来文化并取得成就的历史。巴蜀士人奇异的个性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创新、是务出己见,《汉书·地理志》说古代巴蜀人:“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虽是贬语,却也写出了巴蜀士人的“好文”以及通过写文章来表现自己对传统道德的质疑的创新思想,此外,巴蜀人的灵敏和好胜又推动人们在文学上的不断创新,不断开拓。巴蜀文学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学,巴蜀作家是惯于标新立异、开拓前进的作家。“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韩愈《荐士》),陈子昂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李白则是对这一诗歌革新运动作出了最大贡献的人。李白的诗歌创作更是如此,他的诗歌受到巴蜀社会客观因素和时代变迁因素的影响,他将本土固有的诗歌创作模式与外来风格相结合,其诗歌风格明显地表现出多样的发展和变化。李白出生成长于巴蜀,漫游于江汉,游历于吴越,他的身上有儒、道、游侠、纵横家的成分,但是以儒、道为主,因此,他受到了巴蜀文化极深的熏陶,后游历于北方,期间又浸润了北方深厚的文化内涵。巴蜀淳厚质朴的民风、壮丽雄伟的山河,给李白的诗歌增添了宏厚、豪迈的气势;海纳百川方能成其大,李白将各地地域文化融合,取长补短,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具有了丰富的华夏文化性格,使得他的诗歌既灵秀飘逸又大气磅礴,成为盛唐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

总之,不难看出,李白之所以成为享誉世界的诗仙,是时代背景与历史文化的客观因素,与其个人追求、个人努力的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李白适应、接受了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精神也大大的影响了李白的思想性格与文学选择。李白诗歌风格的形成过程,既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写照,又是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他的诗歌风格可以模仿,但其诗歌中的精神却永远无法超越。巴蜀文化成就了李白,李白也为巴蜀文化增添了最闪亮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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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4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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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对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浸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