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一度成为国际舆情关注的中心。中国外交不仅担负着为国内抗疫争取支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任务,而且还要同各种将中国抗疫污名化、政治化的图谋作斗争。因此,中国抗疫外交内涵丰富,处境复杂,其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值得对其予以关注。
作为最早暴发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之一,中国受到冲击最早、面临的国际政治压力最大。这一时期外交工作最紧迫的目标则是在诸多不利的外部条件下回应舆论压力,维护国家形象、开展国际合作、巩固外交关系,有效稳定和改善国际环境,为国内抗疫和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局面。
加强多边协调
在重大风险关头,中国外交最重要和有力的举措之一是同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及时沟通和密切合作。如何传递真实信息、获取国际信任、帮助稳定国内民心,是抗疫外交面临的头号任务。从时间线来看,中国在发现疫情的第一时间就向世卫组织通报了相关信息。1月29日,在中国国内疫情进入高峰的至暗时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访问中国。此后,国际专家组又对武汉和其他重要中国城市的疫情进行了深入考察。中国开放透明的姿态赢得了世卫组织的肯定,后者在国际舆论中及时发出客观、权威的声音。2月29日世卫组织发布的《中国-世卫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对新冠肺炎病毒的来源及暴发作了科学的说明,认可了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除此之外,中国还增加了对该组织的资金支持。中国和世卫组织之间建立起的合作和信任关系成为了国家“灾难外交”案例中的典范。此外,中国还充分利用各种多边外交场合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抗疫,通过“10+1”“10+3”等地区合作机制,团结周边国家共同开展抗疫合作。
开展双边沟通与合作
在双边外交中,最引人瞩目的首先是“首脑电话外交”。1月20日之后的三个月左右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同多个国家的元首通电话超过50次,介绍中国抗击疫情的情况。这种特殊形式的首脑间“电话外交”,就其密度和内容来说创下了中国外交史上的一项纪录。首脑外交推动了最高层面的战略沟通,也为外交部门和各驻外使馆的具体工作打下了基础。
此外,医疗卫生援助合作也是中国抗疫双边外交的重要方面。疫情暴发之后,多个国家对中国开展了援助,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对华援助使用了带有东方文化特色的表达。中国随后也“礼尚往来”,营造出带有文化韵味的友好氛围,增强了民间亲近感。3月初,中国在“第一时间”开始了成规模的对外援助。从受援到回援,这种国家之间的彼此援助不但展现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意愿,也反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各国落地生根。
创新开展对外宣介和公共外交
西方“灾难外交”理论非常强调国际舆论的作用。武汉疫情暴发之后,中国面对的不仅是一般的国际形象和信任危机,还包括特殊的、带有政治目的的“舆论战”。反击西方的刻意抹黑、增进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抗疫的准确认识是中国公共外交责无旁贷的任务。
中国抗疫公共外交最具有突破性的动作是“推特外交”。2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发出了第一条推特。此后,华春莹的推特账号在疫情期间持续发文,其推特账号甚至用日语表达对日本疫情的关心。中国外交部另一位发言人赵立坚也使用推特发声,引发较大关注。部分驻外使馆也开始运用新媒体,利用自己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宣传疫情期间的国际援助和民间友好行为,其中不乏感人的故事和细节。中国外交官和驻外使馆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以带有个人语言风格的方式、针对重大焦点问题发声,证明中国在抗疫外交期间开始把国际社交媒体放入公共外交“工具箱”。疫情期间,中国驻外使节纷纷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介绍中国疫情的实际情况,回应国外社会普遍存在的疑问,抓住西方舆论报道中出现的种族主义、事实不清等问题,予以反驳和回击。还包括同各国意见领袖的沟通,与国外智库的接触,更有利于对方精英层客观全面认识中国抗疫,进而影响当地舆论。这在中国公共外交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抗疫外交所激发出的重大改变。
中国的抗疫外交不仅助力国内疫情防控阻击战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而且在维护中国国际形象、巩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世界各国的灾难外交具有启发意义。
一方面,抗疫外交的举措有效改善了国际舆论,世界各国对中国抗疫的了解和信心增强。疫情暴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展开舆论攻击,这些攻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抗疫外交对此予以回应,引导国际社会正确理解中国疫情,支持中国的抗疫斗争,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建立信心。随着中国公共外交活动的展开,也伴随着西方国家国内疫情和政情的变化,西方主流媒体涉华舆论开始多元化,理性看待中国的声音增加。另一方面,抗疫外交的举措有效稳定和发展了伙伴关系网络,有助于争取最大层面的支持。疫情中的国家关系打破了“西方”与“非西方”、“美国盟友”与“传统友好国家”的界限,也给中国外交关系网络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同欧洲、非洲、中亚等地区的合作都有加强,中国同东亚邻国的抗疫合作尤为引人瞩目。
中国抗疫外交代表着一个大国在重大国际公共危机中的外交反应模式。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等州暴发并蔓延,造成了国际性的恐慌,但总体来说没有对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外交环境带来太大的冲击。这是美国强大的外交话语权和软实力作用的结果。而对于软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来说,挑战就要大得多。巴西于2015 年上半年出现寨卡病毒疫情。由于里约奥运会将在该年内举行,疫情的暴发一度动摇了国际社会的信心。由于巴西政府后续措施有效,世卫组织解除了巴西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定性。里约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最终扭转了不利于巴西的国际舆论。
从中国、美国和巴西的案例可以看出,在国际公共安全危机出现时,最大的国际挑战来自于危机得到有效控制之前的“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之内,积极有效的外交活动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一方面,与权威的国际组织建立良好沟通,取得其支持。世卫组织在几个案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传统上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更弱。但在危机之中,如果采取开放透明的姿态,主动向国际组织提供信息,可以最大程度地获得国际组织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及时开展真诚的战略沟通。相关国家应该在第一时间将真相告诉国际社会,有针对性地回应谣言和猜测。中国和美国在两次危机事件中的反应很快,而巴西相对迟缓的沟通则遭到了诟病,也使自己一度陷入形象危机之中。对外沟通的信息要真实,不必进行“无所不能”的夸张宣传,也不必刻意掩盖主要问题,方能取信于国际社会。此外,真诚的沟通还包括实际的合作。具有普适性、可操作性和“低政治”色彩的沟通和合作,对提升国家形象有更好的效果。
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结束,其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冲击才刚刚开始。中国外交还要继续面对疫情所引发和凸显出来的各种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成为国际关系历史进程中的突变点。必须对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国际政治矛盾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才能有效把握“疫情后时代”的国际环境特征。在疫情冲击下,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深层次挑战包括:
一是对中国的政治偏见主导了西方政策思维。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脱胎于冷战,二元对立的思维至今影响着西方大国及其部分民众,使其在看待中国问题上呈现出“泛政治化”和“情绪化”的非理性特征。中国被深深卷入西方国内政治的语境中,被参照、扭曲和抹黑。疫情为政治“故事”提供了近在眼前的、活生生的“论据”。这是中国国际环境需要面对的长期问题,也是疫情“舆论战”的主要背景。未来,疫情的持续冲击会让西方思想界继续炒作所谓“制度竞争”的问题,辩论“法西斯主义崛起”和“民主制度的韧性”等题目。这种思维和话语陷阱不打破,中国越成功、反而越容易被贴标签,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就越被动。
二是大国政治竞争加剧。疫情暴发于一个较为特殊的历史关口,即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抗疫斗争和抗疫外交的成功加剧了美国的不自信和不安全感。在疫情带来的长期冲击中,美国心态会更加患得患失,中美关系还将面临较长时期的波动局面。由于美国的超强地位,中国与欧洲、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的关系都会受到美国的影响。怎样在美国所推动的大国竞争中,实现务实有效的大国合作,是中国在疫情后时代面临的重大挑战。在未来的抗疫外交中,中国既要承受疫情本身带来的风险,还要应对美国开展大国竞争的挑战,既要把世界对中国的预期稳定下来,又要把中美关系稳定下来。
三是国际制度的严重缺陷。新冠肺炎疫情也再次暴露出国际多边机制存在的问题。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突出的地位导致“霸权稳定论”的逻辑甚嚣尘上,相信国际秩序需要仰仗美国来维持,这导致了国际合作机制的内在缺陷。重大公共安全危机出现以后,国际制度的软弱暴露无遗,各国很难通过国际机制建立对彼此行为的稳定预期。国家缺乏沟通、协调、信任,除了东亚等少部分地区以外,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在疫情的大考下整体是失败的。
长期来看,抗疫外交还要化危为机,在疫情所带来的大变局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环境向更理想的方向转变。在大国合作和全球治理处于低潮的背景下,中国外交可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用东亚地区合作带动全球合作。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人类要应对健康安全危机、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和政治挑战。要克服这些挑战,国际合作必须跨上新的台阶,东亚地区有可能把全球化引向新的高度、开启新的阶段。东亚合作可能需要借鉴欧盟早期的发展道路,在各个领域广泛探索“功能主义”的务实合作路径,发展在农业、金融贸易、旅游业、文化产业、健康产业、科技、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全方位的功能性合作机制,发挥灵活和务实的政治技巧,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第二,积极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强化。一方面克服政治化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克服治理的碎片化和集团化势头。世卫组织的自愿捐款机制削弱了其本来具有的权威,反倒促使各成员国根据具体的议题和利益进行分化和抱团,导致协调性和行动力也被大大削弱。未来中国应进一步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观念为引领,广泛构建国际共识,最大程度联合其他国家和各方面力量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制的改革。
第三,继续创新开展公共外交,打破西方主导的思维定势。成熟的公共外交需要在外交实践中建立“话语意识”,用新思维来引领共同的外交实践。“网上直播”在中国发展很快,在技术和实践上甚至超过多数发达国家,但是把这些技术优势和实践经验运用到公共外交方面还不多,需要观念的突破和思维的创新。国际社交媒体是抗疫外交的重要赛场,中国公共外交也须进一步适应这样的环境,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形成力量,在民间主体“给力”的情况下,政府的国际社交媒体账号可以有选择地转发社会主体的传播品,协助扩大舆论影响,实现进退有余、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