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走过了60年的风风雨雨,纵观60年文艺学学科的历史及其发展走向。我以为,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99年,第二个阶段是从2000年到2008年。在这两个时期内,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建构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第一个阶段,文艺学的研究是以一系列学科内的经典命题来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体现出“确定边界,建构经典”的特点;在第二个阶段,文艺学的研究是以一系列跨学科的非经典命题来构建自身的知识体系,体现出“消解边界,解构经典”的特点。
一、确立边界,建构经典
文艺学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设置之日起,就以文学事实和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并以一系列不断经典化的命题来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并以此来进行知识建构和边界限定。从1949年到1999年,典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现实主义、人性、文学主体性和意识形态等经典命题成为了学者们讨论的焦点。
早在20世纪30年代,胡风与周扬就对典型问题展开了论争。胡风把创造典型的过程叫做“综合”或“艺术的概括”,认为典型的创造必须从一个特定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里面抽出共同的特征来。周扬则立足于典型的特殊性层面,认为“典型的创造是由某一社会群里面抽出最性格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言语等,将这些抽出来的东西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同时,使这个人物并不丧失自己独有的性格。”50年代,学者们又围绕典型问题展开了讨论,如张光年批判了“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一个社会力量只有一个典型”的错误公式。钟惦对“和社会历史本质相一致”的机械典型观展开了批判。新时期以来,针对典型的论争进一步展开。沈仁康认为典型论的“统一说”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并且带来了庸俗社会学倾向在典型论中的流行。而王元骧则认为不能简单地否定“统一说”。在他看来,典型的共性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的反映。闵开德、吴同瑞认为典型的共性不应当是阶级性,典型身上的共性除了阶级性外,还应具有社会性、性格类型及人性。汤龙发认为典型的共性只能是反映特定阶级的,不能是超阶级的。而作为一般的意识,典型的具体表现形式却可以具有社会普遍性。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这段时间内学者们争论较多的话题。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上的解禁,学者们开始对这一基本原则进行反思与审视。刘纲纪认为,应当用“文艺受政治制约和影响”的提法代替“文艺从属和服务于政治”的提法。①蔡厚示认为“,文学、艺术跟政治都是竖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关系,而不是主、从的关系。”综观这场论争,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1、文艺从属于政治。2、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适应”的关系。3“、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是错误的,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命题是正确的。4、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现实主义在学界颇为流行,一时被奉为典范。80年代以来,针对50年代和60年代对现实主义的狂热追捧,学者们纷纷对其展开了反思,如徐俊西认为,不能把现实主义变成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的唯一标准和一成不变的“定义”。②针对文艺界不断发出的现实主义“过时”的声音,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与批驳。梁晓声认为,现实主义“至少在今后的十年里,仍将继续它的复归实践,而不是在伤痕累累中彻底倒下”。路遥认为“,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余波未息,80年代文艺界又引发了一场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徐迟认为,现代主义“在文艺样式和创作方法上的创新,又很有些卓越成就。”冯骥才认为,现代主义的出现是“社会和时代的需要”。陈则认为,“如果进一步深中现代派的流毒———我们无论在创作实践或理论探索上,都将走入一条死胡同。”③
关于人性的论争也是这段时期学者们讨论的热点。涂愁庸认为,人类存在着共同的人性,这就是劳动、亲子之爱和两性之爱以及乐生恶死等。蔡仪认为,如果不承认人性具有相对的普遍性,这实际上是低估了无产阶级在为恢复人性而斗争的伟大意义。钱谷融认为,我们不能从抽象的阶级性出发,塑造所谓反映阶级本质的“典型”,而只能从现实生活的感受出发,塑造活生生的、有鲜明个性的“典型。”王淑明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根本就没有抽象的共通人性,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人性的发展也是难于“共通”的。④关于人性的论争到了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如何来界定人性的本质。朱光潜认为,人性“就是人类自然本质”。王元化认为,人性就是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性。陆元椿认为,人的本质属性只能是人的社会属性,而阶级社会里的社会属性就只能是阶级属性。胡义成认为,人性是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或者说是社会性和动物性的统一,阶级性和超阶级性的统一。顾骥则认为,人性主要是人的社会性,但也包含着和人的自然属性融和在一起的自然属性。
这段时期内,与人性相关的另一场论争是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董子竹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表述中,推不出“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的结论。因此,文学的中心应是“人与社会历史的联系”。⑤陈涌认为,刘再复把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和作为行动者的人分隔开,把人的“受动性”归属前者,而把人的“能动性”归属于后者,这是错误的。⑥何西来认为,刘再复把文学主体区分为对象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这是合理的,但“对于三个领域之间主体和客体的转化关系,都必须界说清楚,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杨春时认为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命题“抓住了新时期文艺观念变革的关键,从而也就把握住了文艺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刘再复的观点。敏泽认为,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是关于人的自由、博爱的宣言书。程代熙也认为,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不仅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而且还与当代现实生活发展的要求直接相抵牾”。
80年代末,文艺界还掀起了一场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由陈思和和王晓明最先提出,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回应。陈思和认为,“‘重写文学史’,原则上是以审美标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名家名作以及各种文学现象。”唐世春对陈思和的提法表示了质疑,在他看来,纯审美标准产生的直接后果,一是把文学批评与研究简单地类同于文学欣赏,二是根本不可能对文学对象进行透彻的批评和全面的把握。王富仁指出“,重写文学史”应当考虑主体性与历史评价的宽容性问题“,文学历史的叙述又必须要求很大的宽容性,它不允许仅仅以历史家个人的爱好叙述历史。”丁亚平认为“重写文学史”必须强调主体意识,应当“禀具独立的人格力量、理论意识和价值判断,树立起鲜明的批评个性,以史家的胆识和眼光,突破束缚和规范,撰写出富有创新意识的文学史来”。刘金认为,“必须把历史上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放在当时经济、政治、文化大背景中去考察,去评价,而不可虚悬一个观念的标准,离开当时社会生活的大背景,放纵自己的主观观念在文学现象上驰骋。”张颐武认为,“重写文学史”既是一场浪漫的、充满了幻想性的历史叙述的运动,又是建构一种“现代性”的个人主体的合法性的理论性的运动。
一直以来“,文学意识形态”是文艺学的核心和经典命题,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的论争成为了文艺界的讨论热点。综观这场论争,不少学者视意识形态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极力否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如栾昌大、张首映、曾凡等。而肯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学者则以取消或削弱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作为回应,如王元骧、陆梅林等。在论争中,学者们提出了诸如“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反映说”等命题来建立审美型文论话语。王元骧认为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全面反映”,强调意识形态性是对文学的“本质”规定,而非对文学的“本体”规定。童庆炳认为,“通常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是对具体的意识形态的抽象和概括。”关于意识形态的论争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初。新世纪之初的这场新论争主要集中在这么两个方面:倡导“审美意识形态”和质疑“审美意识形态”。倡导者有童庆炳、王元骧和冯宪光等学者。童庆炳认为,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融合,其特点是以“审美性”为主体对“意识形态性”的融合。“审美意识形态有巨大的溶解力,一切政治的、道德的、教育的、宗教的、历史的甚至科学的内容都可以溶解于审美意识形态中,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审美意识形态可以包容政治的、道德的、教育的、宗教的、历史的甚至科学的内容。”在童庆炳看来,“审美”与“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是一种融合结构,而不是单纯的简单嫁接。王元骧认为,“审美”与“意识形态”具有内在同一性。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以审美的方式予以体现,正是避免因抽象谈论意识形态性而导致把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架空。冯宪光认为,把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结合起来,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本质论,这是文学本质观的重要理论成果。“审美意识形态”的质疑者有陆贵山、董学文和刘锋杰等学者。陆贵山认为,用“审美意识形态”来规定文学是有局限的,“具有综合作用的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和只侧重于表现感性因素的审美意识形态性是不一样的。”在陆贵山看来,审美意识形态化导致了文学本质定义上的“审美倾斜”,其实质是单一的审美本质论。董学文则认为“,把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片面规定在审美领域,往往会使文学走上虚无、苍白、贫血或缺钙的歧途。”董学文主张应当把文学的本质界定为“审美意识形式的语言艺术生产”。刘锋杰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虽然兼顾了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要求,但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中心论”。这个术语已经将审美带入了意识形态的陷阱,在其中,审美本身已经被意识形态所浸染得无法审美了。质疑者们普遍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这个命题实际上是用“审美”来统率“意识形态”,因而就在无形中遮蔽了文学的其他成分。从1949年到1999年,不论是典型的论争,还是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争,抑或是人性与人道主义的论争,等等,这些命题基本上属于文艺学学科的经典命题,并没有跳出学科的研究问题域和学科边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这段时间内的文艺学知识建构体现出“确立边界,建构经典”的发展走向。
二、消解边界,解构经典
从1949年到1999年,文艺学学科以一系列不断经典化的文本为基础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经典命题建构的合法性成为文艺学学科边界确立的重要前提。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在学科问题域的讨论中,一系列跨学科的命题,成为了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话题,文艺学逐渐呈现出边界扩张和学科泛化的倾向。
文化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学术界讨论得最为热闹的一个话题。文化研究的兴起是文艺学学科打破原有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综合的结果。当下的文化研究,在不少学者看来,已成为文艺学学科的代名词。金元浦认为,文化研究“是文学研究、文学学科不甘被边缘化,力图通过对现实的积极应对重返中心的调整与努力”。南帆认为,“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即是打开视域,纵横思想,解放乃至制造种种文学的意义”。陈太胜认为,“文化研究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新的文本研究取代旧的文本研究,而是新的文本研究充实和扩充了旧的文本研究”。周宪认为,文化研究凸显了研究的政治倾向性,它要挑战的是文学活动中存在的种种权力关系和压制。在他看来,文化研究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策略“,文化研究不是要完善文学研究,而是要瓦解文学研究,提供一种‘另类’非文学性的思路”。杜书瀛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中发生了所谓‘文化的转向’,这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和现实实践发展的需要所致,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综观学者们的讨论,可以看出,文化研究的出现并不拘泥于现有的学科规范,甚至也不在意是否要创立一个新的学科,而是要文艺学学科对文艺现实做出的应有回应。文化研究的出现带来了学科边界的泛化,当下兴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的终结、文学经典、文艺学学科边界和知识建构的讨论就是文艺学学科泛化的一种表现。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近几年来讨论得较多的一个话题。这场论争可归纳为三种观点:倡导者、质疑者和理性审视者。陶东风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面对这种现象,美学与文艺学工作者应该突破审美活动的自律性观念,打破美学研究的传统对象,关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寻找美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杜书瀛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已经成了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组织化原则。”彭锋认为,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讨论应该在一个广阔的跨学科的领域进行。可以从哲学上来讨论审美的越界是否应该,从社会学上来讨论这种越界如何可能,从政治学上来讨论这种越界的隐蔽目的。与倡导者的声音针锋相对,来自质疑者的声音也很多。童庆炳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并非一个新现象,也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来的“新的美学”只不过是“食利者的美学”。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纳入文艺学研究,实质是鼓吹“文学终结论”。鲁枢元认为,“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是技术层面向艺术层面的过渡,赵勇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命题的深层含义其实就是对现实的粉饰和装饰。它隔断了人与真正的现实的联系,并让人沉浸在一种虚假而浮浅的审美幻觉当中,误以为他所接触的现实就是真正的现实。”在他看来,我们应该更关注“日常生活的贫困化”。毛崇杰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美学和文化表达及意识形态反映。它使对平庸的和非审美的日常生活采取审美态度的主体沉湎于“世俗欢乐”,从而失去了人作为主体的批判理性。当然,也有学者强调应当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进行理性审视。朱国华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提出的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是不同的,因此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必须限定问题的有效性范围。艾秀梅指出,我们应当在明确的学科意识范围中去探讨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才不至于使对这一现象的探讨流于空泛而远离文艺美学探讨的边界。王德胜立足于康德以降的美学传统,认为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探讨应当立足于美学作为感性学这一基点。事实上,学术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借鉴了维尔什的“美学泛化”理论和费塞斯通的“审美呈现”理论,并试图将其与中国当下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对接。但必须指出,如果这种对接关系没有处理好,势必会产生无法克服的错位感和落差感,进而导致对此命题的误读。
关于经典的讨论是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论争的延续。在对经典的讨论中,学者们的讨论大多是结合文化研究语境而展开的。周宪指出,我们应当解释隐含在经典认可过程中的复杂权力关系。对于业已确定了经典的文学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另类的评价视野,它质疑经典的可靠性,是对经典的另一种解读。张红兵认为“,文化研究就用其批判的眼光去揭露经典确立过程中被歪曲或被掩盖的真相,还文学史以本来面目。”孙士聪认为“,如何面对当下语境中的文学经典已经表征为一种‘经典的焦虑’,并与所谓文艺学的危机存在本质的关联。”此外,也有学者对经典的产生机制进行了探讨。陶东风认为,经典化与解经典化的过程因此必然涉及文化领导权的斗争。“经典是各种权力聚集、争夺的力场,考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解经典化过程,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对文学经典的接受方式与阅读态度,就不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且也是勘测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线索。”孟繁华认为,文学史就是经典的确立与颠覆的历史。经典的确立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这不仅涉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且也与经典本身的历史化过程有关。莫聿认为,文学经典不是先验地存在,在经典的背后隐含着一整套有关经典的现代话语知识的建制。刘晗立足于文化社会学的视域,认为“文学文本进入经典序列是建构性的,是一种选取性、排他性的文学价值评价行为”。总体上看,学术界关于经典的论争总体来说是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审美维度的经典建构观念,二是文化维度的经典解构观念。应当说,经典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应当突破单一的讨论视角,才可以使经典问题的讨论空间得以进一步拓展。
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相关的另一热点话题是“文学的终结”。童庆炳认为,文学不会消亡“,文学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固定不变的文学。”在他看来“,文学不会终结的理由就在文学自身中,特别在文学所独有的语言文字中。在审美文化中文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场域,这种审美场域是别的审美文化无法取代的。“”文学不论如何边沿化,文学永远不会终结。文学不会终结,文艺学才能生存下去。”李衍柱则认为“,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它未来的历史命运,始终同语言共生共存。语言如果不消失,文学又怎么会终结呢?”吴子林认为“,文学与影视是艺术天地中并流的双河,影视不可能替代文学,使文学成为自己的附属品或走向终结。”彭亚非指出“,文学是唯一不具有生理实在性的内视性艺术和内视性审美活动,因此与其它任何审美方式都毫无共同之处。这是文学永远无法被其它审美方式所取代的根本原因之一。”综观这场论争,学者们在讨论“文学终结”时的分歧其实来自于对“终结”内涵的不同理解。余虹指出“,‘终结’一词含混、夸张而悲哀,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学隐喻,它的确切含义是‘边缘化’,且其内在意涵十分复杂。”因此,在论争中,有学者认为“终结”就是“消亡”,有学者则将“终结”定义为“边缘化”,正是如此,才导致了对“文学的终结”命题的不同态度。我以为“,文学的终结”命题标志着传统文艺学学科研究问题域的转向,而这实际上又与文艺学的边界之争与学科知识建设密切相关。
在对文艺学的反思中“,越界”问题成为了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和“文化研究”时代的来临,文艺学边界已被突破;虽然承认文化研究的合理性,但同时也认为文艺学的边界依然存在。陶东风认为,由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改变了有关“文学”的定义,因此文艺学应该“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他特别强调,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艺术的活动方式的变化,作为文艺学研究范型和学科边界之合法性依据的文艺自主性观念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了自己的局限性。金元浦认为,随着文化研究的出现与深入“,文学的边界移动了,文学学科的界域模糊了,曾经是学科金科玉律的追逐文学永恒本质的研究规范受到了质疑,文学被边缘化了。“”今天文学的文化转向绝不是取消文学的本体研究,而是在多范式多话语共展并存的多元对话时代,寻找更宽广更具包容性更富于生命力的研究方式。”与强调文艺学应当“扩容”的观点不同,不少学者仍然坚守着文艺学的边界。童庆炳认为“,如果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有上面这些问题,那么单纯用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标准来勘探文艺学的边界,一味叫喊文艺学的‘越界’和‘扩容’是合理的吗?”朱立元认为文学的边界也就是文艺学的边界。“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在可见的将来,文学的这条边界恐怕还是会有效的,难以突破的。”在朱立元看来,文学的边界依然清晰,文学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没有消失。
随着文艺学学科的泛化与问题域的不断增加,对文艺理论知识的重估、建构以及学科反思也成为了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王岳川认为,“从前我们借助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今天的文化研究恰好反过来,是文学研究的方法慢慢进入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中去。从前是文学接受严谨科学的馈赠,这次文学则慢慢地把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沟通方法,逐渐扩展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中去。”陶东风认为,我们应当“强调文艺学知识(其实也包括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性,特别是其中的历史性和地方性。”李西建认为,“正因为坚持学科知识的移动与变化,才使得文学理论与文学的现实境况之间,保持了一种密切的关联与互动,现实不断地激活理论,由此生长出学科领域内大量的新问题。”与在文化研究基础上重建文艺学知识体系的主张相呼应,一些学者则强调文艺学知识建构的跨学科性和跨文化性。蒋述卓认为,跨学科是当今文艺学知识建构的一种必然。“在文学文艺越来越走向泛文本时代,文艺文本变得越来越庞杂的当前,如果只坚持文艺学学科原来的理论立场、视野和方法是不够的,必须面对新的文艺文本现象,才能发挥人文学科的作用。”南帆提出了“关系主义”的理论模式,认为必须将文学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而曹卫东则强调“跨文化维度”的文艺学重建。“把文艺学与中国的民族认同结合起来,或许还是一个新的课题,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在不同学科内部和文学与社会之间建立互动关系。一句话,中国的文艺学需要一种跨学科的关联和广阔的社会关联。”当然,也有学者不赞同立足于文化研究维度来重建文艺学。陆贵山认为,面对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需要运用综合的思维方式,从诸多重要的领域和层面进行整合梳理,加强文艺理论的宏观研究。朱立元认为,不应推进文艺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而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则指导下,立足于经过百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逐步建构起来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基础上,使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获得新的生机,产生新的活力。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在文化研究维度上进行文艺学知识建构的观点表现得相对谨慎。陈晓明认为,中国的文艺学还需要下大气力研究西方当代的理论和批评,在吃透的基础上再谈创建中国的文艺学。基于此,陈晓明提出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无国界”主张。李春青认为,90年代以后,文艺学学科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面临解体的尴尬状态。其中的根本问题是文学理论缺乏学科自律原则。基于此,李春青将文艺学的讨论分为文学理论模式和文化研究模式,在他看来,对于这两种研究模式简单地判定孰是孰非是没有意义的,而要对此进行客观的剖析。
综观近几年文艺学论争中的热点,不论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还是文学典型和文学终结的论争,抑或是文艺学边界和知识建构的论争,等等,这些命题基本上都不再属于传统文艺学学科的问题域,而是跳出了文艺学学科的边界,呈现了泛学科和跨学科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这段时间内的文艺学知识建构体现出“打破边界,解构经典”的发展走向。
注释
①刘纲纪:《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
②徐俊西:《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上海文学》1981年第1期。
③陈垒:《也谈现代派文学》,《文艺报》1983年第9期。
④王淑明:《关于人性间题的笔记》,《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
⑤董子竹:《文学研究的思维中心是人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文汇报》1985年11月18日。
⑥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红旗》1986年第4期。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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