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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理论研讨会综述

关注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的视野互动与观点交锋

2005-03-24 01:03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它既是关系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很好实现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关系到民族地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府行政和社会实践问题。为了总结学界近年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成果,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理论研讨会”。研讨会于2004年12月21日-24日在成都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等20余所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近7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有不少系国内知名学者。会议收到论文40多篇,多数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开幕式上,西南民族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陈玉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民族研究》主编郝时远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词。开幕式后,郝时远教授和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的专题学术报告,视野开阔、纵横捭阖、观点新颖、见解独到,为研讨会开了个好头。此后,有20多位专家学者分别作了大会发言,还当场接受听众提问并答辩。问答双方“交锋”热烈,往往超过限定时间,以致主持人不得不经常“叫停”。
   
    正是在这种紧凑而热烈的氛围中,学者们本着求实求是的探索精神和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没有世俗的客套,不求虚假的一致,不同的议题、独到的见解、宽广的视野,在这里得到了自由的阐释与张扬。学者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不同观点之间尽情碰撞、交锋,不同视野之间彼此互动、交融,在学术争鸣、思想激荡中,迸发出真知卓见和智慧火花。正如《民族研究》副主编刘世哲编审在大会总结中所说:无论就与会代表的学识身份和学术地位而言,还是从会议所收到的论文质量和大会发言情况来看,“这次研讨会都是一次具有一定规模和较高学术水准的学术研讨会……是一件学术盛事”。
   
    学者们向大会提交的学术论文和所作的大会发言,在紧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这一主题的同时,又涉及多个学科、多项议题,表现出学人们宏阔的学术视野及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情况的广泛关怀。概括起来,大会论文和大会发言所涉及的学科、议题及其主要观点可大致归纳如下:
   
    一、民族理论:“政治化”与“文化化”的交锋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是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依据,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在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方面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为了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步伐,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我们非常有必要与时俱进,对我们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进一步加以审视和检讨。
   
    会议开篇,郝时远教授的专题学术报告就高屋建瓴地对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问题进行了较为宏观的学理性阐释,他在分析了当前国内国际最新形势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来我国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着重阐述了中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并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路。他指出,对我们国家而言,发展是主要任务,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发展更是主要任务;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不利于民族繁荣进步的传统是需要改变的。他反对人为地将民族传统文化“封存”起来,当作文化“古董”来赏玩。
   
    马戎教授题为《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的学术报告,则从廓清“民族”、“族群”概念入手,阐述了族群“文化化”和“政治化”的历史渊源及国内外背景,进而提出了其理想的国家族群框架———“政治一体化,文化多元化”。他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的过程中具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但是近代开始吸收欧洲把民族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做法,以致我国传统的族群关系“文化化”的成功思路没有被我们继承下来,却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21世纪的中国应当从本国历史中吸取宝贵经验,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
   
    与马戎的观点截然相反,中国社科院陈建樾副研究员在发言中认为,族群问题“文化化”未必是解决民族关系、族际关系的有效途径,因而不能泛泛反对“政治化”,因为我们今天仍处在民族国家时代而不是超民族国家时代。他说,民族从根本上是一种利益共同体;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民族归根结底应归因于这个文化特点明显的人群所拥有的特征明显的利益诉求。进而言之,一旦民族被辨识出来就意味着民族的利益被其所在的多民族社会所承认。就这个多民族社会而言,民族利益被承认与其被识别本身都是一种政治行为;而就民族本身来说,被识别和被承认同样是这个民族的政治诉求,这种政治诉求在现代民族国家当中,通常可以概括为要求民族存在的宪法承认、语言及文化的保护和政治权力的分享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核心就是要求多民族国家对本民族在制度、法律和政策上提供倾斜和优惠并据此在稀缺资源的分配中享有更大的份额。必须承认,民族内部还存在着各种大小不等的人群,这些基于民族共同文化的人群被学术界称之为族群(ethnicgroup)。如果以民族被识别为一个基点,族群通常以前民族和后民族这两种形态存在,前者指的是民族内部因居住地域不同而具有不同具体文化特点的人群,后者则通常指涉脱离本民族传统历史地域而进入异民族社会的部分民族人群。由此可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层面上,族群尽管可能被引申为一个政治单元,但其本身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合法性与合宪性的政治单元,这就意味着以族群的视角研究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本身就有一个适当与不适当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如果仅限于非政治层面的社会学、人类学观察,族群理论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而在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层面,基于族群理论的研究是苍白和无力的。
   
    二、民族法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
   
    关于民族政策和民族法规方面的探讨也比较热烈。内蒙古师范大学包玉山教授提交的论文指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民族法规和民族政策执行手段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享有平等权利的条件、空间日益缩小。对此,作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性建议。
   
    西南民族大学王允武教授的大会发言主张,西部大开发的法治保障应当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有机结合,应当建立在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
   
    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论述了新中国人口政策对藏族生殖权和发展权的保护问题。他认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空间,有时鼓励人口生育是为了社会的发展,有时适当控制生殖也是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20世纪80年以后,国家对藏族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即从原来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逐步转变为对城市与农村区别对待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如在四川藏区,对居住在城镇的藏族居民和公务员实行可以有计划地生育二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对农牧民实行可以生育三个孩子的人口政策———既科学,也符合实际,是对藏族生殖权和发展权的完善和保护。
   
    贵州民族学院的姜大谦副教授的大会发言认为,有必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与制度创新,使其与市场经济及开放性的社会相适应,以寻求公共管理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动态平衡。
   
    三、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缺乏与实际需求巨大的反差
   
    当前,我国广大民族地区一个最为普遍而突出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落后,同汉族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故如何尽快提高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早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话题同样成为本次大会上最为集中的讨论热点,其中不少学者专门讨论了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当地城镇化的关系。
   
    在较为宏观的层面上,西南民族大学庄万禄教授等人的《民族经济学再认识》一文认为,西部大开发需要民族经济学,中国一亿多人口的少数民族发展更需要民族经济学,文章对民族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两张皮”的现象表示出深深的忧虑。西南民族大学周兴维教授的发言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种种内外部原因造成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今天的尴尬: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没有自己的分析框架,没有自己的逻辑范畴,没有自己的工具方法,甚至没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逻辑起点;“民族经济学”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需要解决外部“不接受,不承认”和内部“不连贯,不成型”两大难题。
   
    在针对比较具体的民族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中国社科院龙远蔚教授《“属地经济”运行体制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文谈到,新时期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进程,使“块经济”的地方属性逐渐增强,目前已演变为“属地经济”,即以大大小小行政单元为基础的区域经济。总体上而言,在以市场导向的“属地经济”运行机制下,少数民族地区所能动员和组织的资源不足,吸引外来投资的能力有限,因此经济发展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唯一可能改变这种趋势的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投入。但过去20多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表明,中央政府过去对民族地区实施的政策扶持是不够的,因此需要探讨新的、更加有力的扶持政策。
   
    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的大会发言认为,中国山地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国家级贫困区中,了解山地少数民族村级扶贫状况对于整个中国扶贫战略的制定很有现实意义。山地民族聚落区自然生存环境恶劣,人口增长压力大,而生态保护制约了山地民族对周边环境资源的开发。因此,如何处理好人口增长压力、生态保护与自然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促进内生发展,是山地少数民族村级扶贫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
   
    西南民族大学王康教授的论文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牧区为个案,从当地畜牧业发展现状入手,分析制约当地畜牧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并在严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中国社科院周竞红副研究员的发言则探讨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型水电工程建设中的利益与风险问题,认为非常有必要建立一套信息渠道畅通、开发过程中利益各方有平等参与机制的风险规避系统,其中特别强调项目实施区地方政府的作用。
   
    西南民族大学郑长德教授《国外对不发达地区开发的比较研究》一文,论述了国外一些国家对不发达地区开发的政策措施,总结了国外对不发达地区开发的经验教训,对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民族旅游:外来文化“入侵”与“民族文化”的保护
   
    另有不少学者的目光集中到关于发展民族旅游经济的问题上。学者们认识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而发展旅游业对现代科技、知识和资金等的要求相对较少,故大力发展旅游业是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但同时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策略,要注意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和利益平衡问题,要确保当地少数民族群众从中受益。
   
    西南民族大学刘晓鹰教授在发言中,强调在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一定要防止外来经济、外来文化的“入侵”。他说,外来经济、外来文化的进入,如果使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中宝贵的东西受到严重冲击以至于消失掉了,就是“入侵”;如果能与当地民族文化很好地交融、互补,使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获得更好的发展,才不构成“入侵”。他还强调,在民族地区旅发展游业,主要受益者应该是当地少数民族群众。
   
    西南民族大学贾银忠副教授的论文指出,民族旅游文化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灵魂,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要求得大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旅游文化建设,这是其参与国内外旅游业竞争成败的关键。
   
    加快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对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当地城镇化关系予以高度关注,是本次大会的一大特点和亮点。
   
    西南民族大学刘晓鹰教授等人提交的论文提到,20多年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拉动了当地的城镇化进程,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城镇化途径———候鸟型“飞地”性旅游推进型城镇化,其在我国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过程中具有较好的普适性和不可替代性。
   
    乐山师范学院学院邱云志副教授在发言中谈到,旅游城镇化是一种以文化差异消费为基础,以旅游资源为引力场并形成旅游流的临时性集聚从而带动旅游目的地城镇要素集聚及部分人口长住且循环累积的现象。外来人口为主是少数民族区域旅游城镇化的突出特点,观念文化的城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从民族文化保护利用和旅游活动特殊需求方面考虑,少数民族旅游城镇化必须保持民族特色、适度城镇化、加强景观功能及功能区的规划与建造、建设和谐的民族相容(融)共同发展环境。
   
    五、城镇化:国家宏观措施与市场经济的推力并重
   
    与上述话题相关,有不少学者在会上专门论述了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如南开大学高永久教授题为《对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化的几点思考》的大会发言,就着重论述了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化战略构建的制约因素,认为这些制约因素主要是西北民族地区城市竞争力较弱、城市布局“缺位”、序列断裂,不利于民族地区城市梯度推移战略的实施,无论是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的推移,还是从小城市向大城市的转移都缺少中间的桥梁连接,再加上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化水平低、城市首位度高,因此,就西北现有的城市带的现状来看,并不容乐观。他认为推进民族地区城市化,不能仅靠国家的宏观措施,还应该靠市场的推力。接着,他以对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回族居住格局的调查为依据,着重论述了该市回族居民的居住格局变化的问题。
   
    六、民族文化:保护基础之上的开发和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成为当下研究界一大热门话题,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话题。
   
    中国社科院何星亮教授的发言,着重论述了民族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利用、传承、创新以及民族文化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认为现代文化模式必须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构建和创造,历史上成功的现代化运动大多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即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反相成,既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阻力,又善于使传统文明转换成现代文明。
   
    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教授提交的论文,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染绣工艺为例,用大量的事例说明,在传统织、染、绣文化资源开发中,企业或作坊采用的“工厂(作坊)+农户(个人)”经营模式,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既是企业、作坊确保传统文化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以保持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渠道,也是传统织、染、绣文化得以有效传承、保持生命活力的方式。
   
    在个案研究方面,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环境与家族———塔吉克人文化的特点》一文,以非常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从介绍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人所处的环境条件和经济状况入手,阐述了塔吉克人以家族为核心的文化特点,用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学研究个案向“衣食足然后知礼仪”这一似乎自古皆然的“真理”发出了挑战———塔吉克人生活贫困,但他们却营造了一个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自尊自爱、离婚率低、犯罪率基本为零的和谐社区人文环境。
   
    北京大学博士后刘夏蓓题为《多元与互动:安多文化繁荣之根本》的大会发言谈到,安多是一个以藏民族为主体,多民族聚集,多元文化共存,多种宗教信仰共生的“众神狂欢之地”,文化的多元与互动是该区域文化一个最突出、最关键特征,也是安多文化繁荣之根本。
   
    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明教授《多民族互动背景中的哈萨克认同》一文,则以新疆三个哈萨克村落的田野工作个案材料,力图说明哈萨克多元认同的发展、民族认同的确立,是民间社会运作和官方国家化政治努力共同妥协和互相影响的结果。
   
    此外,就上述有关问题以及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民族教育、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兰州大学杨建新教授、王希隆教授,云南大学尹绍亭教授,四川大学冉光荣教授、石硕教授,四川省民工委赵克彬研究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李绍明研究员、李锦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张建世教授、吴建国教授、刘开榜教授、杨铭研究员、蔡华教授,中国藏学中心张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丁赛博士、王剑锋博士等也出席会议,提交论文或作大会发言。
   
    会上,魏倩同志还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情报资料中心的发展情况和选稿标准等,深受与会专家学者的欢迎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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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4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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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研讨会”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