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文毅

2020-03-03 02:49

张明
《东南学术》(福州)2019年第4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活动,而是具有深远思想史价值与意义的重大里程碑事件,其深远的价值与意义可以从多重维度加以概括与探讨。诸如,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来看,新中国的建立及其发展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主体性缺失的积贫积弱的被动局面。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奋勇拼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砥砺奋进,中国逐渐由世界舞台的边缘走近舞台的中心,“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机,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①从社会主义发展的艰难曲折的整体性历史进程来看,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发展从根本上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力与战斗力。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艰辛探索,我们逐步找到了一条在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显著成就,成功彰显了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的巨大生机与活力,②凸显了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实践中的生命力;从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新中国的建立及其发展从根本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的结合,在不断推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的步伐,不断建构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及其后续发展,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谱系、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谱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谱系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其关键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的结合,不断结合新的历史特点与时代特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回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70年历史进程,可以从这一段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汲取历史的智慧、总结出宝贵的经验,对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背景下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刻的价值与意义。

一、核心主题:突破经典作家理论设想以基于中国实际建设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近百年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实践主题、理论特质。③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④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思考与探索的核心问题。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这一关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题的具体内容的理解,存在着因实践发展和历史变迁而不断变化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题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情况的结合问题,即从根本上回答中国革命究竟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突破了经典作家关于革命道路“城市中心论”的思想,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之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了新的实践主题与历史使命,这就是如何继续从中国具体实际境况出发,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第二次结合”与“第二次飞跃”的历史命题,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遵循的核心主题。围绕这一新的实践主题,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中既有显著成就,也有曲折失误,可以从整体上将围绕这一核心主题展开探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全新历史背景出发,从更加系统全面的高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具体而言:

第一,从照搬“苏联模式”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艰辛探索。实事求是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拘于历史与时代条件的限制,并没有亲眼见证社会主义从一种理论形态转变为实践形态,因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多是在科学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作出的一种理论设想,这种设想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继承基础之上,以“对偶性”方式建构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态,有学者将其称之为“马恩设想”。⑤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想象”问题。诸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经典作家的理论“想象”问题,“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问题,即关于未来社会的美好构想。⑦如何在现实层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如何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寻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诚然,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性,使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不得不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学习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苏联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之初都主要是围绕学习“苏联经验”展开的。然而,毛泽东同志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始终感到“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⑧他多次强调必须区分两种“学习态度”,一种是照搬照抄、不加分析与思考的教条主义态度,另一种是结合本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的辩证学习的态度。⑨尤其是在面对“苏共二十大”苏联暴露出经验教训的背景下,毛泽东同志开启了在中国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明确从理论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问题,提出寻找一条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⑩诸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服务于中国社会建设、正确处理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即十对矛盾、关于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正确处理等等。可以明确的说,中国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于毛泽东时代。(11)然而,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在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一帆风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尽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结合”的伟大历史任务,但由于时代条件与认识水平的限制,并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12)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错误理解了经济决定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走向了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误区。(13)当然,这份难能宝贵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也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性发展埋下了伏笔。

第二,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面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困境,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将思想从对经典作家的本本主义式的崇拜中解放出来,将思想从固化的经验结构中解放出发,将思想从僵化的体制机制中解放出来,从而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14)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究竟是什么?经过对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充分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设想”的充分思考,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最大实际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5)这主要具有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当前中国已经处于社会主义阶段,因为经过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奠基性贡献,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基本制度框架在中国已经得以建立;另一方面,较之于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设想,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处于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基座之上,不仅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基本国情与最大的实际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理所当然地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尤其以开放的视野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之后,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对比所呈现出的显著差距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深刻体悟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深刻意蕴。因此,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以巨大的政治气魄与理论勇气,跳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设想”的条条框框,以敢闯敢想敢于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为指导,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另一方面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第三,在继承发展以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开放之初,因为主观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提供一整套现成可供直接使用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思想)与客观条件(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历史尚短,没有一整套可供直接使用的现成经验)的限制,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主要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方式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邓小平同志后来在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甚至明确提出,以往在面对实践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6)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积累,我们逐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注重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布局方面,明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结合。这是对邓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制度再有30年将更加定型的理论设想的当代呼应与实现。(17)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背景下,(18)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题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即从原先“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拓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当前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阶段,即从总体性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高度加以认识,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定型、更加成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19)当然,也必须要看到的是,实践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尚短,在实践中仍然会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不断结合变动的实际,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二、外部条件:基于世界维度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世界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实践场域也仅仅局限于中国,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来不是一个封闭于单一民族国家的孤立理论与实践探索,而是始终具有彰显其普遍性价值维度的世界历史意义。以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例,革命战争年代作为求索“中国革命问题”而“出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非是中国单一国家所进行的孤立探索,它一方面因“十月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作为后发民族国家争取自身独立的探索性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第三世界革命的重要表征。正如美国学者德里克所言,毛泽东同志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背景而且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全球性背景。(20)可见,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溢出了中国的范畴,而呈现出具有诸多象征性意义的普遍价值。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历史条件与时代主题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更加紧密的方式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联系,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彰显出更多的具有普遍性价值与意义的可能性。

第一,深刻把握时代主题的变化,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定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前所言,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题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建设思路:一是以封闭的方式孤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二是以开放的姿态兼容并蓄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冷战”时代条件的限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主要是在相对比较孤立封闭的环境中展开的,几乎是在以与资本主义相隔绝的真空状态下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且对于何谓社会主义也更多是从作为资本主义对立性存在的角度加以把握的。面对传统实践的困境,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把握到时代主题的深刻变化——由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其中发展问题是全世界所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21)中国正是通过主动打开国门与西方接触,才深刻感受到了以往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困境,感受到了调整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因为以往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进而走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从而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总结的,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2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主动的将自身的发展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宏大潮流之中,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趋向出发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使命与任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就是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从根本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境遇与核心任务的深入把握,即中国社会主义因为其起点的相对不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改革的方式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在此过程中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突破以往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模式,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更多地将资本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对资本主义采取绝对否定的形式,甚至力图在与资本主义绝对割裂的真空状态下发展社会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始终坚持辩证的态度,即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及其统治秩序的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作用,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持充分肯定的态度,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首先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继承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正是基于对时代主题变化的深刻洞察,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对外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积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世界发展相联系,积极吸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与先进管理技术世界发展,在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主要具有如下三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多地囿于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范围进行实践活动的局限性,真正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把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二是突破了以往社会主义实践与资本主义绝对隔绝条件下的自我封闭式发展,大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三是突破了以往社会主义实践力图迅速取代资本主义的急躁情绪的局限,在对实际情况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做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平竞争的重大战略判断。当然,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辩证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并非意味着全盘导向资本主义,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灵活战略选择。这主要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逻辑来看,我们仍处于马克思所指明的时代,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尽管世界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也会出现曲折,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24)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微观层面来看,当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仍然处于长期的激烈的状态之中,世界资本主义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进入大衰退期,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苏东巨变后仍处于低潮期,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代表的东方实践,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时期的上升周期。(25)

第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实现从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初始性,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主要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零散的方式逐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把握,更多地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方式加以展开;二是更多地是从中国本土出发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规律,更加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本土性或特殊性。正因为更多地从本土经验出发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使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特色”维度,回避探讨“中国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问题。之所以如此,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尚短,还面临着诸多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思考与探索的重大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还是极其有限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与拓展。(26)二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过分强调中国探索的世界普遍性意义,人为向外输出革命模式的做法引起了巨大的消极效果,正是在总结这一深刻教训基础上,改革开放以后更加强调韬光养晦、回避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正如邓小平同志强调的,照搬照抄他国的模式只能是死路一条,“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27)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断积累,当前我们对于“中国经验”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集中体现在愈发从更加普遍性维度理解“中国经验”,从世界历史性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与意义。因为,随着全球化步伐的不断深入发展,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已经从根本上无法摆脱与世界历史的关联而孤立自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并非是中国所独具的特殊性问题,而是具有全球代表性的问题,例如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等。并且当今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不能依靠中国单一一个国家就能解决,而需要积极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共赢。“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过去只是发展中国家感到迷惘,现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感到迷惘。(28)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新时代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直面实践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在全球治理面临赤字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实践探索,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本土特殊性实践走向世界普遍性探索的重要表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只有将民族性的问题解决好,才能更有能力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经验总结好,就能更有能力为解决全世界面临的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就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29)

三、动力机制:建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格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与发展有其特殊的内在逻辑,它从来不是一个单纯从理论到理论、从文本到文本、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思辨过程,单纯从理论层面的抽象建构或文本转移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可能从根本上理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实质。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对这一主观主义的态度做出过明确的批判,他明确反对本本主义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认为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非因为马克思是什么先哲,而是其理论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被证明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30)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雏形,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发生学原理与动力机制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实践化的过程,它并非是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改造中国。因为必须承认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之间存在着间距,一方面是文化历史语境上的间距,即生发于西欧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作用到东方文化语境中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时代与实践条件上的间距,即作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的理论总结的马克思主义如何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情势,在此基础上形成若干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伴随革命实践的深入推进,必然会获得大量鲜活的实践经验,这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逻辑步骤,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经验进行系统化理论化总结,这就是从感性实践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机制,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逻辑环节,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化与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过程。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实践创新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的过程,深刻呈现出“实践优先”而非“理论先行”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展开了艰苦的实践探索,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步伐。

第一,基于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步伐。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探索性实践,推动这项工作既不能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里获得全部可供直接使用的具体结论,也不可能寄希望从他国的实践模式中找到可供直接使用的具体经验。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不断摸索与尝试的方式逐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毛泽东时代首先从实践层面展开了对“马恩设想”的突破探索性工作,这一探索性工作主要始于“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暴露出系列问题之后。“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31)“以苏为鉴”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独立探索的重要契机,毛泽东在实践中展开了难能可贵的探索,并取得了极为宝贵的理论成果。例如,“一五”期间关于“虚君共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问题的实践与理论思考,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缘起。(32)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是在中国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先行者。(33)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以更加彻底的精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探索,在不断取得鲜活感性经验的基础上,及时系统化地进行理论总结,构建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诸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库中过分强调从静态的结构层面加以理解的思路——如所有制、经济运行方式和分配方式等固化结构主义,转向从动态的功能层面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即推动生产力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以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其基本路径是基于实践创新基础之上展开理论创新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必然会给理论创新造就广泛的空间。(34)

第二,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很大程度上都面临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关系问题的拷问。尤其是在国外学界,一些学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区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诸如,美国学者史华慈提出作为一种异于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毛主义”的概念,(35)施拉姆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过是运用传统文化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使之适合中国的环境。(3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实践创新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过程,因此必然会在理论上遇到一个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也可以被进一步转化为如何辩证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回答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从所谓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出发,坚持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具体的结论不动摇,不敢越经典教义的雷池一步。“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37)另一种倾向是从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以辩证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坚持与发展在动态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中完成二者的有机统一。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坚持的科学态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实践问题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故纸堆中,而是始终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需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事情就办不好。”(38)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一种恰当的张力关系,即一方面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性意义,对这种指导性意义的理解不是从固守马克思主义每个具体结论角度出发的,而更多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出发的;另一方面,始终坚持必须结合动态发展的实践活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当代,因为实践证明只有发展才是最好的坚持。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做出了诸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结论不同的探索,实践证明,这非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离,反而是在新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好的坚持和发展。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实践既不是延续历史传统的“母版”,也不能简单套用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更不是他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39)

第三,结合中国实际经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这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后继者们不断根据实践的变化发展经典理论的历史,不断从实践经验中汲取理论的养分、不断建构理论发展的新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原因。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个抽象封闭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绝不希望后继者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置于神龛之中以教条式态度加以顶礼膜拜,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时代的变迁与实践的发展,不断推动自身的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决不能希望马克思为他去世上百年、几百年以后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40)因为马克思拘于其时代条件的限制,也不可能为后世建设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一切可直接使用的现成答案。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从根本上来说,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显著的代表与最新的理论成果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主题就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这一主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极为宝贵的理论成果。诸如,锚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时代坐标,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了诸多新的情况与新特点;重塑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机制,即在新时代着力求解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重新测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坐标,即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从世界舞台边缘走向中心,从人类现代化事业的高度出发,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战略构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运与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命运相联系等等。(41)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高度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前途出发,自觉将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使命和责任担当,不断在推动实践的探索之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载体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场”建构坚实的理论载体。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③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界划,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倾向。一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广义说,这种观点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早期的翻译、介绍与传播也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历史进程之中;另一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狭义说,这种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中国现实,与中国实际经验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双向互动过程,因此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翻译、介绍与传播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历史进程之中,认为这仅仅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的开端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启的。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⑤刘林元:《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考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9页。

⑦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11)李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和创新》,《湘潭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12)尚庆飞、罗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意义价值》,《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13)尼克·奈特:《毛泽东论辩证唯物主义》,王璇译,《求索》2019年第1期。

(14)(15)(16)(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52、291、372页。

(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0页。

(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

(20)阿里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1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版,第199-200页。

(21)(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1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24)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0-11页。

(25)《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姜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2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14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2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3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3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3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33)唐洲雁:《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东岳论丛》2013年第9期。

(34)(3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14页。

(36)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37)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7页。

(3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14页。

(39)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6-27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41)成龙:《从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广西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姓名:张明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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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03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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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层面深化制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