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现代化的背后是不同的文明，文明多样性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不同的现代化，创造不同的文明。世界历史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基本处境，世界历史的形成以“世界市场”的开辟、“世界贸易”的畅通为重要标志。“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表达。全球化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但又不局限于经济全球化，而是具有总体性，既是“世界的压缩”，也是“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呈现出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明多样性等特征。文明多样性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文明社会的基本样态。如果说在世界历史或经济全球化形成之前，不同文明在总体上处于一种彼此分隔和闭关自守状态，那么，在世界历史或经济全球化形成之后，由于普遍交往的形成，不同文明汇聚于同一个历史舞台上，文明多样性才得以呈现出来。
文明多样性体现了文明差异性，而文明差异性是由文化差异性造就的。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地、地域地形成的价值意义系统，深植于不同民族、国家人民的内心深处，融化于他们的血液之中，表现为一种差异化的认知世界与自我的经验态度和理性方式。经济全球化不可遏止，也可能导致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既表现出文化“无边界性”的特质，也彰显其“表达方式的无限可更新性和无限多样性”，可能导致文明多样性。文明多样性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未来的世界将是许多不同文明共生共存的世界。在这样的历史境域中，文明交流互鉴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独特的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始终以平等、互鉴、对话和包容的立场、态度对待不同文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是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一、在文明开放中借鉴利用一切积极因素
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筚路蓝缕，在伟大的改革开放中成功开辟，从而使中国人民决定性地进入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造过程之中。改革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的“关键一招”，是在多样性文明中或通过文明交流互鉴而获得“走自己的路”的能力、实力和信心。相较于“内源先发型”的西方现代化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虽然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特征，但在时间上是“外源后发型”现代化，是后来者，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在与不同文明特别是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正式开启的。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的题中之义是借鉴吸收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或如有学者所言的进入了一种“学徒状态”，从而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占有”或“学习”的成分更多些，甚至可以说主要是“占有”或“学习”。后来者“占有”或“学习”先行者的经验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规律。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文明是“旧文明”，共产主义文明是“新文明”，“新文明”取代“旧文明”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个过程不是自然而然、一蹴而就的，而是渐进的、长期而复杂的，需要经过艰苦努力。作为共产主义文明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将长期共存，两者的交流互鉴就不可避免。在马克思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个阶段”，“自由个性”的充分发挥是“第三个阶段”，而“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显然，“第三个阶段”的实现离不开“第二个阶段”的充分发展和积极因素的极大拓展。因此，社会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不是对立或对抗的关系，是“新文明”与“旧文明”的关系。尽管落后民族或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而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但资本主义文明是不可以全盘抛弃的，它是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条件，必须加以充分利用、借鉴。十月革命胜利后，鉴于当时苏联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严重落后的状况，列宁主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因为“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有过一段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利用、借鉴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是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文明型政党，从不拒绝或排斥其他文明，而是充分利用、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改革开放的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僵化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之问、实践之问，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实际上是一个超出传统现代文明模式而博采众长、融合发展的过程。在邓小平的论述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即“中国式的现代化”几乎是同一个概念。他在讲到改革开放时，总是将其与“中国式的现代化”联系起来。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公报正式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命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同一个历史进程，改革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特别是与资本主义文明比较的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基础，是核心，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但独立自主不是夜郎自大、闭门造车，而是在坚持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大胆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开辟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坦陈：“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与世界隔绝，与其他文明不相往来，只能导致生产力落后，不符合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要求。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改革开放是在全球化浪潮或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展开的，而全球化和现代化都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文明交流互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但主要体现在经济即生产力方面，因为“挨饿”是当时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这样，首先就要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马克思在深入考察、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在创造资本主义文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提出科学技术中包含了生产力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关键，创造“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前，邓小平反复强调，“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改革开放启动之后，党和国家及时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在考察资本主义现代化成就和展望中国式现代化前景时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化首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只有科学技术现代化，才可能有高速发展的经济，才可能有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因此，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华文明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程度最深、影响最大的一次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运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坚实基础。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举措是借鉴和利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大成果，也是西方现代化生成和发展的强大动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现代化是同一个历史过程，或者说，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关键因素和本质特征。概而言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由资本驱动、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经济形式，甚至可以将其看作是西方现代化的代名词。正如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一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增殖的手段，与私有制紧密相连，甚至具有直接同一性，具有反文明性。“世界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集中体现，而“世界市场”形成的动力和途径正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因此，在一些人看来，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专利，与社会主义文明不可兼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曾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必须私有化。国内也有这种声音，一定程度地干扰了改革开放的进程。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实际上，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手段，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既要反对“左”，也要反对右，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在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地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
当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文明交流互鉴也存在于政治、文化等领域，因为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借鉴是有选择的，而不能是“全盘西化”，其目的是维护和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地位，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针对有人奉所谓“普世价值”为圭臬，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
二、在文明对话中彰显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
进入新时代后，我们党带领导人民全面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这个超越即“在我们把它颠倒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否则其结果必然是也只能是“文明的冲突”，甚至可能导致人类文明“历史的终结”。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和西方现代文明都是“现代文明”，在同一个历史时空中交汇，呈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样态。在历史逻辑的维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正在创造中的新文明，理所当然地比300多年前创造的西方现代文明更能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但其创造必须以承认、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文明为前提。阿诺德·汤因比曾预言：“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事实上，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明之所以能转化和升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与中华文明的精粹熔为一炉，从而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西方现代化之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他山之石，也是前车之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新是一种比较之新，主要是在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比较优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根本立场和根本方向的科学阐释，也是基于文明互鉴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都是在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即文明互鉴中彰显出来的，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也是相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新文明创造，属于社会主义文明。因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不能没有文明互鉴的维度。
关于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一般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科学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及人的现代化。这些共同特征的主体虽然是“各国现代化”，但主要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概括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既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基本目标。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意义主要是在两种文明对话中彰显出来的。
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达成的一个主要标志，表征着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跃升或不发达社会向发达社会的嬗变，从而展现出现代化的魅力：“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中国式现代化虽然赋予现代化以更丰富的内涵和更高的要求，单纯的工业化已被工业化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融合发展所取代，是一种全面的现代化，但现代化的本质没有变，工业化仍然是其基本内容和基本支撑。以工业化为本质的现代化，其核心指标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显著提高。西方现代化虽然呈现出一种反文明性，“文明的一切进步”或“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但相对于传统农业文明而言，生产力巨大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特别是物质生活的“富裕”是显而易见的。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目标也是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创造更大、更高的生产力，实现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为前提与表征。严格地讲，现代化首先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工业化不过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和具体呈现。一个客观事实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当然，工业化也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始于西方工业革命并奔腾至今，成为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引擎。中国式现代化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定地走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而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都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等成为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高频词，体现了科技创新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性意义。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一方面，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生产力是人进行劳动创造的能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的发展。另一方面，人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一切科技活动都是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因此，“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正是由于人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其文化素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劳动能力与社会变革相适应，才有了西方现代化。但在西方现代化中，人只是资本增殖的工具，人的现代化只是工具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人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人的现代化是“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完整的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当代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在对西方现代化历史局限性的克服或超越中彰显出来的。
比如，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破解了西方两极分化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资本的本性就是贪婪地、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增殖自身，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其本质特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最本质的东西。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又如，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破解了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表现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制造精神沙漠，“商品拜物教”或“物化意识”内化为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从而成为“单面人”或“畸形人”。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西方现代化追求单一物质文明的痼疾，以“五个文明”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为实质性内容。“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又要实现人们精神上的极大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再如，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破解了西方人与自然相对立的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以人“对自然的占有”为基本形式。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速度越快、程度越高，它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可能就越迅速、越彻底，资源枯竭的速度可能就越快、程度可能也就越高，从而使人类文明陷入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发展危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定走“三生”（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绿色的底色，赋予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美丽的色彩。
还如，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破解了西方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夺等血腥罪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时至今日，这种野蛮本性时有发生。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中，秉承和平基因，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西方列强侵略、凌辱的悲惨历史，深知和平的宝贵，决不可能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三、在文明互动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人类的，是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统一，它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支撑，也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坚实基础。只有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不断开辟人类文明发展新境界。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推动不同文明平等相处、和平发展。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人民的精神凝聚和智慧结晶，是其生存之本和发展之基，都有存在的价值，都是平等并值得尊重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对话，才可能有正常的文明交流，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取长补短，“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彼此的制度选择和道路选择，才能使文明交流互鉴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彰显。尊重不同文明是对各个民族、国家的尊重，是对各个民族、国家人民的尊重。对各个民族、国家人民的尊重和对文明的尊重，实际上是一种同质同构关系，对人的尊重意味着对其文明的尊重，对文明的尊重又必然表现为对人的尊重，从而表现为一种和平发展的正常状态。
文明多样性决定了现代化的多样性，各个国家都有权利也完全可能开创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而现代化道路也具有多样性。试图用一种现代化道路统摄各国现代化是行不通的。“文明优越论”或“文明等级论”是对文明多样性的否定，实质上是一种种族歧视或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此，匈牙利思想家赫勒公开批判道，那些仍然在比较各种不同文化并把一个置于另一个之上的人们，除了证明他们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外什么也证明不了。因为他们没有做到仅仅从内部来看待各种文化，而是强加给他们一个外在标准，这种立场被称为“种族中心主义”。以“文明的灯塔”自诩的西方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方式和最终选择，其历史局限性已被历史所证实。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开辟了一条中国人民自己发展的道路，还证明了现代化道路是复数而非单数，给世界各国人民探寻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借鉴和选择，但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普遍适用的模式，中国人民也从不搞模式输出，从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而是倡导和支持各国独立自主地探索既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又立足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处的态度与不同现代化进行交往，其实质是对各个国家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及其制度的权利的尊重，对不同文明的尊重。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促使不同文明“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思想，历久弥新，具有永恒的价值。“和而不同”强调不同之和，和是有差别的统一。自然界的繁茂是多样性生物的“和而不同”，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是多样性文明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反面，要么是无差别的、绝对的同一，要么是只有对抗、没有交流合作。“文明冲突论”就是通过对抗、冲突、较量，而达致由所谓“普世价值”一统天下之目的。中华文明基因中不存在这种零和规则，而是以“和而不同”为根本指向。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而不同”呢?费孝通在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深刻洞悉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展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既要善于发现并欣赏自己文明的长处，高度自信，也要善于发现并欣赏其他文明的优势，尊重他人，从而达致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这是一种美，一种大美，一种文明之美。
“美美与共”的实质是在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的基础上，通过交流互鉴，发现并欣赏各自文明的独特之美和共同之美，在保持独特之美的同时，不断彰显和增进共同之美，从而实现共赢。不同现代化创造的文明都有其美，文明是美的象征，既体现创造之美，也散发和谐之美。这种美既彼此相通、涵盖万物，又各具特色、相互映衬。正如玫瑰花和紫罗兰不可能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一样，不同文明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存在形式或表现形式，而是各具风味、各展姿容。不同文明虽有差异，但并不冲突，都以自己独特之美贡献于人类，展现出一幅“和而不同”的美丽图景。中国式现代化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高度自信，但并不贬损世界各国现代化。在与世界各国现代化“和而不同”中，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创造美的能力，也要有发现美、欣赏美、借鉴美的能力，只有在发现美、欣赏美、借鉴美的基础上才能创造美，只有在“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美美与共”。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实现不同文明之间“和实生物”。“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不是一个单向的欣赏过程，而是一个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过程。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存发展。任何有生命力的文明都是开放的，文明因开放才有交流互鉴的可能与空间。开放既是一种品质、一种精神，也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融合生长的基本方式。开放意味着竞争和挑战，因而，它以文明自信为基本前提。只有对自己的文明充满信心，才有敞开胸怀迎接竞争和挑战的勇气。当然，文明自信基于自知之明，即在肯定自身文明优越性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文明的不足。只有如此，才能做到真心而坦诚地互学互鉴。具体来讲，有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即求同存异和取长补短。虽然文明各不相同，但都有共通之处，既有独特之美，也有共同之美———人类对美的向往与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文明交流过程中，既要欣赏各种文明的独特之美，也要发现并珍惜共同之美。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心灵默契、交融，才能有共同语言，才能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同时，任何一种文明，既有所长，也有所短，十全十美的文明是不存在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要义是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同时，推动不同文明共同发展。
文明之所以是文明，关键在于包容，因包容而呈现出文明的状态。任何有生命力的文明，都是具有开放包容精神的文明。包容以差异与开放为前提，它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艺术。包容是强调用博大的胸怀和善良的心去对待一切文明。文明交流互鉴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在借鉴别人优点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正能量传导给对方，“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开放包容是不同文明共存共荣之道，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实生物”。因此，或许可以提出和倡导“成人之美”。“成人之美”是包容的最高境界。只有“成人之美”，才能“成己之美”，并进而实现“美美与共”。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突出的开放包容性，具有“成人之美”的胸襟和气度，展现出高度的文明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只有以开放包容的精神打破不同现代化之间的壁垒，进行平等的文明交往，才能在“成人之美”的同时“成己之美”，进而实现“和实生物”，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作者简介：张三元，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