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郭大力诞辰120周年。郭大力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首批学部委员。他用毕生精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堪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播火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1938年他与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第1至3卷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我国翻译史和出版史上的光辉一页，更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曾阅读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全译本《资本论》并作了大量批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梁家河插队时，就阅读过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他特别推崇这个译本，并称赞“两位翻译家同时也是社会学者，一生矢志不渝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到中国来”。
《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问世
《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和在中国传播，大致分为几个阶段。
一是早期译介阶段。李大钊和陈独秀1919年和1920年在《新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为《资本论》的翻译奠定了基础；郭沫若在20世纪20年代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些篇章，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艺术的真实》等。
二是《资本论》部分卷次和篇章翻译出版阶段。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是陈启修。1930年3月，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这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个《资本论》中文译本，但限于条件，没有能够继续出版。随后，潘冬舟、侯外庐、王思华、吴半农、千家驹等人也对《资本论》的一些篇章进行过较为系统的翻译。
三是《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诞生。1928年1月郭大力在杭州大佛寺巧遇王亚南决定合作翻译《资本论》，历经十余年，1938年8月至9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其间郭大力历经病痛的折磨、贫穷的困扰、战火的洗劫，终将马克思的这部20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四是对《资本论》进行校订、修订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史》出版阶段。《资本论》全译本出版之后，郭大力抱着对事业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逐字逐句地进行核对、校订，更正1700余处。随后，在1953年至1954年、1963年至1966年又作了两次全面修订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使之日臻完善。在翻译和校订《资本论》间隙，郭大力于1939年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资本论〉通信集》，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49年，上海实践出版社又出版了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
五是中央编译局对《资本论》的修订和译校阶段。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工作，中央编译局成立后对《资本论》进行了多次修订和译校。
1938年郭大力与王亚南合作完成的《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是1974年中央编译局译本面世之前中国唯一的全译本。全译本《资本论》不仅没有因时代发展而湮没，相反，更加绽放出绚烂的光芒。
第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资本论》的问世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照亮了中国，对于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挥了巨大作用。《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的立场就是共产党人的阶级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取向；《资本论》中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我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方法论；《资本论》所阐述的基本原理依然没有过时，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
第二，《资本论》中体现出的准确范畴、科学原理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奠定了基础。《资本论》全译本问世之后，商品和货币、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商品拜物教、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与价格、资本和资本积累、资本的价值构成和技术构成、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信用和股份公司、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等经济学概念以及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理论、价值转型理论、信用理论、股份公司理论等范畴和理论深入人心，既符合马克思原意又适应中国特殊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种子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结出了累累硕果，让无数的后来者感受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伟力和魅力，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第三，郭大力翻译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著作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翻译好《资本论》，郭大力独自或与他人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如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朗格的《唯物论史》、伊利的《经济学大纲》、约翰·穆勒的《自传》和《经济学原理》、洛贝尔图斯的《生产过剩与恐慌》、斯坦利·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斯坦勒·耶方斯的《经济学理论》、鲁连德的《英国法西主义》等。同时郭大力还出版了《西洋经济思想》和《凯因斯批判》，对于今天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仍然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第四，郭大力和王亚南留下的不仅仅是中文全译本《资本论》及大量的外国经济名著，更为重要的是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一是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郭大力曾说：“我译这部书，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翻译的能力。1928年，国民党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有革命的需要”昭示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无限向往、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也成为郭大力献身革命事业的源动力。他不图名利，甘愿蜗居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从事心中的崇高事业，体现出他的学术定力。他不顾家人反对，冒着生命危险，只身从赣南辗转广州、香港，到达上海，夜以继日地赶译《资本论》，并负责统稿和校订；回赣南路上在粤北大庾岭不幸遭遇土匪，临危不惧、斗智斗勇，终得脱身。十年心血，寒来暑往，“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砂夕起，空外弥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二是极端严谨的治学态度。1938年《资本论》出版之后，郭大力随即对照原文逐字逐句核对、校订，以《〈资本论〉补遗勘误》出版，随同《资本论》一同发行。新中国成立后，又对其进行两次校订和全面修订。《资本论》3卷出版后，他又着手翻译120余万字的《剩余价值学说史》，1949年正式出版，并于1976年完成了重译工作。三是为了崇高事业而牺牲一切的奋斗精神。郭大力一生追求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崇高事业，他虽然有业余爱好，喜欢美术、酷爱音乐，但是为了翻译《资本论》，都予以割舍。他说：“做这工作（指文稿）就是我最大的快乐，我还要什么文娱活动呢？”直到郭大力去世的当天上午，他依然在工作，中午还在谈论未来准备写作介绍《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专著。从1928年着手翻译《资本论》到1976年《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本完成，整整48年时间，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致力于《资本论》的阐释和通俗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一个重要的任务是《资本论》的阐释和通俗化。马克思说过：“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马克思在1867年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也提到：“请告诉您的夫人，她可以先读我的书的以下部分：《工作日》、《协作、分工和机器》，再就是《原始积累》。不明白的术语，您务必向她解释。如果还有疑问，我可以为你们效劳。”中国的初学者当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要对《资本论》进行既精准又通俗的解释难度极大，翻译是一种创造，解读也是一种创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郭大力调入中共中央党校，负责讲授《资本论》等课程，其记录稿经整理之后，先在党校内部使用，197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为《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广大干部学习和理解《资本论》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郭大力是国内第一个把三卷《资本论》解说完毕的人”。这部著作有一些突出特点。一是既简明扼要又精准阐释《资本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特别是疑点和难点。马克思的原著有200多万字，郭大力用了16万多字就解释了三卷《资本论》，经济学家胡培兆称赞该书“内容有提要，重点有交代，难处有解释，主次分明，详略得当”。寥寥数语讲得明明白白，读后有通透之感。可见，没有对《资本论》的精深研究和总体把握，没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功底是不可能把《资本论》从厚写到薄的。二是没有局限于个别词句本身，而是立足《资本论》整体来把握一些重点概念和原理。比如，如何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讲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且针对分配关系问题有一些争论。郭大力提出应该这样理解这句话：“《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它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他结合整个《资本论》的内容，提出“马克思在这里只提到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没有说到分配关系。这是不是说马克思没有把分配关系包括在研究对象以内呢？当然不是。我们已经说过，《资本论》第一卷研究了社会产品如何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间进行分配的问题，说明了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阶级愈来愈贫困。同时，《资本论》第三卷又专门研究了剩余价值怎样在剥削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问题。显然，马克思并没有忽略分配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面而已’。又说‘确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上已经决定的各种生产关系的表现’。所以，为什么马克思在这里不提到分配关系，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如果只停留于字面意义，只停留于个别章节，无论如何不会有如此深刻的体会。三是采取比较的方法研究问题。比如，他在阐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时，就与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他指出，马克思“在研究价值的时候，是把价值当作商品的一个因素来分析的。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也分析价值，但他们是把价值当作一个概念来分析”。四是使用考证法。比如，价值对象性是一个极其抽象的范畴，郭大力经过语义的考证，将其解释得十分清晰。“‘对象性’这个名词，按德文原意，本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客观存在或现实性的意思，另一方面是物质性的意思。”他还指出商品的价值对象性，“英文译本为商品价值的现实性，俄文译本简洁地译为商品的价值”。五是联系实际。郭大力在阐释《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时，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他在阐述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原理之后，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积累。没有积累，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资本论》当然是一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著作，但是应当承认，马克思在这部著作里，同时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理，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或者说在这一方面也给予了我们很多重要的启示。”再比如，他在阐释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之后，深刻指出：“要使农业生产不断迅速地发展，以适应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还必须把农业生产力从小生产的束缚下逐步解放出来。”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郭大力在1951年还出版了《〈帝国主义论〉讲解》，深入浅出地阐释列宁分析帝国主义的方法论以及《帝国主义论》的主要内容，帮助读者深入地理解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持和发展，对于广大干部学习列宁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著作。
除此之外，郭大力一生独立或与他人合译了17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国外其他经典名著，在每一部译著中都撰有或长或短的译序或译跋，精要地阐述翻译的原因和过程、出版情况、著者简历、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以及对错误观点的批判等，脉络清晰、语言精准，这些都是极其宝贵的学术史料，有助于更为深入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
主张学以致用，是郭大力治学的重要思想，在翻译、阐释经典著作的同时，他运用《资本论》中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
一是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郭大力就从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从中国实际出发，逻辑性地推论出要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大工业。他的论证逻辑是：“生产发展的目的，最后在改善人民生活”，要满足这一目的，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力。要提高劳动生产力，就需要发展大工业和大农业。“我们的目的，不要在已有的生产力水准上，单纯谋生产单位的增加和生产量的增加。”“我们要提高生产力的水准。在工业的场合，是使手工业变为机械大工业，在农业的场合，是使小农业变为大农业。”如何提高工业劳动生产力呢？亚当·斯密更为强调分工的作用，郭大力则强调机械的作用。他认为，第一位的应该是机械的发明和应用。“机械是生产力增进上一个和分工相独立的原因。只有机械的采用，能使手工业和现代大工业区别开来。”第二位的是分工。“制造业分工使工作简单化，工具专门化。”“生产力这种增进的原因是机械。分工不过增进劳动者的熟练，机械却使这种熟练成为不必要的。”“制造业迟早会夺去手工业的市场，使手工业的生产物必须以它本身价值以下的价格售卖，从而，使手工业者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挣扎期间之后归于淘汰。以机械生产的工厂，也会使以分工为主要方法的制造厂，无法在市场上维持长久的竞争。”以此逻辑，他进一步推论出：“制造业依照发展的趋势，固然会进步为大工业，在已有大工业的压力下，也必须过渡为大工业。制造厂必须改组为工厂，制造业者必须转型，以代表更进步的力量。”由此，郭大力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我们在发展生产力上不能走英国等发达国家走过的从手工业阶段经过制造阶段再过渡到机械工业的自然道路。“我们不能循由这所谓自然道路，必须飞跃，而不能等待。”我国要迎头赶上，必须发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大工业。
郭大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进一步论证，要发展大工业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方面，他用洋务运动失败的事实说明，在封建制度下，通过引进技术是不能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另一方面，他又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虽然是机械生产的发祥地，但它的结局上，必然成为机械发展的限制”。在中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都是行不通的，他以严密的论证得出结论：“与机械生产真正相容的生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从这些严密的逻辑可以看出，郭大力始终保持着理论上的清醒。
二是提出科学建设和科学劳动等一系列问题。郭大力认为，科学建设有两种含义：“第一是用科学建设，第二是建设科学。”为什么要推动科学建设，因为“科学的用处，就在于使我们知道世界及其各构成部分的真正性质，使我们知道世界及其各构成部分的运动法则”。科学可以“帮助人类，指导人类，去从事生产的发展”。科学的帮助体现在两点：“科学使我们认识种种自然性质的力量时，它就创造了劳动的生产力。原来不能生产的，将能生产出来。”“科学供给种种新的技术和设置时，它就增加了劳动的生产力，原来要用多量劳动生产的，只要用少量劳动就能生产出来。”就科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言，郭大力指出：“生产的种类扩大了”“生产的过程加速了”“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了”“生产的量增大了”“生产所受的限制减小了”。而要推动科学建设，必须遵从科学方法。这就是“客观的态度，方法的处理，民主的精神”。因为“只有客观的态度，可以使个人的好恶不再成为是非的标准；只有方法的处理，可以使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浪费减少；只有民主的精神，可以使全体人参加人类自己的事业”。关于如何建设科学，他提出两种办法：“第一，是使科学的研究深化；第二，是使科学的研究普及化。前者是在科学的深度上谋增加……后者是在科学知识的广度上谋增加。我们要使人民大众有科学知识，要使人民大众有研究科学的机会。”进而，他批驳了曾经十分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因为所谓西学，“就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所谓‘中学’，实际不是任何科学，而只是中国千余年来保留着的政治伦理制度”，“就是指一个陈旧的黑暗的专制的封建的政治伦理制度全部，那在根本上就是反对科学，反对科学发展所必要的地盘的”。其结论就是，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当时那个年代，需要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郭大力的这些观点是投向旧制度的匕首，直指其心脏，更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
三是分析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郭大力系统剖析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剥削形式，分析自耕农、佃农、日佣劳动者，分析地租与蓄积、高利贷与利息、商业资本与商业利润、增产与大农业。他提出，发展农村，关键还是要从改变生产的条件开始。
四是提出民生工业与国防工业共同发展。他指出，要高度重视国防工业，因为“在民族生存竞争不论采取何种形态均尚以武力竞争为最后一着时，谁能否认国防的重要呢？……美丽的工业建设计划，是必须有精密的国防建设计划相辅而行的”。郭大力对国防工业和民生工业给予严格的界定。他指出：“国防工业是生产一切直接与国防有关的军用品的工业。”“民生工业则生产人民直接需用或者间接需用的各种物品。”二者的不同体现在：其一，经营原则不同。一般的民生工业要按照市场原则生产和经营，国内短缺可以通过贸易来弥补；国防工业则必须国家自给。“一个极愚钝的人，也知道完全仰赖于国防必需的供给于外国，是不行的。莫说战争的爆发可以阻断军用品从外国来的供给；国际关系的变化，也常常使这种供给，成为不能信赖的。”民生工业采取民营形态，国防工业要由国家去经营。其二，“民生工业，即令是国家直接经营，也必须做到能由生产自身维持；严格的国防工业，即令是由私人经营，也必须赖国家的岁入来支持”。他批判把国防工业与民生工业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把国防工业和民生工业完全对立起来的看法，并不是确当的。就拿严格的军火工业来说，谁能说军火工业能与钢铁工业相独立呢？谁能说军火工业与机器工业相独立呢？谁能说军火工业能与矿业相独立呢？谁能说军火工业能与化学工业相独立呢？国防工业是不能没有材料，没有工具和机械的”。“民生工业与国防工业是不能截然割分开来的。这不仅是因为民生工业的一部分实际就是国防工业，也不仅因为没有健全的民生工业，就不能有健全的国防工业，并且因为一切平时为人民生计生产物品的部门，一到战事，可以尽可能改用来生产国防需用品。”这些观点对于今天军民融合发展依然有现实意义。
郭大力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上，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他一生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淡泊名利的超然境界。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