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为全球贫困治理开辟新境界

文毅

2020-06-24 01:49

方 茜
红旗文稿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6日召开的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是继2015年中国在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交出满意答卷以来,向贫困治理的又一次雄心勃勃的冲刺。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立足国情、积极探索、勇于进取,把落实全球减贫目标与本国发展战略有机结合,在减贫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开辟了全球贫困治理的新境界。

中国减贫绩效改变了全球贫困格局

1990年,全球超过19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标准线以下,这一数字在2015年下降到7.3亿,全球贫困状态有了很大改观,贫困率从36%下降到10%。同期,中国的贫困率从66.2%下降到0.7%,极端贫困人口从7.5亿减少到960万,成为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国家。

取得这样的减贫绩效来之不易。1990—2015年,世界总人口增加了20.6亿,其中,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和太平洋三个地区人口增量占到了全球增量的3/4。快速的人口增长给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步引发粮食、就业、教育等社会问题。同一时期,高收入国家的贫困率从0.6%上升到0.7%,美国的贫困率从0.5%上升到1.2%,全球经历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一个不算好的全球经济背景下取得了卓越的减贫绩效,由此改变了全球的贫困格局。

1990年全球80%的极端贫困人口居住在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25年后,全球贫困人口有了不同程度减少。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减贫绩效最好的地区,从1990年的11.2亿极端贫困人口,2015年下降到了5000万。减贫绩效排名第二的是南亚,从1990年的5.4亿减少到2015年的2亿左右。按减贫贡献从高到低排名前三的地区是“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南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中国是东亚地区减贫绩效的最大贡献者,中国极端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使得全球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2015年,全球7.3亿极端贫困人口中有4.1亿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占极端贫困人口总量的56%。相关预测显示,到2030年接近90%的极端贫困人口将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坚持多维治理树立全球减贫新典范

中国的多维贫困治理之旅始于改革开放,反贫困战役在两条主线同步打响。一条线是扶贫,一条线是小康社会建设。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小康的概念。党的十三大明确了“三步走”战略部署,对应了人民生活的三个状态,即解决温饱问题、达到小康水平、生活比较富裕。20世纪90年代,“奔小康”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流行语,此后中国不断刷新小康社会建设进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切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正是小康社会的建设,让中国能够把减贫任务与推进九年义务制教育、稳定扩大就业、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改善衣食住用行、建设并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联系起来。

小康社会建设如厚实的黑土,滋养出绵长的希望,中国的减贫事业在此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一,经济治理夯实物质基础。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2004-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历史性的“十二连增”。营养不足人口的比重从1990的23.9%下降到2014年的10.6%左右;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从1990年的19.1%下降至2013年的1.37%。其二,社会保障助推社会公平。农村养老保险经历了“老农保”、“新农保”、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阶段,2018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5.2亿。201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实现农村居民全覆盖,2016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整合,全民医保体系覆盖城乡居民超过13亿。其三,救助制度做好兜底保障。已经形成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以及受灾人员、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和临时救助等制度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制度框架,基本覆盖了各类困难群众。其四,农村居民生活显著改善。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下跌至50%以下,标志着农村总体进入小康生活水平,2012年下跌至39.3%,意味着农村居民生活达到了相对富裕的水平。目前,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得到处理的行政村占80%以上,农户生活污水处理比例近30%。2000年以来累计解决了4.67亿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截至2016年,已有47.7%的农户饮用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其五,保障教育与就业平等。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0年以来男、女小学学龄净入学率稳定维持在99%以上,文盲率由2000年的6.7%下降到2014年的4.1%。

中国“与众不同”的贫困治理模式

中国的贫困治理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一方面,在治理目标上响应并落实联合国减贫约定,与国际社会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在治理模式上不追随主流,立足本国国情,选择了独具特色的治理方略。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反贫困成功的根本保障。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时说:“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这是历届领导人秉持的原则。2012年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要求也被写入政府指导贫困治理的重要政策,如《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等。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对贫困有天然的杀伤力,源于人民对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以及由此具备参与财富分配的能力。消除贫困与消除贫富分化在很多时候是同一命题,而社会主义的优势正体现于消灭贫富分化。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贫困治理道路是减贫成功的关键。贫困治理的实践与理论演进有关。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国际援助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资金积累不足的问题,而发达国家介入贫困治理的主要做法是以资金援助补充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缺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这一做法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导致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慢且贫困加剧。此后,新增长理论提出生产要素的投入需要技术进步作为支撑,方能有利于经济发展。国际援助开始向救助贫困和提高教育水平转移。20世纪90年代,针对拉美债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提出“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限制政府权力,放开市场管制。“华盛顿共识”强调受援助国必须在一定的条件支持下才能推动经济增长,要求受援助国进行相应的改革。与拉美国家不同,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把改革开放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之上,不接受西方所谓的“善治”设定。“华盛顿共识”在10年内破坏了十几个经济体,中国却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风格。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将中国所走的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命名为“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立场、人民币汇率、台湾等问题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是“北京共识”的重要内涵。

坚持党对贫困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减贫成功的本质特征。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中国把贫困治理的重点放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金句:“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三农”的关注。同样是对农村的贫困治理,中国在治理主体上占据独特优势,有一支坚强有力的党员队伍保证贫困治理方案实施。1990年,习近平同志在《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建设好农村党组织》一文中写道: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证。他指出,农村脱贫致富的核心就是农村党组织。我们的农村党组织能否发挥核心作用,直接关系到脱贫致富事业的凝聚力的强弱。中国共产党让干部下基层,体会贫困并参与贫困治理。为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充实基层党组织实力,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2015年开始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把大量的优秀人才向农村派遣,夯实贫困治理基层工作,这是其他国家在贫困治理中无法做到的。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反贫困赢得最终胜利的法宝。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说: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做为奋斗目标,而贫困治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曾回顾他在陕西省延安市梁家河插队时的经历。他说:“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正是这一朴素的心愿,使得贫困治理在中国不是一件政府的日常工作,而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步骤,“中国梦必须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

(作者:方 茜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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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和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