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关系的再思考

文毅

2023-02-17 01:36

陈培永
《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2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各自有何深刻内涵,如何看待三者间的关系,是学术界长期关注、探讨的基本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突出使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等表述,为我们思考这一基本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依据和基本遵循。我们有必要从学理上再思考、再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两个范畴有何异同,新时代缘何要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及如何把握其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等问题。

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实际上就开启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但作为重大命题的提出,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作为创立于19世纪欧洲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十月革命后广泛传播。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这其实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的开启与探索,只不过尚未以重大命题的形式明确提出而已。基本形成共识的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最早提出这一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此在全党开始得到运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述使用中断的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48年苏联共产党联合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犯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的错误倾向。考虑新中国建立以后面临着争取苏联支持和帮助的形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容易被误解为所谓的民族主义倾向,1952年毛泽东在审定《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表述调整虽然只是用语有所更改,但从此以后大致30年,很少有著作、文件、报刊使用这样的提法。

  据有人回忆,在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过“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用语表达,他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树干和枝叶的关系……每一种树都是不一样的,杨柳和松柏就不一样”。《毛泽东年谱》也有如下记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是一样的。”故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上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至少这两个提法所表达的含义具有一致性。

  邓小平很少直接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他的报告和讲话一直都贯穿着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他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之后,他又指出:“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广大理论工作者的文章之中,逐渐成为推进理论创新的一项主要任务。2001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003年,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2006年,他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要求:“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及其确立,可以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接续推进的展开历程息息相关。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启程之日起,时代化就蕴含其中,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发展过程始终。1992年,党的十四大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1997年,党的十五大强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008年,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谈道:“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同实践相结合、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各种表述,已诠释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具体内容。

  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一命题,是在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会议使用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论述,这也是最早以相并列的方式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自此之后,这一表述被广泛使用,党的十八大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党的十九大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从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侧重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演变历程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中国实现落地生根、成长发展和开花结果的。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而提出来的,本身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化,对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引领时代认识的深化。

二、新时代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意

  回顾重大命题的提出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各自的深刻内涵,明晰这两个范畴间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用变化的实践经验发展和创新理论,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回应中国现实、解决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来看,它不仅是在中国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同时也是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过程,可以说是“化马克思主义”与“化中国”的统一。鉴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性的学说、作为外来的文化、作为具有抽象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说体现了世界性学说的本土化、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抽象性向具体性的转化、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与时代特征结合,以新的实践探索和时代特征完善和创造理论,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回应时代需要、引领时代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它既是在时代变化更替中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过程,也是以发展着的理论来破解世界之问、引领时代走向的过程,可以说是“化马克思主义”与“化时代”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可以指在某个国家的时代化,也可以指放眼人类社会的时代化。其中的“时代”,往往不是具体指某个时代,与之相对应的是停滞化、固定化。

  概而言之,前者是“化马克思主义”与“化中国”的统一,后者是“化马克思主义”与“化时代”的统一,两者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异性。两者根本上的共同点在于,都包含着“化马克思主义”,都对教条、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都强调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要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就是要回应时代、引领时代的,一旦脱离具体实际、脱离各国的历史与文化,无视世界形势、无视时代发展变化,就无法发挥改变世界、引领时代的作用。如果始终固守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罔顾生动鲜活的具体实际,无视瞬息万变的世界发展,看似是对原理论断的深信不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笃定坚守,实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歪曲,会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说到底就是不断探索与各国国情、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不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两者都是追求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把发展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所以是不可分割的,根本上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强调的“中国具体实际”,包含中国的基本国情,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包含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现实中不可能也不应当脱离中国所在的世界、中国所处的时代。具体而言,中国具体实际是变化中的实际、是世界中的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同时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如果把中国具体实际看作是停滞的、永恒的对象,把中国具体实际理解为脱离世情、脱离时代的对象,那这本身就是教条化的,就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的。

  在此基础上,仍需继续追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然包含了“时代化”之意,为何还要在“中国化”后面补充加上“时代化”呢?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正如我们讲中国具体实际已然涵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仍有必要在“一个结合”基础上提出“两个结合”,是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今天的重要性一样,这样做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一命题具有的重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涵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意思,两者还是存在差异的,甚至还会出现对立冲突的一面。这两者的根本差异性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是空间的维度,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强调的则是时间的维度。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的“时代化”,如果就是指在中国的时代化,就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视为同一过程,两者并不冲突;但如果是指人类社会、世界历史的时代化,那两者就可能会出现不一致,甚至出现冲突。

  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属于本土化、民族化,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民族化,要求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如果这个国家或民族没有走在人类社会的最前沿,是整体上落后于世界的国家和民族,那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本身反而是要“逆”时代化的,是要反对时代化的。就此而言,符合某个国家国情、解决某个国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代表时代最前沿、走在时代最前端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在落后的国家、民族强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让本国的马克思主义与走在世界各国前列的国家一致、与时代最前沿的状况一致,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国家、民族的问题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长期以来,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成功典范的形象展现在世界舞台之上,为各国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提供了可参考的中国样本,但在近代以来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始终要求时代化。要知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忧外患的中国面临深重危机,所处的世界方位和国际地位并不是位于时代发展前端,尽管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关注时代趋势,关注世界变局,但受限于当时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这个时候的中国距离时代发展潮头、人类社会前端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是有距离的。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一味追求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而不是走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工农联盟进行民主革命,那中国革命是很难成功的。

  随着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开始逐渐融入世界,并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引领世界历史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都在中国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据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已经取得并还将不断取得成功。这种状况越来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符合中国实际,而且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也是在引领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正在越来越契合于时代化的要求,两者渐渐趋于一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同时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显而易见的是,新时代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新表述,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独特而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的,是与21世纪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密不可分的。长期以来,受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我们更多强调了作为整个世界与人类社会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一面,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深刻改变,而鲜少提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世界”的一面,更少谈论其“改变世界”的一面,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于世界的意义,探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改变世界引领世界、如何创造时代引领时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表达,不仅体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直秉持全球眼光、国际视野,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世界格局变化,而且也引领了人类社会发展,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洞察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价值,为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中国化”之后补充强调“时代化”,很显然这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时代意义、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肯定。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样的表述,根本上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改变了中国、具有中国的意义,而且正在改变世界、具有世界的意义,不仅具有当时的意义,也具有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在今天,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引领时代前行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必有之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人们改变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尤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展现出对于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而且展现出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对于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深远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不是囿于象牙塔内的学问,而是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科学原理,实现理论大众化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可以说是始终都内蕴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并一以贯之的。事实上,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毛泽东就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鲜明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经强调过这方面的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表述,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随着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列一起,之后一段时间,党的政治报告和重要文献要么单独使用中国化的用语,要么同时使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表述。党的十九大强调的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在此后,往往使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很少再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列相提,党的二十大报告则使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表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何不再被一起同时强调?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大众结合,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来阐释厚重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凝聚人民群众力量、解决人民群众问题的过程。究其根本,可以将其看成“化马克思主义”与“化大众”的统一,它强调的是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作为深刻而厚重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和认同,而不是只作为少数知识分子或学者学术研究的对象,只作为少数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用以治国理政的思想。这一过程是把抽象理论形象化、通俗化,用生动朴实的大众话语来言说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范式和话语表达以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和践行。应当讲,这里使用的“大众”,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主要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而言的。

  从“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确实存在共同之处。就其必然性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强调要与具体实际结合、与时代特征结合,在这里,无论具体实际还是时代特征都是有大众在其中的,不可能没有人在其中,因此一定包含着要与社会大众相结合。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运用中国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易理解的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大众化的意思;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采用适应时代变化的语言表达深入浅出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反映的就是大众化的要求。

  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化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上,可以说既相对独立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前者强调的是从内容上创新发展,要求理论的厚重性、深刻性;后者强调的是从表达形式上转化,要求理论的通俗化、生动化。一个将重点放在理论的内容发展上,一个将重点放在理论的宣介阐释上。这就意味着,在原则遵循、实践要求、目标指向、价值意蕴等具体方面,两者是存在明显差异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要将包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采用多样化、现代化和智慧化的呈现和表达来更好地为大众所接受、运用。

  据此而言,确实不一定非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置于一起同时讲、同时强调。当然,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人民群众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的提升,社会大众就完全有能力、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再重要或者无需强调,更不是说这一任务已然完成。实事求是来看,马克思主义有众多经典著作,有深刻洞见的思想理论观点,内容博大精深,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在实践中还会不断得以创新和发展,我们不可以漠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项工程依然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要做。当今时代依然需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马克思主义被更多人接受,让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这实际上是对一如既往地推进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新的明确要求。

  正是由于存在不同的追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不是完全适应的,甚至个别时候还是会出现冲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实现由具体到抽象,也就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知识分子或学者凝练出创新的理论成果,这一成果不是所有大众都能很容易理解,都能把握其深意的。相反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要实现由抽象到具体,也就是实现由少数人精通变为人民大众运用,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需要警惕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可能会出现庸俗化、娱乐化等错误倾向,还有可能出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错误解读等问题。就其本身而言,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还是思想的厚重,是其理论的预见性,若不以此为前提,就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被曲解或误读,这非但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意所在,也是我们应当避免的。

  即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能存有冲突,我们也不可以忽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独特地位和重大价值,反倒是应充分地认识到大众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和精神实质的,是不可或缺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以低估或者忽视大众化的价值作用,要知道,倘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系列成果,无法实现大众化,没有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它的力量就很难发挥出来,就不会转化为实践。马克思主义离开大众的理解和认同,是不可能改变世界、引领时代的,唯有被社会大众广泛认同并积极运用,才能产生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我们要始终将大众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值得追求且应该追求的方向,甚至视为判断和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否成功的标准。

  (作者:陈培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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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17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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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