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西部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思路与发展路径探讨

——以成都为例

贾玲

2018-09-10 03:15

王小琪 任申浩
《西南金融》2018 年 第 9 期

一、建设西部财富管理中心的意义

财富管理,又称“代客理财”,是金融机构为实现客户财富资产的保值、增值和传承等目标,而向其提供的资产配置、投资顾问等一系列具有高附加值的金融综合服务。它起源于 15 世纪末欧洲部分银行为贵族提供的个性化私密服务,并于 18 世纪至今日益盛行于欧洲、北美和亚洲,逐渐成为各国家和地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16 年,全球私人财富规模达到 166.50 万亿美元,是全球 GDP 2 倍以上。中国私人可投资金融资产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位,2016 年达 165 万亿元人民币,约为 GNP 2.21 倍,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日益强烈。上海、广州、深圳、青岛等沿海发达城市明确提出要打造全球、全国或区域财富管理中心,并出台了具体政策和规划措施。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持续深入,成都、重庆、西安等城市的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然而,与东部地区金融中心相比,这些城市在金融市场总量、组织体系、创新能力、行业规范等方面仍不够成熟,金融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尤其是财富管理行业发展差距较大、整体较弱,成为西部地区金融“短板”。境内外主要财富管理中心的历史实践表明,作为新兴金融“制高点”和经济发展“新蓝海”,财富管理有助于增加国民收入、加快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助推经济转型。因此,建设西部财富管理中心对进一步促进西部金融业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抢占制高点,促进金融资源向西部聚集。作为新兴金融“制高点”,财富管理具有“引物、引人、引资源”的功能。通过树立新理念、设计新制度、创造新环境,财富管理有助于进一步吸引优质金融机构开办落地以及高端金融人才来西部发展,加速全国和全球财富要素向西部聚集。

二是培育新模式,推动金融服务迈向高端。作为金融业态“新模式”,财富管理具有“提质、增效、调结构”的功能。通过串联财富要素、推动金融创新、完善市场功能,财富管理可以优化西部金融产业结构,带动西部金融业转型升级,最终推动金融服务水平迈向高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三是打造新引擎,加快金融与实体走向融合。作为经济转型“新引擎”,财富管理具有“助实、助微、促民生”的功能。发展财富管理行业,能够有效集中居民财富和社会资本,并对其进行优化配置,打通资金“血管”,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资金需要,同时有助于实施资产统一监管,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环境和秩序安全稳定,加强金融系统“脱虚向实”,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协同发展。

二、境内外主要财富管理中心建设模式比较

(一)境内外主要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模式

境内外主要财富管理中心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金融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综合性金融中心,如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这些城市具有较为优越的金融发展环境、较为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较为完善的金融监管系统,大量金融机构、金融交易场所和高端金融人才汇聚于此,为各类客户提供金融综合服务。在综合性金融中心,财富管理是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富管理行业发展主要是一种需求导向模式,即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的财富积累使得财富管理需求日益增加,在市场驱动下,各主体通过自然渐进方式促进财富管理快速发展。另一类是以财富管理为特色和主题的专业金融中心,如瑞士、中国青岛等。在这类财富管理中心,专业财富管理机构、人才和资金高度聚集,与其它国家和地区金融联系更加紧密,共同为目标客户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规范化的财富管理服务;财富管理统领当地金融行业,引领高端服务业发展方向,并在其经济社会体系中占据支柱性地位;与财富管理直接相关的政策法规相对健全,市场监管也较为严格和专业;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主要是一种供给导向模式,即当地经济金融发展程度低于第一类城市,政府发挥引导作用,营造促进财富管理健康发展的综合环境;企业发挥主体作用,承担财富管理业务,实行市场运作,“双手并用”加速金融中心形成。

(二)境内外主要财富管理中心的发展经验

1. 瑞士:久负盛名的全球专业财富管理中心。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财富管理中心之一,瑞士以私人银行为核心主体,以离岸金融为主要业务,以全球各类高净值人群为服务对象,逐渐成为全球财富管理一流体验首选地。截至 2017 年末,瑞士管理的财富总额达到 1.84 万亿美元,金融业创造的价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形成了苏黎世、日内瓦、巴塞尔等以财富管理为特色和主题的专业金融中心,是目前竞争力最强、规模最大、管理业绩最好的国际财富管理中心。财富管理之所以能够成为瑞士的支柱产业,除了便利的交通、现代化的金融基础设施等“硬”条件外,其制度、服务等“软”条件的独特优势深受全球金融客户

信赖。首先,较之其它国家,瑞士具有更加稳定的环境和更有吸引力的保障制度。早在 1870 年,瑞士开始承担“永久中立”的义务,并在历次冲突和战争中保持着中立国的地位,这使瑞士成为各国资本和财富的理想“避难所”;瑞士于 1934 年出台了《银行保密法》,规定为客户资产保密为银行业的“最高准则”,为客户金融资产安全提供了高水平保障。实行了“自由申报”税收制度,规定离岸账户无需缴税。其次,高端的金融服务水平使得瑞士在国际财富管理竞争中始终保持优势。瑞士的“精而专”社会文化促使财富管理行业高度分化,跨国银行、私人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家族办公室、保险公司等金融服务供应商活跃于各自的专业领域,且更多追求产品“成熟”而非“创新”,从而可以为不同需求的企业和个人制定出更加专业、精准、安全的财富管理方案。针对全球客户“代际传承”的资产配置要求,瑞士的金融机构采取更加多元化、分散化的方式来降低风险,以瑞士银行财富管理部门为例,在其客户的资产结构中,股票资产仅占一小部分,其余均以共同基金、债券、结构化产品、货币基金等低风险产品来构建资产组合。再次,由于瑞士不属于欧盟成员国,其出台的政策较少受制于欧盟的相关协议,因而享有更自由的政策制定权。以上种种,吸引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巨额财富,瑞士的离岸金融业务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在瑞士境内银行管理的客户资产中,有 60% 以上来自国外,全球约 1/4 左右的私人资产在瑞士银行管理。

2. 美国:规模最大的在岸财富管理中心。美国的纽约、芝加哥等均是世界上著名的综合性金融中心,财富管理是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城市凭借其发达全能的金融市场引领着全球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趋势。截至 2017 年末,美国是全球私人财富最多的国家,总财富达到 62.6 万亿美元。从财富管理的服务对象和业务来看,与瑞士类似,美国同样把全球各类富裕人群作为重要目标客户;然而,由于美国国内主动创业的普及和“新富”群体的崛起,其市场具有充分的财富管理需求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美国的财富管理行业以在岸业务为主。从服务模式来看,与瑞士主打“代际传承”财富管理不同,美国高净值人士对于“金融创新”具有更加强烈的追求,对冲基金、证券化资产等较高风险金融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并为财富管理行业带来了持续增长的盈利来源。从机构类型来看,美国各大商业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综合性金融服务,而私人银行、投资银行、家族办公室、另类产品专家等更加专业、独立、客观的第三方机构在财富管理市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机构不仅能为客户提供金融资产综合管理,还配置了不同行业的专家,为其提供教育、度假、爱好、继承等计划服务;同时,这些机构以向客户收取的咨询费用为主要利润来源,从而保证其根据客户的需求匹配适合的金融产品,做到与客户利益一致。

3. 新加坡、中国香港:新生代财富管理中心。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凭借其国际贸易枢纽的独特优势,是全球尤其亚太地区重要的两大财富管理中心。新加坡于 21 世纪初明确提出要“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推出了“大规模经济再造计划”,陆续出台了降低税收、吸引移民、鼓励金融创新、放宽投资限制等方面的政策,以期与全球其它金融中心形成互补。香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更掀起“金融自由化”浪潮,在制度、机构、手段等方面大力推行改革;回归祖国后,积极充当“国际联系人”,加强与内地的金融融合,其财富管理行业也取得了巨大发展。截至 2016 年底,香港是全球第四大财富管理中心,占世界财富管理规模的比重约9%。新加坡是全球第六大财富管理中心,占世界财富管理规模的比重约 5%,且在综合竞争力方面仅次于瑞士。作为财富管理行业的“后起之秀”,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新加坡与香港均有其独特优势。首先,新加坡和香港以离岸金融为主要业务,对离岸企业和个人的税负较低,均不设立资本利得税、赠与税、遗产税等税种,并对境外资金管理费用给予税率优惠,从而吸引全球高净值人士和财富管理人才。其次,新加坡和香港出台的金融行业保密法律严格,健全的法律制度和高昂的违法成本保证了财富管理行业声誉良好,如新加坡规定,如个人违反《银行保密法》可能被处以 12.5 万新币(约合 62.5 万人民币)罚款或三年监禁;同时,又给予财富管理机构广阔的创新空间,引导其在产品和模式上加大创新力度。第三,新加坡和香港均把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摆到重要位置,即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环境、严格防控金融市场风险,从而为境外高净值人群提供更加稳定多元化的财富管理服务。

4. 中国青岛:全民式财富管理中心。作为我国财富管理中心的典型代表,青岛以全民式供给、差异化定位为发展重点和特色,努力打造成为面向国际的大众化财富管理中心。青岛于

2014 2 月经国家批准成立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以财富管理为金融改革主题的城市。青岛市政府出台多项举措,推动财富管理行业加速发展。一是持续完善财富管理市场体系,加速培育和引进财富管理市场主体,打造财富管理特色要素市场等;积极开展对高端金融智库、重点院校财富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合作。二是持续扩大“财富青岛”品牌影响力,引领行业规划,开启财富管理发展指数编制工作,举办“青岛·中国财富论坛”等财富管理高端论坛研讨活动。三是积极推进境内外开放合作。与境内各大金融机构总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和建立财富管理合作关系,支持青岛财富管理重点项目建设。四是以环渤海区域合作发展为契机,推动经济能级再上新台阶;推进高端配套产业转型升级,拓展财富管理外延;开拓金融业发展空间,规划金家岭金融新区等多个金融集聚区。五是“稳定”与“发展”并重,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加强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全程管控,严打变相集资、多层嵌套、乱加杠杆等财富管理违规违法行为,营造有效、良好、持续的监管环境,促进财富管理发展质量稳中有升。截至 2016 年末,青岛财富管理中心已有跨境财富管理、综合经营监管等 60 余项创新试点政策获国家批准实施;全国第一家外商独资财富管理公司、全国第一家银行机构独立资产托管中心、全国第一家产融结合消费金融公司等多项全国“第一单”落地;青岛 13 家私人银行管理资产额达 837.2 亿元,证券期货业财富管理规模达 3311.7 亿元; 青岛首次进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榜单,目前排名内地第 5 位、全球第 38 位,在全国 24 个金融改革试点区域综合评估中名列前茅。

(三)对建设西部财富管理中心的启示

境内外主要财富管理中心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对于建设西部财富管理中心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一是明确建设模式和业务定位。各大中心的发展历程虽然各有不同,但均结合了当地经济金融的发展特点和优势,明确了以综合金融中心或专业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模式和以离岸金融或在岸金融为主的业务定位,从而能够准确把握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方向。二是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各大中心均强调以客户为中心,且通过加强主动管理、出台客户信息保密制度、细分客户群体、降低税负等方式不断获得客户认可。三是追求保障与创新并存的多元化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财富管理重在“管”而成在“理”,即首先要追求财富的保障程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使得产品多元化、服务差异化,进而实现财富增值。所以,各大中心均以完善金融市场环境和优化金融监管为基础,为财富管理行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土壤。

三、成都建设西部财富管理中心的特色优势与主要问题

(一)特色优势

1. 坚实的经济基础。成都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地区生产总值、公共预算收支、固定资产投资等多项经济指标均位居中西部甚至全国中心城市前列。到 2020 年,成都地区生产总值要达到2010 年的 3 倍以上,基本建成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初步建成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成都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为其建设西部财富管理中心奠定了坚实根基。

2. 良好的金融环境。目前,成都金融综合竞争力位居中西部城市首位,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截至 2017 年末,成都共有各类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1950 家,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均位居中西部第一;金融业增加值由 2011 年的 524 亿元增至 2017 年的 1604.3 亿元,占 GDP 比重由 8.0% 增至 11.6%,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14%;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等飞速发展,双创指数居中西部城市首位;金融创新监管体系日趋完善,基于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的地方金融监管系统已在部分地区初步应用。到 2022 年,成都金融业增加值将达到 2500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13% 左右。成都的“金融血液”不断流淌,为其建设西部财富管理中心提供了充沛的投资渠道、资金支持和平台支撑。

3. 可观的市场潜力。2016 年,我国个人可投资财富规模达126 万亿元,高净值人群数量达 158 万人,位居全球第二。从分布上看,我国高净值人群主要分布在沿海发达地区,而四川是首个高净值人群数量超过 5 万人的内陆省份,居中西部省份首位。其中,成都以高净值家庭 14800 户和超高净值家庭 1330 户排名中西部省会城市第一。与此同时,多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本土商业银行已在成都设有私人银行,诺亚财富、恒天财富、海银财富等全国知名第三方理财机构都在成都设有分支机构。截至 2017年底,成都共有挂牌第三方理财机构 46 家。除银行、信托等传统机构涉足财富管理业务外,家族办公室、特色资产配置专家等境内外新兴理财机构落户成都,不断推出家族信托、高端资管、智能投顾等财富管理创新业务,初步形成了“传统与新兴、大众与定制有机结合”的行业格局。这些成就充分反映出成都财富管理行业的市场潜力巨大。

4. 鼓励性的制度政策。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持续出台鼓励性措施,不断提升财富管理在成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2010 年,《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02012 年)》提出“大力推动私人银行等金融创新业务发展”;2016 年,《四川省金融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要“着力提升西部金融中心集聚和辐射能力,大力发展财富管理”;2017 年,《成都市金融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增强‘资本市场、财富管理、结算中心、创投融资、新型金融’五大核心功能,并把成都打造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财富管理基地”;2018 3 月,《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的若干意见》和《建设西部金融中心行动计划(2017-2022 年)》提出要“推动与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财富管理领域深度合作,构建良好的财富管理生态系统”。2018 6 月中共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公报、2018 7 月中共成都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公报均把财富管理作为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之一。而《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成都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行动方案》等一系列防控金融风险政策的出台,也为成都财富管理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5. 深厚的金融文化底蕴。自古以来,成都就是西南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服务经济发达,金融氛围浓厚。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只股票——蜀都大厦、全国第一个股票场外交易市场——“红庙子”等均在成都诞生。1993 年,成都被国务院定位为“西南金融中心”。2008 年,成都正式确立了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目标。2013 6 月,财富全球论坛的举办为成都带来更大的金融发展契机和更新的财富发展理念。2016 7 月,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成都的金融品牌。成都强大而悠久的“金融基因”,为其建设西部财富管理中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活力。

(二)主要问题

一是规划相对滞后。目前,成都虽提出要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财富管理基地,但尚未出台相关发展规划,财富管理基地建设的定位、目标、重点、措施等尚不明确。二是行业鱼龙混杂,客户信任度不够高。成都财富管理行业虽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但出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乱象,整个行业面临着“缺名企”“缺英才”的困境。例如,近年来成都第三方理财机构“遍地开花”,但有些属于无牌照、不规范甚至虚假宣传的理财产品销售中介;有的产品设计不合理、抗风险能力弱;从业人员专业性不足、流动性大。导致客户“望财生畏”“嗤财以鼻”,对财富管理行业的信任度下降。三是监管体系不完善,监管执行不到位。目前尚未形成专门针对财富管理的较为完备的法规制度体系,资产管理、基金信托等相关领域的行业准则、法规制度执行也不到位。

四、成都建设西部财富管理中心的思路和路径

(一)建设思路

成都应借鉴境内外建设财富管理中心的经验,以“发展错位化、服务全民化、产品差异化、监管专业化”为原则,以建成国家西部金融中心为根本目标,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力量和政府的引导作用,推动建设西部财富管理中心。

1. “一靶”——瞄准西部。目前,北京、上海、香港等地已成为全国甚至更大范围内的综合性金融中心,青岛也初步形成了全国财富管理中心。作为国家西部金融中心,成都应把战略目标首先定位于西部,把握西部地区财富管理建设的先发机遇,打造成为西部大众特别是中高收入群体投资渠道多元、品种丰富、服务专业的财富管理中心。

2. “双驱”——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坚持同时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政府要加强财富管理组织、服务和监管体系建设,着力营造有利于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市场要积极引进和培育机构、人才等各方参与主体,加强金融创新,持续扩大影响力,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3. “四化”——发展错位化、服务全民化、产品差异化、监管专业化。成都发展财富管理行业应与其它城市实现错位化发展。除了战略目标不同之外,成都应努力提升西部私人银行的市场中心地位,并以服务大众为立足点、以满足中等收入水平人群需求为着力点、以提升高净值人群金融综合服务为关键点,为社会不同阶层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具差异化的财富管理服务。同时,要处理好财富管理“稳”和“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强化金融监管尤其是针对财富管理业务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投融资活动,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发展路径

作为国家西部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西部财富管理中心要通过规划指导、打造载体、引进培育等路径,加快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成都财富”名片,并以此为契机,全方位促进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发展。

1. 规划指导。充分利用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自贸试验区开放等发展机遇,积极申请国家的政策支持,争取内陆或西部财富管理业务的探索试点。将财富管理发展纳入金融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出台财富管理发展专项规划、实施细则和行业标准;发布西部财富管理发展报告及相关指数;普及财富管理知识,帮助全社会树立合理正确的理财观念。

2. 打造载体。以金融国企和涉足金融领域的大型民企为龙头、金融机构为主体,在金融总部商务区、天府国际基金小镇等现有金融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汇聚和整合金融优质

资源,利用好交子金融科技中心,打造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协同更佳的财富管理集聚区,形成财富管理规模化发展平台。完善通讯、交通等服务手段,吸引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科创等公共服务资源,打造星级酒店、会展中心、购物中心、城市公园、高端住宅、国际学校等配套设施,营造财富管理生态圈。

3.  引进培育。成都建设西部财富管理中心必须坚持“输血”“造血”相结合,加快形成全国知名财富管理机构的“成都方阵”。一方面,必须“广开门户、遍引凤凰”,先引“才”、后聚“财”,做到“有人理财、有财可理”。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现有金融机构理财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引进运行规范、信誉良好、在全国乃至全球享有知名度的各类机构主体在成都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综合服务机构和信托公司、私人银行、金融顾问公司、家族理财办公室等财富管理专业机构,提升资产管理公司经营水平;吸引金融专业优秀人才尤其是财富管理高端人才,推动各类高端财富管理人才培训机构聚集成都。另一方面,必须“自立门户、独树一帜”,发展具有成都特色和竞争实力的财富管理综合服务商。培育区域性财富管理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和专业人才俱乐部,建立符合成都实际的财富管理机构与人才培育机制、考核评价认证体系和地方法规政策制度。

4. 开拓市场。与重庆、西安等地形成错位补充和联动发展,共同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路径。借蓉港合作有利形势,借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打通国际资本通过香港融入成都的南部通道,共同探索建立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跨境金融服务。积极推动蓉欧金融对接合作,争取部分国际基金落户成都。积极举办财富管理论坛等会议和研讨活动;建立宣传工作组,提升成都西部财富管理中心的国际影响力。

5. 创新业务。金融国企和涉足金融领域的大型民企要起到“领头雁”作用,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极争取公募基金、汽车金融、货币经纪、商业保理等金融牌照落户成都。深入开展跨境结算、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个人本外币特许兑换、离岸金融、合资证券等业务,牵头创设具有成都特色和竞争实力的私人银行服务公司等本土财富管理综合服务商。以满足中等收入群体和普通民众的财富管理需求为突破口,积极争取智能投资顾问资质,打造“互联网 +”财富管理平台。开发社区支行、金融便利店、财富商场等新型财富管理供给模式。瞄准境内外高净值人群,探索遗产管理、家族财富办公室、全生命周期资产托管等定制化财

富管理业务;加强同港交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等的联系,研究在港发行人民币计价理财产品的可行性;为客户提供更安全、更智能、更增值、更个性的财富管理产品与服务。

6. 服务实体。发展财富管理,必须演绎好资金端和资产端嫁接角色,坚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避免资金脱实向虚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探索财富管理的普惠性工作,通过投贷联动、并购基金、资产证券化、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手段,引导社会财富流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等急需资金的领域,支持国家重点领域和重大工程建设、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带一路”建设、小微企业、“三农”和社会事业发展,同时对四川、中西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形成辐射带动效应,努力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调节阀”和“加速器”。

7. 强化监管。设定全面统一的业务监管标准,同时引入“沙盒监管”,为财富管理创新和发展预留出空间。增强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和防范风险的自觉意识,加强财富管理风险源头识别、预警和管控,提升风险事中事后处理和化解能力。稳妥开展综合经营试点,在现有监管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跨部门综合监管机构和功能性监管机制。打破刚性兑付,实行净值管理,充分传递“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理念;财富管理产品设计应充分了解客户风险偏好,同时避免过于复杂,防范风险的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传递。严禁金融机构利用财富管理业务为其他机构开展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妥善处理杠杆不清、套利严重等问题;大力规范非金融机构开展财富管理业务,设立合理的风险准备金计提比例。推出保密制度和消费者维权政策,加强客户信息保密和消费者保护;提高财富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程度和透明度;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金融违法犯罪行为。

作者简介:王小琪(1960-),男,四川宜宾人,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金融与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金融、财税、国际经贸、比较经济。

任申浩(1992-),男,山西运城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金融与财贸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财税、国际经贸、比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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