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碳中和目标下公园城市如何建设? 精细化协同化智慧化是着力点

宋扬

2021-08-11 02:28

唐旭
四川日报 2021年08月09日10版

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明确提出支持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并强调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这是公园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理念首次被正式提出。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3月中央财经委第九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发声,要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紧接着,四川在4月初,推出全国首个省级碳中和推广方案,明确将分阶段、有步骤推动各类社会活动实施碳中和。
  重大使命任务迎来新一轮的时代要求,成都在统筹公园城市建设和“双碳”战略目标时,应当把城市治理现代化作为重要抓手和着力点。

公园城市建设与碳中和目标同向而行
公园城市建设与“双碳”目标,都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尽管公园城市与“双碳”目标的提出时间有先后,但无论是发展理念还是行动实践,两者都是一脉相承,同向而行的。
  公园城市建设与“双碳”目标,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目标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都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行动实践上,公园城市锚定自然生态本底、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的众多正负清单措施,本身就是从增加碳汇和减少碳源两端实现碳中和的具体行动。实现碳中和不仅要求加快优化能源结构、建立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同时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涉及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与公园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要素具有很多天然的耦合点,能够形成协同效应。

“1+N”是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基本经验
“1”代表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宏观理念,“N”则是在总思路指引下的具体实践行动
  从公园城市首提地到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三年来成都市在人与空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城市形态探索方面进行了很多独创性实践,可以归纳为“1+N”发展模式。
  “1”代表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宏观理念,这是统一的,并能够被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公园城市建设者和参与者以不同的方式所理解和感悟。在天府新区、蒲江、崇州、新都等地调研发现,公园城市建设者和参与者都能够用自己的形象语言,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抽象语言来阐述公园城市概念和内涵,但其本质却又是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城-园-人”相融并形成和谐统一的生命共同体。
  在形成统一的“1”之后,多元化的“N”则是在总思路指引下的具体实践行动。通过鹿溪智谷、锦城绿道、插旗山、铁牛寨、余家碥和严家弯湾林盘以及锦门小镇等案例,发现成都不同地区并没有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进行公园城市建设。人口特征、自然景观、市场化程度、外来资本接受态度、历史文化、乡土风情等,对成都市不同区(市、县)、城市和乡村的公园城市建设路径选择都带来了深刻影响,不同地方因时因地创新探索出了能够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多元化生活场景。
  事实上,“1+N”发展模式的内涵十分丰富,还可以从其他视角进行理解。“1”是火车头,能起到引领作用。不同地区、不同层面的公园城市建设都坚持党建引领,组织好、发动好基层群众参与,并能因地制宜地进行人心凝聚和社会共识形成。
  在这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有情怀、有干劲、有担当、主动学习精神强的党员带头人,勇于面对公园城市建设的新问题新挑战;特别是一些改革措施在早期得不到群众呼应时就主动带头尝试,起到了作为种子“1”的引领作用。
  “N”则是多主体的融合共生,是公园城市建设的自主体表达。实践过程中,公园城市建设涉及不同类别的众多主体,不同主体间的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例如在乡村层面,新村民和老村民、外来资本和本土利益、政府主导与村民自治等之间的融合共生是公园城市乡村表达的成功关键。丰富且融合的多主体“N”需要“1”的激发,同时也是保障“1”的引领作用的重要支撑。

成都公园城市建设需要进入2.0版
精细化和协同化必然要求智慧化,智慧化是精细化和协同化的必要支撑和目标驱动
  如果将“1+N”发展模式视为成都公园城市建设1.0版,那么碳中和目标下的成都公园城市建设需要进入2.0版,即精细化协同化智慧化的治理阶段。
  在精细化方面,需要将碳中和与公园城市的正负清单进行多尺度的高精度对接,全程追踪碳足迹、细化碳核算方法、提升数据的动态采集和分析运用能力,让公园城市与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具体行动能够在更细的尺度上精细对接。精细化的目的是要避免不同形式的“一刀切”行动方案和管理方式。
  在协同化方面,建设公园城市要将山水林田湖城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共同体不同要素的管理之间会出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目标冲突。这些冲突不仅包括多元的自然生态要素,还包括更加复杂多维的社会经济要素,特别是新产业新业态带来的社会经济要素重塑。因此,需要细化生命共同体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关系,明确要素作用关系对公园城市目标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方式,提升不同部门、不同层面政策之间的协同性,为公园城市自然生态价值向社会经济价值的多渠道协同转化路径形成提供支撑,并形成理论基础科学、可操作性强的协同管理工具,进而产生更大更优的人城互动协同效应。协同化的目的是要避免不同形式的“分割式”行动方案和管理方式。
  在智慧化方面,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公园城市大脑,构建智慧化网络监测体系,特别是高精度的生态环境数据采集和减污降碳统计监测;源头管理和末端治理同时发力,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来实现全生命周期过程管理,确保科学精准,进而支撑问题发现和分析处理的智能化,为政府快速及时地科学配置公共资源提供决策参考。智慧化的目的是要让数据说话并且说真话,避免不同形式的“经验主义”行动方案和管理方式。
  精细化、协同化和智慧化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关联的统一体。精细化和协同化必然要求智慧化,智慧化是精细化和协同化的必要支撑和目标驱动。这既是公园城市治理的外在特征体现,也是公园城市治理的内生驱动力。
  成都作为公园城市的首提地和示范区,在新的发展阶段,有条件更有责任成为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先锋城市”,实现公园城市治理从点线模式到网络模式、从加法思维到乘法思维的治理理念转变,为新时代全世界城市发展面临的共同命题提供“中国智慧”和“成都方案”。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教授、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全球能源系统所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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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11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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