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地理变迁的世界经验
世界银行2009年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用密度、距离、分割三个要素剖析世界经济地理的变迁①,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和研究经济增长与经济地理变迁的又一个全新视角。该报告指出:全球经济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发达省份和富裕国家。经济活动的集中导致了发展的不平衡,但若实行平衡发展战略,又往往会阻挠发展。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与共同富裕是否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报告指出:经济发展成效卓著国家的经验证明,在努力促进生产集中的同时,通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激励政策等,可以促进生活水平趋同,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生产的集聚-经济的集中-地区差距扩大-生活水平分化-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的实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生活水平趋同-共同富裕,这是该报告给我们描绘的经济地理变迁蓝图。
(一)密度、距离、分割三维度分析框架
如何认识世界经济地理变迁?该报告吸收了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一个新的多维度经济地理分析框架。报告将密度、距离和分割视为经济地理的三个基本特征。密度指每单位面积的经济总量,反映经济的集中程度,往往经济越集中的地方发展越好;距离是商品、服务、劳务、信息等到达经济聚集中心的距离,主要指生产要素的集中速度,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和物流成本的高低程度,具体体现就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分割指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商品、资本、人员和知识流动的限制因素,通过打破封闭、打破分割的体制和政策的实施,实现城市间、区域间、国家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协作。
推动经济地理变迁的动力和途径是什么?该报告强调,聚集效应、迁移、专业化和贸易是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主要驱动力。聚集的规模效应、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人口的迁移,会促使经济活动趋于集中。交通和通讯成本的下降则促进了专业化分工,以及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提高密度、缩短距离、打破分割是推动经济地理变迁的基本途径:城市的增长和经济的聚集提高了密度;工人和企业向经济发达地区的迁移缩短了距离;国家淡化其经济边界,商品进入世界市场,减少了分割。那些走向繁荣的国家或地区,正是遵循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和打破分割这三大特征的地理变迁。
(二)非均衡发展与和谐发展可以并行不悖
从全球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环境来看,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进行经济活动和创造财富。迄今为止,全世界一半的生产活动是在仅占全球土地面积1.5%的地方进行,而且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大江、大河、大湖沿岸。因为这些地方最适宜人类的生存发展。现在全球生产和财富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发达省份和富裕国家。北美、欧盟和日本,以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却聚集了全球75%的财富,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古代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60%,也是经济活动集中在江河湖海运河沿岸和渭中平原、四川盆地、华北平原等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这既是人类生存的选择,发展的选择,也是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选择。在现代的中国,东部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极:土地面积占全国的4.3%,却创造了全国约40%的GDP,约75%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吸引了70%的外国直接投资。
但经济活动的集中导致了不平衡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没有给每个地方带来繁荣。以巴西、中国和印度为例,其落后省份的贫困发生率是发达省份的两倍多。发展中国家超过2/3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山区和乡村。世界上最贫穷的10亿人口,生活在与外界分割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东南亚,依靠不到2%的世界财富维持生存。
在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同时,整个区域的发展是否仍然可以做到普惠与和谐?世行报告指出,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呈倒 U形,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间的不平衡会逐渐拉大,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地区间的不平衡趋势会逐渐缩小,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先分化后趋同。日本就是一个经济集中与生活水平趋同并行不悖的典型案例。日本东京圈、名古屋圈、大阪圈三大都市圈集中了全国73.6%的GDP总值,68.7%的人口,其人均GDP仅为全国的1.08倍,除东京外,日本各地区的人均GDP最高与最低比值仅1.8倍。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趋同并不是市场机制的“自然结果”,而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结果。仍以日本为例,1989年日本最富地区与最穷地区财政能力之比为6.8:1,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共同作用,特别是中央政府在地区间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政策,2006年这一比值降为1.56:1。从而使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②,大大缩小了收入差距。
总结来说,提高密度、缩短距离、打破分割,必然会促进经济环境优越地区的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得到快速增加,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快速提高;但与此同时,又会拉大这些地区与一些低密度地区、偏远落后地区、不适宜开发地区的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在原来就不平衡的基础上出现更加不平衡现象。不平衡增长和全局的和谐发展能否并行不悖?世行报告肯定地回答:可以做到,应当做到,必须做到。这是世行在本报告中提出的最重要的理念,是一个令世人宽心、振奋、充满信心的理念。这个理念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坚定不移地按照世行提出的三大要素,孜孜不倦地快速发展经济,聚集财富,提高居民的生活和收入水平,壮大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是因为发展不足是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二是,从不平衡发展和差距拉大开始,就根据各国、各地区的情况,制定缩小差距、推进全局和谐发展的方案、政策和措施,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推进,让落后边远地区充满阳光和希望。如果说,实现第一个内容要更多借助市场的作用,那么,实现第二个内容,就要更多地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就是制定和实行公共政策。
二、四川经济地理变迁面临新的挑战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地理变迁开始遵循世界地理变迁的规律和潮流,即遵循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和打破分割三大特征,依靠经济集聚、要素流动、专业化协作、城市化等市场力量来推动,通过打造城市、城市群、区域增长极、经济区来实现。短短30多年,中国的经济地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35年前,东部沿海地区首先进入了这一循环,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增长极,成为中国最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和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但地区间的差距由此而更加拉大。2000年开始,国家为缩小拉大的差距,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其后又实行向西开放战略,四川也随之步入了这一循环,经济迅速在成都周边及盆地城市密集区集中,以成都为中心的向内向外的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大规模展开,“一核五带四群五区”③的全省区域生产力空间布局逐步形成,以重庆和成都为双核的成渝经济增长极快速崛起,四川正成为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和重要经济增长极、国家重要产业基地和内需市场腹地。目前,随着四川的战略地位从全国后方基地转变为向西开放基地,与东部沿海相比的区位劣势开始向新的区位优势转化,四川经济地理进入了新一轮的重塑时期。
中国的发展在历史上就是不平衡的。改革开放后虽然多次调整战略和政策,至今仍在实行中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四大板块都在发展,而且成长很快,但差距的缩小却缓慢许多。四川虽进入了2万亿俱乐部,增长速度也走在西部前列,有时还在全国前列,成为增速的领头羊,但是要赶上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难度极大。在四川内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一)省际差距的挑战
1980年以来,四川人均GDP绝对值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地区的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的差距越拉越大,同时30多年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之相联系,四川的人均GDP在全国长期处于中下水平,1980年居25位,到1993年最高达到23位,其后位次在逐渐下降,到2003年为27位,到达最低,2011年居全国第24位。
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来看,四川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本身就存在。1980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2.26元,农民纯收入为187.9元,在全国分别排第18位和25位,与东部最高的上海之比分别为1:1.15和1:3.06;1990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90.11元,农民纯收入为557.76元,在全国分别排第19位和24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部最高的广东省之比为1:1.46,农民纯收入与上海之比为1:3.42;2003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41.87元,农民纯收入为2229.86元,在全国均排在第19位,与东部最高的上海之比分别为1:2.17和1:2.98;2011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899元,农民纯收入6128.6元,在全国排第22位和第21位,与东部最高的上海之比分别为1:2.02和1:2.62。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呈现继续拉大的态势,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高水平上,这也意味着与全国其他地方比较,四川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对降低。
(二)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挑战
四川地域广袤,人口众多,自然经济社会和开发程度差异巨大。从经济和人口密度看,2011年,成都人口密度为1173人/平方公里,而同属于成都平原城市群内的雅安市人口密度仅相当于成都市人口密度的1/10;同属川南城市群的宜宾市人口密度是内江人口密度的45%;凉山州只是成都人口密度的6%。经济密度差异更大,雅安市经济密度只相当于成都市的4%,而凉山州的经济密度仅为成都市的2.9%。2011年人均GDP最高的攀枝花市与最低的甘孜州之比达到4.5:1,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最高与最低比达到19:1。
从人均收入看,各个市州之间的农民纯收入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农村人均纯收入差距很大。2011年成都市的农村人均纯收入是甘孜州的3倍多。四川省内各地区之间城镇收入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以城镇职工年工资收入为例,1990年四川城镇职工人均工资最低的达州市是最高的成都市的0.77,二者差距为529元;2000年最低的广元市是最高的成都市的0.56,二者差距达到6636元;2011年最低的巴中市是最高的成都市的0.63,二者差距达到8799元。
(三)四川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虽有缩小,但差距仍较大
1978年改革开放,农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促进农民的人均收入有了较大提高,1980年四川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391.21元和187.29元,差距为203.31元。1983~1985年,四川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增幅差距短暂缩小,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重心转入城市,城市居民的收入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之间差距又逐步拉大,1990年后,呈现急剧拉大趋势。
其后,由于国家注意解决“三农问题”,差距曾一度缩小,但效果始终不明显。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2.67,1995年为1:3.45,2000年为1:3.09, 2003年为1:3.15,2007年为1:3.13,到了2011年,四川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为1:2.92,比2007年少了0.21,算是有了一定的进步。成都市城乡收入水平整体处于较低水平,2011年成都市城乡收入差距为1:2.42,远低于全国1:3.13差距。
总体来看,发展不足是四川面临的根本性挑战。这说明,世行报告所说的“并行不悖”,既是正确的理念,又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艰巨的长过程。现在四川经济与全国平均的差距是30%左右,四川内部落后地区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其中,巴中差距为60%,甘孜差距为47%,广元差距为38%。要缩小这个差距,不谋发展是绝对不行的,但仅谋发展而不靠政府公共政策的扶持,也是不行的。在某些地方,公共政策的扶持更加重要。
三、重塑四川经济地理之路
(一)深入实施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发展
新世纪初,国家为了缩小区域发展间的差距,把全国从地理上划分为四大板块,实行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经过12年的既是非均衡的又是相对协调的发展,并与世界金融危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取得很大成绩。全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四川的经济总量进入全国2万亿元梯队。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但如此宏大的战略我们仅进行了12年,又遇到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要取得更大的胜利,必须在继续实施这个战略中作出创造性的努力。
在四川,主要任务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建设成渝经济区。在西部大开发中,要以建设西部经济高地、全国经济强省为目标,打通与西部各省区的联系,成为西部开发的领头羊。要加强与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等向西开放前沿阵地的合作,建成和改造已经规划的四川通往这些省区的铁路、高速公路,开通四川与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的铁路、公路、航空货运通道,使四川成为内陆地区向西开放的生产、商贸、文化交流基地和国际旅游目的地。要继续加快四川特色资源的开发,特别是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大型水电站的开发,攀西地区钒钛、稀土等资源的开发,建成中国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全国重要的钒钛产业基地。要在引进和创新技术的基础上,扩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装备基地的建设,实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机车、车辆、钢轨的生产建设,实施电站、铁路“交钥匙”计划,推动能源、铁道装备和服务出口。提高国防科技工业水平,加强央企和地方的合作,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在成渝经济区建设方面,主要是加快成渝经济区四川部分的建设,积极推进“一极、一轴、一区块”的发展。做强成都都市圈增长极,加快天府新区建设和新川创新科技园建设,形成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城市建设。加快成渝通道轴的经济发展,促进成渝两极要素流动,加强与周边城镇的专业化协作,培育次区域增长极和小增长极。加快川南、川东北环渝区块的发展,形成互为前沿和互为腹地的格局。深入推进川渝合作,建设国家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内陆开放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示范区,构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培育重庆和成都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国际大都会。
四川发展离不开与东部、中部省市的合作与交流。要继续促进东部和国际产业和资本的转移。成渝经济区面积2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成都和重庆相距车程即将缩短为1小时,现已成为国内和国际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产业的聚集地。未来发展前景良好,有可能成为我国或世界最大的集研发、生产、流通、服务为一体的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产业基地。四川和成渝经济区应依托这个基础,发挥创11新驱动作用,加强与其它地区特别是东部的合作,做好这项重要工作。
(二)遵循三大特征加速五大经济区的发展
1. 按三大特征进行区域分类
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发展普遍规律。世界银行报告用三大特征总结了韩国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先进工业国的经验,重要一条,是对全国按三大特征进行分类,采取差别性政策,促进发展。韩国按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及单一特征(即提高密度)、两特征(即提高密度、缩短距离)、三特征(即提高密度、缩短距离、消除分割)划分三类地区④。三特征地区如首都首尔地区,两特征地区如大邱大都会地区,单一特征地区如阴郁郡。三类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指导。对单一特征地区,也即初级城市化地区,韩国的政策重点是提供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和改善土地市场。对两特征地区,也即城市化中期阶段地区,韩国的政策重点是扩大行政管辖范围,协调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密度,缓解堵塞。对三特征地区,也即城市化高级阶段地区,这类地区面临三重挑战,韩国的政策重点是,以制度和基础设施来提高密度和缩短距离,以针对地区的干预措施应对分割问题。
四川的情况与韩国有类似之处。四川划分的五大经济区、四大城市群,基本符合按三大特征和不同城市化发展阶段分类的做法。如成都经济区基本上是三特征地区,川南经济区基本上是两特征地区,攀西和川东北经济区基本上是略高于一特征地区,川西北经济区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地区。按城市化发达程度来分,成都经济区是接近城市化高级阶段的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和攀西经济区是城市化中期阶段的地区,川东北经济区是刚刚进入城市化中期阶段的地区,川西北经济区是非城市化地区。
2. 研究制定差别性政策,予以分类指导和推动
对成都经济区,主要政策是进一步提高密度、缩短距离、打破分割,三方面结合推进,到2020年经济总量提升一倍,进出口贸易提升一倍,城市化率达到70%,建成中国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实现成德同城化,壮大成德绵、成眉乐、成资、成遂、成雅五条经济带,实现已进城的农民工市民化,建成中国西部国际大都会,与重庆紧密合作,建成中国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汽车产业基地。对城市进行进一步更新改造,改善交通条件,提高管理水平,防止堵塞成本抵消密度提高带来的收益,大力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实现生态环境优美和宜业宜商宜居目标。
对川南经济区,主要政策是打破分割、缩短距离、提高密度,三方面结合推进,重点是打破分割。一要打破自贡与内江的分割,实行自贡内江同城化,大大提高经济密度和城市化水平,构建川南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二要打破泸州与黔西北的分割,充分发挥泸州港对贵州发展的作用,使泸州成为川黔交界、共同合作开发的中心城市。三要打破宜宾与滇东北、攀西地区、凉山州的分割,依托长江、金沙江和滇东北、攀西的丰富能源矿产资源,建成川滇交界的大城市以至特大城市,大大提升城市化水平。围绕打破分割形成的布局,进行交通设施建设,缩短距离,重塑产业结构,高度提升经济密度。还可考虑修建攀枝花到宜宾的铁路,重启上世纪90年代在宜宾建设攀钢第二基地的构想。对攀西经济区,主要政策是打破分割,缩短距离,重点也是打破分割。依托金沙江的水电开发,与沿江的四川凉山州、云南昭通市、四川宜宾市合作,进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改变攀西城市群城镇数量少的局面。同时把改善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生存条件,提高生活水平,畅通交通,走出蒙昧、落后、贫困境地,享受近代文明的阳光普照,放在重要地位。还可重议攀钢与云南昆钢、贵州水钢的合作,组成为西南地区服务、面向东南亚的中国钢铁布局。
对川东北经济区,主要是缩短距离,打破分割。川东北经济区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城镇分散,尚处在构建经济区和城市群的初级阶段。可考虑先分四个节点发展。一是以南充为中心包括遂宁、广安,形成围绕重庆发展的次级城市群;二是以达州为中心构建川陕渝交界的次级城市群;三是以广元为中心构建川陕甘交界的次级城市群;四是以巴中为中心构建川北地区的次级城市群。将来重庆经南充、广元到兰州的铁路,重庆经南充、巴中、汉中到西安的铁路,成都经广元、汉中到西安的高速公路,重庆经达州、万源、安康到西安的铁路建成后,加上已建成的横贯东西的成达快铁、高速,广元经巴中至达州的铁路,嘉陵江航道等,这个经济区才可能成为一体,城市群才可能形成。对川西北经济区,不属于按三大特征分类范围。主要是实行以保护和建设生态经济为主的公共政策,适度进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缩短距离。这一地区有一定资源,但不适宜发展工业。可以通过“飞地工业区”的特殊政策,在距离较近的城镇设立加工工业园区,通过入股和分税等制度调整利益分配关系,增强地区财政的造血功能,探索一条新型的“异地工业化”路子。
3. 积极大胆探索土地制度改革
所有经济区都面临土地问题。实行新一轮土地改革是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中心环节。要采取更大胆的政策,突破这个绕不过的环节。
(三)推行特殊政策,加快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发展
在四川川西北、攀西和川东北三大经济区内,有四个特殊地区,它们是川西北的青藏高原南缘的藏民族聚居区,攀西的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川东北的川陕革命老区,川东北的秦巴山连片贫困区。
这几个地区都是不宜按照三大特征分类的低密度地区,必须按照到2020年与全省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的总体目标要求,以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和特色产业发展为重点,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发展和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
要努力实施省政府制定的藏区、彝区等民族地区发展规划,加快以交通、水利、供电、城乡公共设施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切实解决饮水难、行路难、用电难、就业难、通信难等突出问题。加快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大力实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第二个十年行动计划、继续在藏区实行“9+3”免费教育计划,继续组织当年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自愿到内地85所职业学校免费接受职业教育,帮助“9+3”职业教育毕业生实现就业,在彝区就地组织免费职业教育。实施民族地区卫生发展十年行动计划,有效防治艾滋病、包虫病、大骨节病。积极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特色农牧业和优势资源开发等特色产业。大力推进藏区民生工程,按照中央支持藏区发展的重大决策,集中解决制约藏区发展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继续推进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暨帐篷新生活行动,完善配套公共设施,推广使用新型帐篷和篷内生活设施。在民生改善、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加快推进大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培育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安宁河谷地区跨越式发展。实施扶贫搬迁和农村危房改造等彝家新寨工程,建成1475个彝家新寨,配套完善公共设施,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到2015年,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强,重点产业和特色经济初具规模。
设立革命老区专项扶持资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切实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推进产业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深入推进开发式扶贫,努力增加扶贫投入,不断创新扶贫开发和对口帮扶机制,大力实施扶贫攻坚工程。有序推进移民扶贫,整合资源、连片推进秦巴山区等特殊困难地区的扶贫开发,加快新农村和小康户建设。
(四)用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办法,发展生态经济,保护生态环境
四川川西北地区位居青藏高原南缘,长江、黄河源流地区,海拔高、气温低、生态环境恶劣,不但不能开发,还要大力保护。其他地区,如秦巴山区,也有类似情况。但这些地区有高原牧场,有水能、矿产资源,而生活居住在那里的藏族同胞却远离现代文明,生存和发展都很困难。如何既能保护发展生态环境,又能不断提高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办法,发展生态经济,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当地居民收入。(1)根据主题功能区规划,明确界定哪些地区必须保护,不能开发,界定范围可以到县。(2)在界定的范围内,可允许当地或外地居民承包发展生态经济。(3)生态经济主要是指种树、种灌木、种草及其他保护生态的植物。指标包括种植规模(覆盖范围)、成长速度、防止水土流失绩效、氧增长度量。根据这些指标制定一个综合基础指标。(4)生态经济建设所需初始投入,由政府出资。(5)从鼓励发展和保护生态经济、提高承包者积极性的要求出发,对生态产品制定一个单位指标价格,由政府出钱购买。(6)政府设立生态经济发展保护基金和收购公司,由政府的公司向承包者收购。(7)承包者所得收入归承包者所有,可不纳所得税。(8)管理承包事项的政府工作人员可根据业绩从政府基金中领取工资。以上办法可由政府林业部门、环保部门、当地政府和居民代表共同研究制定,在一定范围试点。
(五)继续加强通达落后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四川落后地区远离经济中心,交通通讯闭塞,要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必须沟通与其相近的中心城市,建立信息、商贸等交流关系,为此要积极争取国家和省进一步制定规划和政策,加大对落后地区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以及加大对农村土地整理改造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解决发展的“瓶颈”问题。
(六)改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用好转移支付资金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公共政策的核心。日本和许多发达国家都有很好的经验。财政转移支付的根本点是运用政府的政策手段,把高密度地区应纳的税金集中起来,确定一个用于支持落后地区的额度,再通过转移支付的政策,分别拨付给有关地区或有关项目。我国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省财政转移政府两个层次。过去转移支付比例与各地财政挂钩,发达地区可能得到较多的转移支付资金,这是与转移支付的性质相悖的,应借鉴世行报告提供的经验,结合我国的情况加以改进。
(七)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实现全覆盖
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卫生、医疗、养老、失业、贫困救助等许多方面,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都有权利享受的公共服务。它的资金来源有一大部分来自国家财政,所以它的标准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水平有密切联系,但与地方财政、企业财政没有关系,因此它在全国是统一的。我国因为各省发展差异很大,在目前情况下还做不到全国统一,所以出现地区和城乡间的不同。这种情况是暂时的。我们的目标是均等化,全覆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人民群众参保率的提高,均等化和全覆盖就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台阶,公共服务的标准将会进一步提高。
[作者简介] 林凌(1926 — ),山西平定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刘世庆(1950 — ),女,重庆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流域经济;付实(1974 — ),江西萍乡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资源环境。
注释:
① 世界银行2009年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世界银行著,胡光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该报告总结全球200年来的发展经验,汇集了几代人的经济地理研究成果,重新构建了关于城市化、区域发展和一体化的理论和政策框架,被认为是对世界经济地理实证分析的创新和集大成之作。
②胡鞍钢:世界银行2009年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中译本序言,世界银行编,胡光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北京。
③“一核五带四群五区”中“一核”指成都发展核,“五带”指成德绵广(元)、成眉乐宜泸、成资内自、成遂南广(安)达、成雅西攀五条经济带,“四群”指成都平原城市群、川南城市群、攀西城市群和川东北城市群四大城市群,“五区”指成都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和川西北经济区。
④ 世界银行2009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第216页,世界银行著,胡光
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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