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人尤其是先进的知识层,其经济观念中有一个从附从内陆经济走向认同海洋经济的转型。海洋经济是相对于内陆经济而存在的,海洋经济乃商品经济,而内陆经济则是农业经济。海洋经济是外向、开放型的,其发展方向乃一体化经济;而传统上内陆经济则是封闭型的,其发展方向乃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晚清,则有一个从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由内陆经济向海洋经济的转型。
一、三个阶段
论及晚清国人的海洋经济观念,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即由四五十年代的感性认识,发展到60至90年代中叶的明确认识,进而为甲午战后至清末的成熟认识。
1、四五十年代的感性认识阶段
数千古来未有之奇变的鸦片战争对晚清国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之一即为引发了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人裂变,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包括龚自珍、包世臣、林则徐、徐继畲等,以及因奇异的人生旅路而引发遐思的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洪仁,这些人在鸦片战争后致力于对传统农业经济、重农抑商的批评,并表达了对海洋经济即商品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的向往。
经世派经济观念裂变最突出的表征体现在农商关系上,这又以魏源在《圣武记》卷14中提出的“缓本急标”论为典型:“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先于食。”就经营方式而言,经世派也有新的认识,如晚年的龚自珍对拥有少数雇工、进行商品生产的富农经济,就予以了肯定;魏源还提出允许官民自办工厂,鼓励私营,这都极有利于海洋经济的发展。至于洪仁,由于香港经历的影响,他也产生了相类似的看法,这在《资政新篇》中触目皆是。外贸方面,包世臣在《安吴四种》卷26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去年棉花客大都折本,则木棉亦不可恃……”洋货对国货的冲击,引起了包世臣的深深忧虑。林则徐在《附奏夷人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夹片》中也指出:“利之所在,准不争趋?……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人民格子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这种抱怨所折射出的是对海洋经济的向往。
在认识到经世派海洋经济观念中的新变化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其中一些传统遗留有一定的了解。如汤鹏在《浮邱子》卷10中主张要“严中外之防”,“毋贪荒服之利而苟取之,毋损中华之利而苟予之”,这是一种变相的“绝夷舶”思想;龚自珍对于对外贸易虽反对闭关锁国,但他又说:“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入”等,则又反映了他的传统的重食轻货思想;在林则徐的观念中,始终潜存着农本思想,他认为“天朝”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之所以鼓励除鸦片之外的所谓正当贸易,也有军事角度的考虑;至于魏源,农本思想之根深依然,1852年他最后增订《海国图志》时于卷61中仍说:“金玉非宝,稼穑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上述经世派的种种不足,反映了他们在海洋经济问题上的认识感性色彩浓重。
2、60至90年代中叶的明确认识阶段
从60年代到90年代中的洋务运动时期,海洋经济观念的载体主要体现在早期改良思想家的身上,这些人的海洋经济观念主要表现在明确批判重农抑商,宣传重商、商战,流露出重工思想等方面。
对于重农抑商的批判,王韬的言论最为典型。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他指出:“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而国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在《兴利》中又称重农抑商“迂拘”,“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农本的思想荡然。关于重商,早期改良思想家在重商的思想基础上,竟提出了“恃商为国本”的口号。至于商战,集大成者则是郑观应,他在《盛世危言·商战》中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蔽国无形。”“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早期改良思想家重商思想的发展,其对工业的重视程度在上升。如薛福成所指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很明显,早期改良思想家的海洋经济思想是以批判农本商末为起始,而落脚点则在于重商、商战上,进而向重工延伸。
总体看来,早期改良思想家们的海洋经济思想与经世派相比要明确得多,可以说是前进了一人步。但是我们在看到其进步的同时,也要注意到早期改良思想家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商业、贸易极为重视,但对工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此外,对海洋经济的总体把握上还显得零碎而不全面。
3、甲午战后至清末的成熟认识阶段
使中国四千年大梦初醒的甲午战争,极大地刺激着海洋经济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其表现如下:强调以工立国;力主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着意于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海洋经济的需要。
康有为是率先鼓吹中国工业化的著名思想家,他对于以农立国论调批评道:“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对于以商立国,他指出:“商之源在矿,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之气在路。”基因于此,康有为力主将中国“定为工国”张謇也有类似认识。在经济一体化问题上,以谭嗣同的经济自由理论为代表,该理论包括“人我通”、“中外通”两个方面,其中“人我通”是指人与人之间“其财均以流”,而“中外通”则是指国际贸易中“通人我……之一端”,经济一体化倾向十分明显。孙中山是经济一体化问题的总结者和总设计师,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必须致力于引进外资,对外开放,以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对于那些反对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几种论调如“依靠国内自筹资金而不必借外债”、“借外债足以引起瓜分”、“让外商赚钱中国吃亏论”、“借外资有回扣损失”等,孙中山一一予以了批驳。他还指出,就整个世界而言,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因此,必须克服惧外心理,走出闭关自守的藩篱,以溶入世界性经济之中。至于甲午战后知识界之所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则是为了适应海洋经济的需要。
从以上所论可知,甲午战后知识界的海洋经济观念比之早期改良思想家明显要系统、成熟、完整得多,至此,晚清海洋经济思想步入到它的最高峰。
二、转型的原因及影响
晚清海洋经济观念之所以得以产生、发展乃至走向成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对外贸易本身的长足发展,这可以从关税的迅速增长看出。
我国古代一直到鸦片战争前,税收主要以土地税为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之高无与伦比。但是到了晚清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关税的飞速增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鸦片战后,列强对华出口贸易即迅速扩展,这必然带来税收的增长。1861年为5036371两,10年后突破1千万两大关,1887年突破2千万两大关,1903年突破3千万两大关,1910年达到34518859两。50年间海关税增加了6倍,它与田赋、盐税并称晚清三大税种。
与田赋相比,晚清田赋收入一般在3千多万两左右波动,而海关关税则由四五十年代的四五百万两上升到清末的3千多万两,其与田赋的比例在四五十年代为1比6,60年代到甲午战前在1比6到2比3之间波动,到1910年则达到了1比1左右。在国家税入总额中,海关税所占比例在40至60年代为百分之十左右,80年代在百分之二十左右,清末为百分之三十左右。晚清海洋经济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产生、发展乃至于成熟的。
除了经济方面的内在原因之外,则是外来的海洋经济国家的冲击。
世界各国在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过渡中,其变革分原生型、次生型、殖民地型、感应型四种模式。原生型也即内生型,英、法为其代表;次生型即移民型,美国、加拿大为代表;殖民地型以拉美为代表;感应型以中国为代表。无论是原生型,还是次生型,乃至殖民地型,其共有的特点是西方式的价值观念、工业文明乃该国的内在因素,而感应型则是例外。
中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后发展型的前现代化封建国家,在尚未接触过近代西方文明这一异质文明的情况下,突如其来、也是被迫面对这咄咄逼人的挑战,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调适、回应应运而生,并引起对传统社会形态的整合,亦即社会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启动源来自于外部,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在我国的微弱状态,使内在的变革要求只能是汪洋中的一叶小舟。
汤因比曾指出,当一种文明在其处于发展期时,旺盛的创造力可以使人们产生自觉的“回归心理”;而当创造力逐渐丧失时,这种“害了病的文明”就会使民众产生“脱离意志”。将“脱离意志”这一概念导入经济进程之中,即是海洋经济观念对内陆经济观念的离异。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文明大规模地侵入中国,中西社会交相碰撞,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人不是自己走出中世纪的,而是被轰出来的,正如钱钟书在为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因此,以批斥传统经济观念、倾慕西方海洋经济观念为特征的离异现象是被迫的产物。
再论及离异的难度,我国与日本相比就大得多。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铸成了中华民族稳健凝重的性格,这使得我们在19世纪中叶掀起西学风潮时,需要耗费更大的精力,以克服严重的心理障碍。而日本文化的浅薄浮躁使之在西化进程中反而“比中国更机敏、更迅速、更有效率”。正如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所说:“在汲取西方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前现代化的人要完成现代化的事,其难度可想而知。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传统社会能轻易放弃其传统观念,无保留地接受新事物和新价值。所以,在对新情况的适应过程中,或在从事现代化改革的努力中,一定会产生新旧的矛盾、对抗和政治秩序某种程度的脱节。这是一条痛苦而漫长的旅路,因为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对新事物的对抗力量无比巨大。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努力,必需一方面排除反现代因素,一方面接受新价值和新制度乃至于新知识。在相当复杂的破坏---重建---整合工程中,破坏---重建作为调适阶段将非常混乱、痛苦、艰难,最后才能缓慢步入整合阶段。
传统观念经历几千年的发展、调节、磨洗和冲刷,使之日趋封闭、顽固,凝定性大于流动性,其自身不可能自发地、独立地产生和发展一套先进理论体系。因此,要改造它,要重塑它,就不能依靠它自身的流动,而必须借西方文明以为助力。“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僵化了的传统观念,没有引进外来观念就不能推陈出新,只能推陈出陈。
论及晚清海洋经济观念,我们不能不联系到近代海军的创办。关于海军创办的动因,以往论者往往将之归结为镇压农民起义、抵抗外来侵略,这当然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经济角度来看即可发现,海洋经济的发展对之所起的作用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关于海洋经济观念的影响,从经济的角度说无外乎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商品经济日渐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作用,是互动的关系。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则可发现,海洋经济观念的演变对晚清文化的西化、进化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即黄土文化,国人对生养自己的土地的感情实在是太深了,乡土观念经过几千年的陶冶、锤炼已经牢牢植根在人们的心中,安土重迁,守望相助,已成为一种习尚。与悠悠的黄土情结相伴的是广泛的农业经济形态,从公元前两千年开始我国人民就已经定居农村,直至晚清都无什么大变化。农业社会的静态环境容易引发人们的永恒识,一切都是那么的静定、悠久。长此下来,造成农民的性格知足、消极,缺乏进取心。
中国文化之所以以农业文明为标识,还与地理环境有关。我国南北平行横亘者两条河流,黄河与长江,这种十分独特的双河农业环境对抵制来自北方的游牧文明的南下起着不可低估的缓冲作用,农业文明在其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下底蕴越来越深。
历史步入晚清,随着海洋国家的到来,颇具海洋特色的西方文明对我国传统农业文化发起了猛烈进攻,面对高于自己的异质文明,传统文化失去了过去那种居高临下的地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西风压倒东风,不平等的关系被倒置了。
正是这种情况下,海洋经济观念在我国知识界开始流行,经济观念的先动必然会带来与之有互动关系的文化观念的相应变化,师夷说、中体西用、从新主义、全盘西化等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证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海洋经济思想的产生,而海洋经济思想又推动了文化上的西化。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寿命的,区别只是或长或短,而决定其寿命长短的因素乃对于外界的适应力如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必须西化,尽管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但是现代化主要的表征却都是西方模式。因此,要想现代化,就必须西化,剩下的问题只是西化什么和如何西化。
中西冲突表现在经济上是海洋经济与内陆经济的对撞,结果我国的主体经济---自然经济分崩离析,日驱式微。经济西化了,建构在之上的文化西化当然不可避免。西方文明是强势文化,而传统文明则是弱势文化。我们目下所应该做的就是努力推动良性西化,避免恶性西化。至于全盘西化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太深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把他们世世代代相传的文化从后门完全赶出去,从前门把一个新文化像迎接新娘子似的迎进来。
以上我们论述了晚清海洋经济观念的演变,以及海关税收的增加、外来观念的引入对其产生、发展、成熟的影响,和它对晚清传统文化西化的影响,上述问题的研究对当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