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逐渐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中国化方面获得了成功。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唯一理论基础和思想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历史作用全在于它的中国化。在当代社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进一步发挥作用,必然要与时俱进,进一步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首先在于她是世界性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所实现的生产商品化、工业化和社会化拓展了世界市场,国际性市场的形成,冲破了封建割据的藩篱,使人们开拓了视野,打破了人们用陈旧狭小的眼光去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的局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地了解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规律,提供了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同时自然科学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奠定了科学技术的基础。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认识活动,其认识成果和认识规律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有机地融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总结世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把科学作为研究问题和立论的依据,并从中吸取思想成果,成为了世界性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不仅有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科学基础,还在于它总结了人类历史文化的成果。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的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即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它吸收了世界先进的哲学思想,我们更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放到整个人类智慧的继承发展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来自异域的学说,产生于特定的国度,融合了世界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成果,科学地把握了社会演进的趋势,因而是一种“世界哲学”。这种形态的哲学必然要超越欧洲,“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之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具有同世界各种哲学结合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是有其理论渊源,这就是它在形成过程中曾间接和直接地吸收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西方哲学中,特别是18世纪法国哲学和19世纪德国哲学都受到过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十分推崇中国哲学以及中国文化。例如:伏尔泰他站在反基督教和反神学的立场上赞誉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思想,认为中国儒学是“理性宗教”的楷模,而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说“欧洲的君主和商人在东方发现的仅仅是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和精神的世界。”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即道德理性、政治、伦理思想中找到欧洲未来的希望。欧洲的一些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研究过中国的哲学思想。狄德罗认为中国具有悠久的抽象思维传统,他在《百科全书》中撰写了“中国哲学”的条目,从研究《易经》到明朝末与清朝初的中国哲学发展历史,并划分了三个阶段。德国古典哲学家也研究过中国哲学。在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一书中指出:莱布尼茨始终关注并研究中国哲学。他比较了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例如他比较了中国哲学的“理”和欧洲哲学“实体”,还比较了《易经》八卦图的排列顺序和欧洲算术进位理论的关系,并得出结论: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占优势,而欧洲在思辨哲学方面领先,二者迫切需要对方理解、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从而集合在一起。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黑格尔、费尔巴哈等都曾经研究过中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在其哲学体系中,既充分吸收了古代西方哲学思想,亦明显受到中国古代道家“形上学”思想的影响。他读过《易经》和《老子》这两本中国古代辩证法著作。黑格尔的“合理内核”辩证法思想中的“正反合”受到了中国“阴阳合”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实际上他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最深刻的科学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述评(一)》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这证明黑格尔哲学和中国哲学具有共同的辩证法基本原则,而且也证明黑格尔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继承黑格尔哲学,也就是间接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马克思在创立他的哲学思想时候还直接研究并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曾专门研究过中国历史,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鸦片贸易史》、《中国和英国的条约》等有关中国的文章。可以说,马克思在关注中国历史命运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地研究过中国传统哲学。张允熠博士在《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作了认真的考察,他认为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就有中国思想影响的因素。如果他们没有研究过中国哲学就不可能对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作比较性评价和论断。中国传统哲学包含着丰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与唯物史观的某些因素。从理论观点上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少相通或相似之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有独特的历史地位。比如在唯物主义方面:“五行”说起源很早,司马迁在《史记》中推测黄帝“建立五行”。对“五行”说的明确论述,较早见于《尚书·洪范》中,在书中还概括出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属性。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主要理论形式是元气论与地之“五行”说相配合,构成了世界的秩序。在辩证法方面:早在史前时代,中国就有伏羲画卦的传说。“八卦”的核心是阴阳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先哲们就提出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长短相随”,“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常把社会历史变迁的考察和把握,叫做通古今之变。对于古今之变的动因和主体力量问题,还提出了重视经济因素和民众力量的观点,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5〕、“民唯邦本,本固邦安”〔6〕等等。这些思想,无疑是蕴含着唯物史观的一些因素。正是这些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融性,使其能够发生联系进而顺利地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本质要求进一步中国化
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7〕从科学史看,重大科学成果的获得,都是同理论思维方法的改进联系在一起的。
实现小康社会需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与时俱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来讲,所谓“与时”就是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而不能脱离实践,就是要“实事求是”。“俱进”是指由于实践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因此认识就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就必须处理好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实践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根本源泉。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与时俱进,是由其理论的实践本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远离社会生活和脱离社会实践的书斋理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理论。如果不能吸收实践的新经验、新成果,就不能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完结了。所以它必须及时总结革命和建设的新经验。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和建设事业的新要求,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实践性特点,决定了它的不竭的创造活力和鲜活的蓬勃生机,也决定了它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长存常新。
毛泽东认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认识真理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改造世界也是不断前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并没有完结,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目前需要的是发展了、符合中国国情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如何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呢?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要关注新的现实特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可能脱离实际生活,不可能成为一种“纯学术”的研究。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世界格局日益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时,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生产力和科技发展。但是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向社会主义提出了挑战。这就需要解决:一是如何扬弃全球化的二重性,保持中国的特色和个性;二是全球化是否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忽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三是全球化后搞现代化,那么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对中国现代化是否具有普适性;四是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等等。正是这种全球化的二重性,我们既要积极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又要在全球化中振兴社会主义克服不利因素。作为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不关注这个时代重大变化和新的历史语境,从新的实践中进行理论概括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和理解。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主要强调中国民族形式和中国作风的结合,而现在强调的是既有中国民族形式、中国作风又要有内容的结合,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上进行反思。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现实。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遗产的会通,深入到民族文化的语境中。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素材和原材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提供新启迪和理论支点。比如“天人合一”的思想,无论从经济伦理或从生态环境的角度为历史唯物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能够中国化,就必须继承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思想。全面地评价中国传统哲学,发掘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人文价值和伦理价值中的积极内容,研究21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如何走向世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根深叶茂,获得新的重要发展。
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新世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不断突破,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科技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推动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科技的发展也提出科技伦理问题。要求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推动全球性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正确的政策引导等。特别信息时代,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而且也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战。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历史观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当代条件下如何中国化提出的新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在新的科学技术发展下重新概括和总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新语境。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必须了解我们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中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对自己目前的研究环境务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中国社会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解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需要中国化的,新的哲学理论的语境来解释。特别是以前我们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对西方哲学完全持批判的态度。而当代我们必须正视西方哲学思想、观念、语言和社会生活,已经融入中国知识界,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事实。所以,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处理好西方哲学与中国现代化哲学的关系。一方面应注意思想、观念、语言和社会生活的新语境的结合,融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另一方面,要吸收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成果和合理因素,特别应注意借鉴当代西方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的积极成果。密切关注当代哲学对人的研究,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因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中西文化和哲学交流的产物,只有保持新语境的开放性,才能体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及其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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