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社会学 理论研究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因及措施研究

沈华

2019-11-15 03:16

李玲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6 期


自 2013 年开始,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了高质量增长阶段, 究其原因是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转型。 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发展方式, 需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其方式就是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 转向创新驱动。

一、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中国经济自 2013 年开始, 逐渐步入了新常态。 具体表现就是,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主要目标由增长速度转换为发展质量, 驱动因素由投资和生产要素转化为全方位的创新。

(一)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放缓

从 1979 年到 2010 年, 改革开放年的前 30 余年, 中国的 GDP 平均增速是 9􀆰 9%, 个别年份的增速甚至超过 15%, 这种高速度助推着中国经济实现了 30 多年的高增长, 而今这种高增长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均已不复存在, 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 集中表现就是 GDP 增速明显放慢。在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经济是存在 3 个波峰和 3 个波谷的, 而且每个波峰到波谷的时间均不超过 10 年, 这符合经济波动的时间特征, 说明中国经济是存在正常周期的。 然而, 从 2007 年 GDP 增速达到波峰开始下降以来, 还没有到达谷底, 明显超过了以往的周期特征, 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可能出现了问题, 需要及时调整才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 人口红利消失

按照熊彼特 (Schumpeter, 2015) 的理论解释, 经济活动就是一个循环之流,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力扰动, 这个循环之流就是一个没任何增长的、 周而复始的经济运动, 除非创新进行扰动, 否则不会有任何经济增长。 这个结论有两条推论: 一是对生产者来说, 产品的最后一个增量没有收益, 因为这个产品的效用被成本抵消殆尽, 任何产品都不例外; 二是在一般情况下, 在扣除生产资料的价值后, 生产实现的价值不会有任何剩余[1]。 对于中国自古至今的经济发展, 丹尼尔 (Daniel, 1998) 认为: 技术的发展能够节约大量的劳动力, 提高生产效率, 而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农业发达国家, 长期的农业生产和实践活动, 已经将农业知识和实践结合得至善至美, 之所以没有产生技术革命正是由于中国发达的农业生产水平, 使得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 劳动力要素成本低廉, 劳动节约型的技术不能得到应用。 因此, 中国经济在古代一直处于一个 “高水平陷阱之中”[2]。 按照刘易斯 (Levis, 1954) 的理论解释, 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 体现在农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在满足农业自身生产的前提下, 达到高出生率与高增长率阶段, 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这些剩余劳动力为一个国家的非农生产部门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在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过程中, 前期非农部门吸收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 到中期由于制度因素导致劳动力要素流动遇到障碍, 造成农业劳动力与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之间的供大于求矛盾形成, 后期整个国民经济体现出这一典型特征, 标志二元经济发展的形成[3]。 按照刘易斯的理论, 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典型特征就是以农业为主,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 在中国的农业大国背景下,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

那么,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唤醒, 这种中国式的二元经济结构又存在不存在问题? 蔡昉 (2013) 认为, “把妨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的根源, 归结为产权制度不健全, 不如归结为激励机制不健全, 在理论上来得更充分, 因为激励这个概念的概括性更周延。”[4]关于激励问题,金碚 (2015)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他认为: “前 30 多年的改革动力是: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触发改革

的心理动机是 ‘脱贫’ 与 ‘先富’。 支持改革的优惠、 特殊政策往往具有排他性, 即适用于一些人或一些

地区, 而不适用于其他人和其他地区。 改革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基于 ‘有效冲动’ 而非周全的 ‘理性权衡’: ‘不争论’、 ‘大胆突破’、 ‘敢闯敢试’, 以成效论英雄。 这样的改革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引擎, 成效显著, 成果巨大, 有目共睹; 但也付出了 ‘不平衡、 不协调、 不可持续’ 的代价, 并形成了一些实力很大、 意志顽固的特殊利益集团。”[5]基于人口统计数据而言, 中国的人口红利几近消失。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在激励机制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时, 也累积下了巨大的问题, 其影响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负效应已经明显地显现了出来, 其激励效应也越来越打折扣, 为此,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到了进行彻底转变的当口。

(三) 从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轨

对于中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 有学者是这样评价的, “我国现有的经济高速增长存在着发展质量和效益较低,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 使得我国的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 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首先, 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 从 ‘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 向 ‘创新驱动’ 转变。

其次, 是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变, 将以低端产业为主的增长转为以高附加值产业为主的增长, 以工业为主的增长转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增长。 最后, 是经济发展质量的转变, 从过度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向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转变, 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强调均衡平等的包容式发展。”[6]面对着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就要解决好动力、 结构、 质量三个转变, 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 40 多年中, 主要是依赖要素驱动来实现经济增长, 而今, 人口红利几近消失, 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大, 物质资源耗费已经接近储备的底线等不利因素相继出现, 这提醒我们要反思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科学合理。 随着新型全球化的逐渐到来, 投资驱动模式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国际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年下降, 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结构不断改变, 利用外资水平稳定在一个基准线上, 这些都使得国内经济的投资驱动模式面临挑战。

近年来, 中国进出口增速明显下降, 利用外资额维持在一个平稳的水平, 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却是大幅增加, 这都不利于投资驱动型经济的迅速增长。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 这时中国的经济就会陷入一个高水平陷阱之中, 除非创新扰动, 否则难以有大的发展。 因此, 创新驱动就摆上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议程。

二、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产业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产业链构成也与以前有了本质的区别,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产业链的重组。 同时, 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改变了全球化的既有格局, 经济全球分工已从产业分工发展到了产品分工甚至是产品内不同工序的分工。 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 也拥有改变全球经济结构布局的功能,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分工。 在这样的外部背景下, 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外部压力越来越大。

(一) 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科技进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挑战

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当中, 中国主要依靠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加之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比较宽松的环境政策, 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国内绝大部分地区迈入了工业化门槛,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创举。 然而,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 自然资源的消耗逼近红线以及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逐步提升, 中国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开始显得不适应, 迫切需要转轨, 转移到创新驱动的轨道。 创新就需要科学技术含量的不断增加, 而中国以前发展经济的主要驱动要素是劳动力和投资, 如果在新的发展模式到来时, 传统经济没能与时俱进地实现彻底的转型, 那么经济发展的驱动要素可能就会转移, 可能会转移到发达国家, 也可能转移到周边发展环境相对较好的发展中国家, 这无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外部压力。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在科学技术得到发展的同时, 信息技术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其作用扩散到了国民经济的各个角落, 可以说, 信息技术正在逐步主宰着全球经济的走向和中心的分布。 未来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产业与社会结构, 将转变为以信息生产与传播为基础的产业和社会结构。 以往人们生产活动的主要特征是对生活生存环境的改变, 社会化大生产一步步向微观深化, 经济活动的分工程度加深, 社会生产提供的物质产品越来越精细。 人们不断延伸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边界, 开发生产与生活需要的自然资源存量。 这一过程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存生活需要, 随着需求的不断提升进一步深化,也拓展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手段。 在对自然存量进行极大化开发, 基本需求甚至实现更高程度的满足后, 人们将会转而对自然环境与资源这一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进行恢复。 工业化社会生产方式将逐渐趋向于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为特征的生产方式。 这一新的方式首先以信息生产和传播为主要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和产业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 它将提高人类对资源的使用效率, 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 使社会整体福利趋于最大化。 在这一过程中, 信息技术关乎一国经济的盛衰成败, 直接影响着各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迫切需要彻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要以创新驱动替代要素、 投资驱动, 从而迎接信息化社会带来的挑战。

(二) “一带一路” 本身也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挑战与压力

“一带一路” 是中国提出的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贡献, 是在现实世界的历史发展背景下产生的。 发端于16 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 经过早期生产技术革新, 逐步形成规模化生产, 生产方式的飞跃使得市场范围不断扩大, 全球化的贸易活动更加活跃, 特别是在已完成工业化的欧洲国家中, 在全球市场的争夺中,国家之间就因为经济利益的不均衡而不断出现争端乃至战争。 战争带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倒退与市场活动范围的压缩, 使得欧陆各个国家逐渐达成了共识, 为了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与消弭战争, 于 1648 年签署了 《威斯特法利亚和约》。 欧陆国家签署了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元的和约, 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发展。 人类在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和经济范围上具有持续的动力, 对经济活动的不断扩大是人类的本质需求, 而1648 年的 《威斯特法利亚和约》 在国家领土空间上对本无 “边界” 的经济活动进行了空间阻隔。 国家疆域这一空间边界的限定, 保障了和平发展, 消弭了冲突战争, 促使各个国家展开了以经济活动为主的国际交往, 表现为经济交往空间范围的拓展。 与此同时, 由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主导的海洋秩序, 却为人们展现出另一种理论情境, 即不承认民族国家是基本利益单元, 整个世界要在海洋观约束下成为一个没有界限的自由的空间。 这也为我们理解当世界上各个国家以本国民族利益为重制定对外政策时经济活动却在日趋全球化的理论上的悖论与现实上的矛盾提供了线索。 当前, 全球治理的困境在于全球相互依赖正在接近他们的制度限度, 制度合法性正在褪色。 旧有全球治理结构的提升空间有限, 中国为此需要提出新的国际制度战略, 应对全球治理问题。

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 就是中国版本的全球化, 旨在消弭民族国家利益分置与海洋是连续的这样由西方全球化理论诱致的悖论, 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互为中心” “互为边缘” “和谐共存” 为指导原则, 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 中国版本的全球化的核心, 就是世界各国互相合作, 互利共赢, 在事关人类福祉与全球发展的问题面前, 各个国家都要摒弃自己的一己之念, 以人类福祉为共同福祉, 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世界经济就越发全球化, 在前全球化阶段形成的依靠民族市场塑造成的国家经济模式就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 按照现代经济发展的逻辑脉络, 中国就应该大力推进创新要素的扩散,使国民经济从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转到创新驱动的轨道上来, 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 中国经济面对新型全球化开始彻底转轨

所谓新型全球化, 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樊篱日益消除, 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越来越一体化, 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 经济效益达到了极致的程度。 对于国家而言, 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越来越全球化, 以前积累的基于要素禀赋形成的区隔的竞争优势会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逐渐丧失, 国家层面的经济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 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不依靠其他国家而一枝独秀。 当然, 在国际经济合作、 资源互补的国家关系中, 也存在国家间的产业间、 产业内的分工与合作, 也会使得有些国家居于产业链的顶端以及产品生产工序的核心位置,有些国家则处于从属地位, 这是不言自明的。 这种相对地位的高低差异, 主要是通过一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产业竞争优势表现出来, 这种相对地位的形成, 即竞争产品的成本, 也是竞争产品的创新。 其中成本的优势容易丧失, 创新的优势容易保持, 可以说, 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优势取得, 主要依赖于一国创新要素的充裕程度和创新发生的频度。

对于中国而言,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 就是充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 比较宽松的环境政策, 加上能够唤起人们对财富追求的激励机制, 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 而今, 姑且不论人口红利的日渐消失, 单就新型全球化时代日益降低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门槛而言, 流动性不断加大的资本要素与廉价劳动力要素结合在一起, 就能生产出成本更低的产品, 而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形成冲击。 在过去 40 多年间, 中国靠引进大量的外国资本, 加上廉价的劳动力, 大量开发了天然赋存的自然资源, 才形成了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而今自然资源的储备已向人们亮起了红灯, 过去的模式也开始变得不可持续, 亟待改变。 相对宽松的环境政策也已经让人们尝到了苦果, 单是一些地区的空气污染就让人们难以忍受在全球化时代,流动日益自由化的生产要素, 由于其所有者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恐惧, 也不会轻易流动到人们希望它们流动到的地方, 这将影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有鉴于此, 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就应该面对新型全球化的现实, 尽量减少对劳动力、 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依赖, 增加创新要素的培育, 使经济发展越来越建立在创新要素发展的基础之上, 形成创新型的经济。

三、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部压力

中国经济除了要面对巨大的外部压力, 还要面临人口红利消失、 经济增长速度降低、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诸多的内部压力, 迫切需要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 人口红利消失使得传统的二元经济无以为继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经济学界曾经多次尝试用现有的西方理论进行解释, 但很多理论都无法诠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 被提出最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它以自由竞争为前提, 强调产权, 重视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关注企业家的出现; 强调市场的调节作用, 即市场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以保证需求总量充足, 从而使经济获得平衡增长[7]。 然而,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并不是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 产权也并非是以私有产权为主, 可是却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 难怪蔡昉认为:

“传统增长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诸多与中国现实不一致的交易出发, 不能圆满地解说中国奇迹。”[4]出于对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解, 西方经济学界再一次提出了马尔萨斯陷阱理论, 但用这一理论, 也根本无法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 于是经济学家们想到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就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着农业和非农产业两大特征差异十分明显的部门, 农业中又有大量等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 非农部门又拥有大量的资本可以随时大量吸收这些劳动力。 在这个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规模不断扩大的循环往复过程中, 劳动力从剩余状态转变为生产性试用, 同时意味着从边际劳动生产力很低的农业, 转移到边际劳动生产力高得多的非农产业, 形成一个资源重新配置过程, 从而获得一种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特有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资源重新配置效率[4]。 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可以发现, 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增长源泉, 就是充裕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大量的非农产业中的资本。

对相关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从 2010 年开始, 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供给就隐约出现了问题, 到 2012 年则是人口红利基本消失, 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面临挑战。 人口红利消失, 使得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形成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失去了重要的人口支持要素, 就开始面临转型; 同时, 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发展所需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国际资本, 它们是追逐着劳动力低成本来到中国的, 而今剩余劳动力几近消失, 使得国际资本向中国的流动也开始日益减缓。 从上述两方面来看, 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式的支柱已经失去, 这种发展模式也变得越来越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将面临模式的转型, 新的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将取代传统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二) 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的阐述, 既包括经济, 也包括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等诸多方面, 在这其中, 经济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支撑, 其他方面的不平衡、 不充分也难以得到改善; 如果没有经济的率先发展, 其他领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也不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所以说, 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的 “牛鼻子”, 只有牵动它, 才能实现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 除此之外, 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 其归宿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这正吻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发展观。 马克思眼中人类的历史, 就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 而 “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 就像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中两句著名的话, 一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是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

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发展观为指导, 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 就要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促成劳动者自身的大解放, 达成社会物质财富的大丰富。 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里形成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模式, 都无法满足中国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的要求, 逼迫中国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 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大提高。 为此, 就应该转换过去经济增长的驱动方式和要素,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换为创新驱动, 将创新因素纳入经济发展体系之中, 使之从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 从内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升级, 实现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目标,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 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

习近平总书记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就一直强调,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说明生态环境的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种生态环境居先的思想, 也是在对事实进行深入思考后得出的。 如果没有优良的生态环境, 纵使创造再多的物质财富, 也是徒劳无功的, 这不仅不会给后代留下宝贵的财富, 还会殃及后人。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办法, 就是摒弃过去 40 多年来形成的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粗放发展经济的做法, 大力引入创新要素,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驱动, 减少物质资源动用, 抑制有形污染物排放, 从根本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为世界树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样板。

四、 中国创新驱动发展面临的问题

对于从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转换的问题, 中国各级政府都是非常重视的, 特别是中央政府,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予以引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时发表讲话指出,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最根本的就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含的巨大潜能。” 2015 年 3 月 13 日, 党中央、 国务院正式下发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2016 年 5 月 19 日, 党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促进社会创新活动。 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 但也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这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瓶颈, 也有思维观念上的固化。 更好践行创新发展理念, 应当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解决好认识、 实践、 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 不断提升创新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水平。

(一) 对创新驱动发展的认识片面、 狭隘, 缺乏公共思维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首次提到了文化创新的重要性, 而且把文化创新同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等一系列创新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所有这些创新, 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这说明中国的创新已经进入到了全方位创新的阶段, 创新也已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灵魂之所在。 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创新发展理念的认识还存在片面化与狭隘化问题。 这主要表现在将创新仅仅理解为企业、 机构和个人的技术创新, 对政府主导下的制度、 组织、 管理和服务等创新重视不够, 未能站在国家发展全局高度全面把握创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 这种片面的、 狭隘的认识甚至很可能使其产生逐利行为甚至操纵 “创新驱动” 来设租寻租: “有利于我就改, 无利于我就抵制”, 缺乏公共思维, 将制度 “公共品”据为利益 “私人品”, 将制度 “公地” 割据为利己 “私地”[5], 最终成为创新发展的思想障碍和利益藩篱。

(二) 在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急于求成, 盲目追随

一些地方和部门常常找不到或找不准创新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不顾本地实际盲目上项目, 致使创新项目效益低下。 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特别是当 “唯快不破” “大者恒大”等口号成为一些创新创业者的至理名言的时候, 一些初创企业热衷于通过融资花费巨资建设各类创新项目, 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许多创新孵化园和产业园流于形式。 明明落后数十年上百年, 却认为可以与发达国家 “站在同一起跑线”。 以为创新就是 “爆发”, 可以平地而起, 一夜间就能 “成效巨大”, 只要通过 “资本运作” 就可以进入 “500 强” 行列, 不够大可以合并, 以规模论英雄, 而且速成者最受推崇。这种心态是技术创新之大敌。

(三) 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 创新成果落地难

创新发展离不开制度保障。 现阶段, 仍有不少地方针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配套制度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健全、 落地难的问题[9-10]。 这主要是顶层设计没有充分发挥引领和指导作用。 一方面, 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和引导创新的相关政策法规, 一些地方创新发展缺少具有政策依据的评判标准, 创新制度不健全问题突出。 另一方面, 由于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容错纠错机制, 加之各地实际情况千差万别, 不同的发展水平面临迥异的改革语境, 一味采用老办法, 在执行中过于按照书本中的知识, 导致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差。 由于缺乏必要的容错机制, 一些地方不敢创新和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 “等、 靠、要” 的心态滋长, 导致一些创新制度难以落地甚至变形走样。

五、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对策措施

既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原因已经找到, 下一步就是要寻找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具体对策措施, 认真贯彻实施, 确保创新驱动战略能够落到实处, 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一) 树立战略平常心, 转变发展理念

中国经济发展在转向创新驱动的过程中, 必须培育创新的耐心和执著。 创新未必每次成功, 失败也是创新的一种 “常态”。 社会心理需要更具战略平常心, 这也应成为国家创新政策的理念基础, 即主要以促进公平竞争和普惠政策的方式激励原创性技术创新, 而非主要靠政府选择创新项目并给予特殊优惠来追求 “短促突击” 式的创新表现。 改变急求小利而不谋大局、 重利己而不思利他的狭隘心理。 尤其是,在顶层决策上遵从公共思维的逻辑, 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甚至是进行社会制度改革, 建立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体制机制所不可缺少的必要前提。

(二) 厚植基础, 保持发展定力

改革开放前 30 多年的发展, 具有 “加速追赶” 的性质, 主要依赖模仿性创新, 但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 增长动力更多依靠全方位的原创性创新, 就更需要有执著持续和耐得住寂寞的不懈努力。 当前,“中国制造” 与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的最大差距, 已经从产业应用转移到基础研发, 特别需要在基础原材料、 基础零部件与基础工艺的突破性与稳定性上下功夫, 需要更多心无旁骛的 “一根筋”, 需要以更长远的眼界和视野来观察世界、 判断成效和评价政绩。

(三) 鼓励差别化探索, 主动实践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 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创新驱动发展越是深入任务越重, 越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不断地抵达新境界, 就要把鼓励基层创新、 大胆探索作为重要方法, 更加推崇创新, 坚持包容试错, 让好经验、 好做法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同时, 创新活动不仅存在于技术领域, 制度创新的作用有时更加重要。 建立创新共享平台以及有效沟通机制, 通过全新的组织方式, 大家在各自完成自己的目标的同时, 还能实现组织的有序运行,从而可以实现技术、 文化、 运营方式的多元创新。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郭武军,吕阳译,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2] LITTLE D. Microfoundations, method and causation: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M].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8.

[3]LEVIS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J]. Manchester School, 1954,22(2):139-191.

[4]蔡昉. 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J].经济研究, 2013(11):4-16,55.

[5]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1):5-18.

[6]柳卸林,高雨辰,丁雪辰.寻找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理论思维———基于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思考[J].管理世界,2017(12):8-19.

[7]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65-94.

[8]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9]隋艳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城市创新能力比较研究———以一线城市为例[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8(1):69-79.

[10]杨蕙馨,焦勇.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研判[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7):16-28.


作者简介: 李玲艳 (1964—),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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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整合现状与路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