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社会学 理论研究

大农业: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转型

沈华

2020-01-13 03:17

宁 夏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提出了以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为方向的“大农业”概念,并指出当时仍然属于贫困地区的闽东山区要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就必须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1]。 “大农业”是相对于传统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经营的、单一的、平面的“小农业”而言的。 由于在物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以价值衡量)比其他产业部门低[2],单纯供给初级农产品的传统小农业的经济效益比较其他产业部门也更低,农业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经济价值更是无从得到体现。 在中国过小的农业经营规模和过高的农地承载人口压力下,功能单一的传统农业由于人均价值产出量低,必然只能沦为“吃饭农业”“温饱农业”,无法形成足够推动农村发展的资本积累。 在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农村发展对资本要素投入的需求愈加迫切。农业作为农村形成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需要突破传统农业单一功能的限制,向全面充分利用乡村各种发展资源、全面实现乡村多元价值的多功能“大农业”转型。

一、农业的内涵不断扩展、外延不断丰富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发展,经历了一个“农业”内涵不断扩展、外延不断丰富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种粮食为主的农业 1 .0 版、以农产品供给为主的农业 2 .0 版,和供给农业多功能性的 3 .0 版“大农业”。

(一)“以粮为纲”的 1 .0 版农业

1958 年,毛泽东提出了农业“以粮为纲”的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全力扩大粮食生产、不断提高粮食产量成为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基调。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主要目标就是粮食产量“过黄河”“跨长江”,评价农业农村工作的主要标准就是看粮食生产,农业科研的主要方向就是粮食增产技术,农民的主要工作就是种粮。 这个时期农业的第一任务就是种粮食,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保障粮食供给,在此把这种农业称为农业的“1 .0 版”。

农业 1 .0 版的时代背景,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粮食短缺、人民温饱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局面。 这种局面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是工业化的压力,我们的全面工业化是在国家整体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的,在面临外部封锁压力的情况下又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因此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只能来自本国农业,造成对农业剩余的高强度汲取;二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挫折,特别是“大跃进”之后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使政府时刻感受到粮食短缺的威胁,在经济政策上表现为不得不强调高积累和低消费。

在农业 1 .0 版的历史阶段,因为要最大限度汲取农业剩余,必须尽可能控制粮食的供给。 同时,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工业化的人力成本,需要对粮食的消费进行管制,使有限的粮食资源通过公平分配尽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因此,这一阶段的制度基础,就是粮食统购统销和票证供应,通过粮食统购实现对供给端的控制,通过对粮食统销和凭票供应实现对需求端的管理,同时严厉打击粮食的投机和黑市交易行为。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包括国营粮站、供销社、粮库、粮油门市部等各环节在内、一条龙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供应链,国家通过垄断供应链完全控制对城市消费者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供给。

(二)供给农产品的 2 .0 版农业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农业总体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主基调是“多种经营”,满足市场和消费者对各种农产品的需求。 因此,这个阶段的农业可以概括为生产供给农产品,可以称为农业的“2 .0 版”。

农业 2 .0 版出现的背景,是我国经过 30 年的艰苦奋斗、具备了一定农业生产力基础。 这个农业生产力基础的典型体现,就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投产(包括引进投产)的一批大化肥项目、建成的一批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一系列高产育种成果等,这些成果使长期制约粮食产量增长的化肥、水利和良种三大主要瓶颈得到突破,国家粮食安全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在工业基础得到奠定、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初步具备的条件下,国家对粮食供给的控制力度也逐渐放松。 与此同时,在农村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普遍实行,再加上“统购统销”制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逐步取消。 这些改革使农民在生产经营项目选择上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安排生产,为农业从 1 .0 版向 2 .0 版转变提供了制度基础。

农业 2 .0 版的出现还依赖于需求端的变化,表现为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开始追求生活水平的改善,对蔬菜、肉、蛋、奶等副食的消费数量增加,特别是城市居民对鲜活农产品的的消费需求提高。 需求端的变化影响到供给侧,则表现为以专门从事果菜茶和畜禽水产品生产的种养殖专业户的崛起。 在中间环节,连接城市和周边农村的农贸自由市场兴起,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绕过国家控制的供应链而直接交易,并促使城市周边农村形成为中心城市服务的“郊区经济”,成为一种自然产生的蜂巢状市场格局。

(三)2 .0 版农业的两次变化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2 .0 版农业在具体内容和形式上还发生了两次较大的变化,即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产业化和 2010 年前后由于一系列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引发的需求端变化。

1 .农业产业化构建起远距化的农产品供给体系

农业产业化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其宏观经济背景是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带来的人口向沿海和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流动,并在这些地区形成了高密度的人口聚集。 快速城市化改变了过去城镇人口聚集点在广大农村底板上相对均匀散布的格局,以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为主体形成了相对集中且庞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而广大内陆地区则成为农产品的主要产区。农村改革初期形成的那种周边农村围绕并服务中心城镇的巢状市场格局发生改变,出现农产品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分化,农产品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远距化。 对于农产品主产区的农民,过去他们的农产品在相距不远的集镇或城镇农贸市场上就能出售,现在则要到几百甚至上千公里之外才行。由于连接产地和消费市场的中间环节不畅,许多主产区出现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在一些地区甚至引发了农民群体事件淤。 发展农业产业化,就是通过建立并完善储运、加工、批发零售等中间环节,将相互远离的生产端和需求端重新连接起来,从而解决农产品产地和消费市场之间的连接难题。

这个阶段的农产品供求市场特征同美国有类似之处,都表现为农产品生产地和消费市场之间距离遥远。 美国解决远距化问题的方式是以资本高度集中的大粮商、铁路和水运公司、农产品交易市场和大型食品公司、连锁超市形成中间环节链条,连接产地农场和大城市的消费市场。 中国也学习美国的方法,由农业龙头企业承担农产品的收购和加工职能,加上销售地的超市和中间运输环节,完成生产端和需求端之间的连接。 然而中美两国农情差异极大,美国在生产端是规模化经营、资本密集的大农场,可以较方便地同规模化的中间环节相对接;而中国在生产端是无数小规模、分

散经营的农户,这些分散的小农户如何同规模经营、集中度高的中间环节对接成为一个难题。 为解决这一难题主要采取了三类办法,一是通过订单合同方式捆绑龙头企业和小农户,发展“龙头企业 + 农户”的订单农业;二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农户之间联合实现规模经营,从而方便对接中间环节;三是鼓励流转土地经营权,以规模化的新型经营主体取代小农户,实现生产端的规模化。

2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促发农业新变化

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生产端与需求端之间的远距化,加上中间环节被规模化的企业资本所控制,使消费者对于自己消费的农产品在哪里生产、由谁生产、如何生产、中间经历了什么一无所知。 在消费者眼中,为自己提供农产品或食品的整个中间环节犹如一个神秘的“黑箱”,他们能够选择的无非是从这个“黑箱”或那个“黑箱”里来的产品,却对“黑箱”之中产品的来源、生产过程和品质无从置喙,只能被动地接受。 然而,从 2005 年起发生了一连串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2005 年的苏丹红事件、2008 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10 年海南毒豇豆事件、2011 年的“镉大米”事件,则暴露出这种远距化、黑箱化的农产品供给体系的弊端。 其中,苏丹红事件和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直指大型食品生产企业,毒豇豆事件的背景“南菜北运”是农产品供求端远距化的典型,而“镉大米”事件则暴露出农产品产地环境污染问题。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集中爆发”受到社会广为关注,动 了广大消费者对远距化农产品供给体系的信任。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并非 2005 年以后才迅速恶化,之所以在当时产生前所未有的广泛影响是因为消费者群体已经发生了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高学历、较高薪资和从事白领工作为特征的新兴中产阶层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开始出现,其规模迅速扩大,并逐渐向二三线城市扩张。 城市中产阶层群体在生活必须品的消费上更少考虑价格因素而更加注重品质,对农产品及食品的质量安全也更为敏感。 当这一群体在 21 世纪开始成为主要的消费群体时,意味着农产品的需求端发生了重大变化。

农产品需求端的变化,可以简单概括为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品质要求的日益提高。 当原有的远距化农业生产供给体系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失去消费者信任时,一批消费者转而主动寻求改变,自发构建新的信任度更高的农业生产供给体系,以替代原有体系。 典型的替代方案如社区支持农业,包括以城市消费者自己生产农产品为特征的“市民农园”[3],以农民和城市消费者直接交易为特征的“巢状市场”[4]。 这些替代方案共同特点都是绕开或取消中间环节,拉近生产端和需求端之间的距离,恢复过去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面对面交易,目的都是重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 这些替代性的农产品生产供给体系,从出现的时间看与 2010 年前后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高度关注相伴随,从发展的过程看也是兴起于一线城市并逐渐向二三线城市扩展。

在农产品供给端,一些生产者注意到了需求端出现的变化,开始主动调整经营策略,转而迎合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供给短距化的偏好。 一方面调整过去片面追求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转而强调农产品产地环境“原生态”和生产方式的“传统”,打起“有机”“绿色”“生态”牌。 另一方面调整过去远距化的经营方式,主动绕开中间环节,邀请消费者上门体验式消费,其典型便是以“上门吃”“上门买”为特征的农家乐消费模式。 调整后的农业供给端所供给的已不仅限于农产品,出现了对农业生态、农业文化消费和乡村旅游的雏形,已经显露出农业在生态涵养、文化传承、休闲观光方面的多功能性,预示着中国农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农业向多功能“大农业”转型

农业需求端发生的新变化,各种对农业生态、景观、文化功能的消费需求催生出新的农业产业形态,从而大大扩展了农业的内涵。 农业不再局限于供给农产品,开始向体现农业多功能性、全面实现乡村价值的 3 .0 版“大农业”转型。

(一)新的农业产业形态

近年来,农业领域出现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这些新的农业产业形态为社会广泛关注,标志着农业产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是优质品牌农产品消费比重提升,一些优质高价农产品受到消费者热捧。 过去,消费者购买农产品更多考虑的是价格因素,货比三家往往比的是谁家价格更便宜,农产品消费表现为较高的价格敏感度和较低的品牌忠诚度。 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优质品牌农产品。 截至 2016 年底,我国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简称“三品一标”)数量已经分别达到 7 .8 万个、2 .4 万个、3 844 个和 2 004 个[5],形成了一批像五常大米、西湖龙井、赣南脐橙等价值数百亿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品牌农业取得长足发展。 同时,消费者在消费农产品时也更加接受优质优价原则,愿意为优质农产品支付“溢价”,像拥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平均销售价格能够提高 20% ~ 30%淤,甚至出现像“褚橙”这样越是高价越“一橙难求”的现象。

二是乡村旅游成为流行。 过去,人们对旅游的理解局限于游览风景区和名胜古迹,尽管也有许多文艺作品赞美“田园风光”,但很少会有人专门将乡村作为旅游消费的对象。 2008 年,江西婺源打出了“中国最美乡村”的旅游宣传口号[7],这个口号标志着乡村本身成为风景,成为可供观赏及消费的对象,去乡村旅游逐渐成为一股流行时尚。 通过乡村旅游,乡村许多过去被认为司空见惯的事物都被赋予景观和历史文化载体的意义与价值,并通过旅游消费使这些价值被显化。 这些被景观化的事物,有的是农业生产的场地,例如江苏兴化的垛田、云南元阳的梯田;有的是农民生活的空

间,如古村民居、民族村寨;有的是农业生产的场景,如吉林查干湖的冬季捕鱼;有的是农作物本身,如全国各地“油菜花节”的油菜花景观。 据农业部门和旅游管理部门统计,2017 年全国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 25 亿人次,旅游营业收入超过 6 200 亿元,旅游消费规模超过 1 .4 万亿元。

三是休闲体验农业的兴起。 在嘈杂污染的城市环境包围和快速紧张的城市工作生活节奏重压下,田园生活的恬淡闲适、农事活动的亲近自然、春种秋收的生命体验,为很多城市人所向往。 正是有了这种需求,大城市周边的各类农家乐、休闲农庄和采摘果园,以及“市民农园”“认养菜地”等农业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这些新产业新业态的共同特点,就是以农村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农事活动为卖点,吸引城市居民以付费的方式来获得对农村生活和农事劳动的体验。

四是农村康养产业的出现。 在一些大城市周边、生态环境良好的农村地区和所谓“ 长寿之乡”,一种为城市退休老人提供居村养老服务的“康养产业”逐渐兴起。 例如江西省靖安县三坪村,利用当地青山绿水、气候宜人、风景秀美的生态与景观优势和与周边大城市交通便利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居村度假养老产业,吸引南昌、武汉、上海等周边大城市退休老人来此消夏避暑,每年夏季来村居住的城市老人多达万人,村里经营民宿的农户每年旺季可有四五万元的接待收入。

(二)农业新变化的实质:从供给农产品到供给农业多功能性

农业的新变化,从需求端的角度看是农业消费对象范畴的扩大,消费对象从单一的物质农产品扩大到农业的多种功能。 消费者为生态有机农产品支付的溢价,是对农产品产地良好、独特的生态环境的付费购买;各种乡村旅游消费,是对当地优美的田园风光、景观特色、历史底蕴、乡土文化的付费购买;农家乐、民宿等休闲体验农业消费,是对农村恬淡闲适、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的付费购买;市民下乡、度假养老等农村康养产业消费,除了为所居村庄的良好生态环境付费外,也是对农村居家照料服务的付费。 总之,农业不再只是提供农产品的产业,新时代消费者对农业的需求已经从农产品扩展到农业及乡村的多功能性。

农业的新变化,对供给侧而言是农业供给内容的变化,农业多功能性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形成了农业的新产业与新业态,使农业产业在横向上得到拓展,在纵向上实现延伸。 首先,虽然农业原有的农产品供给职能未变,但是在供给内容上已经突破了产品的使用功能和使用价值,实现了农产品价值的提升。 优质品牌农产品成为农产品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供给的内容除了产品实物本身还有作为产品品质、品牌价值来源的良好生产环境、独特生产工艺和特色历史文化底蕴,这些都是农业和农村多功能性的组成部分,为所供给的农产品带来品质和品牌溢价。 其次,农业和农村多功能性大大扩展了农业的供给内容,多功能性中不同功能的供给使农业产业在横向上得到拓展,形成了各种新的产业种类,像乡村旅游产业、农村康养产业、农事体验与教育产业都是过去所没有的。 并且,农业农村多功能性的产品远远超出了物质产品范畴,原有的农产品供给也形成了电子商务、定制农业、社区支持农业等新业态,农业产业已经从一次产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呈现出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三)“大农业”是乡村价值的全面实现

农业从对单一功能的需求与供给转向对多功能性的需求与供给,从对物质农产品的消费转向对农业农村多种功能的消费,这些变化大大扩展了农业的内涵。 农业不再局限于生产和销售农产品的 2 .0 版,开始向体现多功能性的 3 .0 版“大农业”转型。 在新的“大农业”中,农业农村的各种功能都能够进入市场交易,取得合理的交换兑价,意味着乡村的价值得到全面实现。

“大农业”首先是赋予农业多功能性以经济价值,使过去被隐藏的农业多功能性价值得以显化。 无论是在以粮食供给为主的 1 .0 版农业还是在以农产品供给为主的 2 .0 版农业中,粮食或农产品供给以外的多功能性大多不被认可为农业产出,其价值也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得以实现。 因此,农业虽然始终在发挥着多功能性,其价值却被隐藏了。 以农业农村的生态功能为例,据孙新章的测算,我国农田生态系统所产生的生物固碳、水土保持、环境净化等生态价值达 4 662 .22 亿元(扣除面源污染损耗为 3 486 .59 亿元)[8];孙能利等测算,山东省 2008 年农业生态价值的现实值为

7 058 .54 亿元,是当年农业经济价值 3 002 .65 亿元的 2 .4 倍[9];王磊等测算,2012 年北京市农业理论生态价值量为 2 203 .04 亿元,现实生态价值量为 1 167 .61 亿元,是农业产值的 2 .95 倍[10];宋敏等测算,湖北省农业正外部性的年价值为每公顷 5 545 .24 元,比当地农地经济产出价值高出 5% 到38%[11]。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仅农业的生态功能一项所产生的价值就远远高于其产出的农产品价值。 然而在农业只产出粮食或农产品的时代,这些功能不被认为是农业的产出;这些功能的价值也被隐藏了,没有反映在农产品的价格中,更不可能通过商品交易得到实现。 “大农业”通过发展品牌农业和实行优质优价提升了农产品的价值承载能力,使农产品能够以品牌溢价、品质溢价的形式实现其产地生态环境和文化传承的价值;通过乡村旅游、休闲体验农业、农村康养产业等新的产业形式,使农业和农村的生态景观、文化传承、生活照料等功能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使其价值能够在市场中得到实现;通过退耕还林补贴、地力保护补贴、轮作休耕补贴等支持保护政策和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等补偿机制,使农业的正外部性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实现。

“大农业”还重新构建起农业同乡村、农民之间的联系,从而赋予乡村和农民在功能上的不可替代性和价值上的独一无二性。 1 .0 和 2 .0 版的农业被等同于粮食和农产品供给,乡村和农民的功能定位也只限于生产和供给粮食、农产品,它(他)们的存在只有在承载农业生产过程和作为经营主体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它(他) 们自身的价值需要由他们生产出的农产品的价值来决定。 然而,并非只有农民可以成为农业经营主体,外来资本只要能够获得土地同样可以成为农产品生产者与农业经营主体。 甚至在农产品生产日益规模化、集约化、资本密集化的趋势下,拥有更雄厚的资本实力、更强大的农业机械和技术力量的外来者可能会实现比本地农民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 因此,在只有农产品供给这一单一功能的农业中,农业同乡村和农民之间的天然联系被割裂了,乡村和农民在农业中的角色功能完全可以被替代,甚至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角度应当被替代,事实上也正在以撤村并居[12]、宅基地复垦[13]、土地流转和“去小农化”[14]等各种形式被替代。 “大农业”承认了农业的多功能性并将其商品化、赋予交换价值,使多功能性成为农业产出的重要内容和创造价值的源泉。 同时,乡村和农民在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例如多功能性中的生态功能、景观功能、文化功能等等是乡村本身所发挥的功能,照料功能、教化功能、社会治理功能等等则必须要有农民居住生活劳作于其中的乡村社区才能得以发挥。 因此,提供多功能性的“大农业”重新构建起农业同乡村、农民之间的必然联系,使乡村和农民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

三、发展“大农业”的一个样本:浙江省临安区龙上村

龙上村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西北部深山区,拥有龙上、木公山、冷坞顶三个自然村,总面积20 .26 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占 90% 以上。 龙上村山多田少,人均耕地面积仅有 0 .6 亩,山区气候湿冷、田土瘠薄导致当地粮食单产很低,再加上道路交通不便,从发展种养、供给农产品的农业角度可谓资源禀赋条件极差,同平原地区相比完全不具备竞争力。 如果按照传统农业的发展路径,龙上村的大多数村民将会因为本村缺乏人口承载能力和本地经济发展空间有限,有能力的青壮年村民选择外出务工甚至举家迁移,老弱病残则留守下来依靠几分薄田勉强维生,最终就像许多山区农村一样陷入贫困化、空心化、荒村化的境地。 然而,深山里的龙上村一没有陷入贫困,二没有成为荒村。 龙上村村民人均收入超过 2 .3 万元,比全国农村人均收入水平高出一万元,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内也处于较高的水平。 更难能可贵的是,龙上村全村 442 户 1 461 人,留在村里的劳动力超过 70% ,即使外出务工也多以季节性外出为主。 既要生活富裕、又要留人在村,必须有兴旺发达的本地产业做基础。 事实上,龙上村走的就是一条依托自身优势资源发展“大农业”,既使乡村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又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路子。 作为传统农业资源禀赋匮乏的山区农村,龙上村是依靠“大农业”实现发展路上弯道超车的一个样本。

(一)找准优势,探索新路

“大农业”以多功能性为特征,但并不是要让每个村庄、每个农户都发挥出农业的各种功能,而是要根据地域、社区和经营主体的资源禀赋条件,确定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的功能角色定位。 龙上村缺少发展传统农业所必须的耕地资源,如果按照过去 1 .0 和 2 .0 版本的农业一样以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为主,必然因资源禀赋劣势限于不利的发展境地。 然而,龙上村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目山东麓,拥有高达 97% 的森林覆盖率、优质水源、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生态资源禀赋优势十分明显。 同时,作为天目山风景区的一部分,龙上村山川秀美、溪谷幽深、村落古朴、民风淳厚、山间小气候凉爽宜人,形成了野生山核桃林、高山菊花园等独特的自然和农业景观。 再加上龙上村距离杭州市区仅有 55 公里、距离上海不到 200 公里的地理区位条件,结合自然生态、人文和景观资源,共同构成了龙上村的资源禀赋优势。

如果说,山多田少构成了龙上村种粮食搞传统农业的资源劣势,那么“绿水青山”正是龙上村发展山林特色农业的独特优势。 正是基于这样的资源禀赋优势,龙上村将生态功能和景观功能同特色农产品供给功能一同作为自身功能角色定位,重点发展优质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康养产业。生态农业方面,龙上村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竹笋、山核桃、茶叶、高山蔬菜等山野特色农产品,全村拥有高山蔬菜种植面积 850 亩、白茶种植面积 200 余亩,几乎家家责任山上都有山核桃树。 乡村旅游方面,龙上村有 12 家农家乐经营户,拥有接待床位 220 余张,逐步形成了游山玩水、休闲度假、户外攀岩等优势旅游项目,成为上海、杭州市民春游避暑赏秋的重要目的地。 可以说,龙上村在找准自身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探索出了一条发展“大农业”的新路。

(二)发挥优势,实现价值

资源禀赋优势仅仅是基础,要让优质资源真正发挥其功能优势、实现其应有价值,还需要通过合理经营把好资源变成好产品,把好资源与好产品宣传出去,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龙上村经营生态农业的做法,就是积极唱响生态优势、打造绿色生态品牌,以优质产品占领市场高端。 以高山蔬菜产业为例,龙上村组织了高山蔬菜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对成员农户种植的蔬菜开展质量安全与认证标准检测并出具产品可追溯证明,对外销售的高山蔬菜统一使用合作社注册的“木公山农”品牌,把天然生态资源转化为绿色优质农产品。 龙上村合作社种植的高山蔬菜卖到杭州、上海等大城市市场,平均销售价格达到一般蔬菜的两到三倍,还被 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作为招待各国元首晚宴的专供蔬菜,实现了优质农产品的优价销售。 正是通过以优势资源生产优质产品、打造优质品牌、实现优价销售的经营策略,让当地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变为真金白银,充实村民的钱袋子。

优越的生态环境资源既要变成优质产品销售出去,更要把城里人吸引到山村来,让“绿水青山”的山村景观本身就创造价值。 龙上村通过联村规划建设和吸引社会参与,开展村落景区建设,做优乡村旅游产业,从而让村民足不出户就能赚城里人的钱。 联村规划建设,就是依托当地交通部门“美丽公路”建设,联合公路沿线村庄共同规划建设停车场、公厕、污水处理等旅游基础设施,以公路为纽带串连起各个村庄形成“村落景区”,打造乡村旅游的“精品线”。 吸引社会参与,主要是引进专业旅游经营企业同村集体合资组建龙上村旅游公司,由旅游公司将村民闲置房屋流转过来

改造成为精品民宿对外经营,既增加了村民和村集体收入,更提升了村庄旅游产业向更高端发展的能力。

(三)厚植优势,持续发展

乡村独有的生态、景观、文化等资源优势是发展多功能性“大农业”的基础,要使“大农业”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必须保护并培育优势资源、厚植发展基础。 为此,龙上村首先是在产业和产业发展方式选择上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产业选择上,龙上村以是否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传承乡土农耕文明为标准,逐步退出过去经济效益较好但消耗森林资源、造成环境污染的竹木采伐、木粉加工等产业,重点发展体现山野特色、乡土特色的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 在产业发展方式选择上,龙上村不单纯以产量和短期经济效益为考量,而更注重提升产品品质和维护品牌信誉。 以当地山核桃产业为例,过去村民为提高山核桃产量,在种植时使用化肥农药,在收获山核桃时不待其完全成熟就进行人工采摘,虽然产量高却降低了山核桃的品质;现在让山核桃在近似野生环境下自然生长,等待其自然成熟后采集掉落的果实,山核桃产量虽然减少品质却大大提升,为实现优价销售和建立品牌信誉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为美化乡村环境、保护乡村景观、丰富乡村旅游资源,龙上村在上级政府支持下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村民生活垃圾分类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向村民宣传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指导村民将生活垃圾区分为“能腐烂的”和“不能腐烂”的两类,对经过分类的垃圾分别进行生物堆肥、再生资源回收等集中处理,将垃圾分类执行情况作为村“星级文明户”评比的重要依据,有效调动起村民开展垃圾分类、改善并维护村庄人居环境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在此基础上,龙上村进一步发动村民开展农家庭院景观建设,采取村内评比并给予优秀者适当奖励的方式,激励村民自主设计、自行施工、充分利用废砖碎瓦与废旧农具家具等边角废料来美化自家的房前屋后,实现家家变花园、一户一风景。 通过开展“美丽乡村”建设,龙上村调动起村民的公益心与主人翁意识,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量与生活品味,更让村庄本身成为一道吸引八方游客的美丽风景线。

四、结束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业向多功能性“大农业” 转型正当其时。 首先,发展多功能性“大农业”是对人民日益广泛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动回应。 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 9 500 美元,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的消费内容比过去更为丰富,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形式也更加多样,是农业多功能性消费需求的主力。 伴随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社会对农业多功能性的需求还会不断增长,消费能力也会不断提升。 同时,发展多功能性“大农业”也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途径。 城乡差距、农村短板是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而农村贫困现象是发展不充分最集中的体现。 贫困地区农村大多属于传统农业资源禀赋匮乏的地区,多功能性“大农业”将过去被忽视弃置的资源利用起来,将过去被隐藏的价值予以显化,从而赋予贫困地区农村内生发展能力,使它们获得了增收脱贫乃至在发展道路上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 并且,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展多功能性“大农业”的能力。 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和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农业发展方式正从拼资源消耗向绿色发展转变,奠定了农业从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型的基础条件。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新产业新业态的涌现,各类资源要素市场的建立,相关支持保护政策、法规规范和认证监管制度的完善,都为农业多功能性的价值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 最后,发展多功能“大农业”现阶段还需要在几方面下工夫。 一是要找准区域优势,合理进行功能定位,以自身鲜明特色开展市场差异化竞争,并通过品牌打造巩固市场竞争优势;二是要注重保护乡村独有资源,让乡村保持其鲜明特色,能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三是进一步完善生态资源有偿使用、定价交易和生态补偿机制,为实现多功能性价值提供制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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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摇 宁摇 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邮编: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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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13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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