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社会学 理论研究

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六大创新

沈华

2020-05-20 08:38

曲迎波
《征 信》2020 年第 5 期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实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基本依托,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是保障国家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的国之重器[2]。货币政策的制定科学与否、实施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发展。因此,顺应经济发展之需,不断创新货币政策体系、提升货币政策科学化水平和有效性,是一国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对一国经济社会的健康高效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近年来,适应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加速构建以及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

银行积极履行大国央行职责,大力推进货币政策转型创新,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效。概括起来讲,这些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立足我国改革开放与转型发展大局,科学把握货币政策目标导向

货币政策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这是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取向和价值所在。但如何能够服务好经济发展,首先在于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货币政策目标是指一国央行或货币当局相应货币政策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理论上,各国央行或货币当局货币政策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不外乎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及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实践中,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又有单一目标和多重目标之分。其中,单一目标一般是强调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目前不少国家所推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即是其典型代表;而多重目标则是要兼顾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乃至利率稳定、汇率稳定等不同的目标[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立足我国改革开放与转型发展大局,科学把握货币政策目标导向,保证了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正确轨道。一方面,认真落实《中国人民银行法》有关“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立法要求,肩负稳定币值的神圣职责,坚守币值稳定目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充分考虑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等现实国情及众多复杂因素的交互影响,不断创新货币政策目标模式,探索构建以防通胀为主、以多目标制为主要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即以保持物价稳定为核心,统筹兼顾促进经济合理增长、保持充分就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以及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等多重目标[4]。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的发展大势,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民银行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坚持货币政策要找准时代使命、履行时代担当,践行金融要回归本源的时代要求,将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等纳为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围绕这些目标取

向,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积极推进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着力运用传统的、新创设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开展宏观调控,健全完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金融宏观调控模式,在促进货币信贷平稳增长、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二、从容面对国内外复杂经济金融环境,坚定奉行稳健货币政策取向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应对危机,我国在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之后,从2011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一直延续至今,稳健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主基调。虽然其间受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货币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实际执行中有“稳中偏紧”“稳中趋松”“稳健中性”“松紧适度”“灵活适度”“更加灵活适度”等不同取向,但稳健的总基调始终没变。

在具体实践中,中国人民银行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的总体思路,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围绕不同时期在稳增长、控物价、抑通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方面的不同调控要求,综合考虑经济增长、通胀预期、宏观杠杆率和汇率稳定等复杂因素,积极创新调控思路和方式方法,保持定力,主动作为,精准发力,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不断创新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疏通政策传导机制,提升货币政策效能,加强逆周期调节;注重根据形势变化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的节奏、力度和工具组合,加强

定向调控、区间调控、相机调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着力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精准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在实施调控的过程中,注重运用逆周期调节工具,调节好货币闸门,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引导市场预期,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国家重点项目、科技创新企业、高端制造业以及“三农”、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资金支持,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力度,抑制资产泡沫,防止资金“脱实向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引导国民经济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为促进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保障经济金融预期目标顺利实现,取得了积极的成效[5]。

三、顺应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根据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新的变化及时有效地进行调整和优化。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之后,根据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当时金融业发育发展的实际状况,在摸索中逐步建立了以数量型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其基本特征是,作为货币当局的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调整基础货币供应,通过存贷比、贷款规模等调整广义货币供应,调控货币总闸门。这一政策框架是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状况的产物,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过,随着金融脱媒、金融创新、金融开放特别是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化的关联性呈现弱化,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越来越明显。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价格传导在资金供求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政策利率传导到债券收益率、存贷款利率等的渠道越来越畅通,机制也越来越健全。在此背景下,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构建以价格型为主导的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也就成了必然选择[6]。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适应经济、金融环境的新变化、新要求,积极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其主要举措包括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放开存贷款利率浮动管制、取消存贷比、构建利率走廊、解决借款人预算软约束、完善收益率曲线、完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等的改革,改革贷款定价机制,优化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提高利率传导机制运作效率,促使以数量型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框架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框架转变。在实际运作

中,人民银行更加注重价格调控,不断完善央行利率调控体系,积极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强化价格型调控传导机制,探索构建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央行引导和调节市场利率的有效性,不断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四、充分发挥结构性政策工具精准效应,大力推进货币政策工具创新

货币政策工具是央行能够采取或使用的、通过一定途径和方式影响经济主体经济行为、进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各种经济手段的统称。中央银行要发挥宏观调控的功能,使货币政策有效实施,并发挥出应有的效应,必须依托相应的手段和工具来进行。这就决定了,货币政策工具在央行履职特别是实施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近年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及其对高水平金融宏观调控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推进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成效突出。具体地讲,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适应新形势新发展的要求,加大力度做好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应用,用好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如根据流动性变化及调控要求,创新完善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制度,包括在用好传统的准备金调整模式、适时适度实施“全面降准”的同时,积极探索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定向引导作用,多次实施“定向降准”或“全面降准+定向降准”,以降低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以及“三农”等的融资成本,引导和鼓励更多资金向实体经济中需要支持的行业和企业流动;建立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构建金融机构“三档两

优”存款准备金框架,为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提供长期稳定资金;建立公开市场每日操作常态化机制,开展公开市场双向操作,灵活调整流动性操作的方向和力度;发挥好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窗口指导的作用等,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构建中央银行抵押品管理框架,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力度,强化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不搞“大水漫灌”,实施精准滴灌,以市场化机制稳定市场预期,实现央行对流动性的精准调控,促进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等等[7]。

二是大力创设一系列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不断丰富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2013年以来,为满足新常态环境下经济发展对流动性管理的新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强化流动性管理工具创新,先后创设了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临时流动性便利(TLF)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扶贫再贷款、支小再贷款、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央行票据互换工具(CBS)等众多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并将民营银行纳入支小再贷款的支持范围,支持银行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引导金融机构向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有效应对多种因素引起的资金波动。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努力,目前,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更加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更加多样,实施调控可选择的手段越来越多,可根据不同需要,向不同对象灵活提供不同期限的流动性,宏观调控更加精准、更加有效。

五、注重以改革的办法来破解政策淤塞,疏通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使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不断完善和优化。主要举措包括:

一是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为核心,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在逐步放开存贷利率浮动上限的基础上,着力培育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国债收益率曲线等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加快推进贷款利率“两轨并一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按照“先增量、后存量”的思路稳妥推进LPR改革,发挥LPR改革对降低融资成本、健全市场机制、激发银行等各微观主体活力的积极作用,提高银行贷款定价的自主权,提高贷款利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重塑金融体系竞争格局,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推动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

二是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实现人民币汇率常态化双向波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编制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强化市场机制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好汇率形成机制在配置外汇资源、平衡国际收支、增强宏观经济韧性等方面的稳定器作用。

三是构建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在探索中初步建立起以短期(3个月以内)的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利率、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中期(3个月至1年)借贷便利利率,中长期(3年至5年)的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为主要标志的利率走廊,充分发挥利率走廊作用,运用价格杠杆,通过调整相应期限的利率,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引导融资成本下行。

四是创新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及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众多新创设的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能,发挥好各项货币政策效应,促进货币信贷合理适度增长,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高端制造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的信贷支持,进一步降低民营中小微企业社会融资成本,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健康高效发展。

六、强化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有效衔接,构建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

自1983年9月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实施者,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给、调控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平稳健康高效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金融业态及其运作的日益复杂,货币政策作为央行实施总需求管理的重要工具,其在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随着金融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日益加剧、金融

机构综合经营压力的不断加大,以及由此引发的交叉性金融产品的大量衍生,金融风险的传导性、传染性、交叉性、共生性等的日益凸显,迫切需要有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工具来强化宏观调控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实现金融稳定,推动金融业平稳有序发展。在此背景下,宏观审慎的理念应运而生。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一个包括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目标、评估工具、传导机制和治理架构等一系列组合的总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各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构建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为应对危机的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宏观审慎政策探索[8]。中国人民银行从2009年开始研究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措施,并于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将信贷扩张与宏观审慎要求的资本水平相挂钩,其核心

内容是金融机构适当的信贷增速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及其自身的资本水平。2013年,提出要“把更多信用创造活动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防止金融部门出现过度加杠杆和顺周期波动”。2015年,将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9]。包括完善外汇流动性宏观审慎政策,对远期售汇征收风险准备金,提高投机性人民币购售手续费;扩大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加强对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对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金融机构存放执行正常存款准备金率等。2016年,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被“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MacroPrudentialAssessment,MPA),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更为全面、更有弹性。宏观审慎评估将原来单一指标拓展为包括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七个方面的十多项指标,兼顾量和价、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由事前引导转为事中监测和事后评估,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多维度引导,引导金融机构加强自我约束和自律管理。同时,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扩大至全国范围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和宏观审慎评估的结果设置并调节相关参数,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跨境融资进行逆周期调节;按照“因城施策”原则对房地产信贷市场实施调控,强化住房金融宏观审慎管理[10]。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发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号令,标志着我国的金融宏观调控不再是仅由货币政策单打独斗,而是进入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并举、“双轮驱动”的新时代。

总之,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科学把控货币政策目标导向,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总基调,不断加大力度强化货币政策探索,推进货币政策转型与创新,精准把握政策实施的方向、节奏和力度,科学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积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缩减货币政策传导时滞,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保障经济金融预期目标顺利实现,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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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M].北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63-465.

[4]周小川.把握好多目标货币政策:转型的中国经济的视角[EB/OL].(2016-06-24)[2020-03-09].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090366/index.html.

[5]武鹏.我国货币政策制定思路的分析与思考[J].征信,2018(6):61-65.

[6]黄韵竹,王晓军.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基层央行提升履职效力的对策建议[J].征信,2019(12):85-88.

[7]申国彪.国库资金流量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J].征信,2019(7):87-92.

[8]张晓慧.宏观审慎政策在中国的探索[J].中国金融,2017(11):23-25.

[9]黄志凌.探寻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驱动力[J].征信,2019(6):6-13.

[10]尹航.我国汇率制度选择中的货币错配问题研究[J


作者简介:曲迎波(1965—),男,河南新密人,教授,学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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