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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杜·博亨与非洲史研究

胡小文

2020-03-11 03:44

张忠祥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中,非洲史学的研究一直是比较薄弱的环节。一是起步比较晚,国内对非洲史学的研究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吴秉真在《西亚非洲》上发表《杜波依斯和他的非洲史学著作》一文,开启了中国非洲史学研究的先河。二是研究成果比较有限,迄今论文仅十余篇。实际上,在全球史学架构中,非洲史学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非洲史学研究获得了显著发展,史学流派纷呈,涌现出一批国际知名的史学家,阿杜·博亨(Albert Adu Boahen,1932—2006)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他是“加纳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当代)非洲大陆非洲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本文以阿杜·博亨为个案,总结他在非洲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进而评价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的贡献与不足。

一 阿杜·博亨生平

阿杜·博亨1932年5月24日出生在加纳东部的奥西姆(Osiem)村。他的父亲阿亚·阿曼克瓦(Agya Amankwaa)是阿基姆(Akyem)人,是一名可可商贩;母亲玛梅·基西娃(Maame Kisiwaa)是阿散蒂(Asante)人,是一名鱼贩。他们共育有7个孩子,阿杜·博亨排行第三。阿散蒂人的传统是按照母系来确定血统关系的,所以,阿杜·博亨也属于阿散蒂人。因此,阿杜·博亨长大以后,对阿散蒂的历史很感兴趣,专门撰写了几部反映阿散蒂人民反抗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著作。

1938年,年仅6岁的阿杜·博亨开始在奥西姆教会小学接受教育。该校是一所基督教长老会学校,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在传播宗教思想,为殖民统治服务。小学毕业后,1943年在舅舅克瓦希·阿萨雷(Kwasi Asare)的帮助下,阿杜·博亨进入阿索科尔(Asokore)教会学校念书。学校没有住宿,阿杜·博亨不得不每天步行10多公里走读。但是他刻苦学习,从不怨天尤人。他的勤奋学习终于得到回报,194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黄金海岸著名中学———姆范茨平(Mfantsipim)高级中学读书。

姆范茨平高级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成立于1876年,是黄金海岸(现为加纳)的第一所高中。这所具有浓厚宗教氛围的中学培养了一批知名人物,他们当中有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加纳前总理科菲·布西亚(Kofi Abrefa Busia),以及非洲著名史学家阿杜·博亨等。阿杜·博亨对母校很有感情,后来他专门写了《姆范茨平和加纳的缔造:一个世纪的历史(1876—1976)》。在这本书中,阿杜·博亨着重叙述该校影响现代加纳诞生与发展的故事。他肯定了现代教育的积极作用,认为该校影响和改变了一批加纳家庭的命运;同时,该校对国家建设也有贡献,因为它为国家建设输送很多优秀的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二战后,非洲民族开始觉醒,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当时黄金海岸也爆发了一系列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阿杜·博亨在中学期间就开始参加反抗殖民统治的运动。1948年,阿杜·博亨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行动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当时黄金海岸有6位著名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即J.B.丹夸赫、阿库福·阿杜、威廉·阿塔、奥伯特比·拉姆珀泰、克瓦米·恩克鲁玛和阿克·阿德杰伊,被英国殖民当局未经审判就投到监狱中。姆范茨平的学生对英国殖民当局的这一行径非常气愤,纷纷举行罢课。学生们参加罢课很可能会被学校开除学籍,但是阿杜·博亨还是毅然参加了这场抗议活动。此后,阿杜·博亨开始思索学习历史的意义。他认为,阿散蒂人历史上勇敢的奥赛·图图(Osei Tutu)、欧克姆弗·安诺基(Okomfo Anokye),以及亚阿·阿散蒂娃(Yaa As⁃antewaa)女英雄的事迹,不仅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而且有利于启发人们的思想。

高中毕业后,阿杜·博亨考入黄金海岸大学学院(1961年改称加纳大学)继续深造。该校是伦敦大学在非洲殖民地创办的大学学院之一,完全按照英国的教育模式管理。1956年阿杜·博亨在该校取得历史专业学士学位。之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习,跟随英国著名非洲史专家伦纳德·奥利弗教授研究非洲史。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在20世纪40至60年代培养了一大批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家,他们当中有戴克、阿贾伊和奥戈特等人。1959年阿杜·博亨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加纳获得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英国与西非的关系,其中不仅考察了欧洲人在非洲的活动,还关注非洲人的活动。1964年,他出版了博士论文,书名是《不列颠、撒哈拉和西苏丹1788—1861》。

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阿杜·博亨回到加纳,成为黄金海岸大学学院历史系的一名教师。从此,他开始了在加纳大学的教学生涯。阿杜·博亨讲课非常幽默,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讲课时,他总是能想办法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启发他们思考。阿杜·博亨1967年晋升副教授,1967—1975年担任加纳大学历史系主任,成为该校历史系首任非洲籍系主任。1971年他晋升教授。1973—1975年,他担任加纳大学研究生院院长。1985年他从加纳大学退休。

阿杜·博亨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曾先后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69)、哥伦比亚大学(1970)、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85)、康奈尔大学(1990)和纽约城市大学(1990—1991)等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这一方面有利于他与国际同行交流非洲史研究的新进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他接触到国际上的世界史,包括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

阿杜·博亨不仅是一名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名政治家,在他身上反映出非洲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民族主义情感。加纳独立于1957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赢得独立的国家。泛非主义者恩克鲁玛成为加纳首任总统。由于恩克鲁玛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非洲的联合与统一上,忽视了加纳的自身利益,遭到国内反对派的不满,西方国家也不愿意看到加纳倒向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1966年加纳发生政变,恩克鲁玛被赶下台。此后,加纳政变频繁,国家长期处于军政权的统治之下。从1981至1992年,加纳的统治者是军人出身的杰瑞·约翰·罗林斯。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阿杜·博亨勇敢地站出来,公开反对加纳的军事独裁统治。1987年,阿杜·博亨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英国文化中心发表题为“加纳的斯芬克斯”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借用食人怪兽斯芬克斯的故事来比喻自己国家惨遭军事独裁统治的厄运。他还利用阿散蒂人的战争之歌鼓励民众起来反抗罗林斯的独裁统治。这次演讲,后来被收录到《加纳的斯芬克斯:加纳当代历史(1972—1987)》一书中。

1992年,加纳实行民主选举,阿杜·博亨作为“新爱国党”(New Patriotic party)的候选人参加了加纳总统大选。新爱国党成立于1992年6月,成员大多为知识界人士。该党走中右路线,高举自由主义旗帜,承诺保护私有财产,主张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奉行务实外交。大选结果是阿杜·博亨输给了罗林斯。阿杜·博亨质疑这次选举的公平性,认为选举幕后有庞大势力的操纵,为此他领导新爱国党与民族独立党、全国代表大会联合起来进行抵制。但是,这一抵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后来,阿杜·博亨转而支持库福尔,后者最终在2000年赢得加纳总统大选。1999年,阿杜·博亨因为主编《非洲通史》第七卷获得阿维森纳银质奖章(Avicenna Silver Medal)。他活到老,学到老,在2000年和2001年两次中风之后,仍然撰写并于2003年出版了《阿散蒂王的历史和他的整个国家》和《亚阿·阿散蒂娃和1900至1901年的阿散蒂—英国战争》两本书。2006年5月24日,阿杜·博亨因病去世,享年74岁。

二 阿杜·博亨对加纳史和西非史的研究

长期以来,在西方主流学者看来,非洲是没有历史的大陆。他们声称,假如非洲有历史,也是西方人在非洲活动的历史。比如,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非洲本土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还笼罩在夜的黑幕里,看不到自觉的历史的光明”。1923年,英国伦敦大学教授A.P.牛顿同样认为非洲没有历史,原因是非洲缺乏文字资料。他说:“这片土地在远古时代就被数不清的人居住过,他们给人类学家和语言及原始风俗的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历史只有被人们书写下来才能成为历史,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关注的留存材料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直到1963年,牛津大学教授休·特雷弗·罗珀仍然坚持非洲没有历史的错误观点。他说:“也许将来有一些可以讲授的非洲史。但现在还没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余的就是黑暗……而黑暗不能成为历史的主题。”

所以,非洲国家独立后,恢复和还原非洲历史的本来面貌,成为第一代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在这方面,非洲大陆最初建立的一批大学发挥了积极作用,譬如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加纳大学、乌干达的麦克雷雷大学、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以及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等都成立了历史系,集聚了一批民族主义史学家,他们以非洲的视角重新评判非洲历史,为殖民统治前非洲历史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戴克、阿贾伊、奥戈特等人一样,阿杜·博亨为非洲历史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被称为“现代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的台柱子”。他对殖民统治前非洲历史的研究,很好地回应了西方学者关于“非洲没有历史”的主观臆断。他对殖民统治前非洲历史的研究侧重于对加纳史和西非史的研究,代表作有《加纳:19至20世纪加纳的发展与变革》《西非历史专题》《大变革时代———1800年后的西非》《不列颠、撒哈拉和西苏丹(1788—1861)》等。阿杜·博亨对西非史和加纳史的研究,主要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从非洲内部的视角研究非洲历史。在阿杜·博亨之前,以加纳史研究为例,西方学者已经写有三部著作,即W.克莱里吉的《黄金海岸和阿散蒂的历史》(1915)、W.F.瓦德的《黄金海岸史》(1948)和J.D.费奇教授的《加纳历史介绍》(1961)。这三部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从外部看待加纳的历史,重点叙述欧洲人在加纳活动的历史。比如,《黄金海岸和阿散蒂的历史》有1224页,反映欧洲人到来之前黄金海岸历史的内容仅有8页;《黄金海岸史》有413页,写欧洲人到来之前的内容也只有43页。《黄金海岸史》1957年再版后,改名为《加纳史》,全书共16章,其中,除第一章“土地面貌”介绍加纳地理概况,第二章“人口和史前史”和第三章“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对加纳的族群和历史稍加介绍外,从第四章开始主要讲欧洲人在加纳的历史,最后两章则简单地讲一下加纳独立以后的情况。总之,加纳人民自己的历史被放到一个次要的位置来写。

阿杜·博亨在研究非洲历史的时候,则坚持从非洲内部的视角加以研究,也就是站在非洲的立场上研究。例如他的《加纳:19至20世纪加纳的发展与变革》一书,将加纳人民的历史发展作为主体,加纳的发展是由加纳人民自己决定的,而欧洲人对于加纳只是外部因素,他们对加纳只有局部影响。同样,在《西非历史专题》一书中,阿杜·博亨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西非历史的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一样,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内部因素或者说当地的因素通常发挥着更加基础和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西非历史专题》一书中,阿杜·博亨要重点回答的问题主要有:非洲人是如何创造悠久历史的?古代强大的王国是怎样被君主有效统治的?非洲大陆的生产力是如何发展的?举个例子,撒哈拉商道是非洲古代历史上的交通大动脉,阿杜·博亨详细分析了撒哈拉商道对西非的广泛影响:促进了西非地区诸王国的产生,如加纳、马里和桑海;促进了商道沿线城市化,一些小村子或居民点因商道贸易发展成为大的城镇或城市,如昆比·萨利赫、杰内、廷巴克图和加奥等;商道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

此外,在加纳,第一大族群是阿肯人(Akans),约占总人口的45%。阿肯人又进一步分成11个子群,其中几个比较大的分别为阿散蒂人、芳蒂人(Fante)、阿基姆人、阿克瓦姆人(Ak⁃wamu)和恩兹马斯人(Nzimas)。他们的语言都非常接近,属于克瓦(Kwa)语群。作为加纳的主体民族之一,阿散蒂人的历史成为加纳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7世纪,以库马西为中心,阿散蒂人就建立了阿散蒂帝国(或王国)。1807—1901年间,阿散蒂帝国与英国进行了近百年的战争,成为加纳抗击殖民侵略的中坚力量。阿散蒂帝国的兴衰是加纳重要的历史事件,阿杜·博亨说,“阿散蒂帝国的兴起是19世纪之前加纳一次真正的政治变革”。因此,阿杜·博亨在《加纳:19至20世纪加纳的发展与变革》一书中用3章叙述了阿散蒂帝国的历史,即:第三章“阿散蒂帝国的兴起”,第四章“阿散蒂、芳蒂和北方”,第五章“阿散蒂帝国的衰落”。

从非洲内部的视角研究非洲历史,这是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非殖民化思想的一部分,其实质是要使非洲大陆的历史“非洲化”。正如戴克在“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的序言中所言:“非洲的历史理应是非洲人民自己的历史;唯有他们的活动,而不是占领者的活动,才应当成为非洲史学研究的重点。”

第二,在资料运用方面更加多元化。长期以来,西方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存有局限。首先,历史被认为是语言字母使用和书写能力掌握的代名词,因此,那些不具备读写能力的社会或时期就与历史无关,或属于史前时期。其次,判定一个社会是否文明社会的指标如国家的形成、与西方的来往、轮子的使用、石头建筑以及其他文化元素等,决定了这个社会是否属于历史的范畴。因此,西方学者研究历史推崇文字资料,尤其是档案材料,当他们研究非洲历史时存在严重的偏见,主要运用已经出版的文献资料,以及探险家的笔记和商人的账簿,而对非洲大陆非常丰富的口述资料不予相信和采纳。作为第一代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家,阿杜·博亨在研究非洲历史的时候,在资料运用方面则更加多元化,他在研究加纳史或西非史的时候,深入挖掘没有出版的文献资料,不仅是英文的,也包括荷兰文、丹麦文和葡萄牙文的。另外,他还运用阿拉伯文资料、考古资料和人类学的口述资料等。

他主编的《阿散蒂王的历史和他的整个国家》一书,就是大量运用口述资料和文献资料写成的。阿散蒂王普伦佩一世因反抗英国殖民统治,1900年被放逐到塞舌尔群岛,直到1924年才被释放,1931年去世。在这本书中,阿杜·博亨主要研究从普伦佩一世1900年被放逐到塞舌尔群岛到他1924年被放出来这段时期的历史。他以普伦佩一世在塞舌尔群岛的生活为一个点,向各相关方向延伸,包括阿散蒂人的历史、阿散蒂人和其他民族的关系、英国统治下的加纳历史等。通过他的研究,我们了解了普伦佩一世是如何为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而进行各方面斗争的。这本书主要利用普伦佩一世的口述、自传和其他文献资料还原普伦佩一世时期加纳的真实状态,对于如实地了解加纳历史有很好的帮助。

综上,阿杜·博亨对西非史和加纳史的研究,是想恢复非洲人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自信,希望非洲国家能屹立于世界国家之林。正因为在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前非洲历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他被誉为“拯救非洲历史的人”。值得一提的是,阿杜·博亨既是著名的史学家,又是成功的历史教育家。他重视历史教育与普及,重视历史教材的建设,很好地发挥了历史教材在加强民族历史记忆、促进民族建构方面的积极作用,反映了第一代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社会担当。他撰写的《西非历史专题》是一本教科书,很受读者欢迎,并在电台上播送,“该书几乎成为西非史的圣经”。他主编的《革命年代:1800年以来的西非》也是一本教科书,同样深得读者的喜欢。

三 阿杜·博亨对非洲殖民史的研究

对非洲殖民史的研究是阿杜·博亨非洲史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

虽然之前已经有许多非洲殖民史研究的著作问世,但大多持欧洲中心的观点。为了更加全面和透彻地研究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历史以及非洲人民的抗争,阿杜·博亨撰写了《非洲殖民主义透视》《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不列颠、撒哈拉和西苏丹(1788—1861)》和《亚阿·阿散蒂娃和1900至1901年的阿散蒂—英国战争》等著作,并主编了《非洲通史》第七卷。概括而言,阿杜·博亨对非洲殖民史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从长时段来看待非洲殖民史。

中国学者一般认为1415年葡萄牙占领摩洛哥休达城标志着近代殖民主义的出现,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标志着非洲非殖民化的完成,所以,殖民主义在非洲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正如郑家馨所言:“近代殖民主义在五百多年历史中在非洲大陆扮演了十分特殊的角色。它最早窜入非洲大陆(1415年),几乎最晚退出这块大陆。”

阿杜·博亨从长时段来考察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历史,则认为殖民主义在非洲人民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历史中仅仅是一个插曲或阶段,其存在时间很短。他说:“殖民主义在非洲绝大部分地区的存在不足100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就一个种族和整个大陆的历史而言,的确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他认为,188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是欧洲列强争夺非洲的正式开始。

阿杜·博亨将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非洲殖民主义80年的历史细分为三个阶段:(1)1880—1919年为第一阶段,其中1880—1900年为征服时期,1900—1919年为占领时期,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非洲其他地方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2)1919—1935年为第二阶段,殖民主义在非洲确立了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统治,与此同时,非洲民族主义也在酝酿。(3)1935—1960年为第三阶段,非洲人民不断反抗,与殖民统治斗争,直至最后国家独立,这是“使用积极行动战略的独立运动时期”。附带指出的是,尼日利亚伊巴丹历史学派的阿贾伊也主张殖民主义在非洲只是一个插曲。他认为,在殖民主义统治下,非洲政治制度仍然保持着连贯性,“毋庸置疑,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被人们夸大了,殖民主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仅是一个插曲,并没有使非洲历史的延续性中断”。

但是,阿杜·博亨与阿贾伊虽都持“插曲论”,两人就殖民主义对非洲历史影响程度的认识是大不一样的。阿贾伊认为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微乎其微,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用阿杜·博亨的话说,在阿贾伊等人看来,“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是表面的,他们把殖民主义看作是没有持续打断与非洲过去联系的一个小插曲”。而阿杜·博亨则认为,“尽管殖民主义仅仅是一个插曲,它在非洲任何地方持续的时间不超过100年,但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插曲。它是非洲历史的分水岭,非洲后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殖民主义遗产的影响”。

第二,客观、全面地看待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

关于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在阿杜·博亨之前已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坚持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学者的观点,为殖民主义在非洲的行径辩护。如L.H.甘恩、P.杜伊格南、佩勒姆和P.C.劳埃德认为,这种影响是得失相当的,对非洲来说既可以算是幸事,或至少可以说是无害于非洲的。L.H.甘恩和P.杜伊格南认为:“帝国制度是非洲历史上传播文化最有力的动力之一,算起账来,它是功大于过。”并且,在两人共同主编的五卷本《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第一卷序言中,又一次总结道:“我们并不同意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假设———殖民主义与剥削应该画等号……因此我们把欧洲在非洲的帝国主义解释为文化变革与政治统治的一种动力。”二是研究不发达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学者的观点,强调殖民主义给非洲带来的好处实际上等于零。如圭亚那黑人历史学家沃尔特·罗德尼坚持认为:“有人说,一方面,(殖民主义)存在着剥削与压迫,而另一方面,殖民政府做了大量有利于非洲人的事,开发了非洲。我们的看法是:这种说法完全是谎言。殖民主义者只有一面———他们是一伙武装匪徒。”

关于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阿杜·博亨没有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而是予以全面的评价;在充分肯定殖民主义对非洲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同时,他也指出其在非洲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全面论述了殖民主义对非洲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就政治方面而言,他认为殖民主义有四个方面的积极影响:在非洲建立了持续的和平与稳定;出现了50多个非洲独立国家;在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引进了两种新体制,即新的官僚机制和新的司法机制;既产生了一种新型的非洲民族主义,而且也产生了泛非主义。同时,他认为殖民主义的消极影响更大,有以下六点:民族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如何克服民族主义的消极面是所有独立后非洲国家领导人面临的共同问题;殖民者人为地划分非洲国家的边界,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影响,譬如跨界民族和边界冲突、非洲国家的面积大小各不相同、自然资源和经济潜力不均等;殖民主义削弱了当地原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殖民统治造成非洲国家独立后民众对政府的财产漠不经心;常备军的建立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其消极影响经常为多数历史学家所忽略;殖民主义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消极影响就是非洲主权与独立的丧失,从而使非洲人丧失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以及与外部直接打交道的权力。

就经济方面而言,他认为祸福参半。积极影响主要有:提供了公路、铁路、电信、电话,有时甚至包括机场等基础设施;非洲单一产品经济的发展使某些个人或社会阶层获得了财富;引进了货币经济。消极影响同样十分明显的,主要有:殖民主义所提供的基础设施既不充足也不实用;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是以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为基础的,意味着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完全被忽视了;殖民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绝大多数殖民地内完全、有意识地忽视或不鼓励工业化和对当地所产原料、农产品进行加工的工业;大规模制造的廉价商品涌入非洲,使得殖民主义入侵前非洲原已存在的一点工业与手工业几乎被摧毁殆尽,非洲自身的技术发展就此停顿;殖民者对热带产品的追求在非洲造成严重的单一产品经济;土地商品化导致一些肆无忌惮的家族头人非法出售村社共有的土地,引起广泛的贫穷;不管殖民阶段取得了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都使非洲人付出了惊人的、不公正的代价。总之,“殖民统治阶段对非洲是一个残忍的经济剥削阶段,而不是经济发展阶段。不难肯定,殖民主义在经济范畴对非洲的影响是最为暗淡的”。

就文化和社会方面而言,他同样认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积极影响主要有:非洲人口的增长;促进了城市化;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西方教育的传播;殖民主义为每一个殖民地或一系列殖民地提供一种通用语,这为殖民地内部和殖民地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方便;殖民主义向非洲某些地区引进或促成了新的社会结构。严重的消极影响主要有:创造并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别;殖民主义提供的社会服务严重不足和分布不均;殖民主义造成非洲妇女社会地位的下降;殖民主义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心理上的,产生了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

总之,在阿杜·博亨看来,殖民主义尽管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对非洲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不能只把它看成是沉重的历史包袱;虽然今天非洲某些方面还是会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但非洲人民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未来。阿杜·博亨深入研究殖民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想以史为鉴。他说:“非洲领导人正确的做法不是把殖民主义一笔勾销,而是了解其影响,设法补救其已经形成的缺陷,并解脱其失败所造成的后果。”

第三,对非洲人民抵抗殖民主义统治英勇行为予以充分的肯定。

阿杜·博亨对殖民主义统治下非洲人民的反抗予以充分肯定,肯定他们在外来强大侵略者面前英勇抵抗的精神,重视非洲的能动性。在他的著作中,非洲人民对殖民主义是十分抵制的,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有强烈的抵制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决心。例如,阿散蒂人是加纳重要的族群之一,在历史上素有反抗外敌的传统。黄金海岸的阿散蒂人对英国人的反抗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824年的一次交战时达到顶峰。在这次战争中,阿散蒂人击败了英国军队和他们的同盟者,并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也即当时黄金海岸总督查尔斯·麦卡锡爵士。阿杜·博亨把阿散蒂人同英国的战争看作正义的民族战争,认为阿散蒂人是为自己的民族而战,英国却是有着邪恶的阴谋的。他对阿散蒂人英勇顽强、驱除外敌的民族战斗精神赞扬不已,并为此感到自豪。

在2003年撰写的《亚阿·阿散蒂娃和1900至1901年的阿散蒂—英国战争》一书中,阿杜·博亨详细地研究了一位带领阿散蒂人民在反抗英国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女领袖。他说:“在1880到1901年非洲人民反抗欧洲殖民者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女性比亚阿·阿散蒂娃更出名,也没有一场战争比她领导的阿散蒂独立战争更被人经常提起。”该书研究的问题主要有: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什么?战争的领导人是谁?他们采用什么战略、使用什么武器?战争的过程如何?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这场战争又有什么意义?对于亚阿·阿散蒂娃领导的这场战争,阿杜·博亨用异常坚定的话语肯定其正义性,他说:“这是阿散蒂人民保卫金凳子、捍卫独立的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所以,阿散蒂诸邦都参加了这次战争。”在阿杜·博亨心中,他以这场阿散蒂人反抗外辱的战争为自豪。他研究亚阿·阿散蒂娃,不仅仅是为了研究一位女性,而是为了研究一个民族如何前仆后继、不怕流血地英勇斗争。事实上,“亚阿·阿散蒂娃已经成为阿散蒂、加纳和整个非洲民族主义的象征”。

尽管非洲人民英勇反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还是被殖民者瓜分了。关于非洲抵抗失败的原因,阿杜·博亨也进行了认真反思。他以西非为例分析了其被征服的原因。虽然西非人既不缺乏勇气也并非不懂军事,但是他们面对入侵者的时候总是处于极大的劣势,每次抵抗和武装暴动总是归于失败,其原因就在于:首先是非洲在军事上的弱势。欧洲人征服非洲一般而言比较容易,经常是一支2万人的非洲部队很轻易就被2000人甚至更少的欧洲人领导的军队打败。其原因就在于武器上的优势,如欧洲人拥有马克沁机枪。1885年欧洲列强达成一致,禁止向西非出口武器。其次是非洲在政治上的弱势。“同19世纪欧洲国家相比,非洲国家没有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认同”,非洲国家的王位继承相当混乱,内战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在应对西方侵略的问题上也很少形成联合。

对于非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瓜分,阿杜·博亨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原因:非洲的失败得益于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在非洲的活动和报告,到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对非洲的了解大大超过非洲人对欧洲的了解;任何一个欧洲帝国主义列强都远比任何一个非洲国家或国家集团富裕,这样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支持更长时间的战争,而非洲国家做不到;帝国主义侵略者比非洲国家有更多的部队,有大量的辅助军,士兵为非洲人,而军官为欧洲人;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非洲国家没有联合起来,被各个击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非洲人运用弓箭、矛和过时的枪,而欧洲士兵使用步枪、机关枪。

非洲的抵抗失败了,但是这一抵抗是否有意义和价值?阿杜·博亨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回顾非洲历史上这段英勇史诗,不禁使人提出疑问,非洲人的抵抗是不是‘英雄的狂热’,或者说是一种犯罪的态度。我们的作者否定了这种论点。从他们的立场看来,非洲军队面临装备占优势的敌人肯定是要被打败的,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关键之处在于:抵抗者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从此萦绕在子孙后代的心中。”

四 结语

阿杜·博亨是非洲国家独立之后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也是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历史研究具有开拓性。经过他的研究,清除了殖民主义者所鼓吹的非洲没有历史的错误观点。他运用口述资料和其他资料,努力恢复了殖民统治前的西非历史和加纳历史。阿杜·博亨因其在非洲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尤其是他对于西非史和加纳史研究的卓越成就,被誉为“非洲史的教父之一”。

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殖民主义历史学派加以否定,主张从非洲内部的视角来研究非洲历史。但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内部也是有区别的,伊巴丹历史学派与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派不尽相同,而阿杜·博亨所代表的加纳历史学派与前两者又有所区别。比如,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派的社会主义色彩比较浓厚,在评价殖民主义的时候多为全盘否定;而阿杜·博亨对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既肯定又否定,从历史的角度予以了全面评价。

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是时代的产物,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盛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相辅相成。一方面,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促进了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的产生;另一方面,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为非洲国家独立后恢复历史的集体记忆和民族建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容易陷入非洲中心主义倾向;二是往往被视为精英史学,脱离群众,对下层人民的历史关心不够。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趋于衰微,新史学在非洲逐渐兴盛,如社会史、经济史和环境史成为非洲史研究中的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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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1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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