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强调“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只有通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在这个重要讲话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一种从辩证法出发，建立在世界历史与现代化实践经验中的和平观。
战争与和平始终是人类历史上的核心命题。“和”作为中国世界观的起点式命题，串联起了中国人对历史、社会、国家、天下、文明的整体性认识。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这种从和平出发建立起的整体性世界秩序观将战争视为需要且能够避免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孙子兵法》对战争问题的认识，强调战争作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需要以格外审慎的态度来对待。
在中国的秩序观下，和平意味着“止战”。共同体间谋求和平的合作互助行动可以从国家延伸至全球，并为人类发展提供最根本的环境。对“持久和平”的追求因此转化为世界政治应当追求的实践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将此概括为“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的普遍安全观，强调“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
从这个视角可以看到，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是人类主动选择的结果。将实现和平作为衡量政治正义与否的现实基础，意味着在思考和平问题时，并不是从单个个人无组织的、假定的“自然”状态出发，而是客观地承认，人总是在某种形式的社会共同体组织形态中生存。战争是共同体的能动选择，而绝非是某种抽象的“人性”必然。对中国人而言，保障人能在一个足够广阔且安定的共同体中生存与发展，这在现实上是更稳定的政治状态。保障这种状态的政治被认为是一种有道德的、向善的政治，反之则是不义。
这种“止战非攻”的辩证思想构成了对正义—非正义战争、德政—恶政的判定模式。和平作为社会共同体重要的政治理想诉求之一，一切通往和平的行动才能被视为正义。也正是在这种谋求和平、促进和平的政治基础上，战争被转化为诸多通往和平的手段之一。与那种将战争视为实现某个集团、某个国家利益的工具不同，在中国传统中，只有“顺乎天而应乎人”，以共同体整体公益为基础，并真正朝向和平的战争才能被视为义战。
这种和平观与西方现代思想传统中对和平问题的认识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起点。在西方思想中，战争被视为人类的常态。组织战争的需求，甚至还被视为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康德对“永久和平”的讨论中，战争被看作是人类互相残害的本性，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在这一充满消极色彩的前提下，人类谋求和平仿佛只有三条途径。其一是“进入永恒安息”，彻底消亡。另一条途径则需要建立一种普世强权，当所有暴力都被垄断到这一强权之下后，民众便在重压之下，以活力为代价，获得了绝对的稳定与秩序。第三种和平类似于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达成的恐怖平衡。然而，这种“和平”更像是战争间隙，是武装对峙状态的漫长延伸。双方都不遗余力地试图改变这种平衡。在广大亚非拉国家中不断发生的代理人战争、政变、动乱便是这种霸权对峙的直接结果。
康德显然对上述三种状态均不满意，他构想了一种基于法律机制的和平状态。通过对“共和制”国家公民法原则的扩展，康德希望最终确立国内公民法—国家间万民法—世界公民法权的三重法权结构，最终消除人与人之间互相敌视与猜忌的“自然状态”，保障永久和平。然而，康德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在于，这种基于法权的和平状态本质上是一种同质性的国家联盟。那么，除了联盟国家的道德友善之外，又能有怎样的现实原则来对国家进行约束呢？
实际上，纵观西方现代历史，几乎所有世界规模的战争，都打着“最终一战”的名义。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美国对朝鲜、越南的干涉战争，再到21世纪，美国以反恐为名、以色列以所谓“先发制人的自卫”为借口发动的一系列战争，这些都是对西方现有和平理论的根本挑战。西方和平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战争理论的延伸，它将战争作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是强者的权力。和平在这个条件下则是战争的终结。它站在战争发起者的角度，将战争作为发起者的政治工具，其“终结”要么意味着战争目的已达成，要么则是一种无奈且恐怖的相互制衡。
随着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人类整体对战争问题的法理认识有了重要发展。在《联合国宪章》中，自卫反击成为了衡量战争正义与否的核心标准。然而，在实践中，霸权国家仍旧不断发明各种名目，以“预先自卫”“反恐战争”“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为理由，对别国发动战争。同时，战争的形态也变得越发多样。金融、援助、贸易、信息媒体、科技知识等这些支撑国际互联互通的公器，也越来越多地被霸权国武器化，变成服务本国甚至是本国小部分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霸权国将对战争权力的垄断视为维护霸权结构、实现霸权治下“和平”的唯一途径。
作为牟利工具的战争在人类近代历史中始终存在，但这并不能用来佐证战争是人类自然状态这一命题。实际上，为了争夺在殖民地的权益、为了瓜分土地、为了打开贸易路线、为了争夺矿产与财富、为了“生存空间”，这众多战争理由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殖民帝国主义逻辑。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这也是霸权者用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最有效工具。在这种军事霸权的冲击下，没有任何一个来自于亚非拉的“弱小国家”有能力维持自身的稳定与独立。也正是在这种强力之下，一个普遍联系但却高度不平等的世界格局逐渐形成。直至今日，霸权者仍在试图通过对武力的垄断来维护过去百年间形成的这一不平等世界格局。
在这种条件下，“止战非攻”更加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治理意义的公义。面对霸权国，世界其他国家需要获得拦阻霸权战争的真正能力，才能实现国家之间的实质平等。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霸权主导的世界格局第一次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作为原本处在霸权结构底端的国家，中国在历经了百年的探索与斗争之后，实现了去依附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的全方位现代化发展还从根本上打破了世界原有的霸权结构。
以斗争保卫和平、以斗争求团结是中国在谋求独立自主的革命与现代化进程中总结出的实践经验，也是对“止战非攻”这一中国传统中具有浓厚辩证色彩的正义观、和平观的传承与发扬。只有真正拥有了能够拦阻霸权者、拦阻干涉者的军事力量，一个自主、自由、互助、和平的共同体空间才能成为可能。不断的发展则是这一共同体的根本诉求，而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让共同体更加趋于稳定的重要基石。
霸权所依赖的战争论诞生于一个特殊的、在欧洲历史和政治社会环境下发生的现代化历程里。它不断预言——所有国家都必将走上霸权竞争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则已证明，无需通过全球扩张、无需通过奴隶贸易、无需通过武装掠夺，一个被压在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条底端的国家，也能在一个先进政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动员、群众教育、解放生产力来完成工业化转型、走上现代化道路。这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经验，为恢复世界多边秩序平衡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与政治动力。超越霸权中心主义，从广阔的中国与全人类文明历史中寻找到新的历史资源，从全球多样性的现代化实践中找到新的政治动力，并在更多样的秩序理想、世界观与历史实践中寻找到最大公约数，发现可以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发展，并且团结起来保卫以人民为中心的全方位的发展，这便是人类得以消弭战争根源、创造新历史的真正起点。
殷之光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