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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学家眼中的建阳书籍史

孙喜

2019-09-26 07:28

刘挺立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9月18日 10 版)

美籍华裔学者贾晋珠(LucilleChia)200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是中国书籍史、印刷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日前,该书中译本问世,值得关注。

  一、中国印刷史研究与“交流环”模式的碰撞

谈论海外汉学研究,则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著者如何避免陷入某种思维定式,即仅用西方近代以来既有的学术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具体而言,西方语境中的“书籍史”“印刷史”“出版史”等学术术语,与传统中国文献研究中的版本、目录、校勘学能够兼容到何种程度?

作者贾晋珠虽无意借《谋利而印》给出上述问题的答案,却已敏锐察觉到了应该更谨慎地使用某些学术术语。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所提出的构建西方书籍史基本框架的“交流环”(CommunicationCircuit)概念,指通过作品的生产、发行和消费等事务,将作者、出版商、销售商和读者连接成一体的网络。要在这一模式下探讨书籍的生产方式与进入流通领域后的市场机制,必须基于涉及书籍刊刻、印刷、销售等商业活动的大量原始资料。正如贾晋珠所指出的,在轻视商业的传统中国社会,记载书籍印数和价格数据的资料寥寥无几,并没有印刷厂的账本或经营记录、公证文书,以及出版商之间大量来往通信那样的材料来支持达恩顿所倡导的研究范式。

贾晋珠意识到,必须从传统中国社会所遗留的文献资料(包括地方志、族谱、笔记、别集、少量官方文书、一些不经意记录下写手和刻工名字的刻本,以及解题目录和书志)入手展开研究。为此,贾晋珠做了详尽的数据整理工作,编辑了一个含有两千余部建阳刻本的目录,从十八部福建建阳族谱中整理出三个出版商世家的世系表,并在此基础上做了朝代、书目、部类分析表格,考究细致,资料翔实。传统中国的商业出版者采取何种模式生产、销售书籍,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谋利从而使自身与官刻、寺庙刻书区分开来,从中可窥一斑。

  二、建阳地方出版业:跨越六个世纪的传承与兴衰

为何选择福建建阳作为研究对象?贾晋珠从闽北地理特征出发,给出了解释:这个看似偏远的地区,却依靠物产和交通与江南地区维持着重要的社会、经济、文化联系,长期维持着传统中国出版中心的地位。它的印刷史“并非开始于中国雕版印刷发明之初,其在清初的消亡又比雕版印刷的整体衰落提早了至少两个世纪,而建阳本的故事的确与中国雕版印刷的光辉时代相契合”。贾晋珠梳理了从唐代印刷术肇始、到清初出版业衰落这六百年间,福建建阳印刷出版的发展历程,并对每个时期的出版行业运作模式、商业出版者概况、具有代表性的建阳本做了详尽探讨,力求论述有据。

数百年间,建阳出版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建阳本质量的讨论。为何建阳在产出精刻本的同时,颇招非议的“麻沙本”更为迅速地流通全国?贾晋珠从现存麻沙印本的质量、种类入手,结合官方涉及出版的奏章、法律条文,指出宋代科举和儒学的兴盛创造了对应试类印刷品的需求,并形成了一条产业链,“麻沙本”这一现象是商业印刷繁荣发展所不可避免的。

而建阳出版业在17世纪中期的彻底衰落,则是贾晋珠关注的另一个谜题。明清易代时闽北地区所遭受的混乱和破坏能否充分解释这一现象?自明初起一直蔓延于闽北地区的经济停滞是否才是根本原因?贾晋珠提出的假说是,建阳尽管地处福建,却一直属于江南地域经济圈。早期建阳出版业受到知识阶层活动的刺激,闽北在宋代科举兴盛,并成为理学大本营;但在元代和明代,当该地区的文化衰落后,支撑书籍贸易的则更多为地理和经济因素;随着明清易代,闽北经济及地区间贸易不断衰落,建阳出版业亦一蹶不振。

  三、“上图下文”——建阳本中的插图史

贾晋珠通过梳理二千余本建阳刻本,提出应关注过去中国书籍史研究中常被忽视的雕版插图发展——包括图像、地图、示意图、图表、表格。她发现,插画不存在所谓独有的地域风格,书坊间的竞争越激烈,所刊刻的插图往往越趋同。出于经济考虑,出版商们更倾向于使用已刻好的版片,不断摹写、刷印,而不是花费精力再雕新版。

中国刻本中的插图,与文字一起镌刻于木版这一载体,这就将其与西方的金属版画区别开来,不仅在功能上被用于辅助、补充文字信息,在艺术上也趋向同质、简化,与富含审美意趣的文人画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无法割裂开的“图”与文字之关系,直接反映到刻本的版式上。采用“上图下文”版式的刻本插图往往经过大量复制转摹,主要应用于廉价的通俗读本中,表明其无法独立于文字之外被欣赏;对艺术性要求的降低,侧面反映了这类书籍面向的读者群体文化水平不高。使用全叶、单独成册插图的刻本(常见于小说、戏曲),则更注重“图”的独立艺术性,用于吸引文化水平较高的士人阶层。出版商有意识地根据读者群体层次制作不同版式的书籍,反映了当时建阳出版业的商业化程度,“谋利型”刻印方式已然成形。

中国书籍史研究过去专注于版本目录学和印刷技术史,究其原委,如贾晋珠所言,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版本学“对文字记录的制作者和使用者的研究,重点并不在刻本和写本如何影响学习、信息如何传播、如何借助阅读获取知识、书籍如何定价之类现代学者所关注的课题上”。怎样将研究视野拓宽至社会、文化领域,找出一条立足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研究路径,还需学人不断探索。贾晋珠之《谋利而印》,以海外汉学视角出发,在搜集大量资料数据的基础上,坚持以实证立论,足见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可为国内学界开拓书籍史研究新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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