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介书评 社科著述

探寻古籍版本断代研究的范式

序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

孙喜

2019-06-18 02:39

陈正宏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6月12日 10 版)

在许多古籍版本学教科书里,都会提到明刻本鉴定的一条基本线索,即从明代中叶的正德嘉靖开始,到明末的天启崇祯,明刻本字体中出现了一种方板的宋体字,且字体是由扁方、正方变为长方,最后转为狭长。这条线索是如此地明晰,在古籍实物中又比较容易得到印证,讲版本学的教师,跟听版本学的学生,至此都有一种版本学在我心中的放松感,仿佛这门学问极易速成。

我们都是读前辈们的教科书长大的。为了让今天很难看到古籍实物的年轻学子较快地入门,有时也免不了在教学中强化这样的教科书线索。但这样的线索,放到书籍史的实际之中,确实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现存的中国古籍里,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牌记、刊语的,即使有,其中有一部分也并不可靠,以此字体成为中国古籍版本鉴定中最受重视的因素。但当字体被强调到一定的程度,字体演变的线索被描绘成一条精确不变的直线,也会发生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让初学者误以为那种经过简化归纳而得的粗线条样态,即是中国古籍版本合乎规律的线性特征,从而忽略了具体古籍实物中实际存在的远为复杂多变的内情。

李开升君来自以收藏明本著名的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作为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学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在他进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之初,忝为导师的我就和他约定:写明刻本,写天一阁所藏。至于最后选定写明嘉靖刻本,则主要是想做一个实验,即不考虑普通版本学教材里出自经验的说辞,直接从现存的有明确可靠牌记、刊语等的明刻本实物入手,将某一时段的明刻本的基本面貌,加以细致的穷究底里式的清理,在此基础上,以特定的历史时空为界序,重新细致地描写该阶段明刻本与时间和空间相关的特性,以此总结勾勒出有关这一时段明刻本的更为全面准确的分类面相。开升君最后选定的嘉靖刻本,是一个很出色的选题,因为这正是天一阁藏品的特色之一,所涉历史时段的长度和藏品数量,也大致适合一部博士论文可以容纳的篇幅;而最重要的是,若能把嘉靖本的细部情况依照科学的预案梳理清楚,则古籍版本学中同一朝代内版本的断代研究,将会获得一种新的范式。

不过这项以实证为基础的工作真正展开,其费时费力的情形超越了想象。开升君不仅将天一阁所藏八百多种一千余部明嘉靖刻本全部作了目验,而且将其中符合我们所拟定要求的本子一一写了详细的书志——这些书志,按照明代两京十三省的地域分布排次,作为下编收入博士论文。在此基础上,他遵循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的指引,结合自己在天一阁博物馆内外的广泛调查,将嘉靖本分为苏式嘉靖本、京式嘉靖本和建式嘉靖本三类,并对三类嘉靖本的特征,与产生、发展、演变的轨迹,作了细密的分析,形成了论文上编的主体。这些分析由于建立在实物版本调查的基础上,因而大都证据充分,逻辑合理,给学界以颇多新的启发。

毋庸讳言,这项工作也走过一点弯路。在博士论文进行到中期时,大概是因为材料与时空之间的呼应不甚平衡,开升君一度放弃了先前的设定,转而寻找天一阁藏古籍实物之外的二手素材;同时受至今仍为准显学的出版文化和书籍史研究的影响,试图在三分式类别的版本学专业分析之后,加入思想文化史一类问题的讨论。对此我颇不认同。我的意见,一是版本学研究如果把未经目验的书影作为关键证据使用,结论恐难取信于人;二是出版文化和书籍史的讨论,在书籍实物调查验证这一步尚未做完之前就匆忙上阵,其价值恐怕也会大打折扣。这种方向性的变异,将使这部选题出色的古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离开古文献学本身,最后降格成为简单印证教科书结论、呼应时髦学术话语的附庸式的作品。而我们所持的高远目标,即用研究明嘉靖刻本的方式做一实验,以使中国古籍版本学更进一步,成为一种不仅凭经验,而且也具备坚确的实证基础的科学学问,也将半途而废。

开升君是一位聪敏谦虚且有很强的理论思辨能力的年轻人,理解问题所在后,立即回到了原来的路径上,并且花了相当的功夫探讨版本学的学理问题,兼做拾遗补缺的工作。他的博士论文顺利完成,并在2015年6月进行了答辩。答辩委员中包括陈先行、严佐之、李国庆等海内外知名的版本学家,大家都一致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而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最后一位发言的答辩委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先生,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版本的差异,主要是年代的差异,还是地区的差异?即是纵的差异,还是横的差异?

周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针对嘉靖本而发,也不仅是针对明刻本而发,而是针对所有的古籍印本而发的。如所周知,迄今为止的古籍版本学研究,当对象限定在中国国内时,其第一考虑往往是时间,鉴定时发问,第一回答一定是这是宋刻本,那是明刻本,而不会说,这是浙江本,那是福建本。但当跨出国境,即使同为汉籍,首先考虑的一定是空间,鉴定时发问,第一回答就变成了这是朝鲜本,那是越南本,很少有人想到无论朝鲜半岛还是越南,就区域大小而言其实与中国的某个省区相当。周先生的这一提问,在我看来是把开升君所做的工作,迅速提升到一个具有方向性意义的层面,即一项好的版本学研究应该告诉学界的,不是粗略的版本学常识及其印证常识的个案复述,而是通过细致的目验、考订和整理发现以往少为人知的细密而系统的古籍版本知识及其科学解释。就明嘉靖刻本而言,诞生于一个长度为四十五年的历史时期内,纵向长度虽然不是十分长,但也已经足以发生前后的变化,不过回到实物本身,则会清楚地发现,有关它的更细致更科学的知识,其实是产生于区域之间,嘉靖刻本间区域差异的实际存在,和区域之间又有诸多割舍不断的关联,形成了前人未曾揭示的嘉靖刻本以宋体字为主要特征之外的诸多复杂样相,开升君基于天一阁藏品所做的本项研究,其发掘的史实正在于此,其真正的价值也在于此。

目前为止的古籍版本学研究,在历时性描述方面做了很多很出色的工作,但在这之下,特定的时间段落内,以空间为基础的研究,个人以为做得还远远不够多,也不够深入。所谓以空间为基础的研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出国门,不限国境,将东亚汉籍作为一个整体,重视该区域内各小交流圈中相似版本的比较和研究;另一个就是在中国国内,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将区域比较版本学的考察做得更细致更周全一些。无论是前一方面还是后一方面,前提都是脚踏实地,对研究对象作更全面细致的实物调查。更明确地说,在每一种具体古籍版本的目验登记都没有做清楚之前,就以“大跃进”的心态,走拼合前人和外人所做卡片、书目的“捷径”,玩全球汉籍大数据,是十分不专业的举措。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部《明嘉靖刻本研究》能以现在这样比较成熟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李开升君个人的天赋、品格和勤奋功不可没,但同时他所在单位天一阁博物馆领导的支持、前辈的指引、同事的帮助,和天一阁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藏书楼的整体学术氛围,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开升君在博士毕业后持续对书稿进行了多方面的增删改订,我们的关系,也从师生变成了同行,围绕着古籍版本学和乃至更广泛的学术话题,我们多有讨论。承他不弃,将本书修订稿第一时间发给我,并命我写序,拜读之余,感慨良多,因草此数语以奉,兼求教于学界诸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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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8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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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资本积累及其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