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研究

成都平原夏商西周时期小平底罐研究

钱翥

2018-09-05 08:36

于孟洲1 吴超明2
《考古与文物》2018年02期

一、牙璋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东亚大陆灿若繁星的史前玉器中,有一种造型奇特、做工精细的玉器格外引人瞩目,这种器物呈扁平长条形,短边有刃,因此有学者称之为端刃器、玉铲、大钺、玉立刀等,不过目前学术界的主流称呼还是“牙璋”,本文也将沿用这一名称。


“牙璋”本是先秦古籍《周礼》记载的的一种玉器,十九世纪末,清末学者吴大澂根据《周礼》记载将自己收藏的一件古玉器命名为“牙璋”,认为“牙璋”是古代用于“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的一种兵符。但是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牙璋”越来越多,不少现代学者对“牙璋”的命名和用途提出质疑,已故考古学家夏鼐直言,将“牙璋”暂称为“刀形端刃器”可能更恰当一些,“它的古名和用途,我们最好承认我们还不清楚。”[1]中国牙璋的分布范围很广,最北端的牙璋出土点在陕北石茆遗址,最东端在山东半岛,最南端在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以及越南北部地区,最西端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及金沙遗址。牙璋存续的时间也很长,在龙山文化早期就已出现,兴盛于夏商时期,与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几乎同步。作为一种长时间、大范围分布的史前礼器,牙璋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实际上,牙璋一直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牙璋的起源、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疑问。


1. 牙璋的起源问题


牙璋是由什么器物演变而来的呢? 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牙璋是由一种名叫“耒耜”的原始农具演变而来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如台湾学者邓淑萍,日本学者林已奈夫,大陆学者李学勤、郑光、王永波等均持类似看法,日本学者林已奈夫更是言明“牙璋”源自农具中的“骨铲”( 耒耜中的一种) ,新石器时期的骨铲与牙璋确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是少有学者说清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王永波先生取夏鼐、林已奈夫“两家之长”,名之为“耜形端刃器”,并进一步解释道: “此类玉器( 牙璋) 应是原始农作工具耒耜的异化形态,由于耒耜为早期农业经济的主要工具,在播种、开渠、凿井、筑城、修路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遂成为籍田、祈年、拜日、报天等重大典礼的专用‘道具’。”[2]这种观点同样令人难以信服,目前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国之大祀”就是“籍田祈年、朝日报天”。夏商周三代时期,最核心的祭祀内容就是祭祀先祖,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有不少是商王祭祀历代先王先公的内容,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王永波先生所称的“国之大祀”竟然与祭祖无关。


无论是从考古学、民族学或是民俗学的角度考察,都无法证明古代中国曾经长时间出现过原始的农具崇拜。很难想象,在广袤的东亚大陆盛行了 1500 余年的牙璋,竟然像一阵掠过原野的风,没有给后世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2. 研究方法的问题


牙璋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2016年 10 月 31 日,“东亚牙璋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海内外 50 多位专家参会,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在会上说: “随着玉牙璋不断在我国和东亚地区出土面世,其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礼器地位日渐明确。玉牙璋向周边广阔地区传播扩散的路线也能清晰表明,当时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王朝认同、文化认同和礼制认同的强势格局面貌。”北京大学教授孙庆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牙璋最新的研究已能确认,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种被普遍接受并具有强烈礼制意义的政权象征物。”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将牙璋硬生生地往夏王朝的模子里面塞,无异于削足适履,对牙璋的深入研究并无益处。现有资料证明,牙璋在距今 4500 年前的龙山文化早期就已经出现,与夏王朝的建立时间并不同步,将牙璋与夏王朝的“政权象征物”联系起来显然依据不足,牙璋的出现并不意味当时的方国或族群出现“王朝认同”。作为一种礼器,牙璋在广阔的地域出现并长时间流行,首先体现的应该是“信仰认同”,然后才是“文化认同”和“礼制认同”。


在东亚牙璋学术研讨会上,日本金泽大学秦小丽的发言给人启迪,“关于牙璋的研究不仅仅应是关注牙璋的起源、用途和工艺等重要课题,还应重点关注与玉牙璋共存的其他玉器及遗物,并要试图通过这些共存关系来理解玉牙璋出现的意义以及在中国初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其实,牙璋的起源和用途也可以在与其共存的遗物中寻找答案。换言之,我们要依据与牙璋共存的遗物弄清华夏先民的祭祀对象,了解他们最核心的原始宗教信仰,在此基础上对牙璋才会有一个科学的解释。


本文尝试以出土过较多牙璋或璋类器物的二里头、三星堆、石寨山等遗址为例,通过比较牙璋与同出遗物的共存关系来探讨牙璋起源之谜,希望能为牙璋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观点和思路。


二、牙璋( 璋类器) 与同出遗物之关系


从新近出土或新近发布的考古材料来看,牙璋似与史前时期华夏先民的“龙蛇崇拜”存在密切关系,如果仅从外形分析,牙璋极有可能由蛇信演变而来,理由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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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牙璋的歧尖与分叉的蛇信更为接近( 见图一,1) ,在东亚大陆常见的动物中,只有蛇类具有这种细长分叉的舌头。


( 2) 几乎所有的牙璋歧尖都会磨成锋利的薄刃,这意味着它具有一种攻击性和防卫能力,远古人类由于认知有限,认为蛇类( 尤其是毒蛇) 的舌头与毒牙一样具有致人死命的能力,因此将其当作蛇的化身并祈求得到它的护佑。


( 3) 牙璋侧面靠近柄部的地方,一般有数量不等的小齿( 或称扉牙、澜或鉏牙) ,将扉牙与歧刃联系起来看,就像是一根放大若干倍的分叉舌头伸出蛇嘴齿外,参见云南石寨山遗址出土的蛇首铜叉( 图一,2) ,这说明中国古代先民有突出蛇信表现“蛇崇拜”的习俗( 后详) 。


当然,以上三个方面只是浅层次的理由,我们要判定牙璋由细长分叉的蛇信变化而来,还需要一个关键的大背景,即夏商时期的东亚大陆是否普遍存在“蛇崇拜”现象,只有这个大前提存在,牙璋源于蛇信的观点才可能成立。


1.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遗物与“龙蛇崇拜”


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或先商时期的一个重要遗址,这一时期的牙璋呈现出大型化、扉牙兽头化等趋势,与蛇相关的重要遗物也不少,且在众多随葬品中处于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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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二里头牙璋与绿松石龙形器的比较研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与蛇相关的最有名的器物当属“绿松石龙形器”。2002 年初,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清理二里头文化早期( 二期)大型夯土基址( 3 号基址) 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高等级贵族墓中,发现一件大型绿松石器,全器长约70 厘米,由 2000 余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这就是后来被确认为“超级国宝”的“绿松石龙形器”( 见图二,1) 。我们现在从现场照片来看,这条所谓的“龙”其实既没有腿爪,头上也没有龙角,与自然界的蛇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首先关注绿松石龙形器在 3 号墓中的位置,它斜置于墓主人的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龙头在胸前偏右,尾部在腿骨之左,按照发掘者的说法,“这件龙形器应该是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拥揽状,一件铜铃置于龙身之上,原应放在墓主人手边或者系于腕上。此外,墓主人颈部还出现了由 90 余枚海贝组成的项饰。”[3]149-205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同类型器物中都十分罕见。下面我们将其与二里头遗址 VM3 墓葬出土的 2件牙璋进行比较。


二里头遗址迄今共出土了 4 件牙璋,其中 VM3 墓葬出土的 2 件牙璋属于第三期遗存,一件( VM3: 4) 柄与器身一侧各钻一圆孔,器身一侧的圆孔嵌一圆绿松石片。另一件( VM3: 5) 器体略小,器身无钻孔。从VM3 墓坑平面图来看( 见图二,2) ,一对玉牙璋与玉钺位于墓室的中央位置,两件牙璋柄部相对,大约与墓主人手掌位置平齐,VM3: 4 牙璋置于墓主人的胸前,VM3: 5 牙璋置于墓主人的下肢,从遗存的髌骨位置看,刃尖大约与墓主人的膝部平齐。随葬的陶爵杯、陶盉、陶盆、陶罐等陶器则分别置于墓室两侧,更直观地凸显出一对牙璋的核心礼器地位[4]。


通过比较绿松石龙形器与 VM3 墓牙璋出土时在各自墓室所处的位置,我们会发现它们都位于墓室的中央位置,下葬时它们都放置在墓主人的身体上,与其它随葬品相比,牙璋或龙形器显然是墓主人及其后裔最为看重的一类器物,二者之间应该存在比较密切的亲缘关系。


笔者推测,也许在二里头先民的视域中,“蛇崇拜”与“祖先崇拜”是一体的,即祖先是蛇变来的,自己或自己的长辈死后又变成了蛇。因此当墓主人抱着蛇或蛇的象征物下葬,去见他们早已故去的列祖列宗的时候,这条蛇就变成了他们认祖归宗的“神物”。换言之,龙形器和牙璋( 蛇) 是祖先的象征,是族群的标志和保护神。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绿松石器并非个例,发掘者介绍,以前在清理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时,也曾在墓室发现大量的绿松石片,但是由于墓室塌陷或是粘嵌绿松石片的有机物腐朽等原因,出土时绿松石片大多散乱而无法恢复其原貌,因此 3 号墓发现保存相对完好的绿松石龙形器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这也是截至目前,我们所能追溯到的与商周龙纹有直接承续关系的最早龙形器物( 后详) 。


( 2) 二里头遗址其它遗物上的蛇纹饰。


为什么龙形器要用绿松石片粘嵌而成? 一方面绿松石是二里头时代文化意义上的“玉”,能象征拥有者的地位身份; 另一方面,将绿松石切割磨制成细小的薄片,能够形象地表现蛇身的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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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松石龙形器有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其体背正中嵌入一行( 12 个) 连续的大菱形纹( 见图三,1) ,和多数绿松石片平行于龙身不同,构成大菱形纹的绿松石片与龙身呈 45 度夹角,这显然是制作者故意为之,这说明在华夏先民眼中,作为“神物”的蛇除了有鳞片,还有特有的标志———菱形纹。二里头遗址的陶器上也出现蛇纹装饰,且多饰于一种名叫“透底器”的祭祀用器上,“宫殿区以东出土的两件透底陶器的肩腹部,都立体雕塑有数条小蛇,呈昂首游动状,身上饰菱形花纹。”[3]157这种陶塑蛇身上的菱形纹与绿松石龙身上的菱形纹基本相似。另一件透底器残陶片上,用粗阴线刻画了一条一首双身蛇纹,“其额部饰菱形纹,鼻吻凸出,也是梭目圆睛,与绿松石龙颇为相近,龙身自颈部开始分为左右伸展的双身,龙身细线阴刻不规则菱形花纹和双曲线。”[3]158一首双身的造型、额部的单个菱形纹以及龙身连续的菱形斑块纹在殷商时期青铜龙纹中经常出现。


在二里头遗址,蛇纹装饰多出现在重要的地点或器物上,但发掘者一般将其认作是龙的形象。“从出土地点看,这些装饰有龙形象的器物,基本上仅见于二里头遗址,且都发现于二里头都邑的宫殿区,或其周围的重要地点,如祭祀遗存区、贵族墓地和官营作坊区等处,这说明龙形象器物为社会上层所专有,地位崇高。”[3]156-158鉴于绿松石龙或是陶塑蛇均有菱形斑纹,我们不难推断,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玉器等器物上常见的菱形雷纹应该与蛇( 龙) 身斑纹有关,比如说在ⅢM2 墓葬出土的一件玉圭 ( Ⅲ M2: 5) ,近柄部有二圆孔,两孔间饰带状菱形雷纹; 在 87YLVM1 墓葬出土的青铜鼎( 87YLVM1: 2) ,器腹饰带状网格纹; 另有一件雕琢精美的大型七孔玉刀,两侧有对称的锯齿和精细的菱形花纹[5]。这些器物都属于礼器的范畴,其菱形纹并不仅仅是装饰纹,而是一种与蛇相关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形式( 见图三) 。


( 3) 从蛇崇拜到龙崇拜。


二里头时代的“蛇崇拜”后来去向何方?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继承了二里头礼制文化的二里岗和殷商文化中寻找答案,看看它与商代中晚期兴起的龙文化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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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早商阶段仍能看到“蛇崇拜”的迹象,郑州商城出土过一件有“虎噬人”图案的残陶片( 见图四1) ,图中左侧的浅色部分为复原者所绘,图案左右对称,人物头部两侧各有一兽首。最近有细心的学者撰文指出,“兽首不是虎头而应是蛇头,分叉的舌头即是证据。”[6]


将人或其它动物奉献给蛇的器物造型,在其它遗址并不鲜见,而这件“蛇噬人”的陶片,也拉开了商代大规模使用人牲的序幕。


商代中期全身龙蛇纹也不多见,上世纪 90 年代,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了两件青铜铸造的建筑构件,年代属商代中期偏早阶段,构件的正面是阴刻的兽面纹,两个侧面各饰一条全身龙纹,无足,蛇类特征明显,其眼角线上扬形成龙头轮廓,像是没有角,又像是有一对卷形角,但与商代晚期龙的“且”形钝角明显不同。龙身饰连续的菱形套叠纹( 见图五,1)[3]160,这种龙身斑纹以及龙头饰单个菱形纹的风格,与之前的二里头龙蛇纹及后续的殷商龙纹一脉相承。到了商代晚期,“龙崇拜”已经成为一种跨越广阔地域的强势文化。安徽、山西、河南等省市出土的青铜器上均出现大量立体全身龙纹,这一时期的龙纹除了具有蛇身的特征外,龙头上的“且”形钝角( 有学者称长颈鹿角、祖角、蘑菇形角等) 以及龙身上连续的菱形套叠纹均为商代晚期龙纹的标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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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为例,该遗址青铜器上出现的立体全身龙纹均饰于有“妇好”铭文的重器上,如三联甗( 标本 790) 案面饰有蟠龙纹三条,二件司母方壶有 4 条一头两身的龙( 标本 794) ,二件司母辛四足觥的盖面饰龙纹一条( 标本 803) ,一件“妇好”铜盘的内底饰蟠龙纹一条( 标本 777,见图五,2) 。以上七件青铜重器上,有六件器物上的龙纹身披连续的菱形套叠纹,仅一件器物龙身饰鳞纹( 标本 853)[7],由此可见,殷商时期的龙饰菱形纹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从二里岗文化到殷墟文化,虽然遗址中很少发现牙璋的踪迹,但是二里头时期最核心的“蛇崇拜”还是继承下来,并将其发展成为绵延至今的中华龙文化。


2.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遗物与“龙蛇崇拜”


中原地区的牙璋日渐式微时,牙璋在西南一隅的四川盆地却迎来了兴盛期,三星堆 2 个祭祀坑出土的牙璋或璋类器物近百件。邻近的金沙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牙璋,其中仅大型石质牙璋就有 66 件。限于篇幅,本文仅介绍三星堆出土的遗物与蛇崇拜关系。


( 1)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蛇龙形象。


三星堆最显眼的蛇是青铜蛇,二号祭祀坑共出土了 10 件青铜蛇,可惜均为残件。该蛇采用分段鋳造法,在铸件的连接处先铸出铆孔,然后进行浇注铜液进行铆嵌。蛇头宽大无角,蛇尾向上卷曲,头顶及背脊上有镂空的刀形羽翅,蛇颈下有二环纽,估计是为了便于固定在有机物上( 见图五,3) 。这些蛇与二里头、小双桥、殷墟等遗址的龙蛇有多个相似之处,比如说龙蛇的额头上都刻有单个菱形纹,当然最令人惊叹的是,青铜蛇脊背上的纹饰与绿松石龙形器非常相似,均为一列连续的菱形雷纹,只不过青铜蛇的菱形纹更为精细复杂,每个大菱形纹里又分为四个菱形排列的勾纹[8]。在自然界,只有五步蛇等少数蛇类身披规则的菱形斑纹,最近有学者认为,五步蛇正是与古蜀人相邻的古巴人崇拜物[9],巴蜀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是否会有同一个源头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最能显示出尊贵地位的蛇出现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号大型神树上,树干通高 396 厘米,神树由底座、树身和龙( 蛇) 三部分组成,树干套铸有三层树枝,枝头有花朵、果实及立鸟,龙是神树上最显眼的主角。“树干的一方嵌铸一龙,尾部残断,绳索状龙身呈波形弯曲,胸、腹、尾各有一支钉与树干相连,犹如沿树干蜿蜒而下,前足落于座圈上,龙头的鼻、额部各长一弯角,长短不一,耳残断,颈后长一短翅,背上有爪,呈人手形,指甚长,腹下和尾部脊上各有一剑状羽; 另有一羽脱落,仅存铆眼。”[8]214-219这可能是最具三星堆特色的龙了,和同时期中原商代龙迥然有别,却和青铜蛇有相似之处,比如说脊背上长有羽翅,这说明三星堆时代的龙蛇也开始神化,龙在三星堆先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 2)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璋类器物。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牙璋,仅一号祭祀坑出土的玉璋就达 40 件,分 ABCDE 五型。其中数量最多、最有特色的是 D 型,共 27 件,最大特点是形似戈,射前端出叉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