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专题 巴蜀文化研究

金沙“太阳神鸟”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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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扬

2007-06-11 04:17


    一、器物特征描述
   
    2001年2月,成都市青羊区金沙村修建住宅区时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在遗址东南梅园出土的31件金器中,有一件光碟大小的“四鸟绕日”金徽(见图1),以其图案设计精妙最为惹人注目,成都市政府很快用它作为城市形象标志和文化象征,民间则称之为“太阳神鸟”;后来文物考古界还用它作为标准徽记。接着在成都,无论是建筑装饰、交通设施、娱乐场合、商店招牌,还是书籍装帧,都争相采用它的形象作为点缀,引以为荣;于是“太阳神鸟”迅速被民众所熟知。这样一来,大家对其内涵反而不太关注了。本文拟补这一课,在文化解读上做些努力。
   
    2002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印《金沙淘珍》一书,初步将大发现的内容加以公布。书中称“太阳神鸟”为“金四鸟绕日饰”,其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重20克。时代为晚商至西周。因为它是很薄的金片,不能单独使用,原先应该贴附在某种器物(可能是红色的漆器)上当作装饰。金片用镂空方式形成图案,中心镂成旋涡状的12条齿芒,可称“炯纹”,象征太阳的光芒;其四周均匀地各镂一鸟,呈逆时针飞行状态,与内层旋涡式的光芒方向相反,产生动态效应。鸟的造型为引颈伸腿,翅短尾小,鸟喙微张,三趾略拳。对于神鸟的文化含义,书中提出两种推测:一是根据《山海经·大荒经》中所载帝俊“使四鸟”,认为这四鸟是太阳神帝俊的四方使者;一是比附于《大荒东经》所记汤谷扶木上载日的“乌”;反正都是太阳神崇拜的产物。当今其他研究者的立论,大多没有超出这一框架。
   
    与“太阳神鸟”同时出土的,还有7件“金蛙形饰”,也用金片镂成,宽约6厘米、长约7厘米。蛙的头部呈尖桃形,压出两个溜圆的凸眼;身躯大体上好似花写的“X”字,外廓压出成行小点,以示蛙身的凸斑(见图2)。考古者正确地推测,这些蛙形金片,应与月中蟾蜍的神话有关,它们大概是贴在“太阳神鸟”周围的装饰物。
   
    此外,《金沙淘珍》还公布了一件“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那是外径10.3厘米的空心青铜圆盘,下端带有2.3厘米长的方柄,可以插在某个地方;中心镶有4厘米内径的圆筒,横向筒高2.9厘米(见图3)。它的样式很像有领璧,这种璧并不罕见,但都是用玉雕成,而且没有方柄;现在却用铜铸,就相当与众不同了。值得注意的是,璧面上还均匀刻有3只飞鸟,飞翔方向与“太阳神鸟”一样,也是逆时针旋转,造型与神鸟也有类似之处。因此书中推测,那中心的圆筒相当于太阳,只不过绕日的鸟少了一只,文化含义却应该相同。与“神鸟”相比,这里的鸟喙带有分叉,并突出它的下钩;尾巴不但长了许多,而且比较华丽;那伸直的腿也略显粗壮;所以与神鸟似乎不是同一种类。
   
    由于璧形器上只刻有3只飞鸟,这说明绕日飞行不一定非四鸟不可,所以把“太阳神鸟”说成是《山海经》中帝俊所使四鸟的那种推测,可以否定。从鸟的形态来看,无论金徽或是铜璧,都不能说它们是载日的“乌”。原始神话里的想象都比较幼稚,因为太阳温度很高,背着它飞的鸟必然会烤焦、烤黑,而乌鸦的羽毛正是黑得发亮,因而能够入选。可是乌鸦飞起来,决不是引颈伸腿那种样子。所以那神鸟究竟是什么鸟,还须另加讨论。
   
    二、对比铜鼓图案
   
    铜鼓是西南民族青铜文化代表性器物,曾远播至东南亚,学界近年来对此进行过不少研究。研究者认为,远古缺少乐器,民众敲打翻转过来的铜釜底部,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从而演变形成铜鼓。初期鼓面没有图案,后来因祈雨在鼓上铸有蛙形,又称蛙鼓。鼓面图案逐渐繁多,就有了鸟纹出现,于是鸟和蛙成为纹饰中的主角。上古铜鼓上刻有年代铭文的,以阮元所藏晋代铜鼓为代表,铭为“义熙四年十月,虞军官鼓广三尺五寸,前锋宁远率行铠曹杜茏。”罗士琳《晋义熙铜鼓考》说它“中心有脐,四角有小蟾蜍。”因为蛙形多为立体,颇为引人注意,因此进入记载。金沙遗址与“太阳神鸟”铜鼓上的鸟纹,习称“翔鹭纹”,多半引颈伸腿,作展翅飞翔状,与“神鸟”异曲同工(见图4)。云南晋宁石寨山所出一批铜鼓图案比较典型,中心是带芒的太阳图案,周围有一圈圈晕纹,其间就有4只飞鸟图案,是为翔鹭。1988年四川会理果园乡石庄村也出土有一件铜鼓,直径28.5厘米,高24.1厘米,中心是带10条芒齿的太阳,周围晕纹10圈,在第3圈处有4只飞鹭图案。位于川、滇、黔界上的宜宾地区,陆续出土有上百件铜鼓,多带有翔鹭纹,中心的太阳图案多数是12芒,与“太阳神鸟”中心芒齿数量相同。1979年4月在宜宾双龙乡河坪出土的铜鼓,面径达到61.5厘米,高42厘米,中心是12芒太阳,周围有14圈晕纹,其中第4圈处就有逆时针方向的翔鹭纹,构形与“太阳神鸟”十分一致。
   
    可以设想,粘贴“太阳神鸟”金徽的器物,大概与铜鼓的功能有相通之处,因此才使这种图案演变到铜鼓上。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便可以从铜鼓的文化表现,进而解读“太阳神鸟”的内涵。
   
    首先,铜鼓上的鸟纹,自古就称之为“翔鹭”,应该比较准确。古代的建鼓,又称“鹭鼓”,就因为穿径的鼓柱上多刻有翔鹭作为装饰品。作为乐器的鼓,是与舞蹈联系在一起的;而鹭有着洁白漂亮的长羽,常常被人们用做舞具;于是形成“舞·鼓·鹭”的一条联系纽带。《诗经·陈风·宛丘》“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汉郑玄解释:鹭羽,实际上是舞蹈乐队指挥手上拿的指挥棒。其所以要用鹭羽,不仅因其洁白可爱,还因为鹭群飞起来最有秩序。晋张华《禽经注》说:“鹭,白鹭也。小不逾大,飞有次序,百官缙绅之象。”舞蹈最讲究秩序,因而用鹭羽来指挥乐舞,会产生某种心理暗示。
   
    其次,按《本草纲目》的描述:“鹭,水鸟也。林栖水食,群飞成序,洁白如雪,颈细而长,脚青、善翘。高尺余。解趾、短尾,喙长三寸。顶有长毛十数茎。”比较一下“太阳神鸟”,除了头上没有长毛以外,完全符合那些描述。不过再查一下白鹭的其他品种,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原来《尔雅》上称鹭的别名叫“春锄”;《格物总论》说还有个别名叫“属王”,其实该按郭璞之说,写作“烛玉”;而准确的写法是唐李肇《国史补》所说,南中“有沙虱、水弩之处,必有鸀鵒。”鸀鵒的读音正是“烛玉”,民间称为白鹤子。《本草纲目》说它“状白如鹭,长喙高脚,头无丝。”“姿标如鹤,故名。”那是头上没有冠毛的鹭鸟。因此准确地说,“神鸟”应该就是鸀鵒。这鸟名字里带有“蜀”字,可能暗示它是蜀中特产。那么,它与金沙神鸟就更加匹配了。
   
    再次,白鹭习性是合群行动。《格物总论》说,鹭又名白鸟,“林栖,朝出捕鰌鱼而食,夜归宿其处,百千为群。”这种行为,恰恰与三星堆、金沙时代的蜀人生活方式,有共同之点。“太阳神鸟”徽记虽然只有4只鸟环绕太阳飞行,由于图案的动感,观者可以一直想象有许许多多鹭鸟在逆时针翱翔。因此,无论刻画4只还是3只,效果始终相同。合群的性格,无疑会大大增强部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大敌当前也不致胆怯,那正是当时蜀人需要的精神。
   
    三、金徽文化语境
   
    (一)阴阳概念
   
    地球上白昼黑夜的循环,使远古人类很早就有关于“阴阳”的意识。太阳无疑是阳性强烈的物质,值得人们去崇拜,可是把四鸟绕日简单地理解为太阳崇拜的一种方式,就未免过于浅表了。
   
    汉代纬书《春秋考异邮》说:“鸟、鱼者,阴中阳、阳中阴。皆卵生,以类翔。故鱼从水,鸟从阳。”鱼在水里,水无疑是阴性强烈的物质;追随水的鱼,应当是阴中之阳,才得到“异性相亲”本质上的和谐。同理,追随太阳的鸟,应当是阳中之阴,才能获得相同效果。古人常说,鸟和鱼都是卵生,兼有阴阳二性。因此《淮南子》说“鸟、鱼皆生于阴,属于阳。”
   
    这些概念虽然属于汉代人的思维,但三星堆、金沙时代的蜀中巫史,也可能有同样的思路。文化遗址出土的铜人圈手形象,明显就有阴阳对立统一的寓意,而且那种手形也颇具动感。金沙“太阳神鸟”徽记的中心,表现出一个巨大的火球,是阳性浓厚的能源,所释放的能量路径,表现为沿顺时针方向;环绕着它的4只翔鹭,萌生于阴,从属于阳,则沿着逆时针方向行进;这明明就是一幅“阳负阴”的图景。《老子》第 42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恰恰就是这一图景的绝妙诠释。地球上的物质元素,都由最基本的粒子所构成,那种粒子称为“原子”。原子的构造模型,中心的核主要是带阳电的质子,而围绕原子核旋转的则是带阴电的电子,正是这种负阴抱阳的模式。因此从哲理到科学,全能证实“太阳神鸟”徽记内涵的深刻。
   
    阴阳相抱,应该是产生宇宙的基本条件。能量小的部分追逐能量大的部分,吸而不附,即而不离,全以环形运动的方式,即《吕氏春秋》所谓“圜道”。太空中行星绕恒星旋转,各自有环形的轨道,也是圜道。“太阳神鸟”徽记所表现的运动方式,似乎在解说这些规律。设计图徽的古蜀巫史,定然窥见了这种宇宙规律,才创造出如此简明、确切、灵动的画面,使我们这些数千年后的观赏者心折不已!
   
    (二)既济思维
   
    《周易》64卦中,有一卦叫做“既济”,是由上面的“坎”和下面的“离”两卦所组成。离为火,火性炎上;坎为水,水性润下;“水在火上”,因而两卦存在相交相济又互相制约的关系,于是能够得利。细察“太阳神鸟”徽记,觉得其中潜伏着同样的思路。
   
    徽记中心的大火球,属火;环绕着它的4只鹭鸟,是一种水禽,显然属水。火球的辐射能量如果过强,会对万物造成伤害。远古神话说,从前天上有10个太阳,弄得大地焦枯;幸亏后羿用箭射落了9个太阳,世界才得到太平。就是这种感觉的反映。现在有4只鹭鸟在逆向飞行,已经有了阻止过强辐射的意图。虽然鹭鸟数量很少,火球强度很大,好像寡不敌众;其实动态的翔鹭,已经超越了数量概念的范畴。4只鹭飞绕10圈,就相当于40只鹭所做的功;飞绕的圈数可以无止境,而火球的能量却是固定的,无从增加。这样看来,翔鹭的潜能实际要比火球更大得多,足以对它形成制约。
   
    强烈的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源源不断的水来对它进行防范,这本是“既济”卦《象辞》所提出的告戒:“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徽记的图形,却非常直观地道出这一真理,真令人意想不到!
   
    (三)防灾意识
   
    金沙遗址年代上接三星堆,已是商末周初,蜀国范围内应该进入了农耕社会,人民“安土重迁”,才有围成一圈的城墙产生在成都平原上。农业的最大威胁,无疑是气候的干旱,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四川天然降雨总量虽然比较丰富,但分配到四季,却十分不均。冬春二季雨量很少,不足全年的30%;而这一少水期又偏偏是农作物的需水期。因此,历史以来,旱灾一直是困扰蜀人的社会问题。
   
    在生产力欠发达的上古,人们抗御灾害的手段很有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往往乞灵于巫术,各种祈雨方式便应运而兴。其中有一种直观的办法,就是利用亲水动物,来向老天爷乞求,因为这些动物比人更与水有缘。比如蟾蜍、青蛙、鹭鸟,都有候选的资格。铜鼓作为祈雨仪式中的响器,加上这些动物纹饰,足以增强巫术作用。由此上溯到“太阳神鸟”和与之伴生的金蛙饰,可以看出其中的祈雨巫术意味。
   
    徽记中心火辣的太阳,标志着干旱对蜀人生活的威胁,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要注意防灾!围绕着它飞行的鹭鸟,鼓舞着人们的自信心,告诉人们它是水的使者,有能力抑制干旱的发生。
   
    四、简单结语
   
    “太阳神鸟”金徽不仅是图案优美的艺术品,宝贵的文物珍奇,而且是古蜀文化的一种载体。徽记上绕日飞行的鸟类,应当是鹭类的鸀鵒(烛玉),乃是群集性的水禽。由于鹭与鼓有特殊的关系,自古就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西南民族习用的铜鼓,就常常有鹭纹存在。这样,就在金徽与铜鼓之间构成一座桥梁,从而使金徽的图案移用到铜鼓上,这就是铜鼓图纹与金徽有惊人相似性的原因。
   
    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将铜鼓和金徽联合起来,进行文化解读。铜鼓直到晚近还相当流行,其内涵比较显露,不妨用作解读金徽的敲门砖。于是我们看出,金徽说明了负阴抱阳的圜道;动水对炎火的制约;从而引申出预防灾患的意识。
   
    目前不少研究者用太阳崇拜来解释“太阳神鸟”的一切,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金沙时代已经进入西周,民智已开,不能再把蜀人看作蒙昧时期什么都崇拜的愚氓。能够设计和制作出如此精妙的徽记,那些人不可能始终停留在简单的太阳崇拜浅层次信仰上。
   


   
   
   
    冯广宏,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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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4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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