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于2017 年11 月22－23 日在四川文理学院召开。此次会议由四川文理学院与达州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四川省巴文化研究会、达州市博物馆承办。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文博系统的 150 余位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 60 余篇。会议围绕着“巴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这一主题，分别从“区域早期历史与考古”“区域民俗艺术与社会调查”“区域文学与文献”“秦巴文化传播与产业研究”四方面内容，展开了热烈且富有成效的讨论。本次会议具有如下特点: 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化，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展，参会论文既有对考古发掘细节的阐述，又有对巴蜀文明与近东文明间关系的探讨; 所涉学科门类广泛，从文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艺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以多学科、多视角开拓了巴文化研究的新动向。与会专家积极参与，热烈讨论，发表了许多原创性的观点，推进了巴文化研究的进程。
一、区域早期历史与考古
关于巴人早期的历史是考古学研究的重点。三峡地区考古遗迹的大量发掘，对我们了解认识巴人早期的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状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重庆师范大学杨华教授与硕士生何学琳详细介绍了在三峡巨梁沱遗址中，发掘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石器制作露天加工场所出土的文物情况。文章称该发掘共清理石制品、陶器、瓷器标本多达 1519 件，另外还有完整的动物遗骸 360余件。这一石器加工场的发现，为研究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重庆美术馆研究馆员刘前凤、特园中国共产党历史陈列馆研究馆员王茜介绍了三峡地区巴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情况。湖北恩施博物院朱世学研究员指出，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材料看，早期巴文化的源头当为鄂西三峡地区，早期巴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三峡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孕育了早期巴文化。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生余菀莹、张欢通过对宣汉罗家坝朱砂葬的分析，指出巴人可能是我国最早使用朱砂的族群，巴人与丹砂间有着深厚的情感和历史渊源。史书上关于“宕渠”“賨城”的记载语焉不详，且前后矛盾较多。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国指出“賨人”是秦汉时期对享受赋税优待的南方蛮夷，即古巴国地域少数民族的称呼。“賨”之名源于夏代“崇人”。巴国时期，崇人为巴之属族，秦汉称为板楯蛮。崇人聚居在渠江、嘉陵江流域河谷地带，秦汉之宕渠是崇人聚居的中心。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揭示了古賨城或崇国都存在的可能。2014 年至 2017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城坝遗址进行系统性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推动了两汉宕渠城的研究。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来看，宕渠城应是秦灭巴蜀以后在川东地区设置的县城之一，属巴郡。两汉时期，宕渠城成为川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魏晋时期突然湮灭。历史文献中关于賨城的记载较多，且地域不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卫东、周科华通过梳理文献，并结合考古资料，认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的賨城与两汉的宕渠城在一起，且均处于现在的城坝遗址。达州市博物院马幸辛研究员结合亲身经历，回顾了达州宣汉罗家坝、渠县城坝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
在巴文化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巴”字含义的解读众说纷纭，对于巴人的起源、图腾崇拜、迁移路线，及巴与蜀文明之间的关系，也纷纷陈述己见。本次会议中，多位学者就此问题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四川省社科院段渝研究员通过对巴蜀印章和图像中“英雄擒兽”母题的分析，阐释了古代巴蜀文明与近东文明间的关系。并指出罗家坝墓葬中的“英雄擒兽”母题图像，其文化来源应当是从南方丝绸之路传播而至的。四川文理学院何易展教授通过对甲骨文中“巴方”的分析，全新阐释了巴与蜀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巴方”是一个地域性范畴，而非具指某一诸侯国。他从逻辑学、语言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巴与蜀的关系可能是并列关系，但更可能暗含了一种包属关系。达州博物馆王平副研究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胡昌钰研究员指出了巴名称应源于蛇图腾，“巴”字应该是“蛇”的象形字，是巴氏族的图腾标志; 认为巴人既不是东方太皞的后裔，也不是西方黄帝的后裔，巴人的先祖“蜑”，应为南方一支古老的民族。从越到蜑再到巴，蛇是他们拥有的共同图腾标志，他们源于同一图腾———蛇。虎应是巴人崇拜的自然神; 廪君最初并未顺清江而下向东迁徙，而是向西迁徙的。最后，提出了巴在其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即初始的野蛮时期，向文明社会迈进的阶段，进入文明社会却成为附属国的阶段和独立发展阶段。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王志翔对巴人族源、巴人至巴地等内容进行考察，认为典籍所记巴人为太皞后裔有一定道理，早期巴人当为夏商之前从北方南下的部族，且一直与中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嘉陵江与汉江可能为早期巴人入巴的主要路线。成都师范学院王朋博士分析了虎形象在巴族文化观念中的三种内涵，指出人与虎之间可以互换生命形态，并借此实现灵魂的交流。三种内涵的交叉结合构建了巴族生死观念，这也是巴族虎崇拜的核心实质。长江师范学院曾超教授指出，在已出土的巴人文化遗物中，有众多或为虎形或为虎纹饰的遗物，这既是“虎”对巴文化重大影响的反映，更是我们传承、弘扬巴文化的无尽源泉。
在巴文化的历史嬗变与巴地历史地理的研究方面。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葛剑雄教授认为，移民因素，尤其是“湖广填四川”对巴文化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研究巴文化之前应该先对巴文化从时代性、地域性上作界定，明确巴文化的研究界限和特点。他建议巴文化的研究要重视移民，从具体文化入手构建一个完整、严密的巴文化研究体系。西南大学蓝勇教授指出南方丝绸之路与巴文化研究的关系，他认为可通过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与长江文明通道的关系，进一步发现巴文化与周边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密切关系。重庆大学董涛博士通过分析重庆地区流传的大禹治水传说与中原传说间的关系，认为大禹文化可以说是巴文化遗存至今的重要内容，指出剖析大禹文化的基本内涵是理解巴文化的重要途径。重庆师范大学刘力副研究员指出，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创建，使得地处西南之隅的巴蜀也开始了华夏化进程。通过“开土列郡”，巴蜀首先从政治体制上跻身华夏帝国行政序列; 随着秦汉对巴蜀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更化改造，巴蜀民众渐趋“染秦化”“好文雅”，从而逐渐与中原习尚、主流文化趋同; 随着政治文化上的认同，巴蜀族源谱系亦发生变化，“黄帝”后裔的族源建构推动巴蜀从血统上完成华夏化进程。华夏化的巴蜀成为中原与西南夷之间的中介与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王虎对《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庄蹻王滇”作了全新的考辨。四川师范大学硕士生张爽选取分析了《华阳国志》中《巴志》与《蜀志》的先民与英雄神话传说，剖析出巴、蜀两地地理、政治特点和历史思想的同异性，指出了巴、蜀两地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西华师范大学蜀道研究院、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古城堡文化研究中心的《荔枝道洋巴段考古调查简报》详细介绍了荔枝道洋巴段的遗存情况与重要历史遗迹，为进一步开展蜀道调查研究打下基础。西南大学马强教授分析了汉晋至唐宋年间，大巴山地区交通主线的变化，指出在中国古代大巴山地区的交通中，军事因素始终是主导因素，其交通体系的变迁受制于军事战争的影响很大，这在汉晋三国及其宋蒙战争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三峡大学刘自兵副编审详细梳理了达州地区古代的交通状况。暨南大学硕士生周航指出，宋代达州“明通县”之名称是“明通”还是“通明”，目前尚不能断言，应以两说皆可为宜。该县有一个由院升县的过程; 该县所产之井盐外运主要有三条渠道: 一是循东关水而下经长江干流至西蜀地区，二是经洋巴道至陕西地区，三是经“紫阳万源道”至京西南路地区。西南大学马剑副教授考证了唐代大巴山南麓高层政区( 监察区) 之统领、州县之置废及县治城址之转移情况。重庆师范大学唐春生教授从农具、作物类型两方面考察了宋代三峡地区的畬耕农业，并指出畬田的生态破坏性有限。四川文理学院陈桂权博士从技术选择的角度，分析了西南矮种马成为在南方丝绸之路上主要驮载工具的必然性，并介绍了其所形成的马帮文化。
二、区域民俗艺术与社会调查
在巴地民俗文化研究方面，本次会议也取得令人欣喜的成果。三峡大学桑大鹏教授指出，汉末之时道教的世俗教祖张道陵，选择当时三峡巴人生活的腹心地带创生道教，使道教宿命式地与巴巫结下了不解之缘，巴人的诸多巫术操作模式，及鬼灵观念都对道教起到了一种潜在的建构作用，在符箓派、丹鼎派、术法派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三峡大学陈文武研究员指出，在古代巴人的工艺美术品中，玉器、陶器、青铜器是最重要的三大类，时代最古老的是玉器，黑玉雕刻品系列是其特色。陶器的发现数量是最多的，代表器物是尖底器、花边陶釜、陶印章等，是造型奇特的南方文化代表，并重点介绍了作为巴工艺美术代表标志器物的青铜器，如虎钮錞于、编钟、柳叶剑、虎纹戈、矛、钺等。湖北恩施博物馆馆员张慧指出，湖北清江流域的民间歌舞“撒叶儿嗬”是土家族一种源远流长的、古老奇特的丧祭习俗，也是集歌、乐、舞浑然一体的一种民间歌舞形式，具有社会、历史、民俗、艺术等多方面的价值功能，是巴地民间歌舞的“活化石”。
“巴渝舞”是学界讨论比较集中，但却并未形成共识的热点问题。四川文理学院马璐瑶、刘术《汉代巴渝舞考》一文梳理了巴渝舞进入汉代宫廷，及其名称变化的情况。李晓龙博士《＜巴渝舞＞宫廷流变考》指出，《巴渝舞》因刘邦而进入汉宫，至汉末已“句读不可晓”。曹操命王粲改制《巴渝舞》，是《巴渝舞》从地方舞蹈色彩向宫廷乐舞雅化转变的开始。南朝梁新制《巴渝舞》，只是徒具其名，形态实已同，后被隋、唐归为《清乐》。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岳精柱研究员，通过对宣汉毛坝场姓氏“营”地名形成的梳理，分析了客籍入川后，客土之间，家族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合作，共同建立和守护乡土秩序过程。四川文理学院讲师罗大蒙分析了巴县及周边巴文化区的丧服制度，指出其在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和国家秩序维护中发挥着重要的形塑功能。四川文理学院姜约副研究员指出，巴地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塑造了巴族群“朴直敦厚”“刚勇重义”“乐观豁达”的文化性格。巴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艺茵从原料、制作工艺、样式等方面，分析了作为巴人后裔的土家族的服饰特色。西华师范大学蔡东洲教授对巴人文化区山寨城堡的分布、功能、性质进行了详细介绍，指出其对于巴文化保护和传承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四川文理学院讲师张杰通过民间传承人的口述，还原了巴山民间故事中“王幺贡爷”的形象。四川文理学院讲师党超亿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尝试借助民俗文化纪录片、人类学资料片、口述史纪实、民俗故事微电影、传承人系列微纪实等影像实验，阐释了以荔枝道为脉络，分布其间之巴文化的无限神话迷思、深层蕴藉与人文精神的魅力。
三、区域文学与文献
巴地，因其在王朝版图中偏远的地理位置，以及在文化认知中的“蛮夷”之地，使它成为朝廷贬谪、流放官员的集中地之一。这些被贬文人来到巴地后，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形成了颇有特色的“巴文学”。研究“巴文学”也是研究巴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南京大学许结教授从区域文化视野考察巴文学，指出巴文学与楚、蜀、秦都相互影响，区域文学以诗歌、舞蹈相融合，产生了独具特征的巴渝舞和竹枝词等文学样态，对丰富中国文学传统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巴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五个历史节点。四川文理学院漆娟副教授以中唐著名文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被贬谪巴地的创作表现为例，指出由于地域视野的大转变，他们的文学创作在特定的区域时空的折射下也相应发生变化。同时，他们在该区域的文学成就也极大地拓展了巴文学的内涵，使沉寂已久的巴文学呈现出新的艺术风貌。安徽师范大学潘务正教授指出，清同治年间蜀人姜学渐编纂的《资中赋钞》，力求构建赋的地域特征。四川师范大学汪燕岗教授与硕士生张爽的研究表明，清代巴蜀宣讲小说以劝善惩恶为创作宗旨，有固定的叙述体式，正文采用韵散结合的说唱方式，其故事主题不离“圣谕”，宣扬了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这些作品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叙述，都是用本地方言口语写成，保留了很多巴蜀地区的清代方言，其艺术特色共同构成了巴蜀文化重要的一个文学现象。重庆工商大学薛新力教授分析了巴蜀学者周询两部红学手稿: 《＜石头记＞说豉》与《红楼百咏》，指出这两部手稿无论对红学研究，还是《红楼梦》的阅读欣赏都极具参考价值。重庆师范大学陈忻教授指出，杜甫在夔州的时间将近两年，这是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其诗歌创特别旺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杜甫为国家的动荡不安而忧、为百姓酸辛沉重的生活而痛，也为自己漂流衰颓而悲，其诗的字里行间无不流溢着萧瑟凄寒的“秋意”。
重庆文理学院杨钊教授指出，杨慎《全蜀艺文志》的编辑原则是“博选而约载”，所谓的“博选”，即选文征引的文献极为富赡，所选诗文数量增加、文种分类细化，充分彰显其地方文献的历史价值; 所谓的“约载”，即对繁复的文献资料，按照一定的义例选录。西南交通大学陈伦敦副教授指出，万历年间安徽人范槲所作《蜀都赋》在校勘、保留史实、保存民俗、订标点之误等方面的价值，并判断其刊刻时间在明万历三十年( 1602) 到万历三十四年( 1606) 之间，刊刻地为浙江。四川师范大学硕士生陈婷与张海副教授，分析了《益部谈资》在记录巴蜀才女的才情、巴蜀地区自然景观及蜀地地形的特点、蜀地的物产、手工业制品以及珍贵文物等方面的史料价值。贵州师范大学王雅克副教授，将苏轼词作中的“梦词”分为: 记人忆事之词、闲情逸致之词、万事皆空之词类，指出影响苏轼梦词创作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社会土壤、二是成长环境、三是人生经历; 苏轼“人生如梦”的思想受佛教影响极大，梦词背后也有佛理的渊源。四川文理学院林平教授称当代新边塞诗人代表杨牧的作品扎根于大西北，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通过艺术提炼和概括，达到艺术真实的高度，具有内蕴的真实、假定的真实、主观的真实和诗艺的真实的特征。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安敏考证了明清之际，达州人李长祥所著《天问阁文集》成书的具体年代，通过对其中《甲申报臣传》所记载的明末史实的梳理，补充并佐证了明末流民、党争等史事。
四、秦巴文化传播与产业研究
文化产业方面的研究是当今学界关注比较多的问题。发掘文化潜力，服务于地方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也是文化产业研究的应用方向。本次会议上，与会相关学者围绕这一主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西南医科大学的饶馥婷博士，从泸渝城市文化特质的巴文化同源性、泸渝城市文化特质的巴文化共性和长江文化带之于泸渝文化共同体打造的策略分析三个方面，对泸渝城市文化建设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西华大学王国巍教授认为达州地区作为巴文化的主要传承地区，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达州市应从战略规划上，处理好巴文化与地区经济的双收益，努力把达州市打造成中国著名、世界有名的巴文化核心区和巴文化旅游目的地。四川文理学院雷斌副教授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发展的新时代背景，分析了巴文化创新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应对策略。达州市方志办邓高研究员对达州市如何建设巴河文化旅游特区提出了政策建议。四川文理学院范藻教授认为，面对城乡间的差别，公共文化服务要做到标准化和均等化，实现城市和乡村文化资源的共享; 在发挥政府主导和市场配置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凸显自己的特长，做到合情合理的资源调配，建立起服务基层的可行可信的协作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公共文化城乡资源共享的“八大”策略。
作者简介: 陈桂权，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秦巴文化产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巴文化史。何易展，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秦巴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巴文化史、中国古典文学史。
基金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 2017 年创新团队项目“秦巴文化研究与传播创新团队”( 17TD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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