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专题 巴蜀文化研究

蚕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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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翥

2010-03-16 10:07


    蚕丛,即蚕丛氏,为四川古代先民中最重要的一个族群,也是构成古蜀人的主体之一。在有关四川古代历史的文献记载中,“蚕丛”一名屡屡被提及,其相关记载也频频见诸传说、神话。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文献资料的散乱,考古资料的匮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对蚕丛氏的了解,还处于一个模糊不清的阶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汉三星堆遗址及两个“祭祀坑”的发掘,使得三星堆文化研究得到迅速的发展,并且促进了学界对四川上古历史的研究。与此相关联,有关蚕丛氏的研究也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总的说来,蚕丛氏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缺环,要进一步厘清相关史实,必须要作多方面的考证。本文兹就下面几个方面,做一探讨。
   
    一、蚕丛氏的得名及由来
   
    蚕丛氏,相传即蜀山氏。《路史·前纪·蜀山氏》云:“蜀山氏,其始组蚕丛。”又云:“蜀之为国,肇自人皇,其始蚕丛、柏濩、鱼凫,各数百岁,号蜀山氏,盖作于蜀。”不仅将蚕丛氏与蜀山氏联系起来,而且还视其为蜀山氏的始祖。蜀山氏与蚕丛氏两者有关联,学界殆无疑义。只是,《路史》著者罗泌为宋人,在此之前,相关史籍文献中并无蚕丛氏为蜀山氏始祖的说法。
   
    翻检史籍,蚕丛氏一名的出现,要晚于蜀山氏。
   
    蜀山氏的历史十分古远,早在先秦已见诸记载。《山海经》《世本》等先秦史籍中均有“蜀山氏”一名。及至汉初,在《大戴礼记》和《史记》《蜀王本纪》中,均载有“蜀山氏”之名。诸书并谓“蜀山氏之女名昌濮”。
   
    《史记·五帝本记》记载五帝世系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帝王世记》也有同样的说法:“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母曰景璞(《易系辞》引作“昌仆”),蜀山氏之女。”《大戴礼记·帝系》亦云:“黄帝居轩辕之丘……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据上述文献,可以看出,蜀山氏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族群,大约是在黄帝或稍晚的时代,就已经很有名了;而且,蜀山氏还是一个与黄帝部落联姻的族群,应该是与华夏民族集团有着某种历史渊源。因为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通婚,并非是随意进行的,通常是与其有姻亲关系的民族、部落通婚。
   
    相对而言,记载蚕丛氏的文献年代要稍晚,多见于汉代以及更晚的史籍,如汉人扬雄的《蜀王本纪》、司马迁的《史记》,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等史籍。足见蚕丛为蜀山氏始祖的此种说法为后起之义。蜀山氏的得名,应该与“蜀”有关。
   
    《说文》云:“蜀,葵中虫也。从虫,上目像蜀头,中像其身娟娟。”《尔雅》《释文》引作:“桑中虫也”。《诗·豳风·东山篇》云:“蜎蜎者蠋,蒸在桑野。”蠋是“蜀”字初始义,是野蚕。可见,《说文》中所说的“葵”应为“桑”字之讹。“桑中虫”蠋,当然是指野桑蚕了。
   
    所谓“蜀山”,应是有“蠋”之山,也就是有野桑蚕分布的地方。蜀山氏,意思就是“居住在有‘蜀’(蠋)分布的地方的人”。而蚕丛氏,其得名,应该是从“蜀山氏”演化过来的。
   
    翻检史籍,从一些零散的史料,可以窥见“蜀山氏”如何演化成“蚕丛氏”的。“蜀”字,最初是指蠋,即野桑蚕、野柞蚕。从人们对野蚕驯化的调查了解,中国的东西部均有野桑蚕的存在。1936年,印度学者霍顿在喜玛拉雅山西北发现野桑蚕,属二化性,他认为是家桑蚕的变种。同年日本学者中丹羽毛在浙江宁波发现寄生在桑树上的白眼虫,一年两化,他认为是家桑蚕的祖先。邓少琴先生认为这些野桑蚕就是蠋〔1〕。
   
    喜马拉雅山与岷山都为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野蚕,岷山古代有蠋,那是很自然的事。
   
    古人对蠋是非常了解的。 《韩非子·内储说》云:“鱓似蛇而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渔者持鱓,妇人拾蚕,利之所在。”明确将蠋与蚕区别开来。《淮南子·说林训》亦云:“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憎异。”这两段史载表明,蠋这种野桑蚕,虽然与家桑蚕是有着共同的祖先,但对人而言,却是有害的。
   
    根据桑蚕研究的成果,秦巴山区的野桑蚕,虽然也能吐丝,但却在桑树上的枝、干上产卵孵卵,伤害桑树。并且是一年两化或三化蛾。被人们视为害虫〔2〕。岷江流域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与秦巴地区相似,有理由相信蠋对桑树的危害是存在的。古人面对蠋这种桑树上的“害虫”和人们饲养的能给人们带来利益的家桑蚕,所以才会是“爱憎异”。
   
    蠋的驯化饲养,相信是始于嫘祖,即西陵氏女。因为古史传说嫘祖发明蚕桑,其所居地又位于有“蠋”之山。《汉书·地理志》云“蜀郡有蚕陵县”。《水经注》官本将蚕陵刻作“西陵”。清人考据说,西陵乃蚕陵之误。其实,西陵氏一名并不错,与古代所谓的西羌、西夏一样,西陵,就是指西部山地,西陵氏,就是居住在西部山地(岷山)的族群。所谓“蚕陵”,也是后起之义。
   
    蠋的驯养,应该是比较艰辛的。最早人们是采用蠋吐出的丝,用来纺织用。这种采丝法经济效益太低下。《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欧(呕)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呕)丝。”大踵为一部落,顾名思义,即长着大脚板人的部落。女子靠着树(桑树)跪着收集野桑蚕吐出的丝,其劳作样态的确让人无法持久。值得注意的是,此条记载表明采丝的是女性,这与古史传说女性嫘祖发明蚕桑是相一致的。
   
    将蠋驯养为家蚕,可能就是在“蚕丛”一名出现之前完成的。
   
    蚕丛氏如何得名,文献无记载。 《说文》云:“蚕,任丝虫也。”又云:“丝,蚕所吐也。”所谓“蚕”,实是指家桑蚕。其得名,当与上古时期的燧人氏、有巢氏、有陶氏等族的得名等同,都是他称,是源于其是养蚕部族而得名。但为何要称为“蚕丛”?
   
    关于这个名称,有多种说法。童恩正先生认为“蚕丛”一名,似与蚕丛氏居住在“巉棱如簇蚕”的岷山一带有关〔3〕。任乃强先生的《蚕丛考》有一个见解,他根据“野蚕性不群居”的特性,说:“蚕丛之义,谓聚蚕于一箔饲之,共簇作茧,非如原蚕之蜎蜎独生,分散作茧。是原始人类一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族专称也。今蜀人犹称作茧之草树为‘簇’(cu),语音作‘丛’(cong)之入声。疑及蚕丛语变也。”〔4〕此一见解,有其合理性,可信度较高。将散布在桑树林上的蠋,收集起来,聚集饲养,一来蠋就不能在桑树上产卵孵化,危害桑树;二来便于选择性饲养,驯化和培育蚕种;三是可以集约化饲养,有规模产出效益。
   
    嫘祖发明蚕桑,教人采桑叶,用箔饲养桑蠋,培育出不同于蠋的新桑蚕出来。为了与之前的蠋相区别,新培育出的品种就名之于“蚕”,而箔成群饲养和在草树上密密麻麻结茧的饲蚕特点,就成为蜀山氏的新称呼,其他部落或人群,称呼他们为“蚕丛氏”。意思是“将蚕集起来饲养的人。”
   
    通过蚕丛氏的饲养,“蠋”由此而变成了蚕,但名称“蜀”却保留下来。随着蚕桑养殖的扩大,以及蚕丛氏由山区向平原的迁徙,“蜀”(蚕)的分布也由过去的“蜀山”逐渐发展到成都平原附近,这一地区,都成了“蜀”的分布地。在“蜀”地基础上形成的国家,自然就是“蜀国”了,其上的人民也就成了“蜀人”了①。
   
    在蚕桑生产的普及和扩大的同时,“蜀”地得到大大的拓展。这段时期,也就是嫘祖后人蚕丛氏强大时期,即其王蜀的时期。
   
    蚕丛氏教民饲养桑蚕,不仅获得民众的拥戴和支持②,而且,因为饲养桑蚕,族群的力量也得到积蓄。正因为蚕丛氏有了王蜀的资本,故才能首先称王。晋刘逵《蜀都赋注》引《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
   
    二、蚕丛氏的分布与活动范围
   
    蚕丛氏早期活动的区域,主要是成都平原西北的山区以及四川与甘肃、陕西交界处,即岷江上游流域和白龙江流域。
   
    章樵注《蜀郡赋》引《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清人陈一津的《蜀水考》注亦持此说。
   
    清人季元《蜀水经》更讲得详细,云:“江水又南经蚕陵山,故蚕陵县以山名也。古蚕丛氏之国在叠溪营北三里”。所谓“蚕陵”,即《史记》所云“蜀郡有蚕陵县”;《水经注》官本所刻的“西陵”。
   
    在岷江流域的汶川县、都江堰市境内,尚有不少以蚕为名的古地名遗存,如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之类〔5〕。
   
    邻近岷江上游的白龙江流域、西汉水流域也是蚕丛氏分布活动的地区。如武都郡有“濁水濁城”。《山海经·海内东经》云:“白水(濁水)出蜀,而东南注江。”郝懿行疏:“‘濁’、‘蜀’古字通。”白水即今白龙江,江即今岷江。白水出蜀,说明古代的甘东南、陕西南一带,与川西北一样,都是“蜀山氏”即后来的蚕丛氏居住分布的地方。位处这一区域的甘肃灵台百草坡〔6〕、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7〕出有与蜀相似的青铜兵器与陶器,又佐证了上述地方的确为古代蜀山氏(蚕丛氏)的分布区域。
   
    大约在夏禹或稍后时期,除了部分部落外,蚕丛氏的主体部分开始逐渐沿岷江向下游平原迁徙。在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从夏初直到商周,这种民族迁徙一直都在持续。
   
    他们迁徙在途中留下了大量的踪迹,如“羌戈大战”的传说、石棺石冢、石器、双耳陶杯陶罐,等等。与放牧羊群的“云上的民族”羌族不同,从事农业的蚕丛氏,其迁徙是沿江低地而行,故其散居在沿江低地的部落,春秋时期便被称为“氐人”(沿江低地之人)〔8〕。羌、氐之名,是春秋时期用以区别同时存在于该地区的两个不同的民族。这也是岷江为何谓“诋水”(氐水)而不谓“羌水”的缘故①。在稍后的历史文献中,上述区域即川西北、甘东南一带,“氐人”一名的出现就成为常态。而且将留居在岷江上游地区的氐人与位于川西的蜀人联系起来,或者等同起来。《尚书·牧誓》“伪孔传”云“蜀叟”。《后汉书·董卓传》注云:“汉代谓蜀为叟。”叟为汉时氐羌系,史有明确记载。《汉书·武帝纪》云:“北伐渠叟,氐羌来服。”
   
    大约在相当早的时期,蚕丛氏便已到达成都平原。进入成都平原,分为两路,一部分居“瞿上”,一部分继续沿岷江迁徙到沫水、若水。《大戴礼记·帝系篇》云:“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氐水,昌意降居若水。”由岷江上游的高地迁到成都平原低地,故谓之“降居”。
   
    迁移到沫水的蚕丛氏的情况相对比较明确。季元《蜀水经》云:“沫水亦名铜江,在古为青衣水,蚕丛氏青衣劝农,子孙遂为青衣国。”朱锡谷注《蜀水考》云:“按《名胜志》青衣蜀中见者凡三,其一在汉嘉,大渡河所经,《汉书》公孙述僭据,青衣人不宾是也。一在青神,以蚕丛氏衣青而教民农事,人皆神之也。又其一即指苏东坡诗想见青衣江畔。”《读史方舆纪要》引《旧志》以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亦是持此说。
   
    蚕丛氏衣青而教民农事,反映了蚕丛氏对农业经济的需求,表明蚕丛氏的迁徙是为了寻求新的耕地。
   
    若水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该经又云:“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山海经》曰:“南海之内,黑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蜀郡牦牛徼外,即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故一般认为若水在川西,或云雅砻江、大渡河或云岷江。将若水视为岷江,看来有误,因为古人是将岷江称为“江”,用语都很准确,不会误读。最大的可能性是,若水是岷江的一条支流,而且,其名称的得来,是与沿江植有“若木”有关②。
   
    迁居“瞿上”的蚕丛氏,应该是在岷江入成都平原的交接处,即所谓的“氐水”附近,“降居氐水”,已经表明其地位置相对较低,而且只有在山前地带才有“瞿上”这种自然景观。所谓“瞿上”,《说文解字》卷四云:“鹰隼之视也。”表明其是“居高临下”的相对高地。“瞿上”,一说即今双流县。宋人罗泌《路史前纪》卷四云:“蜀山氏,其始祖蚕丛,纵目,王瞿上。”其子罗苹注:“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双流县东牧马山九倒拐,相传即为“瞿上”。一说是在今彭州的“天彭阙”。任乃强先生云:“瞿上,今彭县北,海窝子‘关口’是也。……相对望,如阙,《元和志》谓之天彭门(一称天彭阙),自阙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故古称海窝子为‘瞿上’”〔9〕。
   
    上述有关“瞿上”的说法,目前还有争议,实际上两说均不误。蚕丛氏从岷江高地向下游平原迁居,难免会与原住民发生矛盾和纠纷,必然会经历在“瞿上”进行“居高临下”的戒备,寻机进入平原的这一阶段。据“降居氐水”的文意判断,应是指都江堰到双流一段的水域(岷江及其支流)。而恰巧,彭州的“天彭阙”和双流的牧马山九倒拐,都处于这一段水域。依据史籍,蚕丛氏、柏濩氏、鱼凫氏、杜宇氏都有居“瞿上”的记载。
   
    还有学者将“瞿上”与三星堆联系起来,称为“鱼凫”旧都〔10〕。实际上,三星堆位置并不处于居高临下的高地或台地上,但由三星堆向西北方向略略移动,就会有湔江上的“天彭阙”,即海窝子。“鱼凫田于湔山”,曾居住“瞿上”,亦是很自然的事。在此之前或同时,蚕丛氏或都“瞿上”,并由此与鱼凫氏来到三星堆(三星堆文化,是一个复合文化,至少与鱼凫和蚕丛有关),也是可能的。
   
    到了商末周初,蚕丛氏受到内部争斗和外来势力的严重威胁和压迫,再次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这次是向西南方向移动。 《史记·三代世表》“正义”云:“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指明蚕丛氏的一部是到了云南的大理、姚安、楚雄和四川西昌一带。故此,汉代有“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11〕之说。显然,这里所说的“蜀王”是指早先迁徙到云南滇西一带的蚕丛氏,而不是指秦灭巴蜀时与秦对抗而亡命云南、交趾(今越南北方)的开明氏①。《史记》所谓“周衰”,有可能是“商衰”的误写。
   
    历史上为姚、嶲地的云南楚雄万家坝青铜文化遗存中,明显带有“蜀”的痕迹。如楚雄万家坝所出的双耳陶罐,器型类似岷江上游汶川萝卜寨石棺葬和宝鸡竹园沟西周弓鱼氏墓中出土的双耳罐〔12〕。楚雄万家坝出有5件有浅浮雕的牛首铜锄,同样类似的浅浮雕牛首纹饰也见于宝鸡竹园沟的西周墓、汉中城固铜器窖藏、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彭县竹瓦街1978年发现的铜器窖藏〔13〕。楚雄万家坝出的Ⅱ式戈即圆銎有内长直援戈,类似宝鸡竹园沟弓鱼季墓中的一件有銎有内戈、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的有銎有内戈〔14〕。楚雄万家坝出有月形刃钺,宝鸡弓鱼季墓中也出有月形刃部的钺〔15〕。楚雄万家坝未出对称曲刃戈,其戈和戣有略为曲刃者,从风格上看与蜀式戈相类〔16〕。楚雄万家坝出的铜鼓上有云雷纹爬虫纹,这些纹也见于彭县竹瓦街窖藏、灵台白草坡出土的青铜器上〔17〕。
   
    宝鸡茹家庄、竹园沟西周时期弓鱼氏墓葬为氐系一支,与蜀有关联,已有学者论述〔18〕。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的情况比较复杂,大致可归入氐系文化〔19〕。也与蜀有关。远在滇西姚、嶲一带,竟有如此之多的蜀文化因素,当与蚕丛的南迁有关联。
   
    至于蚕丛氏的被迫南迁,到达古姚州,即今云南姚安、祥云、楚雄一带,并在商末周初,参与了古云南靡莫之属的形成。关于这个推论,我们可以从历史文献中找到一些旁证。《汉书·地理志》记载滇西为与滇同姓的靡莫之属。 《史记》记载也相同。但靡莫之属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却语焉不详。而在成都附近,却很早就有“弥牟”的地名。在古蜀人的传说中,最早的是有巢氏,居于昆弥。关于昆弥,谭继和先生考证说是弥牟镇,即今天的成都青白江区〔20〕。青白江区,临近广汉三星堆;“弥牟”又同“靡莫”;而蚕丛氏的年代要明显早于滇西靡莫出现的时间;蚕丛氏又南迁到云南滇西姚安、楚雄一带;而滇西一带的剑川海门口出土的铜钺,是迄今为止的最早青铜器,其与蜀地的青铜器有文化上的关联〔21〕;滇西“靡莫之属”在周末春秋时期是云南青铜文化最早最发达的族群〔22〕;诸如上述论据,的确反映出蚕丛氏南迁后的处境。很有可能,蚕丛氏在南迁至滇西时,将旧有的“弥牟”称呼带到当地,并逐渐在当地形成了“靡莫之属”,以后逐渐同化于滇人之中。
   
    关于这一个推论,还可在更晚的文献中找到一些旁证。《旧唐书·地理志》云:“姚州,武德四年置……汉益州郡之云南县,古滇王国。”《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姚州名称之由来说:“以古滇王国民多姓姚,因置姚州都督府。”这些姚姓滇人,应是与滇同姓的靡莫之属。唐代因这一带还是姚姓滇人后裔居地而置姚州。唐人骆宾王记载姚州民“俗通盘弧,声不辍于吠尧”②。氐人自称盘瓠之后,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述氐人说:“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冉氐……各有王侯。”这些魏晋时期的氐人,当是蚕丛氏在沿岷江迁徙所遗留在当地的后裔。他们与滇西“靡莫之属”的后裔有相同信仰,可见蚕丛氏与靡莫之属二者关系确非一般。
   
    春秋战国时期,蜀王在受到外来压力时,通常选择向云南方向迁徙,如安阳王蜀王子的南迁,经云南到越南北部(骆越);秦灭巴蜀,蜀侯恽抵抗失败也是沿着蚕丛氏南迁的道路逃跑。可见,蚕丛氏的南迁,给他们在蜀地的后裔们是留下了深刻地记忆。
   
    三、蚕丛氏的文化要素
   
    蚕丛氏的文化要素,据史籍记载,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养蚕
   
    前已述及,蚕丛氏是以养蚕而闻名的。除了史籍记载,蜀地出土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中,时常能够看见蚕文化的踪迹。
   
    在较早时期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器物中,蚕以及蚕丛氏的形象都清晰可辨。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很多器物与蜀字有着形象上和意义上的关联。例如,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衣服上有一排由目纹和卷曲的虫体纹组成的兽面纹,与甲骨文蜀字的构成是相似的”〔23〕。
   
    “蜀”字与“蚕”有关,已有前述。近来王炎先生又就蚕丛与三星堆文化有关联提出一种新的见解。他以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Ab型玉璋(K2③: 201-4)为例,就其上的图案分析如下:
   
    玉璋两端的第一层图案,“非常清楚,图中人物‘双眼(眉)倒竖’,头戴‘麻点冠帽’,身穿‘犊鼻裙衣’,表现的是‘蚕丛纵目’,居中突出的是‘一双巧手’”。
   
    第二层图案是“一双手在‘捋丝’,中间冒着热汽的器皿,是在‘煮茧’……这层图案总体表现的是蚕丛‘巧手治丝’。”
   
    第三层图案“就是《三星堆祭祀坑》一书所说的‘卷曲的虫体纹’或称‘回形纹’。它表达的是‘蚕丛巧手治丝’的结果———织帛制衣,图案比较抽象、曲折而已。”〔24〕应该说,他的见解确为的论。笔者颇为赞同。
   
    在较后的时期,出现了所谓“巴蜀图语”,其中仍有不少的蚕纹。时至战国时期,如1954年新津出土的铜钟, 1976年成都交通巷出土的铜戈, 1985年大邑五龙出土的铜斤, 1998年蒲江飞龙镇出土的鱼形铜印,都还有蚕纹〔25〕。上述考古发现的“蚕纹”或与养蚕有关的图案,都证明蚕丛氏的确与养蚕有关。
   
    (二)农耕
   
    蚕丛氏是一个农业部族,已无疑义。但蚕丛氏是一个种植粟米的族群,却是学界很少注意到的。
   
    据汉魏和稍后时期的史籍如《魏略》《后汉书》《水经注》等记载看,留居岷江岷江上游区域的氐人,其所务农田,有“麻田”却无“水田”。可见,岷江上游虽然临水,却是不适宜种植水稻,这是由于当地的地理环境即土壤、气候、光热等因素决定的。时至今日,该地域仍难以种植水稻,仍以旱作为主。
   
    由甘东南、陕西南、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流域、白龙江流域、西汉水流域等地迁徙到成都平原的蚕丛氏,其农业传统即为粟米旱作农业,即使他们迁徙到适合稻作农业的成都平原,仍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粟米农业。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金沙遗址宝墩文化三期地层单位中浮选出的种子来看,小米(粟米)为主,少量稻谷〔26〕。很有可能,蚕丛氏即使在青衣江流域劝课农桑时,所谓“农”,就是粟米种植。
   
    (三)纵目
   
    在古籍中,纵目往往被记载为蚕丛氏的体质特征之一。如《华阳国志·蜀志》云:“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路史前纪》四卷亦云:“蜀山氏,其始祖蚕丛,纵目,王瞿上。”事实上,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纵目”不可能作为整个族群的体质特征而呈现(除非该族群全都是到了甲亢病晚期);如果真有纵目人,那他们的后代也应该具有此种体质特征,但岷江、白龙江流域并无此“纵目”体质特征的遗留,在当今世界,也无此种人群。
   
    蚕丛被史籍记载为纵目,那是因为他们的守护神是纵目的缘故。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A、B型面具,均为“纵目”和“戟耳”,发掘者称为“兽面具”,实则为“半人半兽”面具,此种“半人半兽”面具是中东、西亚如古埃及、苏美尔等人群的守护神的典型特征。三星堆的纵目戟耳面具,实际上是蚕丛氏的守护神形象,其之所以以典型的特征而呈现,表明其所具有的“无远不届,无处不闻”的超凡能力和神力。
   
    蚕丛氏守护神纵目,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古籍中将此作为蚕丛的辨识特征。川西甘南民间信仰中的二郎神杨戬的“纵目三眼”神态,实为蚕丛“纵目”特征的遗留。纵目神为蚕丛氏的守护神,纵目三眼神杨戬为武都、文县白马氐人的狩猎神〔27〕;蚕丛氏居岷江流域,二郎神传说居岷江边灌县灌口镇(今属都江堰);蚕丛迁徙时期的“氐人”说,而白马人,学界多认为是氐人后裔,两者何其相似,肯定有着某种文化间的联系。
   
    (四)编发
   
    蚕丛的发式,古籍无载。不过,通过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物形象来看,蚕丛氏实行编发的可能性最大。根据有三:一,蚕丛氏长期生活在甘东南、川西北一带,与甘青地区的羌人族群混居,受其文化和风俗习惯影响很大。羌人编发,文献多有记载。蚕丛氏实行编发,亦是很自然的事。二,蚕丛氏在“蜀国”形成时势力最大,所以才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之说。这从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大立人像(K2②: 149、150 )即可得到映证:他身躯伟岸,高居台上,姿态高贵,不是国王就是“群巫之长”,总之,是当时的最高领袖。他身着的袍服上就有由目纹与卷曲的虫体纹组成的纹饰,与甲骨文的“蜀”字相似〔28〕。这表明他就是蚕丛,或者是蚕丛氏的领袖。他的脑后就是一条长长的发辫,这就是编发。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头像(K2②: 115),面上贴有金箔,铜头像脑后也是编发。三,按照一般规律,上层人物的发饰或服装,对下层人物的着装发饰有引导作用。“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宫中好高髻,城里长一尺”就是这个道理。蚕丛氏上层用编发,下层民众也会仿效,从而出现并形成整个族群的风俗习惯。
   
    (五)大石崇拜
   
    蚕丛氏有大石崇拜的风习。《华阳国志·蜀志》云: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章樵注《蜀郡赋》引《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岷江上游的大量石棺墓的发现,证明了《华阳国志》记载不谬。蚕丛氏作石棺椁,居石室,这是与其所居的环境有关。岷江上游以及白龙江流域,群山矗立,山崖陡峭,大石嶙峋,居住和丧葬,只能就地取材。居石室,作石棺椁,久而久之,遂对岩石生情,产生出依恋的情感来。如羌族在同样的山岩居住,也有白石崇拜的风习。蚕丛氏到了成都平原,居住环境变了,但其对大石崇拜的风习并未变,以至影响到后人(蜀人)。这就是何以在成都市区里,还有“支机石”“天涯石”“五块石”等古老名称流传下来的缘故。
   
    余论
   
    在古代四川文献中,蚕丛是一个频频出现的人名、族名。任何关于四川早期历史的研究,都避不开蚕丛氏。事实上,离开了对蚕丛氏的研究,任何四川古代史的研究就无从谈起,包括四川史前时期、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发现研究。三星堆遗址和“祭祀坑”的相关研究,也同样如此。三星堆文化,学界许多人认为与古史传说中的鱼凫氏有关。实际上,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比较复杂,应该是一个复合型的文化,即多源文化。从三星堆文化面貌和内涵来推断,其文化构成,应该与蚕丛氏、柏灌(濩)氏、鱼凫氏三者有关。
   
    柏灌氏观坂治水务农,蚕丛氏种植粟米、驯养野蚕,都处于一种初始农业状态,而鱼凫氏田(渔猎)于湔山,则经济形态还更原始。文献记载他们都曾居“瞿上”,这也许是他们之间相互进行文化整合和联盟阶段,在文化涵化过程中形成了部族联合体,以后从“瞿上”下到附近的平原———三星堆,征服了当地原始居民濮人,在其古城的基础上巩固古城,建立起三星堆古国。
   
    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或许证明了上述推论的不误:青铜人头像有多种发式,编发、盘发、垂髻;头戴冠帽的也有多种形式,头盔、平冠、回字平顶冠、子母口冠;这些铜人头像共出一坑,表示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在等级最高的青铜人头像(贴有金面罩)中,也同样有着族属上的区别。他们中既有编发的(K2②: 115),也有束发髻的(K2②: 137,K2②: 214)〔29〕。如果说多种冠帽还不足以说明族属的不同,那么,多种发式就足以表明三星堆文化,必定是由数个不同的族群所共同构造的。
   
    总而言之,在三星堆文化中,蚕丛氏、鱼凫氏、柏灌氏是一个部族联合体;而三星堆古国的主导势力,也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始而蚕丛氏,继而鱼凫氏。文献所谓的蚕丛、鱼凫、柏灌王侯“各数百年”,意即指此。蚕丛氏的主导力的衰弱,可能与农业经济形态改变有关,稻作农业取代了粟米农业,意味着以粟米种植起家的蚕丛氏的地位下降。争权夺利的斗争便必然出现,内乱不可避免,直至国灭。
   
    〔作者简介〕范勇,天地出版社编审、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客座教授,四川成都 6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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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4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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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脉之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