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蜀人是世界上最早开采使用黄金的古老部族之一。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虎、金鱼、金璋、金叶饰等黄金器物，已展现出古代蜀人高超的黄金加工制作技艺。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金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饰、金箔蛙形饰、金喇叭形器、金盒等10件金饰器物，更是图案诡异、风格奇特。其中最令人惊叹的便是太阳神鸟金箔饰。其神奇的图案和绝妙的表现手法，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是从未有过的考古发现。它以简练和生动的图像语言，透露了有关古蜀太阳神话传说的信息，记述了商周时期古蜀国极为盛行的太阳崇拜习俗，为我们了解古代蜀人的精神观念和追溯古蜀时期一些重要祭祀活动的真实情形，提供了极重要的资料。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形制为圆形，内有镂空图案，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 0．02厘米，用很薄的金箔制作而成，在工艺上采用了娴熟精湛的锤揲与切割技术。其圆形金箔上的镂空纹饰，如同一幅均匀对称的剪纸图案，可能使用了相应的模具，精心切割而成。无论是纹饰的整体布局或图案的细微之处，都一丝不苟。其图案可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中心为一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这些外端尖锐好似象牙或细长獠牙状的芒，呈顺时针旋转的齿状排列。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引颈伸腿，展翅飞翔，首足前后相接，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排列均匀对称。整幅图案好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好像是旋转的云气或是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只飞行的神鸟则给人以金乌驮日翱翔宇宙的联想。
原始崇拜是人类由洪荒向文明迈进过程中的一个古老话题，在各种原始崇拜观念中，最广泛的就是太阳崇拜观念了。这主要是由于太阳和自然万物的密切关系，对人类的生存繁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先民们自远古以来就对太阳怀着敬畏崇拜之情，并由此产生了各种崇拜形式。同时由于先民们对太阳与宇宙的观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丰富想像，使得世界各民族中都出现了绚丽多彩的太阳神话。这些以太阳为母题的神话传说，在世界的西方和东方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广为流传，对古代各民族的精神观念和行为方式，乃至整个历史文化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中国古代则广泛传播着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十日神话，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最为显著的例证。中国远古时代的十日神话传说，不仅与西方太阳神话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展示了东西方区域文明的不同特色。
根据《山海经》等古籍的记述，中国远古时代太阳神话传说中的十日是帝俊与羲和的儿子，它们既有人与神的特征，又是金乌的化身，是长有三足的踆乌，会飞翔的太阳神鸟。如《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便是对十日神话传说的记述。《淮南子·精神篇》中说“日中有踆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则是对太阳为金乌化身的说明和解释。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十日，每天早晨轮流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化为金乌或太阳神鸟在宇宙中由东向西飞翔，到了晚上便落在西方若木神树上，这表达了融化于神话之中古代对日出日落现象的观察和感受。
十日神话传说在殷商时期长江上游的古蜀王国中十分盛行，三星堆考古发现对此便有充分的揭示。到了后世，十日神话流传的地域更为广阔，我们在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上，可以看到许多日轮金乌图，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亦有以彩绘方式表现的一轮画有金乌的太阳，便是先秦太阳神话流传后世的反映。在这些生动奇妙的图像中，最值得关注的便是神鸟和太阳的关系，这可能是先民们描述和展现太阳神话最为简洁也最为有效的方法。在图像语言的发达远远超过文字发展的古蜀时代，先民们自然地盛行采用雕塑和图案来表现十日神话与太阳崇拜观念，这与当时昌盛的祭祀活动相得益彰。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就是古代蜀人心目中一棵具有复合特征的通天神树，既是十日神话传说中扶桑与若木的象征，又是天地之中建木的写照。青铜神树分为三层的树枝上共栖息着九只神鸟，分明就是“九日居下枝”的情景，在青铜神树出土时已断裂的顶部，推测还应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鸟。与青铜神树同时出土的还有立在花蕾上的铜鸟、人面鸟身像等，很可能其中的一件便是那只居于神树上枝的铜鸟。栖息于青铜神树上的九只神鸟都长着鹰喙与杜鹃的身子，鹰是翱翔长空最为矫健的猛禽，杜鹃是深受蜀国先民喜爱的禽鸟，将它们的特征融合成这种具有复合特征的神鸟，大概就是古代蜀人想像中太阳精魂日中金乌的形象吧。此外，三星堆还出土有大量反映古蜀太阳崇拜观念的器物与图像，如青铜太阳形器、圆日形状的青铜菱形眼形器、有圆日图像的青铜圆形挂饰、青铜神殿四面坡状屋盖上的圆日图像纹饰、人面鸟身像胸前的圆日图像、金杖上圆脸戴冠呈欢笑状的太阳神形象等等。这些古蜀时代留下的大量器物和图像遗存，真实地反映了殷商时期古蜀王国太阳崇拜祭祀活动的昌盛。
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与图像材料，对此亦有充分的反映。比如金沙遗址铜立人像头戴的旋转状的奇异冠饰，就有祭祀者头罩太阳光环的寓意，说明对太阳的敬畏崇拜是古蜀时代一个十分突出的主题观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考古发现还揭示了古代蜀人有崇鸟的信仰，并以鸟为图腾，尤其是凤鸟与太阳神鸟在古代蜀人精神观念中占有特殊地位。而古蜀族的崇鸟观念与鸟图腾，又与太阳崇拜和太阳神话相互交融，两者通常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对此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中国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许多神话传说中，帝俊和黄帝都是世界东方的大神，具有类似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神祗宙斯一样的煊赫身份。如果说中原传世文献中记述的黄帝是黄河流域远古先民们心目中掌管天庭和人间的最高统治者，那么《山海经》等古籍中记载的帝俊就是中国南方文化系统中主宰宇宙和世界的天帝了。帝俊不仅与羲和生有十日，还和常羲生了十二月，同娥皇生三身之国，此外还有许多后裔，例如《大荒东经》说“帝俊生中容”、“帝俊生帝鸿”、“帝俊生黑齿”，《大荒南经》说“帝俊生季”，《大荒西经》说“帝俊生后稷”，《海内经》说“帝俊生禺号”、“帝俊生晏龙”、“帝俊有子七八人，是始为歌舞”等等。这些记述构成了一个具有浓郁南方地域特色的帝俊神话传说体系，其中帝俊的后裔都特别崇尚神鸟，大都有“使四鸟”的习俗。据袁珂先生考证，实际上帝俊也就是南方文化系统中玄鸟的化身，因“帝俊即殷墟卜辞所称‘高祖夋’者”，从字形看夋在甲骨文中是一鸟头人身的象形字，可知“帝俊之神，本为玄鸟”。这同黄河流域“玄鸟生商”的传说含义是一样的，表达了是殷商和古蜀等古代部族都有强烈的崇鸟的信仰观念。正因为帝俊是中国南方神话系统中玄鸟的化身，所以帝俊的子裔都和神鸟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出土资料看，这种崇尚神鸟的信仰观念，在古蜀族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铜鸟，便是很好的说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上面刻画了绕日翱翔的四只飞鸟，就是《山海经》中所述帝俊之裔大都“使四鸟”的生动写照。太阳神鸟金箔饰的制作者和使用者，可能以此来表明他们都是帝俊的后裔，同时也表明他们和十日的亲缘关系以及对太阳神的崇奉之情。
这里我们还应提到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是与太阳神鸟金箔饰有着同样丰富内涵的珍贵器物。这件有短柄的青铜有领璧形器，整体为圆形，中央是圆孔，圆孔周围有凸起的高领，器上的扁平矩形短柄由于较短不能握手，可能起插件的作用，应是插在基座上或连接某件器物的榫头。该器的尺寸为：直径10．24—10．36厘米，孔径4．03—4．31厘米，领高 2．9厘米，边轮宽2．67厘米，短柄长2．26厘米，厚 0．2—0．33厘米，重量为280克。令人注目的是在该器宽平的边轮两面，均铸刻有相同的飞鸟图案。其图像纹饰以边轮外廓的两圈旋纹为边栏，围绕着璧形器的圆孔布列着三只首尾相接、展翅飞翔的神鸟。采用阴线刻画的三只神鸟，手法简练，线条流畅，想像生动，栩栩如生。形态上，三只神鸟同样颈向前、鸟腿后伸，作腾空飞翔之状。同时还细致地刻画了飞鸟的钩喙圆眼、华丽的长冠和飘逸的羽毛。同太阳神鸟金箔饰相比，这件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不仅尺寸大小相近，而且在图像纹饰所表达的象征含义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周围有凸起高领的圆孔，不就是圆日的象征吗?三只神鸟所表现的不同样是托负着太阳在宇宙中由东向西飞行的情景吗?很显然，这件器物同样是古蜀时代昌盛的太阳神话传说和太阳崇拜观念的产物，是古蜀族以太阳崇拜为母题的祭祀活动中的一件重要器物。
当然，太阳神鸟金箔饰与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这两件器物图像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比如托负太阳展翅飞翔的神鸟，太阳神鸟金箔饰为四鸟，青铜有领璧形器为三鸟，在象征含义上是否有某些微妙的不同?是否反映了远古神话传说中相同母题内的多种内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探析和弄清的问题。
从古籍文献中的记载看，《山海经》中曾有多处关于帝俊之裔“使四鸟”的记述，如《大荒东经》中说“有葛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晏龙……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中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等等。据袁珂先生考证，使是役使之意。“使四鸟”或“使四鸟：虎、豹、熊、罴”可能是说役使的既有四鸟，也有四兽。而只有帝俊的后裔，才有这种役使四鸟与四兽的能力。在这些神话色彩很浓的不厌其烦的传说记述中，除了十日神话与崇鸟观念，似乎还反映了一种驱使和驾驭太阳神鸟的想像，太阳神鸟金箔饰上刻画的四只驮日飞翔的神鸟，与“使四鸟”的记述显然并非是简单的巧合，可能就包括了多重含义。
《山海经》中又有关于三青鸟与五彩鸟的记述，同样是非常奇妙的神鸟。如《西山经》说“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 《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西有王母之山，“有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骛，一名曰少黧，一名曰青鸟”；又说“有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海内北经》说“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这些记述中的三青鸟与五彩鸟都非同凡响，也是古代先民崇鸟观念的反映。《山海经》中虽未见“使三鸟”之说，但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已含役使之意，而且三青鸟与五彩鸟皆是三只。袁珂先生认为，通过这些记述可知，“三青鸟者，非宛转依人之小鸟，乃多力善飞之猛禽也”。金沙遗址出土青铜有领璧形器上的三只神鸟，那华美的冠尾和矫健的飞翔之态，是否也与上述的神话传说有关呢?
值得提到的是，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在宋本中作“三足乌”。 《史记》载司马相如《大人赋》中也说“亦幸有三足乌为之(西王母)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还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河图括地象》中也说“有三足神乌，为西王母取食”。所以郭璞认为三青鸟即为三足乌。袁珂先生亦持相同看法，认为此说有理。我们知道，《淮南子·精神篇》中说的“日中有踆乌”，即为三足乌，又称为阳乌或金乌，被认为是日之精魂。古籍《洞冥记》中则又说三足乌是羲和役使的日驭。由此可知，它们实际上都是太阳神鸟，属于十日神话与太阳崇拜观念母题范围内的不同传说。这里附带要提到西王母神话传说的起源传播，其中浓郁的巫术色彩、复杂的精神内涵(如魂归天门观念、升天成仙思想、龙虎座透露的图腾崇拜意识和信仰习俗，以及三足青鸟的特殊象征含义等等)，都与古蜀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三足乌究竟是什么形态，因古籍中并无记述而不得其详。求诸出土资料，我们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三足乌的描绘，有的在圆日中刻画一只飞翔的金乌，有的将圆日刻画在阳乌的胸部作展翅翱翔状，还有的则将三足乌雕刻成有三条鸟腿的奇异模样立于日轮之中。这些描绘丰富多样，并无统一的模式，大概都是后世对于远古神话的一种想像式的解释和表现。这些图像(特别是三足乌刻画成三条鸟腿的怪谲之态)曾遭到汉代学者的诘难，王充对此就大不以为然，《论衡·说日》说“儒者曰：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审日不能见乌之形，通而能见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实”。实际上在商周以降的图像纹饰中还有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常常将三足乌描绘成绕日飞翔的三只神鸟。例如战国时期和秦代一些铜镜上的三鸟环日图，三鸟均为一足，有学者认为“可能为三足乌传说的演变”，还有汉代瓦当上绕日飞行的三鸟纹，表现的也是同一个主题，可知三足乌的数量应为三只，“也可以看作是以‘三青鸟’形式表现的日精”。
将这些图像资料作为参考，现在再来看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有领璧形器，上面刻画的三只神鸟也是典型的长颈单足、羽尾华丽、展翅绕日飞翔之态，显而易见就是对太阳神话传说中三足乌的一种形象表现。从时代的承袭演变关系来看，正是古代蜀人这些含义丰富、构思绝妙的图像，对后世的图案纹饰产生了积极而久远的影响。不仅战国与秦代的铜镜上有三鸟环日图，汉代瓦当上有绕日飞行的三鸟纹，而且在汉代画像石《羿射九日》图中刻画的栖息于扶桑神树上的也是三足金乌，可知这在古人心目中皆是对三足乌最为生动的表现。
金沙遗址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上圆孔与凸起圆形高领所象征的日轮，以及太阳神鸟金箔饰上漩涡状的太阳图像，说明古蜀族对崇尚的太阳形态有多种表现方式，或作圆日之形，或刻画成光芒四射的旋转之状。其实，这种不拘一格、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了，我们在仰韶文化以来的彩陶上和原始时期的岩画上都可以看到各种形式描绘的太阳图像，在青铜纹饰上更有大量的、形式多样的表现，可谓由来已久、源远流长。
在中原地区出土的史前彩陶上，据考古工作者研究认为，“图案最具代表性的是与天体有关的日珥纹、太阳纹和飞鸟纹等，日珥纹围在光芒四射的太阳周边、太阳纹有的直接将太阳画作圆圈，周边绘出射线，有的还在中间加一圆点，有的将射线用阴纹表示”。图案中有的主体太阳纹还以红彩涂实，并在周边用深棕色绘出数道射线，以表示太阳的万丈光芒。在西北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出土的大量彩陶上，也有多种圆日图案，特别是半山类型时期旋纹已成为彩陶上的主要花纹，将强烈的旋动感表现得十分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太阳的形象成为彩陶图案纹饰中描绘的重要对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河村类型彩陶上的太阳纹有时和变体多足鸟纹画在一起，可能有一定的寓意”，“彩陶图案上的这种变体多足飞鸟纹，有着红色的头，展拓着长翼在空中飞翔，使画面充满了阳光般的热烈气氛”，使人油然联想到关于太阳神鸟的远古传说。张朋川先生认为“这种鸟纹与太阳纹相结合的图案，也许反映了以鸟为图腾的氏族是崇拜太阳的”。结合古代传说来看， “在汉代的帛画、石刻等文物中这种寓鸟于日的图像屡见不鲜，而许多日中金乌与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正面鸟纹都画成三足，如果这不是偶合的话，那末彩陶上的这种鸟和太阳结合的花纹可能是崇拜太阳的鸟为图腾的氏族的图腾纹样在彩陶上的反映"。还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彩陶中，有的鸟纹背上有太阳纹，像鸟背负着太阳而飞，同时还有以几何形变体花纹组合的许多形式。这说明古代太阳鸟的神话传说，早就存在于彩陶文化时代。此外“半坡类型彩陶有以人面纹为太阳形的象征……展示了太阳纹为人格化神灵的寓意象征和被崇拜的宗教意识”，而“以红彩为太阳形象征的寓意手段”以及采用红黑彩并置形式来表现“太职光彩的照耀，使彩陶花纹具有绚丽灿烂的风格与强烈浓郁的风采，再现了对太阳神崇拜的炽热情怀”。
在我国许多地区广泛分布的原始时期的岩画上，太阳同样是表现的主题，并有多种形式的描绘。如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就描绘了三个灿烂的太阳，画面中以太阳图案为中心，还环绕着人、兽、农具、祭祀坑与星辰符号等。贵州的一些岩画也画有类似的多个太阳图像，如黔中开阳县画马崖岩画中的太阳纹图形就甚多，大都“表现出具有圆形光体和辐射光芒，有的与铜鼓鼓面的太阳纹饰很类似”。在新疆和阗境内发现的岩画上，也有凿刻的三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可见那时对太阳崇拜的炽热，说明“原先生活在阿尔泰山和伊犁一带的塞人也把太阳神作为他们的最高神祉崇拜”。在内蒙古阴山岩画中，有一幅著名的拜日图，刻画了一人双手合十，高举过头，跪地向太阳虔诚祭拜的情景。云南沧源岩画中刻画的太阳，有的为人头之形并散射着光芒，有的则将头戴羽饰作法祭祀的巫师形象与光芒闪耀的太阳刻画在一起。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不仅刻画了许多光芒四射的太阳，还描绘了众多高举双手作呼唤祈祷状的人形，表现的可能是远古先民们的大型祭日场景。此外，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片上，雕刻的太阳由多个同心圆构成，外圆上端刻有浓烈的火焰状，形似太阳的光芒，圆日左右还刻画了昂首相望振翅欲飞的双鸟，被称为双鸟太阳图(亦有名之为双鸟朝阳图的)。有学者认为，这种将鸟形或鸟纹与太阳的画面纹饰连在一起，应是先民将鸟信仰与太阳信仰糅合一体的独特展示。
在三星堆出土的展现太阳崇拜观念的青铜器物上，雕铸的太阳图像大都为凸起的圆日形状，如大量的青铜菱形眼形器。有的为双圆形，中间有象征性的发射状芒，如青铜太阳轮形器。有的太阳外圈呈火焰状，如青铜人首鸟身像胸前的圆日纹饰等。同时也有其他表现形态，例如二号坑出土的一些圆形铜挂饰上就有多种圆日纹饰。其中一件中间为圆日，围绕着圆日为漩涡状的炯纹，采用阴线雕刻的手法使图像凸凹分明，显得简洁明快，格外生动。这与金沙遗址青铜立人像头上所戴旋转状奇异冠饰的寓意，以及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饰的内层图案风格极其相似，都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在象征手法与文化内涵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大量的圆形或双圆形表现的圆日图像，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器物在构思创意和审美情趣方面更显示出相互媲美的一致性。这些都说明了金沙遗址和三星堆太阳神话和祭日活动的昌盛，说明了二者文化上的密切关系。
总的来说，崇鸟和崇拜太阳，不仅是古代蜀人精神世界中的主题观念，而且是古蜀各部族的共同信仰。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饰和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都通过绝妙的图像纹饰，生动地层现了古蜀时代崇鸟和太阳崇拜的精神观念，堪称太阳神鸟的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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