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是古蜀文化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根据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近两年所作的艰苦细致的发掘工作,已初步弄清了该遗址的年代大约在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目前能确认的面积大约在4 2平方公里,并发掘揭露出大量的房基、墓葬、灰坑、陶窑以及与祭祀有关的各种重要遗存,出土了大量陶器、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和象牙等遗物,初步确认该遗址是继三星堆以后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的都邑所在地,因此是探索古蜀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目前该遗址正在发掘过程当中,有关的资料尚未发表,能见到的材料是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编著的《金沙淘珍》一书[1],由于笔者因工作上的原因,经常能够比较方便地看到这些出土文物。也由于笔者平时的兴趣,对其中的玉器特别注意,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学术界的同仁参考指正。
金沙遗址出土的礼仪器当中,玉器的数量相当大,显得特别突出,《金沙淘珍》一书介绍说金沙遗址已出土玉器有535件,如果算上后来新出土的,应该远不止这个数。如果将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与三星堆比较,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从玉料来看,仅肉眼观察,三星堆的玉料相对比较单一,而金沙遗址的玉料种类比三星堆丰富,说明金沙遗址的玉料来源比三星堆更广,有许多玉材都比三星堆的玉材好,这似乎说明金沙遗址在这一时期古蜀国势力向外扩张更甚于三星堆时期,因为这些玉料并非成都平原所产,必然要到成都平原以外的地区去开采,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势力是办不到的。从玉器的种类来看,金沙遗址出土的与三星堆的差不多,不过三星堆的玉器器形普遍显得较大,而金沙遗址的玉器器形偏小的多,当然也有比较大型的,但金沙遗址有许多加工工艺很精细的作品,如许多阴线细刻的作品,有些甚至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总的来说,金沙遗址玉器与三星堆玉器相同和相似的较多,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下面笔者想具体就金沙遗址出土的有几类玉器谈一点看法。
玉琮是金沙玉器当中数量比较多,加工精细,形制多样的一类器物,在整个玉器当中都显得比较突出。三星堆出土的玉琮数量比较少,而且质量也明显不如金沙遗址的玉琮。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件类似良渚玉琮的青玉琮(2001ＣＱＪＣ:61),该玉琮为长方柱体,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上下出射,琮壁四面从中间开出竖槽,将琮的每面分为左右两部分,又以九条细小的横槽将整器分为十节,每节角上两侧的二个凸面细线阴刻一简化兽面纹,上射部的一面阴刻一人物,双脚叉开,双臂平举,长袖,两臂各刻一上卷的羽毛形装饰,头戴冠饰,整器通高22 26厘米,上宽6 95～6 92厘米,下宽6 3厘米。肉眼观察该器为青色,玉质温润,呈半透明状。从器物形制看,该玉琮确实是良渚风格的玉琮。玉琮的最早大量发现也是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尤其是这种分节的玉琮。像这类玉器可以说完全是代表观念形态的器物,其他地区时代大体同时的有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过形体低矮、素面不分节的玉琮,甘肃齐家文化也曾发现过类似于襄汾陶寺类型的玉琮。
总的来说,良渚文化中玉琮的一个最为突出的文化现象,在良渚文化中多节玉琮多见于偏晚阶段,主要出土于武进寺墩[3],其他像瑶山[4]、反山[5]、福泉山[6]等基本不见这种多节玉琮。良渚文化出土的多节玉琮以六、七节居多,最多可达十五节,多刻简化兽面纹。从总体风格来看,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青玉琮接近于武进寺墩的多节玉琮,为良渚文化偏晚的风格。但仔细比较金沙遗址青玉琮与良渚文化的玉琮也存在一些差异,首先良渚文化的玉材多为鸡骨白,至今没见过象金沙遗址玉琮这样的玉质者。从工艺来看,良渚文化玉琮中间的孔均为对钻,中间未经过细致的打磨,留有明显的接茬,金沙遗址青玉琮中间的孔两头大,中间小,也应是对钻,但经过了细致的打磨,没有明显的接茬。金沙遗址玉琮凸面上的横向阴刻线很规整,应是用砣子打磨加工出来的。良渚文化玉琮与之似有所别,金沙遗址玉琮上射部阴刻的那类风格人像在良渚文化也没发现过。
从上述分析就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首先这件玉琮的制作年代,制作地点,如果不是蜀地制作之物,又是何时、从何地、以何种方式到金沙遗址来的等等。像玉琮这种器物,为纯观念形态的东西,器形如此复杂,不可能在没有关系的两个文化中出现,这当中必然会有关系。因此说这件玉琮与良渚文化有关系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并非孤品,而是有相当的数量,那么应该是对这种观念的认同,否则也不会有这种现象的出现。问题是金沙遗址的年代与良渚文化的年代相隔已有1000年左右,此时良渚文化早已消亡,如果良渚文化要对成都平原的古文化产生影响也应该与良渚文化同时间的事,抑或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一支文化长期保存了这一意识传统,后来因某种原因又传到了成都平原。目前就这些问题还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把问题提出来,也是有利于将来的工作。金沙遗址时期的古蜀人保留了良渚文化的某些传统,从另一件玉琮中也体现出来,即四节玉琮(2001ＣＱＪＣ:1)。该玉琮表面呈色为黄色中杂以褐黑色,其分节的做法与青玉琮相类似,但凸面已没有兽面纹,仅有三道平行的阴刻线纹。该琮表面光洁,制作亦很精细。从这种玉琮分节的做法看,明显是良渚文化分节玉琮的简化形式,其玉材与金沙遗址许多玉器的材料相同,结合其工艺特征看,其制作年代与金沙遗址大多数玉器相同。而那件青玉琮则不然,其表面润泽,细腻,似经长期使用把玩,其玉料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其他玉器均不相同,除此并无二件。因此有理由推测青玉琮的制作年代当大大早于金沙遗址的年代,应与良渚文化晚期的年代相近。其制作地考虑到与典型良渚文化玉琮的差异,或许不在良渚文化的中心区,但一定是受良渚文化浸润较深的地区,这是一个有待研究和饶有趣味的问题。
作为一种礼仪器的玉琮,随着良渚文化的衰亡,也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重要地位,商周时期除成都平原外的其他地区发现较少,殷墟妇好墓[7]、安阳大司空村[8],以及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9],都出过玉琮,其形制已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妇好墓出土的玉琮多为矮体短射,形体如玉镯式,有凸起的四个凸块,在凸块上琢有蝉纹,有的则配以横竖的阴线纹或几何形纹。新干商代大墓出土有两件玉琮,年代与殷墟妇好墓大体相当,亦为矮体镯式玉琮,其中一件分成两节,凸块亦琢成蝉纹状,另一件更为简化,琢有云雷纹。到西周时期的玉琮形制更简化,如张家坡西周墓[10]中所见的玉琮多为素面,无槽分节现象。从种种迹象分析,商周时期的玉琮已失去了它原初的重要意义。金沙遗址出土大量低矮素面的琮,形制与大多西周时期的玉琮相类,其年代可能在西周时期。从金沙遗址出土相当数量的玉琮看,而且明显具有礼器的性质,似乎反映出金沙遗址时期较其他区域更多地保留了良渚文化旧有的文化传统,这一现象很令人思考。
金沙遗址出土的璧类器中,有一件器型较大,孔缘凸起有领,周缘有等分的四组齿牙的璧(2001ＣＱＪＣ:11),很引人注意。该器直径24 6厘米,孔径5 3～5 5厘米,其每组齿有5个齿,两端的齿稍大,中间的三个齿较小。这种器形据笔者所知,其他区域尚无同样者发现,这种整体为璧形而周缘凸起的玉器,笔者认为当称“牙璧”。过去在全国其他区域发现不少周缘因凹缺形成三齿的玉璧形器,大多因袭吴大“璇玑”的名称,后来夏鼐先生认为它实际上是边缘有齿牙的璧[11]。但金沙的这种牙璧与之区别十分明显,不应属同类器物,其功用也不会相同。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戚可分两型,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
Ａ型:1件(2001ＣＱＪＣ:546),为弧顶,圆弧刃,刃口分成四段,大穿孔,两侧边有扉棱状的齿牙。此种形制的戚最早发现于二里头遗址[12],后来在商代的殷墟如妇好墓,小屯北的殷墓[13],西周时期的张家坡墓葬中均有发现。这种器物形制上从早期到晚期的变化很明显,二里头时期的特征是顶部圆弧较甚,刃口分段,刃口的宽度明显大于顶宽,两侧边的齿牙较细,一般为6齿,并且明显分成上下两组。到了商代,其顶部的弧度变小,刃口不分段,刃宽略大于顶宽,差别明显不如二里头时期的那么大,两侧边的齿牙变少,一般为4齿,齿变大,而且明显的是中间2齿相对靠近为一组,上下两齿分隔稍远。到西周时期,张家坡出土的顶部几乎变平,刃口也不分段,刃宽与顶宽几乎相若,两侧的齿有些变得更粗大,仍然为4齿,但中间2齿几乎合在一起,仅中间有一细浅的凹缺,上下两齿分得更开。从上述时代特征来分析金沙这件玉戚,可以发现其刃口分段的作法是二里头时期的特征。但其顶部弧度不如二里头的大,与商代晚期的相同,其刃宽与顶宽的差异也不如二里头的大,器身也不如二里头的瘦长,而同于商代晚期的同类器物。两侧只有4齿,中间两齿相对靠近成组,上下两齿明显分开,这些也是商代晚期的特征。因此综合分析,应将该器的年代定在商代晚期。该器刃口分段的特征,明显保留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早期特征,很引人注目,这在其他区域是不多见的。
Ｂ型:如其中一件(2001ＣＱＪＣ:775),该戚的形态特征是平顶,弧刃,刃口明显宽于顶部,小穿孔,两侧边有7个齿,分成三组,中间3个为一组,上下各2个为一组,而且上下两个之间还有一小齿。该型玉戚最早也发现在二里头文化时期[14],商周时期也有发现,如殷墟、张家坡西周墓葬、洛阳北窑西周墓[15]等地。该型玉戚从早到晚也有明显的变化,二里头发现的玉戚器身规整,平顶,两侧微束,刃口略宽于顶,刃口有分段者,也有不分段者,两侧的齿牙与Ａ型相同,到商代的安阳后岗[16]、郭家庄[17]、妇好墓等出土的器形变得不够规整,形式多样,但总的来说器身变得瘦长,刃口明显宽于顶部,西周时期的形制变得简化、草率,两侧边的齿牙从二里头到西周时期的变化规律与Ａ型基本相同,但商代晚期也有6齿者,如妇好墓所见,不过其齿明显比二里头时期的粗大。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一件器体瘦长,刃宽明显大于顶宽,两侧边的齿牙凸起较高,是商代晚期的特性,但其侧边的齿牙形式与齿数在其他区域尚没见到过,有其自身的特点。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兵类器物中以戈的数量最多,其中有两件制作最精,玉材最佳。其中一件(2001ＣＱＪＣ:60),器表为墨绿色,杂有黑色斑块,该戈为长援上扬,上下刃未达锋尖,援中起脊,内援分界明显,方内上有两小穿,内上下有刃,援本部有阴线刻“回”字方框,方框为梯形,外框为三条阴刻线,内框为两条阴刻线,内填以阴线刻的菱形纹和三角形纹。另一件(2001ＣＱＪＣ:683)与上一件形制基本相同,唯内部一穿,内援交界处上下出齿,玉料呈灰白色,有黑、褐、黄沁斑,器表光润,细腻,十分精致,援本部所饰纹饰与前一件相类似。从这两件玉戈的造形风格看,最接近于殷墟二期的风格特征。据笔者所知,真正意义的玉戈最早发现于二里头文化当中[18]。此时玉戈的特点是整器瘦长而直,援中不起脊,援本部多有阴刻平行细线纹,大多刃边线不明显,与上述金沙遗址出土的两件玉戈区别明显。属二里冈时期的盘龙城遗址[19]出土的玉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援略短一点,援本部上下侧有凸棱。类似的风格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也有出土。另一种是援特别瘦长,素面无纹。盘龙城的玉戈部分援中没有明显的脊,也有起脊者,金沙遗址的这两件与盘龙城的同类玉戈相比也有差异。商代晚期出土的玉戈比较多,如殷墟妇好墓、小屯西北地墓葬[20]、郭家庄墓葬、西区墓葬[21]、大司空村[22],其他还有安阳后岗,新干商墓等。玉戈的形制也较以前有所变化,形制变得丰富多样,以妇好墓和小屯西北地的Ｍ11出土的最为精美,上述两墓的年代均在殷墟二期。金沙遗址的两件与之相比,最为接近。金沙遗址这两件玉戈援本部的阴刻纹饰其他地方很少见,目前仅见于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ＡｂⅠ式戈上有相近的装饰[23],另外就是新干商代大墓(殷墟二期)出土玉戈在援部装饰有阴线刻的平行线纹、折线和平行线相交成菱形,与金沙遗址出土玉戈接近,但区别也是明显的。总的来说,商周时期玉戈援部有阴刻线装饰的主要发现在殷墟二期,如妇好墓、小屯西北地Ｍ11等。综合以上分析,有理由认为上述介绍的金沙遗址的两件玉戈年代当在殷墟二期前后。
到商代晚期的玉戈普遍开始变简单,内援分界不如以前那么明显,甚至有没有分界者,多素面无纹,中脊明显。到西周时期更趋简化,器身和刃部很直,器形普遍变小如明器状,还出现许多弯曲状者,与商代以前的区别已较明显。金沙遗址出土有制作比较简单的玉戈,其时代可能为西周时期。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璋数量较多,但与三星堆相比,自身特点不突出,从形制风格、种类都与三星堆基本相同。只是所用玉料与三星堆区别较大,璧、瑗类器物也与三星堆的基本相同。因此笔者对之无法谈出更多新的认识,只是凹刃的凿类器物在金沙遗址出土数量特别多,而三星堆却比较少见。
由于笔者平素对玉器鉴定有一定的兴趣,因此对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比较注意观察,觉得有一点自己的认识,不揣浅陋,大胆谈出来,供大家批评。金沙遗址正在发掘当中,将来可能会出土更多新的玉器,笔者所据仅是已公布的材料,对金沙遗址玉器作详细的研究要等到资料全面分布后才能进行。
(作者单位: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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