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大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态势、影响及应对
———基于四川省501个农户的调查
贾玲
2014-06-27 04:46
一、引 言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早在19世纪初,法国、瑞典等国学者就已开始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依据。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 2011年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7%, 65岁及以上人占总人口的9•1%。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已经提前迈入老龄化社会。需要重视的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只是东部发达地区或者城市地区特有的问题,相反,它在农村地区表现更为突出和严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吸拔下,转移到城镇的劳动者已不再仅仅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是包括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由于留守下来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中老年农民群体,其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市场经营意识不强,对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机械的接受能力较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有效推进。四川是我国最主要的劳务输出地之一,有2000多万农民工,其中接近50%输出到省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在全国具有较强代表性。本文选择四川省富顺县、安岳县和中江县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农区完成501份农户问卷调查,旨在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农村“谁在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及其对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已经成为制约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瓶颈。谢安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而乡村老龄人口数量又远远高于城镇。[1]宋斌文根据每年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的宏观数据推算,我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24•5%, 2030年将达到33•8%,这将给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2]李、赵连阁对辽宁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及其对农业生产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农村老龄劳动力在农业生产技术应用、农业生产经营、农产品市场销售、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劣势。[3]陈锡文通过计量方法研究了农业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认为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升高和劳动力转移对农业产出产生负面影响。[4]针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学者们主要从人力资本投资和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等方面提出应对措施。蔡提出,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预防劳动力短缺。[5]李宗才建议,积极开展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加速农村高学历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大力发展农村工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6]李、赵连阁认为,应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老龄劳动力的科技水平和文化素质,使之能够胜任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同时,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加强农地流转制度建设,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林宝、张妍指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必须尽快转变思路,统筹考虑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寻找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途径和新方法。[7]胡小平认为,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途径在于培养新型农民,适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稳定农资价格,推进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吸引外出农民返乡。[8]
从目前国内研究情况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发展程度及其综合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成效比较显著,但是对农业大省这一特殊类型的地区缺乏针对性研究,得出的结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提出的对策建议则主要集中在农业劳动力或农业发展本身。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的农业大省为研究对象,跳出“三农”本身的思维局限,立足于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宏观视角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成因、性质及影响进行重新思考,力求从根本上破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挑战。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富顺县、安岳县、中江县的9个乡镇18个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为了保证调查的代表性,在确定调查点时,选择距离县城相对路程较远的乡村。问卷内容涉及家庭成员情况、农业生产情况、农业生产技术、农民社会生活四大板块。
本次调查共计完成501份有效问卷,涉及2395个家庭成员样本信息, 1744名农村劳动力样本信息, 760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样本信息。见表1。
表1被调查农户基本情况
三、问卷分析
(一)农村家庭劳动力结构情况
在调查的样本中,家庭平均人口为4•8人,平均劳动力为2•9人。在调查的1744名实际从业的农村劳动力中,男性为903人,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51•8%;女性841人,占比为48•2%。从年龄层的分布看, 45岁以下劳动力的比重为58•5%;其次是45~60岁,占25•1%; 60岁以上超出法定年限的劳动力有285人,占实际从业劳动力总数的16•3% (见表2)。
表2农村人口年龄结构
在调查涉及的2395名农村居民中,实际从业劳动力数量为1744人,占整个调查个体样本的72•8%,年龄跨度为16~80岁,平均年龄为43岁。651名非从业者主要由丧失劳动力的老人、病残人士和未成年人等构成,占整个调查个体样本的27•2% (见图1)。
图1 农村人口结构
(二)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
1•农村劳动力。在调查涉及的1744个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有760人,占比为43•6%;务工劳动力有750人,占比为43 %;其余就业类型占比较小(见表3)。对劳动力年龄层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从事务工的750人中, 45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有679人,占务工总人数的90•5%;从事个体经营等其他职业的人员也主要以45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居多。
表3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
2•农业劳动力。在760名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劳动力中,最小的20岁,最大的80岁,平均年龄为54•2岁。农业劳动力在年龄层上的分布为: 45~60岁之间的比重最高,为43•6%;其次是大于60岁的,为33•2%;最低的为45岁以下,仅为23•2%。农业劳动力在男女性别上基本持平,女性劳动力略微高于一些,为53•9%的比重。见表4。
表4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
表5农业劳动力的性别、年龄结构
3•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总体较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有825人,占总数的47•31%;初中教育水平有676人,占总数的38•76%;高中、中专及职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比重均在5%以内。相对而言,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更低。有70%的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而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只有4•11%,农业劳动力的低教育水平势必会对后续现代农业的快速推进带来一定阻力(见表6)。
表6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
(三)农村劳动力务工情况
1•兼业情况。在760名务工劳动力中,有508名是长期在外务工(本乡镇以外区域)。从图2中可以看到,外出务工劳动力中,完全不参与农业生产(即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时间为T=0)有354人,占总人数的69•7%;每年农业劳动时间为一个月的有73人,占总数的10•6%。从分析结果看,外出务工劳动力每年平均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为0•5个月。
图2 外出务工劳动力每年投入农业生产时间
2•务工收入。750名务工劳动力(包含长期在外务工和本乡镇就近务工)的年平均务工收入为22534•5元,其中,年收入水平频数最高的为24000元,有91名务工者收入达到该水平,占总人数的15•3%。务工者平均每年寄回家的现金为5494•3元,占平均务工收入的24•4%。有141名没有寄钱回家,占有效样本的比重为26•6%。
表7劳动力务工收入水平
在务工收入的用途方面,第一选择为“家庭生活日常开支”的最多,占72•1%;第一选择为“结婚”的其次,占13•4%;其他几个选项所占比重则都在10%以下。
图3 务工收入首选用途
(四)种养殖业发展情况
1•种植业。在调查的501个家庭样本中,有49户已不再种地,占调查农户数的9•8%。其中,有2户耕地撂荒,其余47户将耕地流转给他人耕种。有310个家庭有土地流转行为,占比为61•9%,平均转入规模为3亩,平均转出规模为2•4亩。其中,有152户家庭通过土地流转缩小了耕作面积,占流转家庭数量的49•0%。
在452个种地的家庭中,户均耕地面积4•7亩。其中,有360户种植水稻,户均播种面积2•3亩,总播种面积占耕种面积的39•3%;有223户种植小麦,户均播种面积1•5亩,总播种面积占耕种面积的15•5%;有367户种植玉米,户均播种面积1•9亩,总播种面积占耕种面积的32•8%;三大传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土地耕种总面积的87•6%。可见,在传统农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较慢,传统粮食作物在农业生产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在调查中发现,仅45•3%的家庭出售水稻,而同时有9%的家庭无法满足基本粮食作物的自给自足,需要通过购买来满足家庭需要。
表8耕地的使用情况
表9种植业生产结构
2•畜牧业。在501户农户问卷中有403户仍然从事养殖业,主要涉及猪、牛、羊、鸡、鸭等品种。其中,养猪的家庭有214户,仅占农户总数的42•7%;生猪户均存栏数为5•9头,其中有3户规模在100头以上,除去这3户家庭后户均存栏数为3•3头,其中存栏2头的农户最多,有73户家庭。养鸡的359户,占农户总数的71•7%;鸡户均存栏数为54•4只,但该数据主要被2户存栏数为5000只和1户存栏数为5600只的规模养殖户所拉高,除去这三家大户后,户均存栏仅为10只左右。养鸭的161户,占农户总数的32•1%;鸭户均存栏数为10只,大多农户的养殖数量集中在四五只。调查表明,家庭养殖业向自给性生产方式退化的特征十分明显,曾经作为农户主要增收来源的功能已经显著减弱。
表10主要畜产品养殖情况
3•生产决策。农业生产决策人在不同年龄段上的分布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从事农业生产的452户家庭,年龄在60岁以上的主要决策人高达264位,占样本数的58•4%; 45~60岁的主要决策人140位,占样本数的31•%;而45岁以下的主要决策人仅有48人,占样本数的10•6%。
表11农业决策首选依据
对于种植结构确定依据,选择“自食需要”的有247户,占总选择次数的54•6%;选择“传统习惯”的79次,占总选择次数的17•5% (见表11)。而从对年龄层的分析来看,不同年龄层决策者的决策依据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可见,家庭种植业呈现出显著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特征,而且年龄结构对种植业决策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
(五)农业劳动力供求情况
在452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中,农忙时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有223户,占49•3%;劳动力“刚好够”的家庭为202户,占样本数的44•7%。可见,农业劳动力不足已经普遍存在于农村家庭。
223户家庭应对农业劳动力不足时,有82户选择“雇工”的方式,占比为36•7%;有76户选择“亲戚帮忙或和别人换工”的方式,占比为34•1%;有28户选择“粗放耕作”的方式,占比12•8%;有8户选择“把土地转让给别人种”,占比为3•5%;只有1户选择“弃耕”。可见,农村传统的互帮互助方式正在逐渐受到市场经济冲击,通过市场方式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同时,调查发现,丘陵地区农业机械化程度有限,农业生产上基本依赖于人工,有的地区工资水平高达80~120元/天,但仍然存在聘请不到人的情况。
(六)农业技术推广情况
在调查样本中,有216个农户获得过农业技术培训。其中,通过政府农技部门获得技术服务的农户有208个,占被调查农户总数的41•5%,而通过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其他社会化主体获取农业技术支持的农户较少。有126户(60•6%)对农业培训技术掌握较好,有74户(35•6%)掌握一般,还有9户基本掌握不了培训技术。可见,尽管农业技术培训的实际覆盖面仍然有限,但培训内容基本能够被农户所吸纳并加以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
关于农业技术培训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效果评价,有152人认为对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明显的效果,占比为70•4%;有45人认为效果一般,占比为20•8%;有19人认为没有什么效果,占比为8•8%。
四、主要发现
(一)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问题在传统农区更为严峻
在调查区域,农村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8%,远超过国际老龄化社会标准,也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14•9%) 3•1个百分点;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1•4%,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11%) 0•4个百分点。可见,经济水平更低的传统农区率先进入了“未富先老”的怪圈,人口老龄化问题比城镇更加严重,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倒置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在城镇务工导致农村空巢化。调查表明, 38•3%的家庭只有一两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留守在家。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在公共财政投入更少、经济发展程度更低的传统农区会更早丧失“人口红利”,并且面临着更加沉重的养老负担,这对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形成了显著的制约。
(二)劳动力老龄化可能导致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倒退
现代农业发展的区域性失衡现象比较突出,在缺少农业项目进入的传统农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加快了农村家庭由多种经营向单一经营转变,甚至引致商品经济向小农经济的倒退。从种植业看,老龄劳动力倾向于选择自给自足的生产结构。调查发现,很大一部分老龄劳动力对种植业结构进行了“倒退式”调整。其主要做法是:将水稻缩小至自食规模,并逐步放弃种植小麦、油菜、红薯等非生活必需的传统作物。调查发现, 79•4%的老龄化家庭仍在种植水稻,而只有46•0%、57•9%和61•9%的家庭在种植小麦、油菜和薯类。粮食生产主要用于自食,只有16•3%的老龄化家庭出售过粮食,较大部分老龄化家庭的粮食生产又回归到改革前低投入、低产出的小农经济模式。从养殖业看,大量农户因缺乏劳动力而主动缩减了生猪等养殖业的发展规模,有57•3%的家庭已经不再饲养生猪,户均存栏数为3•3头,且主要用于自食,用于出售的生猪数量逐年锐减。家庭养猪产业曾经是农户经营收入的重要来源,目前正面临着逐步瓦解的危险。
(三)劳动力老龄化构成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障碍
调查发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拉低了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有70%的现有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这进一步影响到了农业劳动力对农业技能培训的重视程度。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对传统种植技术的路径依赖,使得老龄劳动力缺乏有效的技术需求,对机械运用、新技术、新品种采用的保守意识较浓。总的来看,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首先导致生产方式向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倒退,进而产生农业技术需求明显萎缩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正因如此,当前农业大省事实上面临着一些地区现代农业加快发展与另一些区域传统农业趋于衰落并存的挑战。在许多生产条件仍然落后的农村地区,由于尚不具备引入现代农业项目的基本条件,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其产业结构调整乏力,老品种、老技术加老农民,超小规模、粗放经营加自给为主,共同构成这些地区传统农业日渐衰落的主要表征。
(四)老龄劳动力实际主导着农业生产的经营决策过程
在调查的1744个劳动力中,有750名外出务工,占比为43•6%;而在外出务工劳动力中, 45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占90•53%。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高达54岁,整整高出农村实际劳动力平均年龄11岁之多,表现出严重的老龄化现象。特别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88•4%的人仍在从事农业劳动,且占总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33•2%,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出农业劳动力的高龄化特征。而在45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中,只有17•3%从事农业生产,仅占总农业劳动力的23•3%。对问卷分析进一步发现,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劳动投入量,而且还会影响到农业生产决策的科学性。在家庭农业生产决策者中,有58•4%的年龄在60岁以上,仅有10•6%的人口在45岁以下。可见,老龄劳动力不仅在数量上已经是农业生产的主体,而且实际控制着农业生产的决策权,“老年农业”不仅表现在劳动环节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决策过程中。
(五)性别比例年龄倒挂降低了农业劳动实际投入量
调查显示,在农村劳动力总量中,女性与男性劳动力之比为0•93∶1,女少于男且趋于平衡,这与我国总人口的性别比例基本一致。但是,在农业劳动力中性别比例则发生反转,女性与男性劳动力之比上升为1•17∶1,且在中青年农业劳动力中性别比例更趋失衡。在农业劳动力构成中, 45岁以下的女性与男性之比为2•4∶1; 45~60岁的女性与男性之比为1•35∶1; 60岁以上的女性与男性之比为0•61∶1。
这表明,农业劳动力的性别比例与年龄呈倒挂之势,越是年轻的农业劳动力性别比与总人口性别比越是不一致,女性越是多于男性,这也意味着女性成为青壮年农业劳动力的主要力量。然而,在生理机能上,女性相对于男生而言劳动能力较弱,较多女性劳动力才能替代一定数量男性劳动力的同等农业劳动投入量。女性成为青壮年农业劳动力的主要力量将会导致农业生产的实际劳动投入降低。另外,女性在受教育水平上也低于男性,她们接受新品种、新技术能力相对较弱。
(六)老龄化背景下劳务经济对农业的支持效应趋于减弱
绝大部分农村青年劳动力在从业类型上偏向于选择外出务工、个体经商等非农行业,劳务经济的兴起给农民家庭带来了显著的增收效应。但调查显示,大部分务工收入并没有直接转化为农业的生产性投资而主要用于农民家庭的生活性支出。一方面,自给自足型农业主要依赖于传统生产技术,它是一种低投入、低产出的小农经济方式,因缺乏内在投资需求而制约了劳务经济的投入效应。在务工收入的使用上,仅有3%的农民表示其第一用途是“发展农业”,而高达85•5%的家庭务工收入的第一用途是“家庭生活日常开支”和“结婚”。另一方面, 65•7%在省内的外出务工者不能兼顾农业生产,而省外务工者中则有84•1%的农民完全不参与农业生产。即使兼顾农业生产的外出务工者,每年能够投入农业生产的时间也一般也只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主要集中在秋收的农忙时节,对农业生产特别是新品种、新技术的运用所起作用微不足道。
(七)老龄劳动力对种养业收入的依赖性日益下降
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民工资性收入不断上涨,老龄劳动力日常生活开支主要来源于子女的务工收入,对种养业收入的依赖性日益下降。根据问卷分析,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年均务工收入为2•3万元,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高达64•5%,也就是说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务工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家庭收入正在发生着由种养殖业收入主导逐渐转变为工资性收入主导的结构性变化。可见,老龄劳动力对种养业收入的依赖性越来越弱,取而代之的是对劳务收入的依赖。据调查,有73•4%的农民工寄现金回家,其用途主要集中在老龄劳动力的医疗、购买食物等日常生活开支。这也从某个角度说明,在短期内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带来的种养业衰退,并没有对老龄劳动力特别是有子女在外务工的老龄劳动力造成特别显著的经济影响。
(八)劳动力老龄化对区域性粮食安全的影响仍较有限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将对区域性粮食安全造成不良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一定时期内应当是较为有限的。一方面,在所调查的传统农区,大多数家庭在缺乏青壮年劳动力时并没有选择完全撂荒或者将土地流转给业主及公司,而是以“送给”亲戚邻居免费耕种的方式保持收回土地的灵活性,以此防范外出务工收入的不确定性风险。虽然种“懒庄稼”的粗放经营现象的普遍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粮食增产,但并没有出现大范围和大面积的土地撂荒,也没有出现破坏粮食生产能力的现象,区域内和农户自身的粮食供求平衡关系仍能维系。另一方面,老龄化劳动力的生产保守性恰好成为粮食生产的天然稳定器,客观上抑制了土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冲动。老龄劳动力倾向于选择一些操作较简单、更加节约资金、技术要求低的传统农作物,发展经济作物的冲动性较弱。调查发现,有72•2%的农民选择农作物品种的依据是“自食需要”或“传统习惯”,除非地方政府进行引导,否则农民一般不会主动放弃传统粮食作物而发展“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经济作物。
五、基本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认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作为一个不可逆转的长期性趋势,不仅会延缓农业现代化进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衰落,农业粗放式经营、农业产业结构重新向自给性的单一化倒退、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应用不足等问题可能会同时出现。但同时,又要辩证地看待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它也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完成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契机。事实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导致农地产出水平下降,农民对土地流转价格的心理预期也随之降低,很大程度上为更大规模的农地流转创造了条件。如果能够有效地引导土地向有投资能力和经营能力的职业农民集中,将有机会完成农地从零碎化的小规模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从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因此,构建新型现代农业体系,有效地填补传统农业衰退留下的空白,将从根本上破解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
本文的政策启示是:第一,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配套建设财产流转、抵押、评估平台,让农民带着财产权利完成彻底的市民化过程,消除老年农民留守农村的制度根源。第二,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借助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联社等机制设计,有效地构建“小农户、大产业”的发展机制,培育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的专业农户。第三,选择一批有一定基础的农户,通过新型农业科技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优秀人才引进交流等方式全面提升农民的生产能力、管理能力和经营能力。第四,构建多层次、多形式、多主体、多样化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综合配套服务。第五,创新农业补贴的发放和利用方式,进一步提升农业盈利空间,吸引更多的企业、专业大户等多种市场主体经营农业。☆
作者简介:郭晓鸣(1957—),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都,610072),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经济。
任永昌(1956—),男,四川省农业厅(成都,610041),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
廖祖君(1980—),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成都,610072),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农
村经济。
王小燕(1986—),女,中共湖州市委党校(湖州,313004)。研究方向:农业经济。
主要参考文献:
[1]谢 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变化趋势及特点[J].统计研究, 2004 (8).
[2]宋斌文.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及其对策建议[J].公共管理学报, 2004 (5).
[3]李 ,赵连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J].农业经济问题, 2009 (10).
[4]陈锡文,陈昱阳,等.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产出影响的量化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 2011(2).
[5]蔡 .“未富先老”与劳动力短缺[J].开放导报, 2006 (1).
[6]李宗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研究及对策[J].科学社会主义, 2007 (6).
[7]林 宝,张 妍.中国人口老龄化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J].社会工作, 2010 (9).
[8]胡小平.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应有长效之策———农业劳动力短缺调查与对策建议[N].农民日报,2012-10-27 (3).
]]>
2018-07-14 10:35
1290